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戏剧《匹克梅梁》中的社会改革思想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英国文学史中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伟大的剧作家,同时,又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论家、费边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擅长“以剧院代替费边社的讲台,以剧作的前言代替费边派小册子来作为他的主要宣传方法”。深入研究萧伯纳的剧作须研究分析其费边主义思想,正如著名的萧伯纳传记作者弗兰克·赫利斯所言:“如果你不懂一点萧伯纳的社会哲学,你就不能了解他的戏剧家生涯”,无论萧伯纳剧作表现何种主题,就其根本而言,目的都是传递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因此,萧伯纳因剧作而闻名,但首先他是一位深刻的社会改革家。

　　一、费边主义

　　费边主义(Fabianism),费边社会主义简称,系兴盛于19世纪后期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费边主义得名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

　　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费边主义寓意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费边主义的政治主张为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目标定位为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实现,从而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但是社会的更替只能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在多数人同意和理解的前提下,在宪法范围内,和平地、一点一滴地完成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就本质而言,费边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二、《匹克梅梁》与社会主义

　　《匹克梅梁》是萧伯纳的名作之一,主要描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卖花女伊丽莎言行粗俗,在上流阶层语言学家息金斯教授的训练下转型为优雅高贵的上流社会贵妇的独特经历。源于与好友的打赌:“只要三个月的时间,我就能让她在外国使节觐见宴会上以女公爵出现。”他开始对伦敦东区街头卖花女伊莉莎的疯狂训练,改变她的发音吐字、讲话方式、行为举止,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要符合上等人的标准,三个月后出现在外国大使晚宴中的伊莉莎,脱胎换骨,从满口伦敦方言、举止粗鲁的街头卖花女蜕变成为讲标准英语、谈吐得体、举止高贵的上等人。希金斯教授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一方面他热心致力于改良社会,另一方面他始终持有阶级优越感,对下层阶级始终如一地持以施舍的态度。他认可改造后的伊莉莎,但是面对伊莉莎的示爱,严守等级差别,完全不屑一顾。愤怒的伊莉莎充分认识到:“处在我的地位不得不当心,你们这种人和我们这种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感情。”于希金斯而言,伊莉莎如何高贵端正,奴隶和玩偶身份没有丝毫改变。萧伯纳以戏剧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弊端批判地入木三分,“无情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残酷,运用深刻地讽刺笔调,描绘出资本主义社会党的无聊和堕落”。

　　《匹克梅梁》中女主人公伊莉莎,身为社会下层阶级的市井小民,尽管出身低微,没有文化,但她自尊自爱,自力更生,更有强烈的意愿改变自我,因此她来到希金斯的家中,表达自我的强烈意愿:“我是来上课的……我要当个淑女在花店工作,在匹德利圆环工作,那里的顾客态度有礼貌多了。”她的愿望如此强烈,为此,她愿意用其微薄的收入支付希金斯教授学费:“我来了,我会付钱的,不是求你们帮忙,他以为我不值一文,我知道上课要钱,我会付钱的。” 伊莉莎渴望通过语言的学习,将自我由街头卖花一举改造成为高尚地段花店工作的体面工作。谋生方式的改变,实际反映出她朴素的政治愿望: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变自我受漠视、受压迫的社会身份,提高自我的社会地位,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与平等。希金斯教授开始教授伊莉莎后,她天资聪颖,表现超凡,“弹钢琴,上手就能弹出来;各地方言,即便是希金斯本人也要花费数年才能掌握,她一听就会”。同时,在学习中她极其努力,反复练习枯燥的语句“西班牙的雨,大都下在平原上……西部岛国的轻微不景气,似乎有向西部移动的倾向……在汉普夏、希利富及哈佛,似乎不曾有过大风暴”,单调的语音练习绝不使其为难,即使是睡觉时她也在为语言学习而辗转反侧。六个月后,她参加外国使节宴会,雍容高贵的仪态和纯正高雅的语言震惊了四座,所有的人为她惊叹,甚至将其误认为某国的公主。伊莉莎是社会下层人民的代表,伊莉莎的成功寄托了萧伯纳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信心: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自我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推动了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萧伯纳同时是写实主义者,又是个理想主义者”,萧伯纳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同情劳动人民,相信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已经孕育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只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经过自然的进化过程,社会主义就能实现。

　　三、《匹克梅梁》与渐进主义

　　《匹克梅梁》的序言中提及:“我们今天需要的改革家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语言学家。这就是我把这样一位语言学家作为一个通俗剧本的主人公的原因”(萧伯纳),萧伯纳将其笔下人物希金斯教授定义为改革家,将其对于卖花女伊莉莎的改造定义为改革。

　　伊莉莎是千千万万名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代表,希金斯教授对伊莉莎的改革即代表了希金斯所在阶级-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改革。《匹克梅梁》中,希金斯教授改变了伊莉莎的外貌。戏剧伊始,伊莉莎在伦敦东区街头卖花,穿着极其寒酸,“戴顶黑色的水手小帽,落满了尘土和煤灰,大概从来没有洗刷过,她的头发也该清洗了”,“身穿一件粗旧的黑大衣,脚穿一双破旧的靴子”。讲伦敦土话,举止粗俗,一望而知是个下等人。希金斯教授将她改造三个月后,出现在希金斯夫人家聚会中的伊莉莎,举止优雅,“给人一种异常高贵而优美的印象”,弗莱第对她一见倾心,在外国大使的花园酒会上,伊莉莎俨然成为一位真正的上流贵妇,语音不但标准,而且谈吐极其高贵。希金斯教授在改变伊莉莎外表的同时,也改变了她的思想。伊莉莎不再满足于最初的理想,“我要当个淑女在花店工作,在匹德利圆环工作,那里的顾客态度有礼貌多了”,她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不止于此,由此产生困惑“我能做什么?你能让我做什么?我要去哪?做什么?我会变成什么”?伊莉莎对人生的重新思考,意味着经历了外表的洗礼之后,她在思想上也发展成熟。希金斯对伊莉莎语言、着装等外表的的具体的改革,最终实现了对其个人从思想到外表的完整改革。希金斯对伊莉莎的改造寄托了萧伯纳改良社会的政治主张:社会的变革只能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新的原则的转变,采取思想渗透、循序渐进等手段,一点一滴地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匹克梅梁》中,杜立特尔也是萧伯纳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他初出场时,是个典型的下等人,身穿垃圾工的服装,年纪较大但精力旺盛。除去社会地位低微,杜立特尔的道德品质极其恶劣,向希金斯索要女儿伊莉莎,希金斯明言要他带走伊莉莎后,反而与希金斯交涉:“什么?这不讲理,不公平!那女孩是我的,现在是你的。”然而,赤裸裸地敲诈希金斯:“你和我是见过世面的男人。我不确定一定要她回家……她可是个年轻健康漂亮女孩,说实话,她是个能干的女儿。我只向你要求做父亲该有的权利,你只要出五镑,我的伊莉莎就是你的了!”短短几段文字,一个无耻、无情的流氓恶棍形象跃然纸上。杜立特尔第二次出现时,形象与第一次出现时截然不同,“穿着漂亮,一身崭新而时髦的礼服外套,白色马甲,灰色裤子,头戴黑绸礼帽,脚穿一双新皮鞋”,杜立特尔不仅仅是外表像个绅士,言谈举止也像个绅士彬彬有礼,“孩子,伊莉莎,是我的错!”而且,“我要和我太太安定下来结婚”,以此来维护绅士的尊严。杜立特尔从地位低下垃圾工一跃成为富有而尊贵的上层绅士,并非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或是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希金斯的一个小小玩笑——他撰写书信给一位热心语音学的美国富翁,“赞扬”杜立特尔是“当前最有见地的伦理学者”,从而使得杜立特尔获得那名美国富翁每年3000镑的捐赠,条件是杜立特尔每年至少在“万那费勒道德改进协会”进行6次演讲。杜立特尔翻天覆地的命运转折,尤其体现出萧伯纳的费边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是由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强烈反对采用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社会的手段,萧伯纳认为“不是说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认为循序渐进才是社会变迁的常态和社会进化的正轨,采用突然、变态的手段改革社会,必然使得整个社会大受其伤。尽管萧伯纳强烈反对暴力革命,但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为目标,坚持在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积极探索一条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

　　萧伯纳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因“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他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在政论领域,同样成就非凡,他以笔为矛,深刻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认清其政论思想的局限所在:萧伯纳不能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作用,而仅仅将社会改革的使命寄托于资产阶级自发自动的社会改良措施;在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弊病与无情地抨击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残酷的同时,萧伯纳受其社会改良主义的限制,所提出的改革社会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如同冯亦代所言:“他发现了现实,却又隐蔽了这个现实,他淹没在这个为他所不能理解的矛盾之中,费边主义成了他的避难所”。

　　参考文献:
　　[1]萧伯纳著.贺哈定,吴晓园译.《萧伯纳剧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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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陈灿.《从文体学视角解读<卖花女>》.湖北第二师范大学,2011.
　　[4]杨春侠.《重读<卖花女>》.和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9.
　　[5]黄嘉德著.《萧伯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