超越形而上的困境重新看待知识的客观性

　　西方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摆脱神话和迷信，追求真理为己任的。从对构成世界万物本质的追问到对善、正义等伦理概念的探讨，哲学家们希望在纷繁的现象世界背后找到永恒的答案。 哲学家们认为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一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只能被视为意见而并非真理。因为这些知识都掺杂着每个个体的主观性，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等等因素来理解诸如世界本质、善、正义等概念。而作为哲学追求的客观的知识，真理一定是唯一的、稳定的和超验的，它超越于具体的现象界而存在。 因为哲学家们相信世界或宇宙一定有一个终极的本质或规律，它超越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但同时它又是宇宙的最高奥秘和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 哲学家们相信这种本质主义理解是哲学的真正精神，也是哲学家们毕生追寻的理想所在。 古代哲学对于真理最为经典的表述无疑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理念论最为重要的观点就是把世界划分为了现象界和理念界。“我们所看见的个别事物是这些永恒模型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或模式则永存不息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来了解它的内在秩序和关联，思索它的本质。 ”（梯利：西方哲学史，66-67 页）可以说，不管后世哲学的范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在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稳定性和超越性上，直到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和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保持高度的一致。

　　当然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对于知识确定性的怀疑以及对哲学本身追求所谓纯粹客观知识的怀疑。

　　但后世的哲学家们总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扞卫着真理， 坚定地追寻着知识的客观性。在他们眼中，如果哲学放弃了知识客观性的追求，无疑就是放弃了哲学本身。我们无法面对一个虚无的宇宙，人类理性必将追寻那至高的真理，只有真理才能给予我们宇宙、社会以及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解答。但在对真理的追寻中，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都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哲学家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论漩涡。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哲学作为一个似乎从未有过实质性进步的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到底是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目标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哲学形而上的思辨方法需要抛弃，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无论是方向还是方法哲学都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一、 哲学形而上之思的困局
　　
　　哲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到如今为数众多的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这其中诞生了无数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 也产生了无数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圣贤大哲。但就哲学这门学科本身而言，多数人都会同意的看法是几千年来哲学并未有实质性的发展进步，这一点同自然科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为什么声称追求真理的学科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 大多数人都会肯定哲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又会对这位“过气的女王”产生一丝怜悯，因为她的步伐确实过于迟缓了， 特别是在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似乎离这个时代渐行渐远了。也许有些支持哲学的人会认为哲学的发展现状正是由于其自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现象界不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远比现象界深刻的本质领域。 它不仅仅需要发挥人们发挥感性直观的认识，更是需要运用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才能进行的。 正是因为哲学研究的问题比自然科学的问题困难得多， 所以哲学前进得艰难缓慢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质疑哲学的人会认为哲学发展之所以发展迟缓，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哲学追求真理或知识客观性的道路根本就是错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超出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的所谓的纯粹的客观知识或真理。 怀疑论者正是从哲学追求的目标来质疑哲学本身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哲学一开始就选错了道路。 一味地追求那种遥不可及的真理或客观知识而忽视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人为地使世界分裂为本质领域和现象领域，也是一切哲学困惑的根源。

　　事实上，就在哲学产生的初期，怀疑的精神就与哲学结伴而来，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哲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促进着哲学不断打破现有的思维模式，去追问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质疑着哲学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不断把哲学赶向尴尬的境地。 古希腊着名的怀疑论者高尔吉亚就提出了怀疑论的三个命题，以否定哲学家追求知识客观性的企图。 即“1、无物存在，2、如果有某物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3、即使它可以被认识，也不能被传达”. （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27 页）这三个命题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层面对知识的客观性追问给予打击。 是否存在外在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即使存在这样外在世界，我们的观念是否能够正确反映这个客观的世界；即使我们能够正确反映这个客观世界，我们想要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使用的工具，即语言是否能够如实客观地做到这一点。我想每个问题对于哲学家们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整个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也可以说是在尝试着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正如阿佩尔曾经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为人熟知的总结，即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可以说哲学家们在不同发展阶段扞卫着知识的客观性，扞卫着哲学对于真理的信仰。

　　哲学家们在怀疑论的质疑面前会不断反思哲学的出路，也会质疑现有的哲学理论。 但与怀疑论者不同的是，哲学家们不会满足于仅仅是停留在怀疑的立场，从而认为哲学应持相对主义立场，甚至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相反哲学家会在怀疑论的激发下不断寻找哲学未来的突破口，从而在新的维度上去扞卫知识的客观性，这也正是西方哲学范式不断转变的基本动力。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建立的本体客观性体系到笛卡尔、康德等近代哲学家建立的观念客观性体系再到弗雷格、卡尔纳普等现代语言哲学家建立的人工语言客观性体系。但我们发现，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自然上的愈发自信完全不同，哲学家们在解决知识客观性上的信心实则是愈发悲观的。 从早期哲学力图解决外在世界的客观性，甚至揭示宇宙最为终极的本质到语言哲学不再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只是试图揭示语言的基本结构。我们当然不能说哲学的发展是不断倒退的，因为愈发悲观很可能比盲目乐观更多地意识到问题本身的深刻。 但哲学的确在追求知识客观性道路始终不能得到实质性发展，相反陷入了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 与此相反，自然科学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使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并在实践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实的发展使得不仅仅是科学家，就连在哲学家内部也开始批评传统哲学形而上的思辨方式，因为形而上学的确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完备的知识体系，而科学家做到了这点。向科学学习，使哲学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成为一些哲学家努力的方向，实证主义成为哲学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是否科学就可以解决客观知识问题，作为时代的显学，科学让我们领略了它巨大的改造自然的力量。 而科学主义的膨胀使得我们产生了认识的错觉，科学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似乎忘记了科学也只是我们认识自然界以及我们自己的一种工具，重要的是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到底是否是正确的。

　　二、 科学主义的盛行与反思
　　
　　科学与哲学在人类文明产生的最初阶段并不是分离的，在摆脱愚昧，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科学与哲学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在看似相同的目标指引下，从一开始二者就存在着差异。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把阿基米德、欧几里得视为科学的先驱，但对于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虽然他们也有解释自然界的相关理论，但我们却很难把他们归于科学家的行列。 这之间最为显着的区别可能就是研究手段的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们采取的最主要的方法是理性的思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哲学的思辨。 他们更多地是依赖于数学的工具，强调定量研究而不是定性研究。所以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我们会发现哲学家与科学家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哲学家更希望直接给予我们一个世界的本质模型，而其他所有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解释都是在这个大的模型统摄下得到理解。而科学家更多地是通过数学的运算，建构一种理论假设，之后再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以确保它的正确性。 这一方式早在古希腊就开始使用，并最终在近代由伽利略、牛顿等一批科学家共同确立起来，慢慢成为一套成熟的科学方法，并在认识自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以说， 自近代以来哲学就感受到了来自科学的压力，在科学不断取得认识自然的重大突破的同时，哲学家们开始反思哲学未来的道路。很多哲学家都受到科学的影响，希望把哲学逐步改变为严格的科学。 “我不能不认为，通过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范例，也许应予以充分注意，以便对这两门科学赖以获得那么多好处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最基本要点加以深思，并在这里至少就这两门科学作为理性知识可与形而上学相类比而言对它们加以模仿。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5页）科学的进步有赖于其严谨、定量的数学方法，每个科学家不必从科学史中最粗浅的知识一步步做起，而是直接就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最前沿的问题进行理论的突破。而科学所使用的语言是通用的，也避免了交流中可能会出现的障碍。反观哲学史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虽然哲学也经历了几次范式的转变，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哲学家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概念体系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哲学话语。 就追求知识的客观性来说，每个哲学家都希望给出一套完整解决方案，但另一个哲学家在面对同样问题时可能会给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解答。 这也就是为什么阅读哲学史会让人置身于一个思想的战场，每个哲学家都是踏着他人的尸体不断前行，而这条漫长的思辨之路是否有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可能谁都无法预料。

　　而科学在脱离哲学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其凭借着在认识领域的巨大进步以及实践领域的瞩目成就逐步成为我们时代的显学。 如今的科学在对自然的探索过程中从微观领域到宏观宇宙领域都达到了以往人类所无法企及的程度，同时科学也在全方位地改造着我们生存的坏境。

　　当然，现在的科学其领域也绝再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界，它延伸到几乎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 从经济理论的建构到脑神经科学对于人类思维意识的探索，科学都发挥着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而这种自信也感染着每个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普通人，人们开始从中世纪对神的崇拜中走出来进入了科学崇拜的时代。 人们开始相信科学最终会揭开宇宙的全部奥秘，相信科学能建立一套最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相信科学能解释我们大脑的全部奥秘，相信科学能最终战胜饥饿、疾病甚至死亡。我们置身与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而科学其最初的目标和理想就是追求真理，这一点科学与哲学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罗蒂在其着作 《后哲学文化》就给予了相应的评价。他认为虽然代表科学的实证主义与传统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追求客观知识或真理的问题上两者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科学主义者们坚信人类会最终走向真理，获得真知。但问题是这个真理我们该如何理解，是否意味着一种标准的模式，一种理想化的方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需要我们跳出科学主义的乐观情绪去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是真理，是否有一种普世的标准等待着我们去寻找，而一旦找到了这样的标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坚持下去。我想不仅仅是哲学家，只要有一定常识的人们都不会持这种乐观的立场。 科学主义的强势表现在人类的所有知识最终都应该能够在科学的解释下被定义，而忽视了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其自身也是需要不断改变发展的。 当科学从探求真理转变为真理的代言者的时候其实自身就已经陷入了当年形而上学曾经跌入的牢笼之中。如何看待知识的客观性，是否有超越于人类认识能力之上的客观真理，值得我们去不断反思。而哲学作为一门反思的学科需要比科学更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主义的狂妄带来的必然是整个人类的危机。

　　三、 超越形而上的迷雾，重新看待知识的客观性
　　
　　西方哲学史上最近的一次转变“语言的转向”可以说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次全面的颠覆。如前所述，哲学家们在科学的启发下逐渐不满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方法去改变哲学，使之能够真正成为像科学一样可以持续发展进步的学科。其中新的方法就是数理逻辑，而需要改造的对象是我们的语言。 传统哲学对于语言的观点是仅仅把它当做表达思想的工具，但以弗雷格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语言问题，他们认为没有脱离语言的思想，我们在处理语言问题的同时就是在处理我们思想的问题。 而早期语言哲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建立起一套人工语言体系，这种理想的语言摒除了日常语言概念中复杂的涵义，使之成为最为纯粹的探究知识的工具。早期语言哲学最为典型的代表着作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全面展示了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句子与事实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语言与世界享有共同的逻辑形式，我们可以通过把握语言来全面理解世界。“事实的逻辑图画就是思想。 所有真的思想的总和就构成了整个现实世界一幅图画。 ”

　　可以说早期的语言哲学虽然在方法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做了全面的改造，但它的基本精神仍是柏拉图主义的，即希望找到世界的最终本质。 无论这个本质是以什么方式存在，所改变的不过是这个本质的具体内容，例如从理念到逻辑。 这种观点显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探究传统形而上学真正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不单单是方法论的问题。即使实证主义运用科学的方法，只要它还在试图追寻超脱于人类认识之外的客观真理，只要它还没有真正摆脱本质主义的束缚，就都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解答。再如早期语言哲学家总在追问语词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困挠着那些试图对这个问题尝试进行解答的人。 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本质哲学在语言转向后的新的变种。 我们总是希望透过语言找到背后的答案，也许似乎人具有理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但问题是这种提问方式其实是为我们设下了无穷无尽的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哲人就在追问真是什么、善是什么、正义是什么，这种提问最终证明了即使是希腊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对于知识也一无所知。当然，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进行哲学探索最初的阶段，但问题是这样的追问最终会不会形成一个客观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说，通过查阅百科全书我们就会对于每个概念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问题是百科全书或字典也是人来编订的，它并不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答案。 我们根本就无法超越现有的语言而去试图揭示语言背后的本质。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什么是知识的客观性，或者什么是真理，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始终所绕不开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对于真理的渴求是那么执着，从深层次看就来源于人们不希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无序的、偶然的状态。而更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本质，是一个有规律的有机体。这样想会让我们心里有一个稳定的寄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不停地追问世界的本质、我们内心思维的本质以及语言的本质。但这也正是一切哲学困惑的根源，当我们无止境地追问某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陷入了用语言解释语言的牢笼。 而我认为语言转向本身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了我们自身就存在于这个语言的牢笼之中，而如何摆脱语言的牢笼就成为语言哲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这个摆脱绝不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语言本身去寻找真正的本质，而是说我们充分意识到以上行为只是人类的妄想，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的语言文化传统之中去揭示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语言根植于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当我们试图揭开语言的包装去分析思维的时候，会惊人的发现，排除了语言，我们的思维一无所有。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在从事哲学思考的过程中不要试图超越语言去试图发现语言背后的本质，这是避免陷入语言陷阱的首要条件。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即什么东西是什么。 或者即使问这个问题，也不会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即试图发现某种真理，而会在不同语言的翻译之间使用这种提问方式。 例如我们不再会问“绿是什么”,而会说“这是一片绿叶”,“那是一片绿草”. 在我能正确使用这些句子的同时，我实际上就已经理解了什么是绿。 所以，我们是否理解了一门语言，就在于我们能否很好地使用它，同时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这种理解正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语言哲学中一直坚持的观点，即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这种理解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思考方式的一种极大改变。 我们不再认为客观知识或真理是超越于人类认知理解之外的纯粹的理念，正如柏拉图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也不再认为真理是一种由科学主导的，最终是一种统一的普世的标准答案，正如实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认为知识根源于我们对于现有语言的理解，而这个语言承载着人类过往对于世界的理解。当然，语言的内涵也是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推移的，这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标志之一。但我们不应期望达到超越语言背后永恒本质的途径，正因为此我们不应期望科学最后能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不期望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有一个理想的模型，更不期望有一个标准的方式去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 无论是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我们的思维，现有的知识结构只是我们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 可能这些不同的方式有高明和不高明的差别，但绝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们真理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就应该如何行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未来的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呢。

　　如果哲学放弃对于永恒真理的追求，如果哲学放弃了为科学奠定基础的使命，哲学会不会彻底地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尼采带有寓言性质的宣告“上帝死了”的时候，就已经很清醒地看到了哲学的危机，更是全人类的危机，人类是多么害怕活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啊。 但我想把哲学或科学从神的地位拉下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就如同宗教的式微并不代表人类信仰的崩溃，反而是激发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同样，否定了超验真理，是把真理还给了人类自己。 我们不应把人类的未来交给那些试图告诉我们人类未来图景的“先知”. 而应该从人类自身出发，从现实历史条件出发寻找一条逐步改善我们自身生存状况的道路。 哲学家与一般理论工作者的差别在于他并不掌握具体的人类知识，但可以从语言角度出发去纠正他人的语言误用，更主要的是避免追求语言背后本质的理论冲动。理论或人类知识需要不断的进步，但进步的目的不是要达到某种终极的真理，而是要切实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正因此，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理论家，科学家，但更需要大量的社会实践者，工作者去真正把理论，知识贯彻到实践中去。

　　我们该如何理解客观知识即真理以及善、美等传统哲学一直是努力追求的至高理想。首先，我们需要放弃本质主义的幻想，无论是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还是以科学自居的实证主义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完美的终极的世界图景，即使宇宙存在最终的奥秘，那也与我们人类本身的发展无关。我们需要的知识是关乎我们自身生存发展的知识，例如科学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提供给我们一套快速发展人类生产力，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方式。 当然，如果科学的发展最终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工具，那我们就必须要反思是否要发展这样的科学。其次，放弃本质主义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知识必将陷入相对主义。知识绝非没有对错之分，并不是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中我们没有判断的标准。 哲学需要坚定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但这个真、善、美并非传统哲学所说的脱离人本身的真理、至善、至美，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正确的科学，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正义的社会制度，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每个人的权利。 这也就需要我们不断发展我们的各方面知识，并最终在实践中体现。 最后，我们必须要充分意识到我们自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存在一个整体的文化体之中。 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接受文化体赋予语言的整个思维方式。 我们不可能超脱于语言之外去寻找所谓的本质，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分体会孕育在语言之中的丰富内涵并使之向更有利人类发展的方向上去努力。 人类知识的发展，特别是理论知识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方式的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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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