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体现

　　摘   要：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代表作品之一, 其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基于经典作品内涵的再阐释性, 存在主义为读者解读路遥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路遥无论是在创作个性上还是在具体文本创作中, 都不难发现其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精神契合。《平凡的世界》虽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元素, 但并不意味路遥就是存在主义者。路遥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意蕴是无意识的, 它更多的是与中国本土结合后生成的独特的存在主义。

　　关键词：　《平凡的世界》; 存在主义; 路遥; 创作个性; 无意识;
 

　　Abstract：　Ordinary World is one of Lu Yao's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its classical meaning is self-evident.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lassic works, existentialis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aders to interpret Lu Yao and his work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close connection and spiritual fit between Lu Yao and existentialism in both his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his specific text creation. Although Ordinary World shows the elements of existentialism, it does not mean that Lu Yao is an existentialist. The existential implication in Lu Yao's works is unconscious, and it is more a unique existentialism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localization.

　　Keyword：　Ordinary World; existentialism; Lu Yao; creative personality; unconsciousness;

　　西方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的普遍的存在危机与精神危机催生了存在主义的诞生及发展, 1980年代的中国刚从文革藩篱解放出来, 国人在精神上的迷茫与困顿加速了存在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生成与传播。路遥无论是在创作个性上还是在具体文本创作中, 都不难发现其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精神契合。

　　一、路遥创作个性中的存在主义管窥

　　创作个性是作家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个性气质, 多种因素合力下的作家创作个性的具体所指因人而异, 并进一步制约着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 因而也造就了文学创作千姿百态的图景。但以作家生活体验以及成长经历为出发点, 审视路遥与存在主义精神气质之间的关系, 会发现路遥的创作个性显示了与存在主义的精神暗合。

　　(一) 孤独的心境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 孤独是人身处“此在”生命境遇时的基本生命情态。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孤独的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 他强调个人在一种孤独的境遇下, 探索生活意义和走完自己生活道路的责任感。

　　路遥的孤独特性在他本人以及研究者的双重确认下已经成为一个近乎定性的存在。具体而言, 路遥的孤独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即心理层面的孤独、创作环境的孤独和创作心态的孤独。这种强烈的孤独感自然是有着长期的情感积淀的。

　　众所周知, 路遥在七岁时被过继给大伯, 而对于“被过继”这件事情, 路遥当时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只不过理智阻挡了他追随父亲回家的脚步。“五里不同俗, 十里不同风”的说法在仅相差一百多里路的郭家沟村和王家堡村再次得到印证。

　　来到延川之后, 环境上的陌生、心理上的隔膜使得路遥形成了敏感、孤独、内省的精神特质。“主体先前的经验尤其是童年时代的经验, 主体的需要和动机, 主体的情绪和心境等因素, 童年的故乡生活留给人最初的心理体验, 即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基本心理定势而影响人的一生”[1]。从心理学上讲, 童年时期尤其是五岁到七岁之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路遥童年时期由物质匮乏和精神创伤共同构成的缺失性经验显然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型塑作用。

　　“路遥弃政从文之后, 内在文化精神上的痛苦加重了路遥的孤独之感”。路遥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其老师申沛昌曾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2]因为关注政治, 所以才能创作出文本中那些从政人物。路遥的朋友、同事贾平凹更是以“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来定义路遥。某种程度上说, 路遥的弃政从文是以期借文学的力量来消弭政治之觞, 在文学所构筑的象牙塔里疗救仕途不顺带来的孤寂与失落。然而步入文学大军的路遥却与时代格格不入, 其内在文化精神上的痛苦再次成为其孤独的来源。路遥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坚守某种程度上就如同存在主义式的“被抛”状态, 充满了未知与由此带来的无归属感和孤独感。正如路遥所言, “我同时意识到, 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 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 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 更振奋。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次挑战, 是个人向群体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3]。事实证明, 路遥的这次挑战是成功的, 但不可否认的这种成功是建立在敢于坚持自我的勇气和承受孤独的毅力之上的。

　　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世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观照, 而疾病是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之一。《平凡的世界》被称为蚌病成珠之作, 长期伏案写作导致的过度劳累、昼伏夜作的作息方式、毫无规律的饮食习惯成为压倒路遥身体的稻草。路遥回忆到:“其实在最后阶段, 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抄改稿子时, 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 斜着身子勉强地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 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4]路遥不愿重蹈像柳青那样带着作品未完成的遗憾离世的覆辙, 于是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的投身于这个工作, 心里正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 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5]于作家而言, 一部作品的完成更多的是一次精神之旅的结束, 也才能够带给读者完整的体验, 否则于作家作品都是一种缺失。由于病痛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让路遥对死亡产生了近乎真实的体验, 也让他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甚至一度滋生出自杀的念头。

　　多方面的因素将路遥推至孤独的深渊, 但路遥却以一种享受孤独的姿态面对, 这使他在探寻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路上创造了一片不被打扰的天地。正如路遥自己所说, “孤独的时候, 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 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 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6]。正是生命个体萌发出的孤独以一种精神资源丰富着路遥的创作。

　　(二) 焦虑的情绪

　　存在主义诞生于西方现代文明出现危机之际, 当时人类内心的普遍焦虑是其得以产生的精神基础。存在主义认为, 焦虑源于意识, 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人作为生命个体而存在, 要想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进行选择, 相应的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路遥的焦虑既来自于个人选择的个体性焦虑, 又来自于对风云变革时期国人选择的敏锐关注而产生的现代性焦虑, 这体现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个人生存问题以及社会存在问题的的双重思考。

　　1. 个体性焦虑。

　　路遥多重矛盾身份是其个体性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 农民出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村, 自小受到以黄土地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浸淫。但后天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使得路遥又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农民, 农村的生活空间已经安放不下路遥一颗渴求走出大山的不安分的灵魂。无论身处农村还是城市, 他都是一个异乡人, 无法克服的身份矛盾与不稳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路遥焦虑心态的产生。其次, 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矛盾。人作为社会的个体, 总是在经纬交织的社会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人生的价值也在对不同角色的成功演绎中得到真正确认。而附加在路遥身上的标签亦是多重的。在家庭中, 他是一个儿子, 同时又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在社会中, 他则一位着名作家。遗憾的是, 路遥并没有能很好地处理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 殉道般的苦行僧精神让路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常常忘我,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工作与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 长期超负荷的写作使得路遥无暇顾及家庭, 并与妻子产生矛盾, 由此而带来的焦虑情绪是不言而喻的。

　　2. 现代性焦虑。

　　与祖国同龄的路遥经历了建国初期社会时代转型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应。中国正在奋力告别过去走向现代, 现代性焦虑是诸如路遥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时代变革时期参与社会、思考未来的。学者杨经建指出,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关照下, 焦虑已经由经典模式“人类———人生———人性”到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外化为“现代性”焦虑, 即由忧生患命到忧时患世再到忧国忧民[7]。路遥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人的选择, 表现人在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对立中的焦虑状态, 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现代性焦虑。

　　1980年代, 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在进行蜕变后的重构, 不同的文化习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让农村与城市成为近乎两个独立的存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意味着这种局面必定会被打破, 农民作为中国底层大众在这场变革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以后, 他们被迫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去, 但当城市的发展还在朦胧状态时, 原有的乡村秩序也遭到破坏, 既不能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的现代文明中安妥自己的灵魂, 又不能在回首乡村时找到精神慰藉, 路在何方的“忧国忧民”情绪是路遥现代性焦虑的集中体现。焦虑心态的产生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在历史洪流中的茫然无措之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忧国忧民情怀, 另一方面, 当焦虑生成至无以复加又无法逃避之时, 作家方能在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无可着落之后更接近于事物的本原与人的本真, 对人的存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路遥虽有“孤独”“焦虑”等情绪, 但又不深陷泥沼, 而是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境遇, 以写作的方式抵抗孤独与焦虑的蔓延。文学创作为潜藏于心的孤独和焦虑提供了喷发口, 文字的天马行空与自由无束满足了作家疏导心中焦虑情绪的需求。此外, 作家借手中之笔赋予人物反抗孤独与战胜焦虑的品质, 使原有情绪得到释放, 实现对自身的孤独与焦虑超越。

　　二、《平凡的世界》中的存在主义意蕴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地位得以确认的重量级作品, 也是存在主义意蕴无意识流露的文本之一。

　　(一) 基本主题:孤独和苦难

　　1. 孤独的内核。

　　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来便是孤独的, 这种说法强调人的个体性, 旨在说明人处于群体性中个体所占有的独立精神世界。在1980年代各种力量重组的背景下, 挣脱文革藩篱后却不知路往何处的精神危机与物质匮乏所导致的生存危机将作家们引向思考人的存在处境与存在方式的道路, 在对生存困境的挣脱中自然生发出一种孤独感。1980年代的中国式图景与存在主义诞生之背景是有其相似性的, 彼时生存环境下的人的孤独情绪亦是共通的。文本中越来越呈现出存在者的“孤独”, 这种“孤独”既是文本中人物的生存状态, 也是作家创作心态在文本中的投射。

　　孙少平出身农村, 却无意在传统农村中安身立命。求学道路上艰难、贫困、饥饿的现实生存条件使他有意识地拒绝外界, 当他怀着对未来的生存期待想要融入城市时, 独自面对陌生的生存空间以及对未知生活的恐惧, 孙少平用尽全部力气换来的不过是个体生命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却两头不到岸的事实。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使无归属感与孤独感在孙少平的心里逐渐滋生。文中写到:“尽管满眼都是人群, 但他感觉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把眼睛闭起来。”[8]在这种生存状态下, 人们会不自觉地想要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 阅读成了孙少平消解孤独、反抗孤独的一种方式, 文学所描述的另一个世界让他无所归依的灵魂得以安放。孙少平越是倾心于阅读就越是表明现实的孤独无依。无论是煤矿宿舍还是在建筑工地, 孙少平总是为自己创作一个不被打扰的阅读环境, 如此一来便陷入了为了躲避孤独却营造了另一种孤独气氛的悖论, 但这种回环往复并非原地踏步, 而是螺旋式上升, 看似回到孤独的原点, 但在这一过程中孙少平却是不断蜕变, 在孤独中始终保持着奋斗的生命状态。

　　2. 苦难的底色。

　　存在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苦难言说与路遥文本中的苦难意识形成一种对照。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来就是痛苦的, 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 表现在文学中, 则是创作主体将自身苦难经历的情感积淀内化为文本的主题思想, 借文字语言得以外化。而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人物的生存状况与存在主义关于苦难的言说不谋而合。

　　首先, 生存之苦。温饱是人类首先要面临的生存问题, 在那个年代饥饿已经成为一代人的生存印痕。孙少安作为家中长子长孙, 为了负担家庭重担而主动辍学回家种地, 事业上, 其倾尽心力所办砖厂却挫折不断。孙少安似一个负重前行的跋涉者, “一切都太苦了, 太沉重了, 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岁, 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9]。孙少平求学期间只能靠一份丙菜和两个馒头充饥, 甚至一度被饿晕。进城后的孙少平先后当过揽工汉、建筑工、煤矿工人, 甚至在一次事故中毁了容, 即便经历多重磨难与困苦, 却也没能改变孙少平以一颗拳拳之心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步伐。他们在荒谬痛苦的人生中坚持自我, 坚守精神底线, 创造着自己生命的诗意。

　　其次, 精神之苦。比起肉体上的苦难, 精神上的苦难才更让人难以承受。孙少安几经起落之后事业稍显起色, 一直相伴其身边的秀莲却难再携手, 比起事业上的打击, 斯人将逝更加令人悲痛。作为城市的异乡人,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有多大, 孙少平心中的自卑感就有多强烈。城乡差异让城里人天生的优越感在面对从农村来的乡巴佬时更加强烈, 并且毫不避讳地表现在了对城里农村人的鄙夷与歧视。同时, 爱人兼精神导师的田晓霞突然离世, 这于孙少平而言更是致命的打击。此外, 在《平凡的世界》中有诸多人物都有过精神灭亡的经历, 并随之产生死亡的念头。孙玉厚因为女婿倒卖老鼠药被批判, 儿子又接着被批判而无法承受重压;田福堂向公社告发孙少安引发了批判会使得孙少安不堪生活之沉重;田润叶因心心念念的少安哥与别人结婚陷入绝望的境地;李向前对田润叶爱而不得, 又因车祸失去双腿而感生活无望。众多人物都挣扎在精神的痛苦深渊中难以自拔。可以说, 苦难成就了路遥笔下人物的成功。

　　(二) 人物行动:自由选择和主体自由

　　“行动, 就是要去改造世界的面貌, 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去创造一个结果, 行动是通过意向性的原则实现的”[10]。行动相应的也就包括目的、行为、结果这三部分。萨特的行动观认为, 人唯有通过行动才能介入世界;唯有通过行动, 才能体现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核心观点之一。萨特曾说:“因为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 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 换言之, 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 人就是自由。”[11]在萨特看来, 所谓自由即是选择的自由, 人如果不能做到选择自由, 自由就毫无意义。在路遥文本中, 自由选择常常是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升华故事主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孙少安, 选择辍学务农就必须要与土地打交道;选择拒绝田润叶也就必须要面对分手时的煎熬与润叶另嫁他人的现实;孙少平, 选择放弃民办教师的职业离家当揽工汉, 也就拒绝了少安要他回家和他一起经营砖厂, 拒绝了一条和父辈一样守着黄土地的路。兄弟二人正是在不同的选择中成就了彼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生。此外, 田润叶、田晓霞、金波、李向前等人无不是在不断的主体选择中逐渐成为确立自我。由此可知, 人物都在选择的岔路口上做着非此即彼的决定, 在选择的自由下又不断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悲剧风格:爱情的错位与生命的偶然

　　存在主义从其产生之际就包含有悲剧的因子, 海德格尔认为人“被抛于世”, 总是充满“畏”和“烦”的。萨特认为, 个体在做自由选择的同时与社会、他人以及客观存在必然对立起来, 孤寂与绝望等构成悲剧内容的情绪体验就随之而来。以存在主义的悲剧理论来观照路遥文本创作时会发现, 爱情的错位与生命的偶然便是这种存在式悲剧表现的两个方面。

　　1. 爱情的错位。

　　《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与孙少安之间有缘无分的爱情常另读者深感遗憾。悬殊的家境成为二人不可逾越的鸿沟, 正如孙少安所言:“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 而是无法超越的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12]路遥借孙少安的口说出了造成这段爱情悲剧的真正原因乃是人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冲突。这个客观存在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他人。萨特认为“他人即地狱”, 人在自由的追寻之路上与他人的关系是对立的。“世界上确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地狱里, 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了。正因为许多人因循守旧, 拘于习俗, 别人对他们的评论, 他们感到不能忍受, ……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偏持和习惯的束练中彻底地挣脱, 他们往往因而成为别人议论的受害者”[13]。他人是一个存在的客体, 这种客体不同于物, 他因为自由而对我构成了威胁, 在他的目光下, 我可能变成物。田润叶与孙少安的这段感情, 又何尝不是“死”在这种“目光下”呢?孙少安在自卑感与传统婚恋观的双重影响下, 认为自己配不上田润叶而选择离开, 正是过于以外在 (他人) 的标准立身处世将这份感情推向悲剧的深渊。其次是社会环境。个体生存的外显是由人的社会性存在所赋予的, 这种社会性使个体生命得到社会的认可, 无论个体处在何时、何地, 从事何种职业, 他们都有一个外在的存在方式。例如路遥文本里“城里人”的田润叶和“庄稼汉”孙少安一样, “一个在城市, 一个在农村, 这种城乡文化经济的悬殊决定了田润叶的浪漫必然会被孙少安的现实所击碎。这一对青年男女最终迫于舆论和压力而没能走到一起, 这也是当时社会下浓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注定的结局, 他们的爱情成悲歌是必然”[14]。从这个角度讲,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地狱”。

　　2. 生命的偶然。

　　不同于“过客”式悲剧品格的是生的主观愿望与死的客观现实矛盾所引起的“生存之悲”。生与死是人类要面临的终极命题, 而死亡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偶然的机会决定了我们死亡的特点, 也决定了我们命运的征程。存在主义认为个体生命毫无选择地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 经过一系列的偶然性得以存在, 再毫无选择地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这种生的不可选择与死亡的必然性使得个体生命存在的的每一次喘息都显得艰难无力。

　　在《平凡的世界》中, 王世才为救徒弟英勇献身;田晓霞亲临抗洪第一线用身体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秀莲与少安共苦却不能同甘, 办砖厂后繁重的劳动让她的身体亮了红灯, 在命运的分叉口凄然离去。从某种程度上讲, 路遥是一位“煞风景”的作家, 他“残忍”地让幸福的生活徒然多了一个缺口, 然而“作家, 就是要以人类的名义, 把悲歌化作生存的鼓励, 关注死亡的背后是对生命意义的尊重, 死亡在作家的创作里获得了崭新而意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神韵”[15]。《平凡的世界》中三个死亡人物也都有着丰富的所指。三者的死亡都属于被动死亡, 具有不可抗拒性, 主人公只是在生与死的一瞬间选择了善, 有一种投身赴死的崇高美, 人物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死亡, 人物寻求“生”的主观意愿与不得不面临“死”的客观现实之间构成了一种悖论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悖论关系中将冲突最大化来凸显生存之悲。

　　《平凡的世界》虽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元素, 但并不意味路遥就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表现的是西方世界的苦闷, 而且存在主义代表者萨特是否定人性的。路遥虽设置种种苦难, 但旨归在于肯定人性真善美, 张扬的是一种积极客观的心态。其次, 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 作者多采用“零度写作”, 即不介入、不干涉。路遥作品里常常有艺术家介入的身影, 包括一些带感情色彩的评论。正因为种种不同, 所以路遥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意蕴首先是无意识的, 其次它更多的是与中国本土结合后生成的独特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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