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钱钟书文学作品中的生存境遇

　　摘    要：　曹禺与钱钟书两位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从人受自身和不可知力量束缚方面展示人的生存境遇。他们都在哲学的高度上将荒诞这一美学范畴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作品走出了写实主义、英雄史诗的凝重感，获得了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荒诞意识和哲学品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揭示荒诞的基础上，也从悲悯与直面两个方面探索了人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关键词 :     钱钟书;曹禺;生存境遇;偶然性;束缚;超越;

　　一、人受自身的束缚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能力也日益增强。近代启蒙主义进步历史发展观的形成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使人类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其中理性中心主义便是这种历史观的核心。

　　在启蒙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者看来，人是可以把握自身、主宰世界的。人定可以胜天，人可以在自身理性的指导下，实现自我、实现人类梦想与未来。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和体现着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曹禺和钱钟书的作品，尽管体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他们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反映出他们对人是否能真正了解自己、认知自我及周围世界存有怀疑。相对于理性主义的人定胜天，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人之渺小与无力，人对认识自身的局限，以及无法真正穷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人自省的谦虚自觉胸怀。对自身能力有限的这一认识，反而更接近理性与真实，更朝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跨近了一步。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1]3。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出发，曹禺和钱钟书的创作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人物缺乏自省的不自知性格与处境。

　　在钱钟书《上帝的梦》中，作者称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他跟原始的决然不同。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他还保持着文明人惟我独尊的自信心。觉得能指挥万物，无须依赖任何人”[2]305。钱钟书揭示的上帝的自信，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味。他造了一对男女，想要赞美自己。可是，这一对男女看惯了他的奇迹，也厌倦了对他的感激，反觉得他这一外人妨碍到了两口子的亲密。他感到不能控制自己亲手所造之人的恐慌。上帝没有得到人类最后服输的表示，最后只剩在虚空的宇宙中消遣无穷无尽的光阴。小说揭示出神圣、神通如上帝况且如此，更勿言人的渺小。《上帝的梦》里展示的是一种从自信到挽救自信与失落自信的历程，体现的是对理性的盲目自信的一种质疑。上帝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没有真正估量到自己的能量，被自己愚弄。钱钟书指出了人类的一个很大弱点:人受自身束缚。人类拼命获取能吸引他人目光和获得他人赞美的标签，诸如职位、头衔、住所、奢侈品等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他人的赞美，获得自身存在的一种认同感，思想非常深刻。

　　小说《猫》中，钱钟书同样揭示出人不能正确认知自我、受自身束缚的弱点。爱默是《猫》中的女主人公。她因为家境好、长相好而倍感自信。在她身边经常围着一群追捧的人，她沉浸在可以操纵一切的女王般的自我感觉之中。然而，在她面前低声下气的丈夫，忍受不了自尊受辱，在外找了一个女学生。情急中的爱默，想抓住书记颐谷来宽慰自己。不料，关键时刻，情人令她大失所望。最可悲的是当颐谷看见爱默哭了，忽然发现她老了，哭得不可爱。这位平日的仰慕者也逃之夭夭。爱默感觉竟失败在两个平日自己瞧不上的男人手中，众星捧月般女王的感觉一瞬间坠落粉碎。最后她意识到自己原以为可以主宰和操纵跟朋友的交际，实际上未必不是被他们所操纵。正如小说中所言:“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得了心灵上的安慰，有个逃避家庭的去处。”[2]332这是钱钟书对人不能客观认知自我的弱点揭示。

　　《围城》中，鲍小姐自以为性感，可以随意玩弄男人，使他们围着自己团团转，尽情享乐。殊不知，在男人看来她也同样是被玩弄的角色。她自信能引诱人，所以也能极快极容易地被别人引诱。《围城》中还描绘了一批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们聚在一起谈论各种时髦话题，抗战、女权运动、诗歌……看似头头是道，见识精深，实则腹内草莽、空洞乏味。他们自以为饱学高雅，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样子会令人觉得多么可笑丑陋。方鸿渐也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他为了生存与事业奔波，历经艰辛与努力，最后仍然不知道能在何处找到工作。在爱情上，他与唐晓芙互有真情，但终究两情隔断。他与孙柔嘉的婚姻费尽周折，最后也飘摇失散。方鸿渐并不缺乏善良、聪明，却处处碰壁，求学、爱情、事业无一顺遂。方鸿渐的善良有时近于怯懦，聪明之中不乏油滑。他的反省沉思有时不仅不利于实际行动，反而生出人生虚无的结论。在方鸿渐看来，也许这一切的不幸只能归于阴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无法控制的命运。他缺乏对社会、对自己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盲目冲动，有时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有力的判断。作者不允许他的性格发展到能认识自身处境的更高程度。田惠兰认为:“《围城》只是用来强化主人公的处境，而不使他获得自由，并且不允许他的性格发展到认识其处境的最高阶段。主人公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势力的捉弄对象，然而他使自己遭受的并不少于社会给他造成的痛苦。”[3]163

　　同样，在曹禺的戏剧中，对人的不自知这一情境也揭示得相当深刻。在《雷雨》中，每个人都深陷欲望与追求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然而他们追求目标的方式又是盲目的，对自身真实处境的认知也是混乱的。正如曹禺所言:“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炕里，打着昏迷的滚”[4]180。

　　《日出》中，潘月亭、顾八奶奶、张乔治、李石清等人，自以为有钱有势有本事、有手腕，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不错，实际上却被以金八爷为象征的力量掌控，直到最后，他们才明白自己处于被捉弄的位置。

　　相对于人的不自知而言，另一种人受自身束缚的情形为自知而不能自胜。《日出》中的陈白露、《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原野》中的仇虎都是这样的人物。陈白露怀着“飞”的欲念，独自闯入了现代化的大都市。为了生存，她套上金钱的枷锁，成为大公馆里公众的玩物。在她意识到这些时，却永远也回不去了。“一方面，她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丑恶，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虚空的灵魂与道德的堕落，对他们极度的憎厌;一方面，她又留恋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所能供给的物质享受非常沉迷。”[5]302她想摆脱而无法摆脱多年来所习惯的“公馆”式的优裕生活，这是自知而不能自胜的束缚。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生于士大夫家庭，习惯了北平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后成为“生命的空壳”。他沉滞懒散，懒于一切，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后来在愫芳的鼓励下，他终于踏上了出去闯荡的路途，但依然无法战胜自己，最后又回到那个自己厌恶的家。寄生虫式的生活习惯已彻底消磨了他的生存意志，他没有力量克服自身的缺点，也没有力量与困难搏斗。他自知而无法战胜自己，是人被自身束缚的悲剧。

　　《原野》中的仇虎，焦阎王活埋了他的父亲，卖了15岁的妹妹，陷害他入狱，所以他誓死要报这血债。他杀死了焦王爷的儿子，并误杀了焦大星的儿子。然而这一行动没有让他获得丝毫的快慰，相反陷入无边的惶恐之中。他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后，沉溺于一幕幕的幻觉之中，迷失了神志。在“父债子还”的指引下，他展开了复仇行动，殊不知这个宗法的伦理观念是一把双刃剑，在残害对方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毒杀自己。两代似海的冤仇没有将他压垮，8年残酷的牢狱生活没有使他的灵魂屈服，他战胜了仇人，却无法战胜自己。这也是一种不自知。

　　曹禺与钱钟书在揭示人的不自知、自知而不能自胜的情境时异曲同工。人生存在世界上，想认识外部世界，更想认识自身。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的大多是一种在民主、科学、自由等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目标与精神指引下的启蒙化写作。这种思想对于人的理性精神积极张扬，对于人能有力地把握现实客观世界及自身主观世界也是持乐观态度的。曹禺与钱钟书作品中体现的人受自身束缚是一种在比较乐观地张扬人类理性背景下的反省。探讨人类的不自知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自知，人类受自身束缚也是认识自身的一个角度。从这个意义来看，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来进行思考是有价值的。

　　二、人受偶然性不可知力量的摆布

　　人生活在社会中，除了主观能动性影响着生活外，还有外界的机遇或环境。有些事情是人力可为，或有一定的主动性，有些事情非人力所能控制。如果将人对自身的认知看作是对“内因”的认知，那么对外界的认知便是对“外因”的认知。内因和外因一起构成和影响着人的生命、生活活动。

　　在《雷雨》中，周萍与繁漪乱伦，有肉欲的需求，也有虚空中两个灵魂的相互慰藉。这是周萍妄图冲破人伦道德实现自我所愿的一次盲目大胆的尝试。然而他并非一个彻底的勇敢者，伦理道德在心中依然存在，并时时刻刻刺痛他。他挣脱繁漪去找四凤，企图找寻别样的路来挽救自己，洗涤自己，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他逃离母子乱伦的陷阱却陷入兄妹乱伦的坑。他挣扎着、努力着，进与退都无法摆脱这偶然或必然的命运安排。繁漪这个不甘屈服的雷雨式的女人，决断地要冲破扼制她情与欲的生活囚笼，不顾一切地争取想得到的，放弃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甚至不惜毁灭这一切。然而情人开枪自杀，无辜的儿子死于非命，所有的人都在她揭示出秘密的真相后连虚假的平静都无法再拥有。对于侍萍，生命是无可逃避的轮回，30年前是自己不可回首的噩梦，30年后，噩梦重演在儿女身上。当她说让自己的一双儿女走到远远的地方，永远不要再看到他们时，她的心里是多么痛楚而又无可奈何。她愿意背负儿女乱伦的秘密，独自吞咽羞愧甚至罪恶的苦果。命运让她亲眼看到一双儿女死在自己的眼前。一个善良坚韧的女人，承受如此多而重的心灵之难。周朴园貌似控制着周公馆。他喜欢侍萍，却为了现实辜负了她;两个儿子都背叛了他，一个是情敌，一个是“阶级敌人”。他努力想维护这个家的完整，但最后倒坍。对于他而言，一切只是徒劳的虚空。四凤和周冲更是被无辜捉弄。他们心底纯洁、充满梦想，却糊里糊涂地成为无情命运的牺牲品。《雷雨》里的8个人物就这样在偶然性里演绎着他们的历程。保罗·蒂利希认为:“命运是偶然性的法则。在不可逃避的，由某种原因引起的决定性后果的意义上，命运通常等同于必然性。可这种必然性又不是那使命运成为焦虑的因果必然性，而是最终必然性的缺乏即非理性，它便是命运不可穿透的黑暗。”[6]36

　　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人受偶然性及不可知力量摆布的命题也得到了印证。《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毕业时，还没有找到爱情。正当她沉闷无聊时，父亲老朋友的儿子才叔来到她家。曼倩与才叔逐渐熟悉亲近起来，最后喜欢上了才叔。父母亲相互怨怪，认为才叔家里穷，没有前途。这是第一个偶然性事件。曼倩与才叔结婚，并未维持多久的兴奋。身为家庭主妇的曼倩逐渐对习以为常的生活厌倦。恰在此时，她认识了才叔的表弟天健。曼倩对天健有了好感，成了感情上的慰藉。然而，天健给她的是肉体之爱，并出轨怀孕。后来，天健在与敌机作战中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才叔竟对曼倩说:“假如生的是男，我想就给他的名字叫‘天健’，也算纪念天健和我们几个月的相处。你瞧怎样?”[2]396曼倩从恋爱结婚到与天健认识并出轨、意外怀孕，都包含着很多偶然性。

　　在《围城》中，偶然性的事件更是充满了人的一生。第一件充满偶然性的事件是方鸿渐的谋职。赵辛楣猛烈地追求着苏文纨，苏文纨却对方鸿渐有意袒护。赵辛楣一直挑衅、为难方鸿渐，甚至最后为了让方鸿渐能远离苏文纨，减少他们接触的机会而推荐方鸿渐去三闾大学任教。这个用意正好成就了方鸿渐，使他暂时摆脱失业的困境，找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件发生在赵辛楣与方鸿渐之间的事也带有偶然性。赵辛楣后来发现是一场误会，二人坦诚交往。他离开三闾大学时把自己的书籍留给了方鸿渐。这本书被方鸿渐的同事偶然发现，告发给校长高松年。高松年以此为借口将方鸿渐辞退。这件事可以说是本无恶意却得恶果。这两件事情都是偶然引发，动机与结果却截然相反。

　　方鸿渐与孙柔嘉的情感发展也充满偶然性。开始方鸿渐对孙柔嘉并非有意。然而赵辛楣经常的调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方鸿渐对孙柔嘉的亲和感。后来，在香港三人相遇，赵辛楣得知方鸿渐与孙柔嘉未婚同居及柔嘉因晕机而呕吐的事，便猜测孙柔嘉可能怀孕，并给予财资上的帮助，促使他们提早结婚。这是赵辛楣在促进二人感情进展方面的偶然性。同样在促进感情分裂时也在无意中起了一定作用。赵辛楣出于对方鸿渐的关心，建议离开当时并不理想的工作，并邀他一起去重庆共事。孙柔嘉却希望方鸿渐听从她的安排去姑母的银行工作。他俩为此意见相左，发生争执，最终分手。以上这些都是方鸿渐与孙柔嘉感情经历过程中所体现的偶然性因素。生活往往充满变动与意外，曹禺和钱钟书都看到了偶然性在生活中的重要影响。

　　三、人的超越

　　钱钟书和曹禺都从人受自身束缚和偶然性力量影响揭示人的生存境遇，最终的超越才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需要的姿态，对此两位作家也在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思考。一方面通过爱与悲悯让人物找到出路，另一方面直面现实达到一种反抗绝望的超越。在《雷雨》中原先威严、强势、霸道的周朴园在戏剧尾声变成了一个虚弱的老人。他面对两个已经疯了的女人展示出了年轻时所没有的忏悔与温情。正如《雷雨·序》中所言:“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看着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7]62作家在经过激烈的自我探索、拷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为何而活”之后，以爱与悲悯达到存在意义上的超越。

　　另外，在曹禺和钱钟书的作品中尽管人物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困境，但他们都让部分角色充满勇气地直面生活，这为作品增添了一些光明与力量，也揭示出人面对生存困境时的超越姿态。在《日出》中虽然陈白露在日出前服下安眠药，将黑暗留在身边。然而，方达生走了，这里作者并非相信他便会真的迎来日出。作品要表达的是“作者确是希望他终究会找到出路，找到光明，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7]94黎明前工人劳动的打夯声也成了一种未来的希望之声。《原野》中虽然仇虎在复仇之后死了，焦花氏却离开了那个令她压抑的地方。《北京人》中曾家行将就木。但是，愫芳和曾瑞贞也走了。愫芳这个隐忍多年的女人终于和袁圆他们一起走了，去寻找她新的天地。

　　钱钟书以冷静的眼光看待生存境遇，对沿途的风景，报以“欣然独笑，冷然微笑”。《围城》中的方鸿渐失去了职业，失去了妻子，一切都化为乌有了，但他心里还是生出了希望，觉得一切终究会有办法的，他也走了，去了重庆。正如加缪在《希绪福斯的神话》中表现出对困境超越的态度。希绪福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他，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太重了，每次推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让他做这种无望的劳动是严厉的惩罚，让他感到幻灭和失败。然而，就算知道推上去注定要滚下来，希绪福斯还是要把它推上去，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人类生存困境犹如希绪福斯的这块巨石，钱钟书和曹禺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示出人受自身及偶然性力量的影响，并通过写悲悯与直面现实表达出了超越的生存态度。

　　钱钟书和曹禺都在哲学的高度上将荒诞这一美学范畴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小说走出了写实主义、英雄史诗的凝重感，获得了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荒诞意识和哲学品格。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作品中展示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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