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着较深的话语背景，这不仅体现为其贯穿于西方哲学（文化）探讨的全部过程中，更体现为其深伏于中华文化发展的根脉中。发掘其思想资源和思想基础，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意义，发掘其在时代发展中的现实依据，延展出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及使命是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论题、继续深化其所实现的理论自觉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化”表述方式的历史根据
　　
　　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化”思想资源的开掘与整个西学东渐史有着时代背景的重叠。自西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以文化的形态传入中国之后，就已经有学者以敏锐的触觉把握这一变化，并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所期望实现得并非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也并非二者孰优孰劣，而是在确定二者之间的逻辑界限和思想交界的基础上来实现西方哲学脱离开其固有的“西方”母体。

　　一些典型的时间点、学者、文化事件和观点的连线能够大体勾勒出这一图景。

　　梁漱溟与“东西方文化论战”.20世纪初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人第一次集中的、正面地表现出在面对西方哲学之重大背景---西方文化深入中国文化领域时的应对态度，这其中不乏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可为继续探讨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话题梳理前提性的理据。在东西文化问题的探讨中，梁漱溟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专门提到了两个概念，“西方化”以及“东方化”,梁漱溟试图解读两个概念时指出：“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文化。”[1]33西方化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两种“新”的精神，而对于“如何是东方化？”这一问题的回答方面，自觉的植入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视角，梁漱溟认为：“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

　　[1]29不是简单的拒绝“西方化”是论述“东方化”的意欲，是在“东方化”未来中加入的新的认识。然而这样的观点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因为梁漱溟同时指出“东方化”与“西方化”的一个共同的论域，即“你且看文化史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以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

　　[1]32归根到底，梁漱溟将“东方化”放在与“西方化”的比较视阈中加以生成，承认“东方化”在中国文化保持传统方式的意义，另外也试图在“西方化”的解读中启示“东方化”的发展路向。当时许多学者也都意欲到了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张申府（张崧年）也曾认为：“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能满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2]

　　对于西方文化的“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在中国文化中得到了持续的酝酿。

　　贺麟与“西洋文化华化”.

　　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以西洋文化之“华化”用度作为思考的进路，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儒家思想能否具有新展开的探讨。贺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展开》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能否在西洋文化大量输入的考验下取得新展开，“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3]6贺麟先生从文化的论域中所强调的儒家思想的“华化”问题也就是强调：一方面“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

　　[3]3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3]4可以看出，文化论域中的“华化”当然包括对传统连续性的发展视角以及对新思想融合的视角。如今，西方哲学中国化也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具有了再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当代学者与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中国化是在非“西方”的意义上，在传续西学东渐的文化进路，尤其是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事实与逻辑上具有合理性的理论特征；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中国化又是在不断开创主动自觉的文化意识中成为一种显现的创新式理论形态。当代已有诸多学者提出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多种角度：赵敦华于21世纪初提出了“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所谓“中国人的眼光”同样吻合在两种维度上自觉理解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即“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是基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 文 化 建 设 的 历 史 经 验 教 训 而 提 出的。”

　　[4]代前言1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意味着尊重传统的重要维度。“我们不仅要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和西方学者竞争，更重要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互相理解。”

　　[4]代前言4“运用中国人的眼光是中国文化意识的自觉，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更是我们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的新任务。”

　　[4]代前言11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意味着文化发展中的创新自觉，也就是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自觉认识。李景源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一书中也提出观点，即将西方哲学中国化视为一种探讨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潮流”形态，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学东渐、中西方哲学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中国人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潮流这样一种哲学文化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潮流的一部分，同时更是一种超越、一种创新发展。”[5]

　　认为西方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在西学东渐中形成的思想潮流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铺垫和重要论域，这实际上说明了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具有的接续文化发展使命的合理维度，表达了一种在连续性的文化生成史中解读包括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理论形态的方式。

　　另则，陈卫平也对西方哲学中国化进行了阐释，认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 论 形 态，有 着 与 其 在 西 方 不 尽 相 同 的貌。……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6]

　　如何在传统文化论域中走出自我道路是深化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重要向度。

　　正是在这两个意义的认识基础上，即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文化生成史中具有的与西学东渐相同的历史逻辑以及在理论形态的自觉发展中凸显的创造性、融合性本质的理论实质的双重理解中，西方哲学中国化具有了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具有了我们通过这两个维度开出更多合理启示的关键契机。

　　回顾以往几代学者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相关论题的探讨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国化首要实现的是使西方哲学走出“西学”的固有域境，使之能够在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支配下融入中国社会现状，并在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实现其自觉的“中国化”.他们对问题的探讨已经将西方哲学中国化上升到文化和理论自觉的高度，对其内涵、特征和实现方式等做出基础性说明。他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一方面应继续夯实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身的生成史，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论域中结合西方哲学中国化面对的现实问题回答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自觉前提；另一方面注重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突出表达中揭示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自觉，即自觉探索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发展中的可能方案。这些都是在努力推动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走出西方”的重要步骤，也是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问题探讨的同时开展实践研究的基础。

　　二、“中国化”实践经验的历史演进
　　
　　哲学产生、发展、融通从最深层次上说都是时代要求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理论界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将其作为简单的文化交融问题，而是在不同时代对其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社会哲学形态理解过程彰显出的时代自觉。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学者们在论及西方哲学中国化将其作为理论问题加以探讨的过程中，同样将其作为时代问题加以破解。这样的破解方式就是将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问题转变为时代问题，使其能够体现哲学发展的应有之意。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产生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初级形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通过耶稣会组织，带着他们的科学著作进入中国，在那时主要传播的科学著作与哲学是分不开的，传教士们信奉托马斯，因此其著作大都将基督教、天主教神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起来，也可以说，西方哲学最早通过传教的方式进入中国。然而不难看出，西方哲学的初期传播并非按照中国自身的国情发展需要而主动寻求和选择的，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教会力量向海外扩张势力的一种手段。利玛窦自己就曾宣称：“中国偶像崇拜这个三首巨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恐怖……而我们耶稣会本着自身的宗旨，奋起与之战斗，跨越千山万水，穿过许多王国，从遥远的国度来此拯救不幸的灵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谴。”[7]

　　在西方传教士传播“人文主义”福音的外表下隐藏着以在西方哲学为基本形态侵略中国人文化以及思想的动机，可这在当时恰好适应了中国社会出现的现实问题：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环境对于神圣文化的需求。在历史背景下显示出的文化进程之逻辑与现实问题凸显中构成的共同合力致使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最初淹没在侵略与统治的野心之中。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转变，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淹没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变，所谓的洋务运动之后迎来的西学东渐的真正高潮只是从另一个历史事实中表明了西方哲学在中国被动发展的初级阶段。

　　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运动催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论题的出现。建立在民族精神刺激之下的西方哲学的广泛开展只是反映了对西学思潮接纳的广度上取得了进展，即西方哲学作为洋务运动的器物之变、制度之变之后对中国文化观念、哲学理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分支，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被推向了前台。经过鸦片战争的惨痛洗礼，中国人清晰地意识到西方列强通过科学技术改造的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因此中国人抱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发展之路。然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首先选择了学习西方的器物之理及制度之纲，19世纪60年代一场洋务运动便适时地开展了。在这场广泛地汲取西学之用的运动中，中国学者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较为主动地思考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资源储备和主体动机。洋务运动中，在中国南、北方的上海和北京分别成立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和京师同文馆，陆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其中包括大部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也有少部分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民国之后随着引进西方哲学逐渐加温，19世纪初在西学著作的翻译中自然科学类书籍数目出现了下降，哲学、社科类开始上升，“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哲学的翻译著作便受到了更加明显的重视。而就学习西方哲学的主体动机来说，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的主动动机受到了社会现实问题的启发，从长时间受困于外忧的现实问题转向同时解决内患的社会变革、维新的现实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在历史逻辑的延续以及现实问题的契合中初步展现了中国化的特征。

　　不同于战争时期，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深化认识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实现由以往的制度层面学习向精神文化层面学习的转变。诚如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式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真泻，沛然莫之能御也。”[8]

　　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也讲到：“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流离之景。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9]因此在西方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最早挖掘此精神文化之觉悟的有识之士。严复、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要想使植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的中国本土哲学表现出新的状态，就要“运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哲学的概念与观点，或者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与原理融会到中国哲学中来，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了变革和转型的阶段。”

　　[10]

　　6正是在这种契机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促使中国哲学走上转型之路的动力之一。新文化运动中试图以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填充中国文化的意图使得宣扬西方哲学成为一条合理的途径。

　　20世纪30、40年代，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探讨也达到了空前的热潮，藉此出现了众多的现实问题的探索和争论，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在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时期哲学、文化演进本身的特殊需要，并基于对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思虑调整了方向。就广大学者的认识来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展开的理论探索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了丰富的革命理论，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西方哲学对于开拓中国文化思想的新领域以及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提升常理性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为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西方哲学家的重要著作及其学说系统地输入进来，经过深入的研究把取得的理论成果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使它们在继续开展的思想启蒙，进一步唤醒民族精神觉醒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思想界在不断地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展示了在思想认识中发生的明显转变。以贺麟先生为例，他饶有兴趣地从事着德国古典哲学开疆辟地的研究工作，但可以从他的研究轨迹看出，个人兴趣与对时代的敏感认知相结合是贺麟先生开展哲学研究的重要初衷。

　　1939年贺麟先生写作出版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引证了其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态度。

　　1941年，贺麟先生继续秉持着传播西方哲学重要思想的目标，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开始组织系统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工作。“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第一集便出版了四本书，包括贺麟自己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翻译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贺麟的学生翻译的罗伊斯《忠的哲学》与《近代哲学的精神》。对西方哲学著作的占有日益丰富的同时，贺麟先生还在中西哲学融通的层面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心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即从中国哲学中的心学出发，写作了《近代唯心论简释》，同时在自我的学术经历以及学习背景的支撑下，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潜心钻研提出可以通过德国唯心论论证陆王心学与胡适实用主义唯心论不同的新颖论点。从这样的历史事实更加明显地看出，西方哲学正在通过一种与时代节奏、理论建构相关联的发展方式彰显着“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哲学思想引领创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不同情境。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哲学的研究更加在曲折发展中体现了中国化的具体特征。建国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及研究首先出现了向苏联哲学“一边倒”的特征，新的国家体系以及社会制度的建立，亟须思想领域做出规范和解释，因此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哲学界开展了以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为著名标志的研究方向的转变。

　　1950年初，中国学术界多次在北京大学举行关于学习日丹诺夫发言的讨论会。马特曾指出：“照日丹诺夫的意见，哲学史的定义很重要，它就是对哲学史的基本看法。假如没有给哲学史下正确的定义，对哲学史上的各种问题，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解。”[11]

　　至此意味着我国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的性质进行全新的认识和诠释。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哲学研究，符合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要求，也有利于解释建国初期很多重大的和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正如郑昕所言，“旧的被否定了，新的尚未能掌握，颇有茫茫然之感。”[12]

　　新的哲学原则和标准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统一思想的积极作用。而此时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也已经逐渐超越传统的方式，从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转移到建设国家，树立民族独立精神的层面上来。因此，西方哲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特征尽管不甚符合西方哲学的学术逻辑，但却是符合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的，即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方面是西方哲学的研究，但更体现的是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而在西方哲学的这种研究中体现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现实情况，以中国人的政治立场、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为旨趣也是无可厚非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段低迷期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研究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重要阶段。以1978年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重要标志，我国西方哲学在真正的思想解放理念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了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理性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同样灌注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当中，以西方哲学本真的面向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带来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一轮繁荣。即哲学研究不能只是被动单纯的照搬照抄，而应该尊重研究者自身的思想立场、主观需求和价值取向，甚至将研究主体特有的历史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有个性地表达出来。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探讨应逐渐摒弃苏联模式的禁锢，不再以是否符合苏联哲学的模式为判断标准，逐渐从教条、僵死、二元对立的“本本主义”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一切思想理论研究扫清了障碍。加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在思想观念上为新思想、新观念的进入和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也催逼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领域，积极地开展的广角度研究是基本的趋势，古希腊、中世纪、经验派与唯理派、德国古典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以及各个时期代表人物、流派、著作、思想的专门研究纷纷成为西方哲学注重多元视角研究的现实表现。在这种多元化、创新意识的推动下，西方哲学的研究在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情本身”的层面上开始进行“中国化”的反思，正如高清海先生所指出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别人的理论终究无法代替我们的哲学思考。”[13]

　　中国人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创造性地发展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能够做出自觉的解释与自我的说明，特别是自觉的运用。如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流派和观点的阐释中，越来越带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解释原则，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越来越本土化、中国化。这样的西方哲学研究，是研究者主体性逐渐彰显的过程，也是主动追求、甚至是主动催化西方哲学向“中国的西方哲学”转变的过程。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得出的自觉认识。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演进与发展以深刻的融入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形势的历史逻辑以及鲜明的彰显现实问题凸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重要前提[14].也正是由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最初发展所呈现的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特征，才使得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在无意识状态下呈现的被动融入的形态促成了后来中国人主动、自觉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更加长久的历史与更加突出的“中国化”的现实意味。如果说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建国前尚未全然自觉，那么这种空白在建国之后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了填补，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关键机制也在对这种空白的补缺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合理化。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是民族化的理论自觉，这一“是”民族化理论自觉的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即还原---识质---建构。在当下，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形成的成果，体现了对西方哲学的不同态度转变过程，也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层次和程度。此“是”的过程也是西方哲学中国化中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呈现的过程，是从最深层次挖掘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历程。从研究成果看，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时，体现了从摘选到全面引介再到自觉创造的整体过程；对西方哲学的自觉主动甄别也就是建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机制，表达学者们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主动建构。

　　建国之前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总体上体现了还原和介绍的思路。从西学引进之初，进化论的热潮以众多著述的翻译与引进为现象，屹立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转折阶段。中国人主动的选取那些集中展现西方文化之进化向度的文献，作为迎合国家危机的现实局势以及抒发救亡图存的民族心理的途径。

　　19世纪末严复选取了赫胥黎《天演论》进行翻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30多种不同版本，广泛流传，风行海内，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15]

　　进化论迅速成为代表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转变思想主流的成功案例。在人们热衷于进化论之际，中国学者开始积极的摘选符合这种文化思潮的思想资源，如1902-1903年，马君武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中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两章，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为题，出版了单行本。

　　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第3卷。直至五四运动之后，对进化论相关书籍的选取翻译与引进仍然被视为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阵地。

　　1920年，马君武全面译出达尔文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1922年以后，又有许多进化论的经典著作如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黑格尔的 《生命 之 不 可 思议》、《自然创造史》以及进化论通俗读物如《进化论十二讲》、《进化论发展史》等书先后在国内出版发行，推动了进化论的普及。”[16]

　　最初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的摘选是在主动迎合变革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精神改良，虽有主动但并不是在自觉建构的意义上对西方哲学的慎重思忖。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任何符合救助民族危亡的思想资源都是受到欢迎的，因此除了进化论，西学思潮中的国家发展、社会制度等理念也被摘选出来，填充到中国文化的新进展之中。如严复继《天演论》之后后又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疑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著作，从严复甄选、翻译的西方著述来看，其共同之处就在于这些西方文化成果大都能够在与中国社会情况结合之下加以改造，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提供启蒙。这就造成了西方哲学最初的引入也必然受制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对于西方哲学的甄选中也呈现出了贴合进化论的趋势，如康有为所著的《诸天讲》，其中对于康德星云学说的引进便符合了这一时期在世界观方面发生转变的中国人的需求。又如梁启超在西方哲学中总结、反思的文明发展根源以及西方的政治学说等等，也通过自我主动的发展与传播成为了能够被中国人即用的思想资源，他曾通过广泛的阅读西方哲学著作，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试图通过认真的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著作总结西方国家进步的根源，由此写作了《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等基于西方哲学名篇研究的学术成果，同时还特别关注西方哲学家思想中的政治理念，发表了《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长期所处的动荡局势，使得中国人一方面在文化发展中不得不注重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在动荡中初尝了文化之对流，具有了不一样的眼界，因此，西方哲学翻译成果在中国人集中精力救亡图存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左右。然而不同的是，在相对政治环境宽松的30、40年代，西方哲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全面引进西方哲学阶段。中国学者开始以整个西方哲学史为对象进行较为全面的翻译和引介工作，比如在古希腊哲学方面，有杨伯恺译出的《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德谟克利特哲学道德集》以及《学说与格言》；1944年陈康翻译《巴曼尼德斯篇》等等。近代西方哲学方面，有关其桐翻译的培根《新工具》；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笛卡儿《方法论》、《哲学原理》、《沉思集》等等。德国古典哲学方面，有胡仁源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张铭鼎翻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论理学》；王造时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等等。对现代哲学著作翻译也取得了较为全面的进展，其中叔本华、尼采、詹姆士、杜威以及罗素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都成为中国人全面促成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前提资源。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哲学 的 研 究 总 体 上 体 现 了 性 质 界 定 的 思 路。

　　1948年至1954年由我国学者李立三翻译出版的《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以及《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三本译作中都曾提及日丹诺夫代表的苏联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主要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由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走上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立场下的建构阶段。日丹诺夫指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物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历史。”[117]

　　建国后在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刚刚建立的初期，在思想领域做出规范和解释具有必要性。也正是在此时，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被引入国内，他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以苏联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为指导，还要以此为样板撰写和编纂整个西方哲学史。马特就曾指出：“照日丹诺夫的意见，哲学史的定义很重要，它就是对哲学史的基本看法。假如没有给哲学史下正确的定义，对哲学史上的各种问题，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解。”[11]

　　也正是在这种对哲学史的基本认识之下，我国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性质进行全新的认识和诠释。

　　一段时期内，西方哲学的建构发生了向苏联模式的哲学建设“一边倒”的转变，但这段历史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以及现实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段时期的西方哲学研究视为错误的，只能说正是由于我们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辩证发展阶段，才进而拥有了更加清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哲学的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地走向建构型的中国化理论的同时，西方哲学也在不断地起承转合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视角。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主流的方式诠释了中国人主动自觉的容纳新的思想理论的一种转变，西方哲学就是在不断的以批判性认识的方式推助这种主流转变的另一种中国化力量。然而西方哲学中国化最终还是在自我的建构机制中真正凸显了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之处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之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总体上体现了建构的思路。

　　1978年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意味着我国西方哲学建构时期的到来。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哲学理论体系中主体性思想的当代发展和引入建构西方哲学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主题。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需要建立真正的理论自觉认识，需要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问题的视域之外形成新的自觉性认识。反思西方哲构为实质内容的一大批优秀成果在70年代之后纷纷涌现。如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朱德生、李真所著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所著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陈修斋、杨祖陶所著的《欧洲哲学史稿》，全增嘏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所著的《欧洲哲学通史》，高清海所著的《欧洲哲学史纲》等都力图立足于“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切目的，积极地建构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样貌。如叶秀山在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前言中所说：“创造性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史。哲学史也就是这种自由史的理论的表达。对于创造-自由的历史，我们也是要学习-研究的。学习-研究他人，特别是学 习那 些 历 史 上 的 哲 学 大 师 们 如 何 创 造性-自由地思想，舍此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使我们的思想真正成为创造性的。编写这部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目的也在于把西方历史上那些载入史册的哲学大家们如何创造性-自由地思想哲学问题真正客观地介绍给大家，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我们自身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只有自由者能够理解自由。”[17]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哲学态度的转变从强调西方哲学的外在的“应激反应”式的“为我所用”过渡到从西方哲学的真实研究出发的内在建构的“为我所用”,西方哲学实际上真正进入了中国化、现代化的广泛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在进一步发挥主体自觉性上呈现了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多样性特征。正如孙正聿先生所总结的：“从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去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状况，大体可以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以反思教科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的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18]

　　中国学者在逐渐意识到哲学研究中的反思意义以及以现代性的视角建构哲学体系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开展了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探讨。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从以往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的研究转向对西方哲学中的具体思潮、流派、人物等微观视角的把握，这一变化不仅仅带来了西方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上的变革，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已经开始努力地探索哲学史中展现的思维发展的规律性总结。

　　例如赵敦华先生所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以及后来推出的《西方哲学简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都极力在微观的视域下融合了西方哲学的自身历史的真实性与中国人解读西方哲学产生的主观自觉。赵敦华先生通过对西方哲学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整理，突出哲学观点、把握思维线索的表述目的，展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立足点，即“史论结合”地阐释西方哲学。可以说，就西方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变革来说，我国学者已经具备了自觉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在自觉扩充西方哲学研究的现代视域上实现了理论自觉。除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之外，现代西方哲学的引介与研究越来越在成为潮流。现象学思潮、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极具特色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在中国人寻求更多地展现理论自觉性的实践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无疑都构成了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新视角、新内容，同时充实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发展的合理性内涵。

　　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地再挖掘，不仅是一个辨识、融合西方哲学于中国的理论研究，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握理解文化冲突、把握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重要步骤。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所彰显的既有中国学者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意识和价值需求，更有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之于中国大“哲学”的客观反映[19].中国哲学在所处的时代境遇和现代性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的充分认识和重视，既能推动西方哲学中国化发挥融通维度下哲学创新的积极意义，又能深化中国学者之于“西学”等外来思想的主体自觉意识。这无疑将有利于推动借鉴、吸收“西学”的有益成分，实现中国哲学自身民族化根基的夯实，推动中国哲学变革创新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梁 漱 溟。东 西 文 化 及 其 哲 学 [M].北 京：商 务 印 书馆，1999.
　　[2]张 申 府。张 申 府 学 术 论 文 集 [M].济 南：齐 鲁 书 社，1985:11.
　　[3]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