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嵌入理论的生态移民迁移工作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移民数量持续增加。据报道,仅2010年因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的人数高达4200万。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2000年以来已经累计移民数百万人。生态移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移民,是一种短时间、大规模、连根拔起式的人口迁移。经济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不仅直接导致了移民贫困问题的产生,而且严重损害着移民的心理健康,使得移民群体日益边缘化,难以融入安置地社区。由于生计匮乏、心理无助以及缺乏对安置地社区的“根基性认同”,这些“失根之人”可能成为社会极端甚至暴力活动的源泉。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视角,提出生态移民迁移模型,按照迁移过程将移民迁移划分为脱嵌、嵌入、可持续发展3个阶段,试图更深入地理解移民迁移行为特征,以此推进我国生态移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1、嵌入视角的生态移民迁移模型

　　POLANYI认为,“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嵌入社会关系”。经济牢牢附属于整体社会是其本质所在,市场只是经济生活中诸多制度的一种。

　　20世纪80年代,GRANOVETTER使用嵌入的概念批判古典经济学缺乏对人性、社会结构的思考,提出“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的观点,强调任何经济活动都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网络中,社会关系和网络会影响经济行动的功能。嵌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将人看作嵌入在复杂、多变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有关移民的研究表明,嵌入不仅是移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且是理解移民行为的核心概念。一方面,任何移民个体都“嵌入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系统背景中”,其迁移行为会受到家庭、社区乃至更高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影响。由此,必须基于个体嵌入的(原居住地和安置地)社会联系和制度结构理解移民行为的决定因素和结果。另一方面,移民迁移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从原居住地“脱嵌”到安置地“嵌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脱嵌”意味着脱离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经济文化背景,这将导致失去土地、失业、边缘化等一系列风险。“嵌入”则意味着掌握安置地知识、建立社会网络关系并获取发展资源。如果移民不能嵌入安置地社会,重新建构身份,产生社会归属感,那么其迁移活动是不可持续的。

　　基于嵌入理论和移民研究,本研究提出一个生态移民迁移模型(见图1),该模型从过程视角将移民迁移划分为脱嵌、嵌入和可持续发展3个阶段,其中,嵌入是实现移民从边缘化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活动过程,脱嵌是移民迁移的初始阶段。

　　在此阶段,移民将离开原居住地,进入新安置地。脱嵌导致移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风险是移民在安置地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嵌入是移民迁移的第2阶段。移民对安置地的嵌入包括经济嵌入、社会嵌入和心理嵌入等多个维度。嵌入可以帮助移民克服脱嵌所产生的风险,形成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能力,进而实现移民在安置地的身份重构并产生对安置地的归属感,为移民实现与安置地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移民迁移的第3阶段。移民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移民享有平等权利、免受歧视,成为能动个体;另一方面表现为移民作为能动个体,积极参与安置地社区建设,发展社区社会资本和多元文化,推动社区跨越式发展。

　

　　2、生态移民脱嵌:边缘化困境的产生

　　我国的生态移民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地区,包括以下6种类型:以保护大江大河源头生态为目的;以防洪减灾、根治水患为目的;以防沙治沙、保护草原为目的;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引起;由保护自然保护区内或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引起;以规避地震、泥石流、长期干旱等自然灾害为目的。

　　我国的生态移民多属于政府主导的非自愿迁移活动,具有计划性和强制性的特点,移民群体本身缺乏相应的选择权。在外力高强度的作用下,移民不仅面临着失去土地、工作、丧失共同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被破坏等实际困难,而且移民个人也会因抗拒、抵制而产生消极、被动的心态。与原居住地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的脱离(脱嵌),为移民在安置地的生存发展带来诸多风险,移民群体面临日益边缘化的挑战。基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本研究将生态移民脱嵌后的风险分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3类(见表1)。

　　(1)经济风险

　　生态移民在脱嵌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不仅表现在耕地、储蓄等基本资源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个人生产技术、工作技能等多个方面。对于大多数移民家庭而言,可使用耕地的变化是家庭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东梅对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家庭拥有土地面积显著减少,生态移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显著降低。此外,迁移后的生产经营条件变化也阻碍了移民原有工作技能的正常发挥。

　　McDONALD等发现,由于生存压力上升,很多三峡移民不得不离开安置地进入城市打工,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培训,移民的城市工作道路困难重重。总体上,多数生态移民由于身处生态脆弱地区,本身就已经属于贫困群体,在迁移过程中的经济风险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贫困化的过程,而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会伴有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

　　(2)社会风险

　　COLIC-PEISKER指出,语言障碍以及缺乏对安置地社会文化的了解使得移民处于就业市场的劣势地位,难以找到与自身学历、资历条件相符的职位,不得不长期游离在社会主流群体之外。此外,强制性迁移不仅破坏了亲属关系,导致亲属之间的情感、联系淡化,而且破坏了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联系,原有的信任合作行为难以为继。

　　BEHURA等认为,移民与没有搬迁的亲属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导致了亲人之间行为的约束力下降,家庭凝聚力降低,并进一步造成了社区活动减少。

　　在中国农村社会,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人、亲戚和邻里”,强制性迁移将破坏移民社会网络的基础。由此,尽管作为物质实体的移民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网络、原有的社区已经被破坏,移民原有的社区“空间、时间和文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时的移民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无依无靠。

　　(3)心理风险

　　生态移民迁移的强制性以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对移民心理产生影响,导致心理风险出现。强制性迁移会诱发移民内心的抗拒、抵制而产生消极依赖心理,这为移民融入安置地社区增加了障碍。迁移后的经济压力以及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则让移民产生强烈的剥夺感;且迁移后的移民并没有放弃对故乡的思念,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思念会逐渐增强。对于举家迁移的移民而言,思乡之情可能会贯穿其整个生命旅程。经济、社会及心理压力将导致移民的身份迷失。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移民面对的是“连根拔起”式的迁移,难以回归旧有的状态。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者”,移民虽然已经在安置地定居,但想要开展正常的生活却困难重重。进退失据、游离在主流社会边缘的情境不断强化着移民“他者化”的感知。身份迷失不仅使得移民难以对安置地社区产生认同、融入安置地社区,而且加剧了移民内心的痛苦,显著提高了移民群体的心理疾病率。

　　3、生态移民嵌入:社会融合的基础

　　脱嵌所导致的移民群体边缘化困境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社会冲突。由此,尽早促进移民融入迁移地区社会,符合移民和迁移地区社会的最大利益。社会融合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者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在移民社会融合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发现了嵌入对于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嵌入是实现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虽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所选择的嵌入分析维度不尽相同,但是多数研究中都将经济嵌入、社会嵌入和心理嵌入作为衡量移民嵌入迁入地社区的重要维度。

　　(1)经济嵌入

　　以何种方式谋生并维持生计是衡量移民经济嵌入的重要标准。生计包括生活所需的能力、资产(储备、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及活动。当生计能够帮助个体应对压力、维持并增强其能力和资产、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生计机会、从短期和长期层面为本地乃至全球民众生计带来净收益时,这种生计便是可持续的。生态移民的经济嵌入要求移民获得维持生活的资产和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生计。可持续生计有助于生态移民克服经济风险、降低贫困威胁,是移民安全、有尊严生活的重要前提。

　　(2)社会嵌入

　　能否在安置地重建社会网络关系是衡量生态移民社会嵌入的重要标志。社会网络是指“使行动者联系起来的一群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连接集合”。在社会网络中,2个人之间的联系称为“联结”,表征了时间、情感强度、互信和互惠关系。按照“嵌入”的程度不同可以将联结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相对于强联结,弱联结更有利于获取非冗余信息。作为外来的少数群体,在安置地有效地重建社会网络不仅可以帮助生态移民获得信息、资金等物质支持,而且可以帮助移民获得激励、认可等情感支持,蕴含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更是生态移民对安置地社区信任、合作的源泉,这对于改善移民的社会心理健康、增加移民的社会接受感非常重要。

　　(3)心理嵌入

　　心理嵌入与经济嵌入、社会嵌入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是否能够实现身份重构、积极参与安置地社区活动是衡量移民心理嵌入的重要标志。身份是个体对自身及他人的认识,个人通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互动不断获得对身份的新认识。作为一个动态、多维度、情境化的概念,身份是个体社会位置的体现,并建立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身份建构的意义在于提高自尊与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与个人需要、找寻存在的价值。经历了迁移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网络关系等的巨大转变,生态移民往往面临身份迷失、进退失据的挑战。由此,在安置地社区重构身份不仅有利于改善生态移民的社会心理健康,减少移民心理疾病的发生,而且有助于增加移民对安置地社区的归属感。

　　4、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个体与社区互动发展

　　目前,对于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2010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下设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在《国内流民持久解决方案的IASC框架》中提出,应该通过持久解决方案实现国内流民正常生活的恢复,具体包括3种途径:可持续地与迁出地再次融合(返回);可持续地与安置地实现本地融合(本地融合);可持续地与国内其他地区融合(在国内其他地点定居)。实现持久解决方案的标志在于,流民不再存在源自迁徙的支持和保护需要,而且可以享有人权免受歧视。

　　本研究认为,“持久解决方案”的概念可以为理解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从目前国内的实践看,返回和在其他地点定居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实现生态移民与安置地区的融合是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双向、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政府与社会要确保移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免受歧视,激发移民个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移民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努力改善资源能力条件,让自己有所作为。在此基础上,移民积极参与安置地社区活动,推动社区发展,最终实现社区的跨越式变革。

　　(1)权利平等

　　平等享有公民权利而不受歧视是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跨国移民研究中记录了大量已经获得合法公民身份却在信息获取、求职等方面受到歧视的移民案例。虽然大部分生态移民并没有跨国迁徙,其国内公民身份也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差异,可能会损害移民平等地享有其公民权利。例如,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的差异往往会影响移民行使其正常劳动、教育等公民权利,而政策和实践操作层面的“他者化”也不断强化着移民的隔离感。权利平等可以降低移民的“他者化”感知,增加移民对安置地社区的归属感,有助于移民重构身份。

　　权利平等要求移民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享有社会服务,充分行使其各项公民权利。

　　(2)能动个体

　　生态移民不应视为社会困难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应该成为积极解决社会困难的能动者。激发移民的能动性,是促进生态移民从边缘到融合,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动性是社会行动背后的力量,个体必须意识到其所拥有的能动性并相信通过发挥能动性他们可以有所作为。能动性包括个体和社区集体2个层面,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将会影响社区集体能动性的发挥,集体能动性不是个体能动性的简单加总,往往会大于个体能动性。经济嵌入、社会嵌入和心理嵌入虽然为移民提供了行动的资源和能力,但是如果移民个体缺乏能动性,个人发展、社会变革并不会自发实现。倘若能够真正激发移民个体的能动性,那么移民将有效地配置甚至放大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展现出更大的社会推动力。

　　(3)社区变革

　　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应着眼于推动移民积极参与安置地社区建设,发展社区社会资本与多元文化,实现社区变革。社区不仅是一个涉及邻里、乡镇、城市的领土、地域概念,而且与人类关系的特征品质有关。任何移民都生活在特定社区,移民与社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信任的源泉,是社区成员互惠、合作行为的基础。移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有助于建设移民社区社会资本,而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又可以推动社区层面能动性的发挥。此外,社区发展是一个双向互构过程。安置地社区应该尊重移民特有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注重多元文化社区建设。当社区成员都能够看到社区存在的问题、求同存异,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社区建设才能够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实现社区合作创新,推动社区跨越式变革。

　　5、结论与研究展望

　　生态移民迁移是一个涉及到政府、移民安置社区、移民群体等多个利益主体的复杂动态过程,移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同互动、共同努力。基于移民迁移模型,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

　　(1)政府作用与政策措施

　　作为生态移民的主导者,政府在推动移民可持续发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分析政府在生态移民中的作用及政府推动生态移民的有效政策措施应该是未来移民研究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具体包括:移民安置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社会公众特别是生态移民安置计划受影响群体(包括生态移民、安置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安置计划的完善和实施,而且有利于培育移民自身的能动性。相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等相关机构的移民安置原则,我国移民安置中的公众参与水平仍有待提高。那么,在我国现有社会背景下,社会公众参与移民安置规划的具体方法、途径及模式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移民安置后的监测与评估。尽管移民的迁移活动相对短暂,但是实现移民在安置地社区的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将面临安置后的更多深层次问题。那么,如何全方位、持续性的监测与评估移民在安置地社区的生活以便及时发现移民安置后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具体的监测与评估政策、程序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社区公共资源。社区公共资源是社区成员共有并可以自由使用的资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共资源分布原本就存在一定差异,而生态移民的迁入则进一步加大了安置地社区公共资源的竞争性,这可能会引发安置地社区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如何增加社区公共资源投入;投入哪些社区公共资源;应该采取何种投入模式,这是要深思的问题。

　　(2)生态移民社区建设

　　社区是生态移民工作生活的具体空间区域,是移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社区能够做到“政府和市场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社区成员拥有关于其他成员行为、能力和需求的重要信息”。推进生态移民社区建设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移民社区社会资本建设。相对于经过长期发展的成熟社区,移民社区社会资本处于较低水平。那么,如何推动移民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如何将“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从而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度”,提高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社区社会资本建设的具体方法、手段是什么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移民社区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共识是社区集体行动的基础,只有社区成员发现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达成共识才能开展社区的建设活动。那么,移民社区达成社会共识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对于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风俗习惯传统的社区成员而言,达成社会共识是要消除成员之间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差异,还是应该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移民如何利用新技术平台团结社区成员、凝聚社会共识,都是难题。

　　移民社区精英培育。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学习榜样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培养移民社区精英有助于产生良好的示范与带头效应,激发移民的能动性,带动移民共同发展。那么如何培养移民社区精英;促进移民社区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是什么;应该为社区精英发展提供什么平台;社区精英如何发挥自身的示范、带头作用,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3)生态移民个体发展

　　作为能动的个体,生态移民不是社会困难的被动接受者,移民完全可以在安置地社区有所作为。从生态移民个体发展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生态移民态度的形成。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态度是意愿的重要前因,而意愿是驱动个体行为的核心要素。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移民原有的生产知识、社会网络难以发挥效用,这不仅提高了移民的贫困风险而且会导致移民的挫败感和被动、依赖心态。生态移民对于移民安置活动及自身发展的态度转变将决定移民能否积极面对迁移后的生产、生活,推动自身和安置地社区的发展。如何改变生态移民的消极态度,恢复移民的自信、积极心态?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生态移民知识与能力构建。面对安置地社区的新环境,移民原有的知识和能力可能难以发挥效用。那么生态移民实现在安置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获得哪些知识和能力;如何获取这些知识和能力;移民自身可以做什么;政府、社区及其他社区组织可以做什么。

　　个体发展与社区、政府的互动。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是涉及到移民个体、安置地社区、政府多个利益主体互动的动态、复杂过程。生态移民自身要转变态度、提升能力,但更需要社区和政府给予移民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安置地社区、政府如何帮助生态移民;实现移民个体、社区和政府有效连接的机制是什么;其影响因素、过程及可能的效果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杰,苏娅,雅如,等.草原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状况、心理健康水平调查报告———以内蒙古阿拉善盟孪井滩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