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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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毕飞宇小说艺术创作特色研究
【引言 第一章】穿越历史的迷雾
【2.1】奔跑中无情地遗落--物欲时代的悲哀
【2.2 2.3】一场灾难有多长--极权镜像后的人性异化
【第三章】毕飞宇小说艺术的三个维度
【结语/参考文献】毕飞宇小说的写作特点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一场灾难有多长--极权镜像后的人性
书写"七十年代的中国太重要了，也许对全人类都是重要的。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如果我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对不起自己。尽管我对七十年代并不喜爱，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它是上帝给我最丰厚的礼物。"--毕飞宇进入新世纪，以 2001 年《玉米》和 2005 年《平原》的发表为标志，由于对于 70年代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精确叙写和对人性的深刻摹画，毕飞宇创作又一次转型成功。
其实，严格来讲，在毕飞宇对历史和城市进行书写的前期创作间隙，他也创作了一些乡村题材的小说，像《枸杞子》（1994）《受伤的猫头鹰》（1995）《写字》（1996）《哺乳期的女人》（1996）《白夜》（1998）《阿木的婚事》（1999）《蛐蛐 蛐蛐》（2000）。
从这些作品来看，对乡村，毕飞宇的感情是矛盾的，与沈从文着力去发掘、展现湘西农村的自然纯朴的风物美、人情美不同，毕飞宇的乡土小说更像鲁迅，其笔墨所及的乡村是闭塞、愚昧的，表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始终是毕飞宇乡村小说的重要主题。正像其前期飞翔于历史天空是借助启蒙理性的翅膀，力图拨开历史迷雾，还人们以真相，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一样，上世纪 90 年代末，毕飞宇同样关注的是农村人们的精神状态，借助这一系列短篇小说，他向世人展示了乡村知识分子对于改变所处环境落后、发展滞缓面貌的渴望，如《枸杞子》《白夜》；揭露了受封建文化影响村民身上固着的迷信、愚昧、对于权力的盲目崇拜，如《受伤的猫头鹰》《蛐蛐 蛐蛐》；控诉了人性中的破坏欲、嫉妒、残忍等恶因子对于善良人们的伤害，如《阿木的婚事》《哺乳期的女人》《白夜》等。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毕飞宇笔下的乡村又是娴静美好、淳朴自然的。《哺乳期的女人》中的开篇，江南水乡断桥镇像是没有受到外来任何侵袭的原生态的、静谧无扰的一方净土：
"断桥镇的石巷很安静，从头到尾洋溢着石头的光芒，又干净又安详。夹河里面也是水面如镜，那些石桥的拱形倒影就那么静卧在水里头，千百年了，身姿都龙钟了，有小舢板过来它们就颤悠悠地让开去，小舢板一过去它们便驼着背脊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卖胡琴的乡下人》中对于城市雪景与乡村雪景的对比描写更可见毕飞宇对于淳朴静美，韵味天成的乡村的钟爱："卖胡琴的乡下人一进城天象就把他卖了，富态的脸说变就变。华灯初放就下起了雪，霓虹灯的商业缤纷把雪花弄得像个婊子，浓妆艳抹又摆首弄姿。雪花失却了汉风唐韵、颜筋柳骨，失却了大洒脱与大自由，都不像雪了。
雪花被城市弄成这样出乎卖琴人的意料。乡野的雪全不这样的。肥硕的雪瓣从天上款款而至，安详从容。游子归来那样，也可以说衣锦还乡那样。六角形的身躯几乎是一种奇迹，在任何时刻都见得永恒，以哪种姿态降生，以哪种姿态消解，哪像城里头这样浮躁过。卖琴人抬起头，想看一眼城里的天，天让高层楼群和霓虹灯赶跑了。"在这里，毕飞宇对雪的描写带有强烈的隐喻意味。与城市雪的纷乱庸俗相比，乡野雪的安详从容隐含着他对乡村古典情韵的倾慕。
总之，毕飞宇对于乡村感情的这种矛盾与犹疑影响了他对于乡村的长久而深邃的关注，在上世纪末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他将自己最持久的目光投注到了城市人的生活上，探寻的是城市背景下人生的变幻，即使写乡村，也是作为城市的烘托。这样的力度分配当然使得其描写乡村的一系列的短篇小说除了《哺乳期的女人》，均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它们仅仅冒了冒泡就归于平静，连小水花也没有泛起。直到两部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中长篇力作，《玉米》三部曲与《平原》的先后发表，才使毕飞宇从《青衣》之后的沉寂中重新回到了评论家的视野，接踵而至的是各种各样的荣誉。
有论者这样评价《玉米》三部曲，"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于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 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为什么毕飞宇对于文革时期农村的记忆这么精确具体？通过文革农村的书写他挖掘到了怎么样的人生本质？通过毕飞宇的自述和一些访谈片段，结合毕飞宇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可以一窥端倪。
毕飞宇生于 1964 年的苏北农村，乡村的苍茫荒凉在他呱呱坠地之始就深深刻在了脑海。"我来到世界的时候，那个平原很原始，几乎没有文明的迹象",毕飞宇在父母的颠沛流离的农村下放生活中出生、成长。农村物质的匮乏对孩子来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饥饿，槐花、草根、枸杞都成了童年毕飞宇充饥、填饱肚子的口粮。然而更痛楚苦恼的体验是在精神上，因为父亲受牵连被"下放"接受教育的外来人身份，毕飞宇并不能进入小伙伴们的圈子，"我父母的口音也和别人不同，我只觉得处处和人不一样","我的确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你如果一定要问我哪里是你的归属，我是无法告诉你的，因为我真的没有".归属感的缺失给儿童毕飞宇造成的孤独苦恼与心灵的伤痛可想而知。身份与实际生活环境的尴尬、不协调使毕飞宇总有无根的漂浮感，这样的童年记忆都是拜文革所赐。"1971 年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但是，我不认为一个七岁的男孩和四十岁的男人有多少区别。因为弱小，也许更敏锐。……我只是描写了我们必须经历的场景，那些最普通的生活，那些像吃饭和呼吸一样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在我看来，人生的悲剧不是道路上铺满了地雷，而是有人在你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或许正是本为城市人却生于农村、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让毕飞宇的现实主义创作始终游走于城乡之间，而农村对于毕飞宇意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深处的牵扯。
文革对童年毕飞宇影响最大的还是学校教育。从识字的启蒙内容"毛主席万岁"到课本的红色革命选文，语文教育中政治意识形态对孩子思想、行为的控制无所不在，没有对幼稚孩童纯真人性的启蒙，没有激发天真烂漫想象与创造力的引领，有的只是革命、领袖、忠诚以及绝对的正确与服从，有的只是空空洞洞的理想主义的幻影。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次访谈中，他表达了文革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于自己的影响和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作为 6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普遍接受了当时政治色彩极强的"理想主义教育",去除这种教育在头脑中的烙印、形成独立的价值观极其艰难，这使毕飞宇对于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总是保有着本能的警惕。"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尊重常识理性，使之成为一种能力。使常识理性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在中国依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毕飞宇也谈到了自己对于极权的认识，对过去的文革历史进行反思让毕飞宇走向成熟。他以批判理性的眼光审视文学，无论是流行思潮还是自己的创作，其创作轨迹的嬗变有力表明，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和启蒙批判思想的作家成长起来。
毕飞宇的文革书写与伤痕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伤痕文学立足于群体的记忆，毕飞宇的文革书写则立足于自身的童年体验，以个人记忆为基点展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性的扭曲。也可以说，其文革书写重在表现权力镜像后的人性异化以及极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
如同整个知识界的共识，文革十年其实就是极权主义泛滥的十年。十年浩劫期间，人人必须遵从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有独立的思考和表达，人们被剥夺了起码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人道主义严重缺失。尽管在震荡后人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残暴和专制，仍让人心有余悸。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思考：人类文明史已有 2000余年，违背人性的极权主义为什么还会发生？它真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当极权肆虐之际，脆弱的生命个体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就像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通过直观且富有卓识远见的文学作品揭露、控诉极权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样，毕飞宇力图通过自己对文革农村景象的书写带给更多的人去思考权力或极权与个人的关系。
1、权力面前人的主体性的自我消解与迷失。
与鲁迅一直关注国民性一样，毕飞宇也有自己一直感兴趣的焦点。"一个作品，一个作家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我的理由就是对极权的关注，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关注最基本的人的权利。我是热爱权利的人，而不是相反。我希望我们自己，我作品中的人，都有我们的基本权利。"正是持续关注、不愿意放弃的兴奋点成为毕飞宇创作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权力的极度关注在其初登文坛的处女作历史寓言小说《孤岛》中已然表露无遗。
小说围绕扬子岛上熊向魁、文廷生、旺猫儿三人对孤岛的最高统治权的争斗展开故事情节，借主人公之口，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权力与个人的关系，权力与历史的关系。
"人活着除了能支配别人外，还有什么趣儿！至于光阴倒转、历史回流，人头落地那又有什么相干？只要你有了权，你就可以宣布'历史在前进'.谁敢说真话你就可以让他闭嘴，永远地闭上！ 在扬子岛，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统治！历史必须成为我的影子，跟在我的屁股后头转悠。"在熊向魁的心目中，权力是人生的第一要素，"历史"依附权力而生，"历史的真相"永远掌握在掌权者的手中。作为历史寓言小说，毕飞宇所讲述的孤岛故事，俨然浓缩了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作为一个寓言、一个象征，"它深刻地揭示因权力而使人残忍、憎恨、凶杀、设计阴谋等，并最终导致人异化成非人的结果，这是人在权力面前的自我迷失状态".人在这篇小说中全然沦为权力的傀儡，历史则沦为掌权者上台的有力佐证。
如果说《孤岛》作为毕飞宇初登文坛的作品在主旨的表现上多通过人物或者叙述人的议论还略显直白，那么随着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观察思考的日益深入，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力观念又有了新的认知。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意识的反思已不再是前期浅表层次的演绎和简单的图示，而是敏锐地感知到权力意识换以一种更为温和、生活化的隐蔽状态渗透到了人们的言行中，甚至直抵人性的层面。
玉米的父亲王连方只不过是王家庄的大队支书，但是在村人眼中，他俨然就是权力的化身。被他青天白日地在大队部睡了的女会计毫无怨气，谁让人家是支书呢？被他看上岂不是福气？反而随后主动投怀送抱，她的一句话道出了原委，"女会计晃动着王连方裆里的东西，看着它，批评它说，'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她的纵容和教导让王连方认识到大队支书的权力在性关系上的优势，婚外乱搞的胆量倍增。而有庆撞破老婆与王连方奸情后先是木然，随后在王连方说出"有庆啊，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的话语后转身而出的反应更让王连方有恃无恐。在这两段王连方情史的叙述中，女人被奸淫后的耻辱感、男人受此奇耻大辱后应有的血性全部被权力阉割，人的主体性在权力面前消失殆尽，中国传统文化中繁衍几千年的权力至上的封建思想已经如同蛊毒种到了现代普通人的心里，它以自己强大的渗透力、诱惑力操控着人的言行，使之不由自主地贴近它，迎合它，与它媾和，受它掌控。
2、权力浸淫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在《玉米》法文版自序中，毕飞宇谈到，"我们身上都有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这里的"人在人上"的鬼就是指"权力".中国社会的权力文化历史由来已久，自奴隶主专制到封建君主统治，几千年的漫长浸淫中，人们对于权力的顶礼膜拜已逐渐积淀在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中，甚至成为一种超稳定的民族性格。
《玉米》中王家三姐妹身上都有着强烈的权力意识的或明或暗的影响。玉米是毕飞宇塑造的三姐妹中权力意识最强的一个。无论是在与父亲的女人们的交往中、在对妹妹们的管束中，还是与彭国梁的恋爱，以及父亲下台风波殃及恋爱后玉米对婚姻的选择中，强烈的唯权意识都如影随形跟定着玉米。眼明心亮的她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中窥破支书父亲风流韵事的唯一的人。她将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那些受害女人身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举重若轻地打击、压制、凌辱那些在她眼中肮脏、不正经的女人。在家中，饭桌上对妹妹们的管束规训同样体现着权力话语的熏染对于一个生活阅历狭窄的少女的深刻影响。"女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就是持家。一个女人如果连持家的权力都不要了，绝对是一只臭鸡蛋，彻底地散了黄了。"正是这种世故上的早熟让她懂得要牢牢握住权力不放，她一会儿"联吴抗曹",一会儿"声东击西",用心机和铁腕在妹妹们面前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恋爱也不例外，彭国梁飞行员身份的光环让玉米"风头盖过乡邻"跃居人上的欲望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是她对彭国梁痴心爱恋的牢固基石。父亲失势后，她对于彭国梁的谆谆话语"国梁，你要提干！""国梁，你要进步！",更是体现出玉米对于权力的崇拜和渴望以此洗刷家族耻辱的强烈愿望。当一切成为泡影，心灵遭受重创，玉米仍不甘命运摆布，谋求以新权力找回、修复被践踏散落一地的自尊时，她在唯权路上已经不能回头。"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中要有权！"的择偶标准让她以花样年华委身年过半百的革委会主任郭家兴。权力诉求得到满足后的玉米平衡了，在王家庄她又可以抬头了，浸淫在玉米头脑中的权力意识的因子是如此强大，强大到为了它，她可以牺牲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宽容、善良、天真、淳朴被她一一过滤，亲情、爱情在利害得失关头被她一一舍弃。尤其是在玉秀悲剧命运的形成中，自身性格缺陷固然是玉秀无法否认的关隘，但是不能否认，继父亲的罪孽殃及玉秀，玉米是直接迫害玉秀、造成玉秀悲剧命运的又一凶手。走进唯权意识怪圈的玉米已经无法自拔，而使其人性扭曲至此的就是一个词"权力".
在毕飞宇文革书写中，被权力文化深深浸淫与毒害的女性形象除玉米外，还有《平原》中的吴蔓玲。《平原》写的是 1975 年的王家庄，吴蔓玲本是一位南京下乡女知青，受文革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她在政治上强烈要求进步，对权力高度认同。公社领导的一句"前途无量"的鼓励，她开始了自己向劳动人民看齐，打造自身铁人形象，"做男人，不做女人"的伟大转变。拉直舌头学乡音土语，吃饭端着大海碗蹲在人民中间，摆出粗鲁豪放的吃相；干活不要命，经血湿透裤管也不下火线--生活和劳动的优异表现终于铸就了她在村民心中的"光辉形象",女性的痕迹在她身上几乎消除殆尽。吴蔓玲的形象凸显了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封建传统权力文化积淀、浸染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甚至文革结束后，人身上被点燃的最隐秘的对于极权的崇拜和迷恋之火仍然没有熄灭，毕飞宇在《玉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玉秧》中通过玉秧的命运遭际深刻反映了人性的这种扭曲与异化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以隐秘的方式在文革后的年青一代身上得以悄然进行。
《玉秧》书写的时代是 1982 年，与毕飞宇给玉米、玉秀两个姐姐安排的生存空间不同，玉秧的生存空间转移到了师范院校--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方。这样的选择颇具深意，本应是知识与智慧的传播地，却与闭塞愚昧发展滞后的农村一样，被隐藏的权力文化所统治，其渗透的广度、深度由此可见。作为玉米最小的妹妹，她本应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宠爱，然而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作祟，父母盼男丁的渴望在看到她出生的一刻再次受到重挫，玉秧被他们弃置在目光顾及不到的角落。随着年岁的增长，无论长相还是性格都单纯普通到平庸无奇，更让她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人们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如果说为了博得别人关注的目光，她凭着死记硬背的吃苦精神考取了师范学校是真正体现了自己的尊严与价值，那么，面对师范学校这个新的生存空间，在继续被无视的羞愧尴尬境遇下她选择依附权力的代表者--魏向东，以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却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开始。
在魏向东的拉拢、规训、教诲下，她成了一台高效运转的侦测仪。正像福柯在其微观权力理论中论述权力与身体的关系所说，"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单纯无知的她沦为权力的工具。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种种不轨和可疑。最终她的情报害楚天被迫害而精神分裂，她的愚忠害自己丢了贞洁，她内心潜藏的嫉妒害庞文华与班主任被捉奸。"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玉秧性格的畸变充分表明魏向东身上残留的文革极权意识已经变成罪恶的种子成功地在年青一代心上开出了恶之花，人性的扭曲异化的剧码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师范学校照常上演。
3、抗争还是沉沦--主体生存与价值实现的两难境地。
毕飞宇曾谈到他自己对于所塑造的人物玉米的态度："我爱玉米吗？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怕她。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玉米是我的母亲、妻子或女儿，这么说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邻居或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如何和她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呢？
这个虚空的假设让我心慌。我对玉米一定是礼貌的，客气的，得体的，但我绝对不会对玉米说，你围巾的颜色不大对，你该减肥了。我感觉到了我们在气质上的抵触。我尊重她，我们所有的人都尊重这位女同志。"从这段话分析，毕飞宇并没有将玉米当做自己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来评价，他让玉米活到了生活中，那个被权力意识深深浸染、争强好胜、为了居于人上牺牲青春，牺牲肉体，牺牲亲情，牺牲灵魂的玉米是可怕的，然而面对生存困境她不甘平庸，维护尊严，野心勃勃，奋力抗争，为重振家势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毅果断又让人油生尊重和敬意。谁不希望幸福的福祉降临到自己头上？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如是说。当然由于家庭环境、性格、受教育水平、生活阅历、社会交往，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幸福的定义有种种不同，《哺乳期的女人》
里留守儿童旺旺的幸福是获得母爱，《青衣》里筱燕秋的幸福是化身嫦娥，在舞台上尽舒广袖；《生活在天上》里蚕婆婆的幸福是乡下的养蚕生活，《平原》里混世魔王的幸福就是顺利返城……对于支书女儿乡村女孩玉米来说，她的幸福就是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支书女儿的身份和聪敏精明的性格决定了她对幸福的渴望就是让家族荣耀，让自己在村里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不容他人小觑。这是那个环境出生的她生存最正常不过的欲望而已，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对于生存与自我价值实现最起码的诉求。"玉米被这凌乱的生活缠绕着，被这卑微的欲望束缚着，绝望地挣扎，与社会斗，与命运斗，与自己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女性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的弱点让她最终不得不向男权社会低头，通过依傍更高的权势来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作为女性，她为自己的尊严和家族尊严所做的抗争让人钦佩，她的身上所呈现出的人作为独立个体不屈从于命运摆布奋勇抗争的精神也让她的形象熠熠生辉。有论者给予玉米很高的评价，"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传统权力文化浸淫和文革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女性，即使抗争胜利，也逃不出宿命的悲剧和沉沦的命运。权力文化心理结构的同质性使她们的追求与憧憬一开始就陷入一个权力的怪圈。胜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最终跳不出权力之彀的困局。
端方是毕飞宇文革书写中塑造的一位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功的男性形象。
关于形象塑造，很长时间以来，毕飞宇的头上一直有一顶评论界给予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学世界更为开阔，在《玉米》三部曲后，2005 年，毕飞宇以男性形象端方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平原》发表。它以 1975-1976 年的王家庄为背景，围绕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端方的夺权斗争，展现了在文革即将结束的时代以端方为代表的普通乡村青年和以吴蔓玲为代表的下乡知青等一群人的努力、拼搏以及走出闭塞、压抑的乡村，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的渴望与焦虑，体现了作家对于那个年代那批青年的所有回忆，以及在王家庄这个乡村的大背景下给予人性的最深刻的关注和拷问。"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在这片表面和谐、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平原上，王家庄的人们辛勤耕耘、不懈劳作，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然而，谁又能了解在这种和乐融融、欢声笑语的生活表象下里却暗藏着多少躁动不安的灵魂和多少无形的精神枷锁？在它们的驱使下，众生众相，命途迥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张莉说，1976 年的王家庄生活是隐喻，它隐喻了恒长的、普通的、民间的生活。
毕飞宇在着力塑造端方这一男性形象时，重点放到了他的争权斗争上。斗争是端方在王家庄成长的主旋律，他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刚勇无畏、处变不惊、长于权谋、工于心计的领袖气质首先就是从家庭中他与继父的权力争斗开始的。特殊家庭环境中的权斗的胜利让端方潜意识里获得了取得胜利、摆脱生存困境的法则：由羊变成狼。此后，狼性生存法则被端方用来为爱而战，为了救出被软禁的三丫，他违背人情、出手狠辣，到大队部告发三丫母亲搞迷信活动；为了打碎三丫母亲随便找人家把三丫嫁了的算盘，他用武力威胁想娶三丫的鞋匠房成富，逼他知难而退。正常的男人情感激发了他对母亲的保护欲，对自己女人的保护欲，而在这种生存的对抗中，他的才华、个性魅力展露在村民面前。强悍和过人的城府让他在村里青年们中间很快树立了权威，掌握了统治权。当他将这种权威用于逼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红粉向自己的母亲改口时，当他用这种权威气定神闲地指挥对高家庄的群殴战时，当他担心红旗泄露自己曾给吴蔓玲下跪，逼红旗吃下猪屎以试探其忠心时，端方的权力逐渐显出了恶魔的本质，蛮横的压制与要求对方臣服已然凌驾于正义感之上。然而，我们似乎无法苛求端方，在那样一个崇拜权力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权力文化已经悄然渗透人心的环境，稍有自尊和自强的男人若想生存、掌握自己的命运，尽自己最大可能站在权力峰尖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否则他就不能避免给权力下跪、任权力驱使、为权力迫害的悲剧命运。即便如此，缠绕着他的仍然可能是无法拯救的近乎绝望的挣扎和宿命。"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一个心怀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权力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下真实的神经、筋脉和骨骼。"端方的成长经历，让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在权力意识已经深入国人的日常化行为与心理的语境下，无论是选择抗争亦或是沉沦迷醉，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
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人类尊严的书写与思考
优秀作家总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毕飞宇总是给世人展现他特立独行的极富创意的另一面。谁也没有想到毕飞宇会在 2008 年将笔墨聚焦盲人世界，以一个推拿店里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贡献出那样一部杰出的长篇作品--《推拿》。尽管毕飞宇大学毕业之初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学校做过几年教师，对于残疾人的生活有一定了解，也多少写过几篇描写残疾人生活的作品，比如《婶娘的弥留之际》，比如通过描写乡人看不得两个智障男女的婚姻生活的美好从而展现人性的卑琐、猥亵、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直击整个社会群体的精神畸形、人性的扭曲与"恶"的本质的《阿木的婚事》等，但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透彻、全面的把握，深入他们黑暗的世界，细致入微地揣摩刻画盲人的心灵，这还是第一次。
"盲人生活借助《推拿》浮出'黑暗'地表，这是良善之举。毕飞宇把一个完整、新鲜、令人惊异的世界推到我们面前--推拿师们如浮雕般被镌刻于白纸黑字间。"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他提醒我们尊严--给予盲人平等的尊严的重要意义。
在一次访谈中，毕飞宇这样说，"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而《推拿》
则将这两种相反的向度融合在一起：从题材上讲，以盲人生活为素材展开生活的创作少之又少，称作写作的盲区或尚未被照亮的黑暗世界并不为过，而毕飞宇却成功地讲述了"一个从未在阳光下呈现过的故事";从主旨来看，作家其实在还原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就是主流社会或者正常人对待残疾人应有的态度，不是怜悯与同情的眼泪，不是慈善捐款或义演，而是理解、懂得、尊重，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让他们拥有一种平等的尊严。
何谓尊严？福柯认为，尊严就是权利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平等意识，人类要有尊严必须首先去除现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去除主体，强调一种平等的意识，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才有尊严可谈。
《推拿》中美丽女孩都红对于平等尊严的诉求最强烈。她一出生就是盲人，但音乐天赋极高，然而为了得到平等的尊严，她宁肯放弃对音乐的爱好。在一次公益捐助演出中，都红的钢琴表演因为紧张和选曲的原因表现糟糕却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这让她倍感耻辱，因为大家认为她是盲人，她不用和健全人相比。 主持人的话语更是深深刺痛了她，将她勇敢展示才华说成是可怜的盲人以演出回报观众。有着强烈的自尊的都红最恨别人对她"可怜", 她认为自己挺好，不需要别人为她感动和流泪，演出"为什么是报答？ 报答谁呢？ 她欠谁了？ 她什么时候亏欠的？ 还是'全社会'?……她只是演奏了一次巴赫，居然惹得一身的债。这辈子还还不完了".都红将这次演出视为终生的耻辱，于是与钢琴课和演出绝缘。后来做推拿师后，因一次事故她手指被门严重砸伤，无法再从事推拿。金嫣号召大家捐款，她说都红太可怜了，什么也干不了了。金嫣的话使都红感到了同事的温暖与关爱，但她感到伤心和绝望。如果说决绝地与钢琴告别，是因为在那次让她毕生难忘的演出中，正常人、健全人高高在上，以慈善之名表演他们的善举，却让她感到了一种自身低到尘埃的侮辱，尊严被践踏；那么这次，从同事那里，过去那椎心的一幕又再次上演，同样的践踏，同样的伤害。平等的尊严没有了，"她的后半辈子只有'靠'人家了，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头。都红矮了所有的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不愿欠债的都红没有接受捐款，傲然离开。 尽管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来谋生，但是她欣慰，"她是自豪的，体面的，有尊严的。 她什么也没有欠下".
这种对于平等尊严的渴望还表现在王大夫和弟弟的相处中，王大夫的弟弟也因为哥哥盲人的身份，不想让王大夫参加自己的婚礼， 因为怕王大夫给他丢脸。弟弟只是想要红包、并不想要他参加婚礼的想法刺痛了王大夫的心，他的自尊被严重伤害，原本打算汇五千块钱作礼金， 最终一咬牙汇了两万元人民币，只为了争得家庭成员应有的尊严。
此外王大夫、沙复明、张宗琪开家推拿店自己做老板的理想，甚至连他们坐公共汽车说是盲人可以免票他们却从不主动开口这样的小细节也体现出盲人对于平等尊严的渴望。他们渴望被当做一个正常人融入社会生活中。
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仪式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们写作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平等的个人尊严之于他们的重要，毕飞宇并没有过分渲染他们作为盲人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痛苦以及日常生活遭遇的种种挫折与苦难，他将他们放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从盲人感觉出发，描摹生活，感知世界，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书写对象的关怀与尊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慈悲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悲悯、同情与怜爱，而是站在与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将他们作为与自己一样富有灵魂的主体，去讲述在他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中发生的故事。这种对于盲人世界的书写方式的审慎态度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类尊严的严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