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若曦《尹县长》小说集的创作特色

　　内容摘要：本文以创作特色聚焦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小说集《尹县长》自1976 年在台湾出版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尹县长》集包含《尹县长》、《晶晶的生日》、《值夜》、《查户口》、《耿尔在北京》、《任秀兰》六个短篇，创作特色鲜明，与陈若曦特殊的身份也有密切联系。陈若曦以“文革”的亲历者、旁观者以及反思者三种身份创作《尹县长》集，使其不同于大陆“文革”文学，充分具有真实性，广泛展现自由度，并且饱含民族忧患意识，对于“文革”文学的发展贡献颇大。笔者从“文革”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活环境入手，深入探析《尹县长》集真实、自由以及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陈若曦 《尹县长》集 真实 自由 民族忧患

On the Features of Creation of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by Chen Ruoxi

　　Abstract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eatures of creation of Chen Ruoxi's The Executionof Mayor Yin.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has received widespreadattention from people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76. There are six short stories in Yin, including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Jingjing' s Birthday, Night Duty, Residency Check, Geng Er inBeijing and Ren Xiulan. Chen Ruoxi' s writing style is distinctiv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rspecial status. Chen Ruoxi once served as a witness, spectator and shouter of the CulturalRevolution. What distinguishes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 lies in its authenticity, wildly degrees of freedom and full of nationalconsciousness, which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hat's more, the truth that Chen Ruoxi defected to the mainland, giving up America is alsoexplicitly embodied in Yi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features of creation of Yin, namely itsauthenticity, wildly degrees of freedom and full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historicalbackground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author's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uthenticity; freedom; national consciousness

目 录

　　一、引言
　　二、真实：“文革”的亲历者
　　（一）故事的真实
　　（二）情感的真实
　　三、自由：“文革”的旁观者
　　（一）视角的自由
　　（二）笔法的自由
　　四、民族忧患：“文革”的反思者
　　（一）普通民众的意识
　　（二）知识分子的良知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陈若曦，原名陈秀美，1938 年出生于台北市，就读于台大外文系。陈若曦在大学期间就显露出创作的才能，开始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1961 年大学毕业，次年秋赴美，先在麻省蒙荷立克女子学院学习英美文学，第二年，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65 年获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陈若曦深受“中国热”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决心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6 年，陈若曦偕同丈夫段世尧取道欧洲回到大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陈若曦在生活和政治上受到双重打击，一颗献身祖国的心受到了严重挫伤，遂于 1973 年离开大陆去香港。1974 年陈若曦在 11月号的《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开创者。此后在香港和加拿大，陈若曦又陆续创作了《耿尔在北京》、《晶晶的生日》、《任秀兰》、《值夜》和《查户口》等短篇小说，集结出版了小说集《尹县长》。

　　《尹县长》集虽然没有在大陆正式出版过，但它自 1976 年问世以来，仍然受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对陈若曦其人、单篇《尹县长》以及小说集《尹县长》投注了很多的目光，其中对单篇《尹县长》的分析主要是与大陆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相比较，其余多为对《尹县长》集的分析探讨。纵观这些论文专着，主要集中在对小说主题和冷静叙事的手法分析，且基本上都是将《尹县长》集置于众多“文革”小说中作总体爬梳分析。笔者认为《尹县长》集的创作特色鲜明，与陈若曦特殊的身份有密切联系，有必要为《尹县长》集单独撰文分析。陈若曦以“文革”的亲历者、旁观者以及反思者三种身份创作《尹县长》集，对于“文革”文学的发展贡献颇大，且陈若曦放弃美国投奔大陆的真实情况在《尹县长》集中也有明确体现，而这一点没有得到深刻发掘，因此，笔者据此分析陈若曦的特殊身份写《尹县长》集的独特之处以及陈若曦与大陆的关联，进而把握作品的整体意义。

　　二、真实：“文革”的亲历者

　　陈若曦作为少数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台湾作家之一，她反映“文革”的小说集《尹县长》便带有了“真实”的鲜明特点。作者不仅写出了“文革”时期的真人真事，也凝聚了她真实的情感。

　　（一）故事的真实

　　白先勇曾说过：“《尹县长》集中六篇小说的主角，大致可分为两类：老干部及知识分子。”1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这两个阶级所受的戕害无疑是最大的。这其中《尹县长》和《任秀兰》两篇描写了革命老干部被迫害至死的政治悲剧，而《耿尔在北京》则凸显了归国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陈若曦通过这三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了“文革”对人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伤害。

　　1.生死疲劳

　　《尹县长》是小说集中最早的一篇，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篇。这篇小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作者在自传《坚持·无悔》中有所交代：“一旦空闲了，我忽然怀念起北京和南京的人来。于是想起了林君的陕西经历，说到一位雷县长的故事，忍不住提笔写了《尹县长》这篇小说。”2在这之前，作者一家移居香港，家中住进了姓林的一家三口。林君是陈若曦在北京时偶然认识的，因为都有海外关系而成为朋友。同住的那段时间，林君讲了很多在陕西住窑洞的见闻，因此为陈若曦提供了不少写作素材。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舒缓、冷静而从容地诉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县长被枪毙的悲剧。县长姓尹，原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军官。解放战争时，他起义有功，做了县长。后来一直表现很好：“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唯一过了关的干部；党整风时，他诚恳地批评了农业政策中的失误；三年困难时期，他又亲自到农村，搞包产到户，领导农民度过了难关。这是因为他在党的教育下，抛弃了只顾个人向上爬的想法，逐步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尹县长曾经用朴实的语言对“我”谈到自己的这个转变。他说：

　　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经快三十岁了。……我十五岁时被拉去当兵，吃了多少的苦头。那时心里只想着怎么熬过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团长，师长，将军……我从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开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肮脏，觉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3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说成是“潜藏的地痞流氓”、“一向伪装积极”、是“县人委内真正的阶级敌人”，最终被枪毙,是非颠倒可见一斑。难怪尹县长要问：“究竟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盘桓在尹县长的脑子里，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是作者的疑问。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被“文革”威胁到生命的还有任秀兰。《任秀兰》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没有改。陈若曦写《任秀兰》，不仅写出了“文革”对人性的伤害和扭曲，更是对自己生活在南京那段日子的怀念。“任秀兰的事件使我很悲伤，所以我如实叙述，与其说是写给读者看，不如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纪念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任秀兰是华东水利学院的高层行政干部，在“清算‘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不幸被牵连，被关在小学生管理组附近的马列山上。被关的半年里，利用如厕的独处时光，用发卡慢慢弄松了原本钉死的玻璃窗钉子。有一天，监守同事没有陪她进厕所，她就开窗爬出，在窗外的粪坑里闷死自己。坑洞只有半人高，但口小内宽，她硬是把自己蜷缩到里面，甘心忍受恶臭，可见坚决求死。在“文革”中，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不管是高干还是普通百姓，在阶级斗争中都是那么微茫渺小。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的：“阶级斗争的轮子滚滚向前。很快地，五一六在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恐怖中带着荒唐意味的回忆。任秀兰的死再也无人提及，她的名字也只在水院的路线斗争史上才会出现。”

　　陈若曦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人们丧失了自主生活的权利，迷失了信念，在生之希望绝灭时，求死亦是不能，“自绝于人民”更是罪加一等，徒然连累家人。两难之间，生命成为疲劳的负荷。作品中“文革”期间的这些老干部，无论尹县长还是任秀兰，都活得提心吊胆，死得不明不白，可谓“生死疲劳”。

　　2.爱情落空

　　《耿尔在北京》写的是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耿尔的爱情悲剧。由于《尹县长》的发表，香港作家徐訏对陈若曦赞赏有加。受到鼓励的她又提笔写北京社科院归国学人的故事。陈若曦在自传中回忆起写这篇小说时如是说：“四年后到了北京，见到一位留美回归的中年教授，高大英俊，却因政治因素而迟迟未婚，他流露的忧伤表情让我想起笔名耿尔的朋友。多年后的一天，我提笔想写这个教授的故事，落笔的头几个字竟是《耿尔在北京》。”

　　其实耿尔只是一个相当平凡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美留学十年后归国，怀抱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收获爱情的愿望。然而在当时那个扭曲人性的畸形社会中，连婚姻爱情这一点人性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耿尔回国后自由相恋的第一个恋人小晴，因是工人阶级，他高攀不上而告吹。第二个恋人是同事小张介绍的小金，但小金出生地主家庭，成分不好，上级不批准。回国十年，年纪已四十九岁的耿尔依旧孑然一身，他一颗渴望爱情的心最终只剩下麻木而持续的钝痛感觉。

　　“文革”时期，只承认阶级性，否定普遍人性。地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用来划分阶级的抽象符号，一旦烙印在背，个人的命运就此决定，黑白分明，阶级性由此取代人性。工农是好人，地主是坏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人性的二分法在当时的社会里天经地义。陈若曦写的不仅仅是耿尔的爱情悲剧，更是同时期归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二）情感的真实

　　陈若曦在创作《尹县长》集时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尤其反映在《晶晶的生日》和《值夜》这两个短篇中。两篇小说都以海外归国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事件经历与陈若曦本人如出一辙，融入了作者强烈而真实的情感。

　　1.身不由己的无措

　　《晶晶的生日》无疑是陈若曦回归大陆后被分配到南京工作时的真实生活写照。小说以“我（即文老师）”这一美国回归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叙述，借文老师之口表达了对身不由己的不满和无奈。

　　可以这么说，小说中的文老师就是作者本人。同样是留美归国知识分子，同样在水利学院教英文，事件发生时同样身怀六甲，丈夫同样都去了苏北农场劳动而不在身边，同样是因为儿子喊了反动口号而使她惊恐万分、坐立不安。陈若曦在自传中提及这一段小插曲：“我很后悔在中国生孩子，连养育他们都要担惊受怕。炼儿三岁就闯了个大祸，害我几天没睡好。”1陈若曦的儿子段炼即是小说中晶晶的原型，因为与幼儿园的朋友玩游戏时不小心喊了“毛主席坏蛋”而让家长不知所措。陈若曦把自己的希望融进了小说里：

　　他迢迢千里而来，如今郁郁不得志，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盼望着将来能成为八亿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背任何思想包袱，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

　　这么谦卑的愿望，眼看在孩子三岁时，便遭破灭的威胁，陈若曦自然倍感无力。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倍受歧视，在生活上毫无自由，甚至连孩子的受教育权都成问题。原来当时的义务教育只到小学，中学和大学能否参加考试要看家庭成分。留美学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是否忠贞的大问号，子女前途当然堪忧。强烈的无奈之感溢于言表。

　　2.理想幻灭的哀叹

　　刚回国的陈若曦信念是强烈的，她要把她微薄的学识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里。

　　《值夜》里的柳向东显然是她的化身。柳向东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加州柏克莱一路演讲到芝加哥，支持着他的不单单是一腔爱国热血，还有美好的理想。

　　为了理想，他熬夜攻读列宁和毛泽东的着作，为防联邦调查局，躺下来时头也要枕着文件才敢合眼。而柳向东所做的这些，其实是陈若曦夫妇在美国留学时的真实经历。“其时美国仍十分反共，我们搞读书会，深怕被联邦调查局知道，不禁自我约束起来。……我们怕惹人注目，相约去公园讨论读书心得。几个人一字排开，袖手缩头，顶着刺骨的寒风，顺着结冰的湖滨绕圈走。……脚趾全冻僵了，但心却灼热如火。”

　　然而当柳向东终于献身社会主义祖国，站上教学第一线后，他隐隐感到失望，“知道自己并不是对学生失望——他们被派来上大学、念数学，本身毫无过错可言——但究竟对什么灰心失望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而令他难受的是逐渐了解到的事实：

　　原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纯粹是为了讨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非一码事……他不禁疑惑起来：在这号称世界革命的中心，究竟有多少人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也得不到答案。所以，就在他演说家的名声越传越响时，他反而逐日沉默下来。

　　与小说中的柳向东一样，陈若曦夫妇从美国回到大陆，一心报效祖国却惨遭失意，理想幻灭后的哀叹化作无尽的沉默，与日俱增的无能为力折射出生命绝望的回音。

　　三、自由：“文革”的旁观者

　　陈若曦抱着政治乌托邦的理想而回归大陆，却因理想的幻灭而失望地离去。陈若曦曾说：“在大陆七年，惟一的收获就是多认识了自己的同胞。”4其实，这两千多个日夜她并没有白白度过，她看到了祖国在受难，“四人帮”在肆虐，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她亲身体验了这一切，就使她更深切地了解了人民的心愿。而她自 1973 年离开大陆后，就由“文革”的亲历者转而变为“文革”的旁观者，所处环境也相对变得自由。

　　环境往往能影响一个人创作的心境。陈若曦 1973 年在香港定居后，便与台北的亲友联络上了。《明报月刊》的主编胡菊人来访时作者与他谈起大陆七年生活，胡便向她约稿，《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包德甫也建议陈若曦把中国的经历写出来，这就为《尹县长》之后的发表奠定了基础。在香港，言论和出版相对于大陆而言比较自由，当时中国大陆对外封锁消息，一些海外人士想要了解“文革”情况而不得，只能通过离开中国大陆的人。陈若曦便在等待移民加拿大的空闲时着手写作《尹县长》，刊出后受到好评，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也加以转载。

　　自由的创作环境和如潮的好评给予陈若曦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在成功移民加拿大之后继而创作《耿尔在北京》、《晶晶的生日》等一系列回忆文革的小说。1976 年初，陈若曦接到台湾远景出版社沈登恩的来电，表示有意出版小说集，不久《尹县长》集就正式出版了。陈若曦自己也表示，从大陆出来后有“重见天日”之感。当时的中国大陆，“四人帮”尚未垮台，又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尹县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在大陆发表，直至 1985 年才在本年度第五期《收获》上发表，时间跨度长达 11 年之久。陈若曦“旁观者”的身份给予她充分自由的言论和出版权，为《尹县长》集的创作和发表提供了契机。

　　正因如此，相对于大陆作家，陈若曦无论是观察角度还是写作手法都比较自由，因而“自由”必然成为了《尹县长》集的创作特色。

　　（一）视角的自由

　　与大陆“伤痕文学”不同，陈若曦的《尹县长》集并不是那种为批斗“四人帮”服务的文学。对于“文革”经验，作者采用热题冷写的方式，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场十年浩劫，因而她写作的视角也较为自由而独特。陈若曦在写老干部与知识分子遭遇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了两类人：老年人与青年人。

　　1.老年人的慈悲

　　在陈若曦的这六篇小说中，常常有老人的角色出现，他们并不是主要人物，然而他们的出现却给文革这个愁云惨雾的生死场带来了一丝温煦的阳光。

　　《尹县长》中的尹老是个善良而正直的老人。“我”去陕西时晚上暂住在尹老家，好客的尹老便打破多年来日食两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煮粥。当学习班的人要尹老承认尹县长曾经枪决过某个兵，并且要他承认自己的儿子也是被尹县长所杀时，尹老始终不肯作伪证，“我也只是听说有个兵因为作战时违抗命令，被尹飞龙亲手抢杀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兵，又不曾眼见，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儿子是跟共产党打仗死的，我又怎么说呢？”尹老在小说里显然代表了一股正义的力量。

　　《晶晶的生日》中的保姆安奶奶，性情憨厚为人直爽，完全不带政治阴影和不良居心。安奶奶在文老师家当保姆，尽心尽职，当晶晶喊了反动口号而使文老师魂不守舍时，安奶奶诚心劝慰：“我瞧你也别这么担心事，这点大小的孩子说一句话，能把他宰了不成？在我们淮安县，农民赌咒发誓都要抬起毛主席来的，骂起来才厉害呢骂的人都是三代老贫农，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安奶奶的直爽憨厚给了文老师颇大的安慰。再看《耿尔在北京》中的老鲁——“东来顺”的老伙计，重情重义，因耿尔经常去吃涮羊肉火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逢周末，“东来顺”门庭若市，老鲁总是贴心地为耿尔留下号码牌，还经常关心耿尔的终身大事。老鲁是老北京的回民，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但见了顾客总是慷慨地微笑，显得特别亲切，展现出老北京人特有的温暖。此外还有《任秀兰》中的马师傅，虽然是工宣队的人，但从不摆架子，态度谦虚，一团和气，开会时也经常拱手哈腰地说：“我来向大家学习的”因此陈若曦描述他是唯一受欢迎的工宣队员。

　　这些老人，当然都是来自于旧社会，也代表了旧社会的思想。他们既没受过教育，也无法接受新社会思想的改造，然而在陈若曦的笔下，这些老人都有基本的人性，因为他们都保有中国人千古以来的人情味。陈若曦当然不赞成旧社会的制度，但她对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人情，显然有一种怀念。“经过这几年，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民原来是既悲且壮，可爱复可敬；哪怕是最平凡的一个人，本身也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晶，自有尊严，绝非一个政治的专制制度所能改变的。我认识的人自然不多，但每想起他们，就像想起老家台湾的亲友，无限的亲切。”3而这样的怀念，也造就了她写《尹县长》集独特的关注点。

　　2.青年人的嚣张

　　陈若曦所看到的青年一代，也就是新社会中抛弃了温情主义包袱的新生一代，并不十分可爱。

　　《尹县长》中大义灭亲的红卫兵小张：“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插在腰上，逼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后来他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独自坐镇一个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俨然高干一个。同为红卫兵的还有《晶晶的生日》中“左出奇”卓先生的两个孩子。文革初期，他们还是小学生，就已经组织了一些小朋友在教职工宿舍里抄家、查封，“几条皮带抡的呼天价响，个个杀气腾腾的。提起卓家兄弟，宿舍里的男女老幼，哪个不怕个三分？”陈若曦在小说里其实并没有夸张红卫兵的横行霸道，在她的纪实性散文里也有涉及。陈若曦回国的头两年，目睹了红卫兵的种种恶行：他们封闭、破坏北京各大教堂，殴打“圣心书院”八名外籍修女，最后把她们驱逐出境。可是他们依然含糊其词，以“特务之名”

　　搪塞过去；“利剪上街，剪破了女人的花裙和旗袍。……满街是制服，深蓝为主，灰黑其次，单调灰暗有如古老颓废的四合院。”然而爱好色彩和变化是人的本性，青年一代强制压抑人性的做法令作者汗颜。

　　陈若曦关注的青年人不止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红卫兵，还有年轻农民和年轻的店堂伙计。《值夜》里的年轻贫农卫东，由于与公社订的合同是计时而非计件，因而他做事拖拉，农场的会计常常说他怠工，他却以“包工制”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来反驳。《耿尔在北京》里的年轻伙计态度傲慢，待人无礼，找钱时把钱丢在桌上就走，少上了菜却像聋子一样不回头，与上文提到的老伙计老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新生的一代，在陈若曦的笔下反而显得嚣张、轻浮，缺乏人情味。陈若曦似乎对文革的新生事物没有太大的好感，她另辟蹊径的观察角度也令她的小说集独树一帜。

　　（二）笔法的自由

　　陈若曦的创作手法相对于大陆“文革”作家也比较自由，她敢于并善于运用讽刺手法进行创作，通过夸张却不失真实的故事讽刺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

　　《值夜》中柳向东为保钓运动放弃博士学位论文，最后钓鱼台变成专门招待高干和外宾的宾馆，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还有那个圆脸粗黑眉、满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忠贞”年轻贫农卫东晚上潜入厨房偷东西。这个青年的偷窃事件充满歧义指涉，毛泽东既然主张向“贫下中农学习”，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又何必值夜，相互防范呢？

　　原来贫农也会偷东西，阶级性显然是不可靠的；其次是这个贫农表里不一，怠工时却理直气壮，这一点笔者在上文已经论述过。这既是他个人的人格缺陷，也是社会造成的病征，进而暗示这个乌托邦其实是一个表里不一的的乌托邦，一个创造谎言填补空缺的乌托邦，不仅人人要受命过度劳役，连生存下去的基本需求都成问题。《查户口》中的彭玉莲生活不规矩，街坊邻里好管闲事，轮流监管侦查，然而结局却令人跌破眼镜——原来对方是党支部书记，众人都不敢吭声，连彭玉莲的丈夫冷子宣也对此事保持沉默。陈若曦总是不动声色地将琐碎的情节有机组合，由此产生无比辛辣的嘲讽效果。

　　《晶晶的生日》中无所不在的喇叭宣扬的政策，侵入个人的思维领域，但人们渐渐在狂嚣的喇叭前酣然入睡。场景有如卡通般夸张而又荒谬，然而却又如此真实。人们常常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的文字来保护自己，但文字表象的赞誉是潜在的控诉。《尹县长》的结尾是最具讽刺效果的。当“我”得知尹县长和尹老都已去世的消息时，“脑子里只是反复地涌上一句平日熟诵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陈若曦利用讽刺来控诉病态的社会，并不是反共，所谓“爱之越深责之越切”，只是面对这样表里不一的大环境，陈若曦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这也是她创作《尹县长》集的原因之一。

　　四、民族忧患：“文革”的反思者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陈若曦都怀有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这也是她创作《尹县长》集的初衷。亲历七年浩劫后，陈若曦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融进小说，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冷静而大胆地进行创作，然而在真实与自由的背后，潜藏的是她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陈若曦成为了“文革”的反思者，发出生命的静静的呼喊。

　　（一）普通民众的意识

　　陈若曦的民族忧患意识与她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若曦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出身工农家庭。她出生的时候，台湾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统治之下，她说：“我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贱民，吃饭、穿衣、上学、走路……处处受歧视。小时候，我曾亲眼看到日本兵如何毒打台湾同胞，我深知亡国奴是什么滋味。”父亲虽然是识字不多的木工，但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生不取日本名字，坚决反对日本人在台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一光复，父亲就督促子女学汉语，识汉字。父亲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对陈若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大志。“由于这种民族气节和爱国教育，我们那时立下大志……以如何‘救中国’为职志。”

　　然而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都使她对国民政府失望，因此，无论是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残酷统治还是国民政府的高压统治，都给少年陈若曦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成年后，她又亲眼所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政治情况和社会状况，并且亲身经历了那个政治惹祸的年代，这些都激起了陈若曦改革社会的雄心。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陈若曦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已然流露。

　　（二）知识分子的良知

　　中国文化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多元的复合体，每个作家由于本身经历遭遇、生活环境、文化素养、个性气质不同，因而在接受这种影响时，必然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与独特表现。

　　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战国时期着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忧思而作《离骚》，唱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最后愤而投身汨罗江。知识分子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带有悲剧性的命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绵延不绝，直至现代。陈若曦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自然而然会表现出这样的意识。

　　大学时代和在美留学期间，陈若曦一直向往着美好的社会主义中国。然而回国后恰逢“文革”，美好的梦想破碎，但她对祖国深沉的爱却丝毫没有改变。在停笔十二年之后，当她再次从事创作时，她那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忧患意识，便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便构成了《尹县长》集的内核。

　　陈若曦认为“不平则鸣”是知识分子的天职。1984 年 2 月，她在香港大会堂发表演说时讲到，当年她写《尹县长》，其目标是把中国人的痛苦和心酸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尹飞龙与任秀兰的含冤而死，耿尔的爱情失意，柳向东的理想幻灭，有着新时代特色的新女性彭玉莲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文老师夫妇报国无门，而他们四岁的孩子差点成为反革命分子，《尹县长》集中的六大主角无一不是“文革”的牺牲品。而这些主人公的悲剧象征了社会的悲剧，也可说是人类的悲剧。《尹县长》集是陈若曦抒发爱国情怀的渠道，通过小说，陈若曦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文革”十年的恐怖情况，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希望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拯救中国，她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可行性的信念与爱始终不曾改变。陈若曦通过《尹县长》集，发出了“救救知识分子”、“救救归国留学生”的呐喊，其人文关怀以及强烈而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是这部小说集的最终主题。

　　五、结语

　　小说集《尹县长》虽然出现在国内“伤痕文学”之前，但究其性质，无疑属于“伤痕文学”一类，因为它们的思想基础同样是出于忧国忧民，出于对自己祖国和人民无限的爱。但比较起来，它还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第一，它是发轫之作。《尹县长》的问世，要比大陆第一部“伤痕文学”作品《班主任》早三年，那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作者是在离开大陆、居于香港这一特殊境遇下写成的。作者在政治上十分敏锐，充满正义感，敢讲真话，胆识过人，又有着比较好的艺术素养，因此作品一举成功。这篇率先揭露“四人帮”罪恶的力作，在文学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第二，它独树一帜。它提出了“救救知识分子”、“救救归国留学生”的问题，对国内的“伤痕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中国大陆改进归侨政策、引进人才大有裨益。

　　夏志清在评论《尹县长》集时曾说：“仅凭《尹县长》里的六篇，陈秀美（即陈若曦）在当今文学界已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共暴政早已变成历史陈迹后，她的作品还能站得住，供后人阅读。”正如中国的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儒林外史》仍是讽刺科举的不朽名着，陈若曦的《尹县长》集不仅为历史作证，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添上一系列最揭露人性真相、也最有人情味的小说。陈若曦将最真实的故事与情感融入小说，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关注社会小人物，讽刺“文革”时期病态的社会，表现了自己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使作品充满久远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陈若曦：《文革杂忆》，台北：洪范书店，1978 年版。
　　[2]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79 年版。
　　[3]白少帆：《现代台湾文学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4]赵朕：《认同文化的结晶--世界华文文学评论》，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年版。
　　[5]陈若曦：《尹县长》（新典藏版），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 年版。
　　[6]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
　　[7]陈若曦：《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 年版。
　　[8]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9]周青、陈联：《华人女作家陈若曦小记》，《了望》，1985 年第 23 期。
　　[10]殷国明：《情致：穿越在双重文化氛围中--陈若曦小说创作二面观》，《小说评论》，1987 年第 1 期。
　　[11]潘亚暾、汪义生：《陈若曦小说论》，《台湾研究集刊》，1987 年第 1 期。
　　[12]梁若梅：《论陈若曦早期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特点》，《兰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1 期。
　　[13]张默芸：《论陈若曦的创作艺术》，《东南学术》，1989 年第 3 期。
　　[14]陈剑晖：《陈若曦小说论》，《浙江学刊》，1993 年第 3 期。
　　[15]王韬：《寻梦与梦魇--评陈若曦小说集〈尹县长〉》，《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 年第 4 期。
　　[16]叶维廉：《陈若曦的旅程》，见《尹县长》小说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 年版。
　　[17]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见《尹县长》小说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 年版。
　　[18]李奭学：《惊醒的中国梦--读陈若曦的文革小说》，台湾《联合文学》，2006年第 7 期。
　　[19]古远清：《余光中对“文革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 2 期。
　　[20]尤作勇：《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1]钱虹：《从“不幸的夏娃”到“自觉的信女”--论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南开学报》，2010 年第 6 期。
　　[22]冯雪梅：《陈若曦小说创作中的“大书写”和“小叙事”--以〈耿尔在北京〉和〈远见〉为例》，《语文知识》，2010 年第 4 期。
　　[23]李晓鸥：《“文革”题材小说的另一种“思维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 年第 3 期。
　　[24]何与怀：《陈若曦：坚持信念，一生无悔--从她的力作〈尹县长〉谈起》，《华文文学》，2011 年第 4 期。
　　[25]罗曼莉：《不合格的参与者--论陈若曦文革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汕头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26]周聚群：《论海外“文革”小说中的反拯救主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