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调查？其意义有哪些？

　　我们写论文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一方面来自己有文献，一方面来自社会实践。要想获得文献信息需作文献调查，要想获得社会实践信息需作社会调查。有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读万卷书"显然指文献调查，"行万里路"显然指社会调查。上一讲介绍了怎样作文献调查，这一讲介绍怎样作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意义。

　　人们普遍重视文献调查，而对社会调查则重视得不够。本节将首先讨论一下社会。

　　调查的意义，主要谈两点：一、什么是社会调查；二、社会调查的意义。

　　1.什么是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直接向社会了解情况。

　　古代采风实际上就是作社会调查，《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日：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从十月尽，正月……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如《硕鼠》中所谓"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土指那些在生产关系方面实行改革的地方，按亩征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奴隶们的地位，所以引起了奴隶们的向往。刘知几《史通。载文》篇云："观乎国风，以察兴亡。"可见收集民歌对了解社会动态确实是大有好处的。

　　2.社会调查的意义

　　如上所说，社会调查同读书-样，是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古人很重视从社会实践中学习，如明末清初人廖燕将书本以外的信息载体比喻成无字书，他说：

　　"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读。燕独知之读之，终生不厌。"2]近人张舜徽也强调说：

　　今之学者，除读有字之书外，尤以读无字书为亟。无字书者，举凡新生事物之接于吾耳目者皆是也。有可以效法者焉，有可资借鉴戒者焉。必多读无字书，而后能明于当今之务，不蹈知古而不知今之弊也。昔人但局限于读有字书，不足取法。[226]

　　清李威称："好学者随所闻所见，皆可以为学，不必其肄习讲贯也。"22而且许多知识不见于书本，只能从社会调查中获得。郑樵曾说过："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奈何后之浅鲜家，只务说人情物理， 至于学之所不识者，反没其真。"22可以说文献记录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掌握的绝大部分知识，都需要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如1938年2月，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搬迁到云南，闻一多加入湘滇旅行团步行前往，一路 上采风问俗。当年与闻一多作社会调查的马学良回忆道：

　　闻一多先生白天步行，晚间到宿营地吃过晚饭，便和我去少数民族人家访问，或从实地体会奇风异俗，访古探幽。两个多月的时间，闻先生贪婪地采风问俗，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古书上见不到或已消亡，却还活生生遗留在民间……通过这次旅途中对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动的民间歌谣、优美的神话传说等所见所闻，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增广了见闻，使久居书斋的闻先生和我们耳目一新。

　　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他的神话、古典文学研究，也引起了他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兴趣，使他后来的学术研究超出古书堆，脚踏实地，深入民间，采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再结合印证古籍，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如他写的《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就起因于我们在湘西-一个苗寨的路旁一座类似汉地的土地庙中看到的一个人首蛇身的石像。石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当时闻先生在石像前徘徊良久，不忍离去，不胜感叹地说，多年来从各种古籍中查稽到不少古老的神话传说，却从无实证，想不到今天居然找到了堪为印证的实物。2291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更原始、更新鲜、更真实。试以洋葱为例，社会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就好比从地里刚拔出来的洋葱，有叶、有茎、有皮、有根，根。上甚至还有泥土。这才是真正的洋葱，它让我们看到了洋葱的本来面貌。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就好比从菜场买回来的洋葱，叶子、茎、皮、根都被去掉了，当然也不会有泥土，它已失去了洋葱的原来面貌。

　　社会调查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顾颉刚曾谈到他1917年在家乡搜集过民歌民谣，先"从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到别人。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230]这次民歌调查活动对他的疑古辨伪思想的形。

　　成以及历史演进法的运用，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当然，社会调查也会为学术论著提供论据。邓绍基曾谈及赵景深研究民间文学就运用了社会调查获得的材料：

　　景深师曾赐我一本《大鼓研究》（商务版），我拜读后，发现其中有一则实地调查，很受启发。原来当时关于大鼓书的名目统计，人言人殊，关于流行的常演篇目，也是人言言殊。景深师于是越出已有的文字记载，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景深师统计了1934年3月25日到4月16日这二十天内七位演员在"北平书场"演唱的大鼓书名目，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每人计唱四十种，共二百八十种，但去其重复，这些演员所唱的不同篇目却只有四十四种。景深师庆幸这次调查印证了杨庆五《大鼓书话》中的话："目前挟技走南北之大鼓书家如刘宝全不满五十支。"景深师还说："这个统计表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使我们知道，现今鼓场所流行的是哪一- 些大鼓书。"[231]

　　许多人的学问都是从社会调查中得来的。《论语八佾》云："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之所以能够创立儒家学派，显然与此密切相关。司马迁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

　　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在《孔子世家》中还专门提到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衹徊留之不能去云".

　　社会调查极大地丰富了司马迁的史学知识，也使他的《史记》写得格外生动。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显然，所写为其所见所闻。

　　不少学术著作也是社会调查的成果。扬雄《方言》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罗常培专门介绍道：

　　他虽然没有坐着轻的蝤轩车到各处去调查方言殊语，可是他利用各方人民集OP中都市的方便，记录了当时知识分子（孝廉）、兵士（卫卒），其他平民乃至少数民族的语言。他所用的调查方言法是"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答刘歆书》，并参阅《西京杂记》），这简直是现代语言工作者在田野调查时记录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这真是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因为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

　　宋代学者郑樵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而且应当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233复云："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 有慕弘景心，结茅夹祭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 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1234可见为了掌握生物学知识，郑樵特别注意运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注意实地观察，并积极向田夫野老请教。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正如张舜徽所说："顾氏漫游四方，经历的地区很广，每至一地，都细致地、深入地做了调查研究工作。有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所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这不是几句空话！我们只看顾氏著述如《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诸书，都是通过实地考察，将调查所得的材料结合书本的记载，加以分析研究之后而写成的。"235]

　　清代学者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堪称代表作。而作者显然得益于社会调查，论及著述经过，其自叙称："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砣砭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1236]

　　现代学者从事社会调查的成果，当以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 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最突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曾在燕京大学讲过怎样在都市进行实地调查的问题，费孝通深受启发。1936年暑期，费孝通接受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来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即据此次调查所得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今将其论文目录附录于下：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调查区域

　　第三章家

　　第四章财产 与继承

　　第五章亲属关系的扩展

　　第六章户与村

　　第七章生活

　　第八章职业分化

　　第九章劳作日程

　　第十章农业

　　第十一章土地的 占有

　　第十二章蚕丝业

　　第十三章养羊与 贩卖

　　第十四章贸 易

　　第十五章资金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

　　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237]

　　这篇调查报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了30年代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还有一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他自我介绍道：

　　"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 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238]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把社会调查引入史学研究在国内未引起强烈反响，但是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 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2391就文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特别重视社会调查，影响较大的是"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希白）、容肇祖（元胎）、庄严（尚严） 一行五人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嘱托，从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至初十），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民俗考察。回京后，参加考察的人每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因考察人员中的孙伏园那时正任《京报副刊》主笔，考察记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2401929年5 月17日至5月19日，顾颉刚、魏建功等人又对妙峰山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的考察。1931 年春，与燕京大学同人组成考古旅行团，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调查古物古迹。1934 年夏，与燕京大学同人去绥远参观，了解到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危机。此外，顾颉刚还于1936年8月到1937年7月"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别开生面的课程。参加领导这门课程的还有分别对考古学和宗教艺术有研究的容庚（希白）教授和李荣芳教授。按规定，每两个星期就要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一-次现场实习，主要是在北平城内和郊外，有时还利用假期较长的时间（如国庆节和春假）有目标地奔赴外地".12411可 以说顾颉刚毕生重视社会调查，他。

　　在1978年6月12 日致信汪宁生说："我一生性极好游，足力又健，日可步行百里，故能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古代史事。"242汪宁生还概括地谈了顾颉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顾先生用藏、白等族招赘习俗，证明古代赘婿实与奴隶无异；用傣、苗等族丢包习俗，说明内地抛彩球择婿之风的由来；考证"披发 左衽",以蒙藏人民的服饰作为实例；解释《老子》中"刍狗"一词，以喇嘛庙中酥油偶像作为比喻。此外，还指出"傻瓜"-词得名于"瓜州之戎";"吹牛"拍马"为西北方言；以黄河、柳江上的连舟搭桥解释古代"造舟为梁";以四川、湖南民间住宅的天窗说明古代"中雷"之制等等。总之，无论是边疆少数民族保存的文化习俗，还是残留于内地偏僻地区的民俗学资料，到了顾先生手中都有用处。甚至连多年前看过的一。场戏曲，听到的某句方言，也能随手拈来，用以证史。

　　此外，北京大学在民国时期所开展的搜集歌谣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 年由北京大学刘半农等发起向全国征集歌谣的活动，宣告了"北大歌谣征集处"的成立，由"沈尹默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并编辑'汇编';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20 年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七、八期出版后，歌谣收集与研究活动陷于停顿。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研究会委员。《歌谣周刊》恢复编辑出版后，出至第53期停刊。[244]这次 征集歌谣活动，使读者知道了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也培养了不少人，我国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钟敬文就是在这次调查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谈道：

　　在20年代的前期和后期，我已在收集、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和出版了几个民间文学作品的小册子，如歌谣集《客音情歌集》（1926）、 《蛋歌》（1927）、 《马来情歌》（1928），以及民间故事集《民间趣事》（ 1926）等……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过这种实地调查的资料集子。[245]

　　新时期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蔚然成风，例如1982年山东大学的萧涤非为做好《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曾率领课题组的成员，沿着杜甫当年走过的道路作过实地考察。张忠纲谈道：

　　宋人云："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因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在从事《杜甫全集校注》之初，主编萧涤非先生毅然以七十四岁之高龄，亲自率领我们校注组成员，沿着杜甫当年走过的道路，足迹遍及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有关杜甫的行踪遗迹及影响，做了一-番实地考察，并写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246]

　　这次考察活动开创了杜诗研究的新途径，此后有关杜诗地名现地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促进了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