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建构汉语新文学研究体系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或者更为广泛的人文学科领域，有两类凸显学者性格的现象值得关注。一类承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锐意勇气，发起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这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反响依然时常回荡在今天的人文学界；另一类是默默地坚守珍贵的人文精神，以自身的研究实绩扎实地捍卫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神圣领地。这一类学者，也许声音并没有那么洪亮，或许风头也没有那么强劲，但正是少了些喧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却更有其厚重之感，其学术耕耘的果实令人惊诧不已，朱寿桐即为这类学者中的一个杰出代表。虽然这两类学者在性格上有其差异，但学术的眼光却惊人的一致，这集中体现于：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也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前类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命题，而朱寿桐所倡导的“汉语新文学”，则不仅有效地弥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概念的逻辑伤痕，更是直面世界文学，在文学格局、人文关怀、理性思维三个方向创构了具有中国作派的文学研究体系。因此，毫不奇怪，他的这种建构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

　　一、世界文学的格局观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最初由歌德在 1827 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正式提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也在 1848年的 《共产党宣言》 中呼应了歌德的想法，并将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相关联。马恩指出，随着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的开拓，精神生产会和物质生产一样成为世界性的生产。无论是歌德，还是马恩都提前预示到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这一趋势尤其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愈加明显。当互联网科技已经深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时候，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传播便完全打破了国别、民族、语言的界限，谁都无法否认他们预见的前瞻性。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歌德所谈论的“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出发点在德国，他希望德语文学能够在推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扮演“光荣的”“美好的”角色。身为德意志民族的一员，又面对德意志民族 （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强并立） 分裂的现实，歌德用超越的世界主义意识缓和了内心深处的矛盾。从德语文学的视角扩展到世界文学的眼光，歌德的路径恰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治学之道。

　　世界文学往往容易被误解为“整一性”的文学，殊不知它在受到倡议的起初，歌德正是站在本民族文学的基础之上，才具有了如此广阔的世界性文学视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实际上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单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作为复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强调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和经典性等共性特征，后者则更注重各民族文学的具体特色和民族精神。

　　哲学上，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各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世界文学。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只有在本民族语言的文学研究上立足，方能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学格局观。朱寿桐的学术研究之路，正是呈现出这样一条稳健而清晰的轨迹。从创造社研究到新月派研究，从社团研究到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研究，从戏剧研究到新诗研究，从鲁迅、郭沫若研究到台港澳文学研究，从现代文学研究到汉语新文学研究，朱寿桐每一个学术脚印都踏得相当坚实。从这条学术轨迹可以看出，朱寿桐总是从“部分”的文学研究开始耕耘，进而逐步抵达“整体”的文学研究收获。

　　尽管他曾形容这条学术之路“走得相当辛苦”，过程中“充满着焦虑”，但“因为经过这样的探寻，不仅对学术研究的结论、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都会有自己非常真切的体验，都可以将其真切地融进自己的学术热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烈火去熔铸、淬炼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一项课题的研究不但凝聚了朱寿桐的心血与智慧，还让他坚实地立足在本民族语言的文学研究基础之上，并拓展出具有世界文学格局观的独特学术探索。

　　世界文学并非要求消弭每一民族文学彼此之间的差异，与之相反，是在保护各民族文学个性的同时，又超越于自身特定的国家 / 民族的文学。所谓世界文学的格局观，就是能够既维护本民族 / 国家的文学遗产，又保有兼容异质与共享文明的文学胸怀和能力。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曾通过大面积地翻译西方文学达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

　　数量庞大的翻译文学，一方面带来了文学理念与创作手法的革新，另一方面又深刻地重构着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文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文学的跨界旅行，就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卓越成就，中国文学始终向世界敞开着自己宽厚的怀抱，迎接着世界文学的大潮。朱寿桐显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构成中国现代文学资源意义上的核心质素，在多篇文章中予以阐发。不光是作家与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寿桐还关注到了批评家与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关于勃兰兑斯的中国接受问题，他有着独到的见解。如：“反抗的文学精神和对于流亡文学的关注，是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呼应和认同的关键”；“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另外一个国度常常难以获得作家和诗人那样的关注与礼遇，但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却在中国得到了真诚的赞赏、高度的评价和广泛的接受，这与鲁迅对他的倾心认同大有关系，其根本原因是，勃兰兑斯对于丹麦文学的检讨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本国文学的批判，他对于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投合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要求”。

　　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真可谓掷地有声，既见证了朱寿桐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探求，亦让学界感受到了他的世界文学格局观。勃兰兑斯曾于 1899 年在德国杂志 Das Litter-arische Echo 的第 2 期上，发表过一篇名为 《世界文学》 的论文。勃兰兑斯在这篇文章中，以北欧的视角出发，讨论了世界文学观念在实践中引发的问题，如作为强势语言文学作品的优势问题，并指出“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兼容的；而且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巧合的是，一百余年之后，朱寿桐在与丹麦相距遥远的中国，提出了“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以中国的现实文学情况出发，探讨了中国近现当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引发的混乱问题，并指出以“汉语”命名我们所面对的新文学，“其表现的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文学中所体现的国族气派和文化风格，最终也还是落实在语言本身”，“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

　　虽然勃兰兑斯与朱寿桐论述的并非同一个问题，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站在本民族文学的视角，以语言的媒介架设了由民族文学通往世界文学的桥梁，这正是世界文学格局观的最好体现。

　　二、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

　　一般而言，旨在打破民族 / 国别界限的世界主义显然与另一些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术语，诸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 和民族主义 （nationalism）等是相对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世界主义就一定要与上述这两者呈截然对立的状态。如果处理协调得当，这三者应该是可以共存和互补的。”

　　因为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但它同时又有着十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朱寿桐所倡仪的“汉语新文学”，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凸显了温暖的人文关怀，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诚如朱寿桐所言：“在汉语新文学的基本立意上，我们所探讨的文化伦理现象其实包含着两方面的命意。

　　其一，离散的海外文学家对于汉语文化圈持久的文化认同和对于故国的情感依赖，这样的认同和依赖积淀成一种文化伦理意识，正是这样的文化伦理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在文化上和情感上‘去国’，他们的文学其出发点和归趋点往往都在故国、故土、故乡的文化环境之中。其二，面对这样的离散文学家及其离散文学，研究者应该怀着理解的态度和感同身受的情绪进行学术定位，不是简单地将他们划归海外，而是充分关注其文化伦理上的精神诉求和价值承担，尊重他们在与故国、故土、故乡的传统联系中永远割不断的文化情结，这样才体现出一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化伦理关怀。”

　　我们从未怀疑过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在异国的创作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也从未质疑魏巍、杨朔在朝鲜战场的创作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然而在面对众多台港澳作家、离散作家的时候，却一度将他们摒弃在文学国门之外，这种文化伦理关怀的缺失，实在让人痛心。张爱玲 1952 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之后在美国度过余生，至 1995 年去世之前，仍然创作了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丝毫不逊色于上海沦陷时期的作品，陈子善将她这一阶段的创作命名为她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但几乎未见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承认过还有张爱玲这样一位有名的作家，遑论洛夫、叶维廉、聂华苓等众多文学家了。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落实在文学创作层面，应当如歌德所述：莎士比亚戏剧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

　　而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落实在文学研究层面，就应当如朱寿桐“汉语新文学”的包容力，把流寓在海外的众多汉语文学作家迎回祖国温暖的怀抱，否则我们的文学史就不会完整。除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文，朱寿桐亦通过他主编的两部文学史为这一学术努力铺垫了道路，即 《汉语新文学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寿桐现任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同样将自己的世界主义人文关怀倾注于澳门这片回归祖国刚刚 14 周年的热土，他用世界文学的格局观这般凝视澳门：“澳门在地理上固然是个弹丸之地，但在文化上却是一片厚重的热土，而且是斑斓瑰丽的五色土。新旧文化包容，中西文化并存，雅俗文化杂陈，使得它展示出令人艳羡的多元化和谐共生、互补发展的文化格局。”

　　正是有了深切的世界主义人文关怀，朱寿桐对于澳门、对于文学与文化、对于澳门作家及新移民作家才有了如此这般的深情凝视。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程度的加深，当下中国作家移民海外乃至在海外的汉语报刊上发表作品，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包括以前早已移居的作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不仅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同样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不少华裔作家取得了美国的“身份”，但正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他们才得以在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发出独特的声音，并逐步跻身主流文学界。这些作家的不确定的身份认同和世界主义特征，对他们及其创作的考察应置于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如此，一方面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也给文学带来一些世界主义的意识”。

　　朱寿桐曾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学，在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中，他也同样贯注了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面对比较文学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他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出了这样的呼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且欲在世界学术格局中自备一格，中国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拿出鲜明的开拓精神，而不应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为满足”。

　　可以说，他的汉语新文学研究不仅是他奉献给国际汉语文学研究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奉献给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份厚礼。长期以来，一些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一直在呼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诞生，朱寿桐的新汉语文学研究至少在某个方面为拟议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扎实的研究实绩。

　　在梳理中国现代作家与哈佛大学的关系时，朱寿桐也有这样的发现：“从哈佛大学的被逐渐发现到白璧德教授被误读乃至被妖魔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现代文学某些潜隐的复杂现象，甚至可能理索出中国现代文化演化的一条耐人寻味的轨迹。”在深化人们对新人文主义乃至人文主义概念的价值认知之际，他这样概括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显然有其突出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念可以被概括为以体恤人、改造人、提升人为本位的更广泛和更深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观。”

　　以中国视角看世界，又以世界眼光反观中国；以汉语新文学研究透视世界文学，又以世界文学的力量穿越比较文学。朱寿桐的学术力度不单单是一种文学研究，而是一种饱含着世界主义深切人文关怀的学术精神，是一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屹立的文化立场和学思方式，是一种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不无一定的互补性和对话性，具体体现在它对于重新建构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朱寿桐用他的学术实践为此做出了深刻的印证。

　　三、“全球人文”与理性思维的学术立场

　　在全球化的时代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就是要打破狭隘孤立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出狭隘的学科领域，跨越民族 / 国家的疆界，探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所以可以一强独大，除了军事、经济、政治的多重角力外，其文化实力的因素不应被忽视。换言之，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创新能力，“硅谷”和“好莱坞电影”的文化渗透力，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对世界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美元”和“航母”。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得益于它有强大的人文学科进行支撑，而人文学科在美国一流大学往往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当前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需要加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人文学科理应得到更大的发展。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南京大学，还是在暨南大学，尤其是在澳门大学，朱寿桐都积极致力于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秉持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把利剑，以百折不回的气概，以勤奋刻苦的品质，以勇往直前的勇气，对于人文科学贡献了他的宝贵经验与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对于优良学风的建立，他提出了众多中肯且可操作性极强的意见。例如：“学术观点受到不同程度侵犯的有关学者的争讼权利应得到保护并及时发表，所有在有关选题上有所建树的学者都有权利对后来的相关成果进行学术质询，当发现自己的成果确能涵盖或部分涵盖质询对象，而却没有被质询对象特别声明或注明出来时，即可以并且应该提出诉讼。经过学术争讼及答辩，被证明确系犯了上述学风错误的学者，应承担相应的名誉、经济、版权乃至行政上的责任，与此相关的一切学术奖励或其结果都须遭到追讨。”

　　朱寿桐以他稳实的理性思维精神，对于人文学科建设所奉献的良策，彰显了一位优秀人文学者的风范。朱寿桐曾这样评述新人文主义：“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的放诞和情感的泛滥而保持内心的自省与自律，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心理学思路；新人文主义的伦理学理念则是通过这种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完善。”

　　这种理性旗帜所到达的道德完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呢？古人有云“文如其人”，朱寿桐用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不仅书写了学思严谨、极具创见的诸多学术著作与论文，他的充满睿智的随笔散文也同样精彩。他曾这样诗意地记述了自己的一段学术道路：“我的学术的前路拒绝了绿色的牵引，灰蒙蒙的海水将伶仃洋的温热撒向了微浮的轻尘，挥一挥盐水味的汗滴，灰蒙蒙变成了空濛一派，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地间一张巨大的契约，半个世纪之前的梦中预约了碧海青鸟，蓝天白云。来自学术殿堂的颂歌启迪我将千百次人生之梦追回。静心听一听，在我稍停喘息的那一刻心灵的宁贴中，拥有了玄色的眩晕，拥有了眩异的抵达。”

　　细细品味，他诗意的背后又不无一种异常的艰辛，一种平常学者难以体察的艰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路向南，朱寿桐以其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性格不断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与攀登，不断收获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果实。朱寿桐的学术之路，是一条克服艰难险阻的崎岖之旅，正因其坎坷，反而愈加珍贵，他对文学的珍爱已经深深地熔铸到他的学术之中，而这种历经千锤百炼凝结而成的学术正是中国人文科学走向“全球人文”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汉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大量汉语词汇已经在欧美得到广泛使用，甚至进入牛津词典。如 《经济学人》 杂志曾报道过中国男多于女的现象，将未婚男子“光棍”翻译为“guanggun”； 《纽约客》 描写中国大陆新一代时出现了一个词“愤青”(fenqing)；其他诸如 《卫报》 等媒体还出现了“guanxi” （关系） 一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越来越融入世界，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解体，东方文学的崛起，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

　　莫言已经用他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证明，中国不是没有好文学，也不是没有好作家。同样中国也不缺少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更不缺少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

　　“在世界文学的意义上，汉语新文学对于汉语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审美习惯、文化精神的整合力气意义将超过国家的象征。如果说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格局中还只能处在学生的位置，则汉语文学以及汉语新文学所显示的自身的语言独特性、思维独特性和经验独特性，毫无疑问将成为与其他语种的文学并驾齐驱的文学种类，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学板块。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所孕育的汉语新文学，凭借着汉语表述的无可替代性以及巨大的人文覆盖面，在世界文学范畴内是一个无法小视的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的学术定位总是从世界性的视角出发，从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出发，就会非常清晰地明了汉语新文学的重要意义：这一概念使得其所讨论的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轻而易举地、不言而喻地挣回了自己应有的地位，而如果仍然从中国文学的身份进行考察，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学时就必然产生学生般的疑惧之感。”

　　朱寿桐文学研究的价值与他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向了“世界文学”，也通向了“全球人文”。

　　归根结底，对待世界文学的大潮，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在于将本民族的事情办好，朱寿桐对于具有中国特征的汉语新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无疑体现了这个全球化时代极具民族性、建设性、创新性的中国作派的文化姿态和学术情怀，体现了中国人文学界充分的理论自信。

　　“文学是人生质量的体现”，亦可以说，他于文学及文学学术研究的成就正是朱寿桐人生质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