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俄语的翻译工作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翻译不同于数学,没有固定的公式,所以翻译时要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选择与语境相符合的表达方法。下面是搜索整理的俄语翻译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俄语翻译论文第一篇：费德林译介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原因及其影响
摘要：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后，经费德林之手被译成俄语并在1951年在前苏联出版发行，而后在1954年成功走上前苏联的戏剧舞台。国内虽有学者提及该话剧在前苏联的演出情况，但有关演出时间的信息与前苏联的实际报道略有出入，同时研究者极少涉及郭沫若的该历史剧的翻译重任何以落到了费德林身上、且当时的演出情况如何、又有怎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本文拟从历史剧《屈原》翻译的历史契机及其在前苏联的影响两个方面做一梳理，以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词：《屈原》; 费德林; 郭沫若;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Guo Moruo's Historical Play Qu Yuan in the Soviet Union
Yu Lide
费德林1在俄苏汉学界是非常有名的，他不但对中国文学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而且也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著作，对中国文学及文化在俄苏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费德林虽然并不是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屈原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介绍给普通读者和观众的第一人。他的介绍一方面让前苏联观众更为立体直观地认识了屈原这个人物，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屈原这一历史人物在前苏联的影响力和接受面。本文着重根据历史剧《屈原》被译成俄文的契机、其在前苏联演出情况以及其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进入到前苏联舞台的影响来梳理费德林译介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前后始末以及《屈原》在前苏联的影响。
一、费德林翻译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历史契机
费德林翻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并不是偶然，一方面因为费德林是屈原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与郭沫若及其历史剧《屈原》有着亲近的关系。
在翻译郭沫若的《屈原》之前，费德林就已经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屈原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他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任职，其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费德林住在重庆。期间他广泛搜集中国古典和近代的中国文学资料，以期发现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并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写成后，他很想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于是就请郭沫若帮忙。戈宝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当时的情景：“他希望能把他的论文和有关文章译成中文，在郭老主编的《中原》杂志上发表，郭老就请我来翻译。译文发表时没有用我的本名，而是由郭老代我取了个叫‘苏牧’的笔名，取‘苏武牧羊’的意思吧。”2
相对于欧美来说，前苏联的屈原研究算是起步较晚的，正如戈宝权在翻译费德林的博士论文时所说，当时“西欧的汉学派，早已就研究过屈原的生平和作品，而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也早已被译为英法德等国的文字；至于前苏联的汉学家来研究和翻译屈原，还是近年来的事。”苏联有关屈原的研究和翻译的佼佼者“当推费德林的新著：《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之研究》和《离骚》的全译了。”3
对于费德林的这部有关屈原的专题研究，郭沫若是及其推崇的，在应费德林之请为该文所写的序中，郭沫若如是说：“我自然是感受着无上的光荣的，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弟子……费博士真可以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4张铁弦先生也指出该论文“见解精审，论断多所创获”5；翦伯赞亦在费德林的中译本序中毫不吝惜赞赏之词：“在这本著作中，他根据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方法，客观而辩证地批判了过去许多中国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意见，并在批判中展开他自己的论断，在写作的方法上，是很严谨的。”6
费德林的博士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第二章是胡适之和廖季平（井研廖平字季平）两人的假说的批评，第三章是屈原是一个历史的人物，第四章是论屈原的时代及其思想意境，第五章是论屈原的文学遗产及其著作，第六章是论屈原的艺术文体和语言，第七章则是“离骚”的俄文全译。戈宝权先生翻译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四章，译文发表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上。译文发表后，“深得读者的赞许”，7于是张铁弦先生继续了戈宝权先生的工作，翻译了论文第二章的后半部分以及第三章。
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费德林还专门写了历史剧《屈原》的评论，即《论郭沫若之<屈原>》。该文章是费德林在观看完重庆公演的《屈原》之后应俄文版《国际文学》（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杂志之约所写的。该文由戈宝权先生以“苏牧”笔名翻译，发表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上，《中苏文化交流》上也对此进行了刊印。在该评论文章中，费德林对历史剧《屈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郭沫若新著的历史剧《屈原》的出现，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同时费德林对《屈原》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关注，受到那么广泛的接受，取得“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空前未有的大成功”，除了有全国抗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外，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首先，“郭沫若在他的剧本《屈原》中用了庞大的诗意的想象力和特别丰富的艺术色彩所创造出来的屈原，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是以一个异常的形象出现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复杂的和综合的形象。”其次，郭沫若写出了屈原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他至死不渝的和伟大的博爱，就是他对于人民的忠诚献身，就是他准备为了正义与真理而作最大的牺牲。郭沫若对屈原的这种特点和性格，正是写得最成功。”再次，郭沫若除了非常客观地再现屈原个人特征外，还加入了他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这个剧本的整个结构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客观内容之外，还有着这剧本作者关于他本人自身，关于他自己对于生活与斗争的认识之路的某些自传成份的（也就是他独特的）叙述。”8
所有这些特质，在费德林看来，都是源于郭沫若对屈原长期、深入而又有独特见地的研究结果，“因为郭沫若怀着真挚的热爱与创作的灵感多年来研究屈原的结果……只有对屈原的时代，屈原的创作与生活做了深刻与客观的科学研究之后，郭沫若才写出了这个剧本《屈原》。”9
另外一个为费德林翻译历史剧《屈原》提供便利的条件是，他与郭沫若有着极其笃厚的师生情，他对屈原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对屈原个人行为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的认识都与郭沫若的引领和指导密不可分。
走上屈原研究之路，正如费德林自己所说，是借助两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是他“多年生活在四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在陪都重庆聚集了大批中国学者，如侯外庐、翦伯赞、郭沫若等。这些人在费德林走向屈原研究的道路上给予了不少帮助，成为费德林的老师和被咨询的专家，而这其中，“杰出学者、作家郭沫若，见解精辟、学识渊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10
费德林和郭沫若的关系非比寻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上感受得到。
从郭沫若的信函中能窥到费德林与之关系。1943年10月16日在给赵清阁的信中，郭沫若提到如果赵清阁若到白果树，“晨来晚去，只要公路车不抛锚，或许可能。但不能保险。最好约请沈慧兄同访费德林博士，看他有下乡机会否？搭他们的小车，那就万无一失了。”11从信中也能看出郭沫若和费德林不是泛泛之交，否则他也不会让赵清阁冒然去寻求这一“便利”。
1944年，费德林因事要回国，临走之前他准备了笔墨纸砚，邀请当时的重庆文化界好友为其落墨留念。徐悲鸿、傅抱石、茅盾、陶行知、老舍、郭沫若等二十七位文化界翘楚为其撰文、绘画，集结成册，名为《美在其中》。此为郭沫若应费德林之嘱托而题。郭沫若以留墨《拟屈原答渔父词》一首为赠：
“平生契稷志，无意拟庄老。相谋道不同，隔叶鸣黄鸟。君有江上舟，飘浮任潦倒。我有水中室，荷盖甚精巧。出世君如尘，飞扬亦何好。入世我长生，化为泥与草。荷蕖发幽香，光争日月皎。”
郭沫若念及费德林在屈原研究上与自己的交往，用这首诗相赠，应该是意在期许费德林在屈原以及楚辞研究乃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上继续努力，达到“荷蕖发幽香，光争日月皎”的程度。可以说费德林也没有辜负郭沫若的深意，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耕耘，写出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70余种12，其中与郭沫若有关的就有10余种。费德林对郭沫若一直心怀挂念，几十年后依然对重庆郭沫若的家记忆犹新：“他是天官府街四号郭沫若私邸的常客。那幢很像上海亭子间的小楼书房里，壁上的名画、桌上的古瓶、铜鼎，依稀仍有印象……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典邀请郭沫若出席的请柬，是他亲自登上小楼送到郭的手里的。”他还记得就连老舍送的珍贵礼品———一盒龙井茶，郭沫若都会与他一起分享：“郭沫若打开茶叶盒，‘费德林在这里，我与他共产主义，一人一半’。”13
最能体现费德林与郭沫若甚笃交情的莫过于二人在屈原研究上的交流了。在重庆期间，费德林经常到郭沫若处，多与其一起讨论问题，这其中有关屈原的内容占了绝大成分。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以及后来的北京，费德林一直都在郭沫若的指导下从事有关屈原的研究工作。在郭沫若的指导和引领下，费德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从扁平的历史人物层面上升到立体层面，深刻地体悟到屈原作品在表现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感情和追求的同时，也具象化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们一起讨论屈原的生活和创作问题，讨论屈原的处世态度和作品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问题，讨论屈原诗歌创作的生活基础问题和屈原的创作源泉问题。正是通过这些讨论，他们得出了“屈原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站稳脚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的结论，达成了“屈原渴望精神自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的共识，深化了屈原最终走向自杀之路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的认识。费德林一直保存着他当时与郭沫若谈论屈原问题时的札记，这些札记不但是二人师生情的见证，也是费德林的屈原认识得以更加深入的底本。
当时费德林受教于郭沫若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他所写的题目为《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的博士论文，凭借该论文，费德林不但于194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还使自己成为苏联研究屈原的最前沿学者。
费德林是前苏联屈原研究中唯一一个亲历郭沫若写历史剧《屈原》的人，郭沫若酝酿着将所有作家联合在一起以打击敌人之时，费德林在其身边；郭沫若想要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史为题材写一个剧本，以此来“歌颂人民为祖国独立而战斗的大型作品……有着人民大众通俗易懂的剧情和形式，以利于宣传抗战的思想”时，费德林是见证者；当郭沫若创作正酣，突遇钢笔折断时，费德林递上自己的钢笔，使得诗人泉涌的思绪得以继续，用这支笔完成《屈原》14。费德林是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参与者，是该剧在重庆乃至全国掀起热潮的见证者，也是郭沫若屈原研究的深刻体会者。这也就难怪郭沫若会说这样的话了，“费德林博士是屈原研究专家，当这个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时，他也正在重庆；我是怎样写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演出时的一般反映情况是怎样，他知道得很清楚。因此，费德林博士可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的译者了。”15
二、历史剧《屈原》在苏联演出情况
郭沫若的剧本《屈原》于1949年被费德林译成俄文，1951年在莫斯科以单行本发行，1954年1月在前苏联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其实在这个剧本被译成俄文后，前苏联就已经有将之搬上舞台的打算，而且这件事还有前苏联作协高层的支持。据郭沫若回忆，早在1952年三月的时候，费德林就“告诉我，莫斯科戏剧界正在酝酿着这个剧本的演出，法捷耶夫也表示支持。法捷耶夫也曾告诉我，他很欣赏这个剧本，人物塑造很鲜明，我的‘耽心’是过虑。”16国内有不少报道和文章指出了该剧在前苏联的具体演出时间，都认为是1954年1月30日。如《戏剧报》1954年2月15日报道称，“莫斯科的叶尔莫洛娃剧院，于今年一月三十日开始演出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受到莫斯科观众们的热烈欢迎。”17，陈云先在论文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信息：“1954年1月30日，在莫斯科叶而尔娃剧院正式演出，受到苏联人名的热烈欢迎。”18此外，该文章还给出了“1954年1月30日，《屈原》在莫斯科叶尔洛娃剧场演出剧照”。
但笔者查阅了前苏联时期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的几家全国性报纸，如《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真理报》（Правда）、《苏联文化报》（СоветскаяКультура）、《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等，发现在1954年1月30日这一天，这些报纸都未刊有《屈原》一剧在莫斯科剧院的上演消息。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屈原》一剧在前苏联的演出情况做一番梳理，下面笔者从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及演出影响三个层面予以阐释。
（一）演出时间
前苏联的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设施，为此，普通居民只需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去看戏剧演出、听音乐会。为了能够让普通民众及时知晓演出信息，前苏联发行量及影响力都巨大的几家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苏联文化报》，都会刊登此类消息。笔者查阅上述的报纸，发现最早刊登《屈原》一剧上演消息的是《真理报》，时间为1954年1月31日。在《真理报》1月31日的“莫斯科今日剧场”（СегоднявтеатрахМосквы）一栏刊登了叶尔莫洛娃剧院上演剧目的信息：昼场为《成功的保证》（Залогуспеха），夜场为《屈原》（ЦюйЮань）。在《屈原》的后面特别标注了“首演”19字样。而同一天的《消息报》“今日剧场”（Сегоднявтеатрах）一栏未见《屈原》的演出消息。20同年2月2日，《苏联文化报》对《屈原》一剧的上演做了报道：“1月31日，莫斯科玛·尼·叶尔莫洛娃剧院首次上演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活动家和国务要人，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剧本。悲剧《屈原》写于1942年，讲述了伟大的中国民族诗人屈原（前340-278年）的命运”21。刊登演出消息的同时，该报还附上了第三幕的剧照：屈原揭露张仪的瞬间。从这两则报纸消息中可以得知，《屈原》在前苏联的演出时间为1954年1月31日，而不是国内报纸所说的1月30日。
（二）演出地点
《屈原》的首场演出是在莫斯科的叶尔莫洛娃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ТеатримениЕрмоловой），且演出阵容也足够庞大：导演是克多·科米萨尔热夫斯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苏联戏剧和电影导演，戏剧评论家；作曲是列·格利埃尔（Р.Глиэр），苏联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苏联人民演员（1938),3次斯大林奖一等奖获得者（1946,1948,1950），圣彼得堡城市歌作曲者；布景为瓦吉姆·伦金（В.Рындин），苏联风景画家，剧院艺术总监，舞台设计师，教育家，教授，苏联艺术学院院士，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二等奖获得者，也是1952年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的《白毛女》的艺术总监。屈原的扮演者是费德尔·科尔恰金（Ф.Корчагин），秦国丞相由尼古拉·菲利波夫（Н.Филиппов）扮演，婵娟由功勋演员、人民演员伊维塔·基谢廖娃（И.Киселева）扮演，南后郑袖由艾斯菲力·基里洛娃（Э.Кириллова）扮演。
从演出阵容上可以看出，《屈原》的首次演出是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的。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让这场演出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也对五十年代中国戏剧进入到前苏联的剧院舞台打下了基础。
（三）演出影响
话剧《屈原》在前苏联成功上演后，引起了前苏联观众的极大兴趣，反响强烈，评论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位评论者指出：“表演深刻而形象地传达了作者的时代、语言和风格的独创性，有趣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伟大诗人，思想家和战士的形象。”22
当时中苏文化交流正处于十分活跃时期。自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苏两国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合作。前苏联文化部副部长达尼洛夫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文化合作是在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是我们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它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各种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23
文化合作具体表现在相互的文化交流，其中，戏剧艺术交流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根据双方的文化合作策略，介绍性文章开始出现在前苏联杂志和报纸上，向前苏联读者介绍中国戏剧艺术。为此，《屈原》能够在前苏联上演，且受到高度重视，也是两国文化深入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同时该剧的演出也为两国的戏剧艺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1954年流行的杂志《星火》（Огонек）中，弗谢沃洛德·奥夫奇尼科夫（В.Овчинников）24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京剧和戏剧剧院的曲目。作者向前苏联读者详细介绍了三场表演：历史音乐剧《白蛇传》，现代音乐剧《王贵和李香香》和当代剧《龙须沟》。演出的剧目主要表现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渴望自由的思想。正如当时的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戏剧以白素贞的形象表达了人们对解放人类情感，选择自由道路的渴望。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说，雷峰塔的倒塌是封建基础倒塌的象征。”
除了媒体上的出版物外，前苏联汉学家在努力推进中国戏剧在前苏联的普及上也是功不可没。1956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戏剧集，内有包括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龙须沟》，胡可的《战斗力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五部中国戏剧译本。前苏联著名戏剧作家阿纳斯塔西耶夫为该集子写了序言，文中对戏剧进行包括内容及历史背景在内的全面分析，进而指出，新中国戏剧的形成与革命运动、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密不可分。25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期，前苏联导演就已开始对中国戏剧的演出感兴趣，阿纳斯塔西耶夫就曾这样写道：“中国戏剧作品在苏维埃剧院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兴奋而愉快地观看了《贵妃醉酒》，《屈原》和音乐剧《白毛女》等表演。”2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戏剧的演出仅在莫斯科进行，莫斯科之外的城市都没能有机会引入中国戏剧，这给别的城市带来了遗憾。在列宁格勒市议会文化部负责人在会议上，科洛巴什金多次强调要在列宁格勒剧院的剧目中引入中国戏剧，时任列宁格勒新剧院总导演和艺术总监的尼古拉·阿基莫夫（Н.П.Акимов）27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他说“我去年在莫斯科剧院观看演出时从郭沫若戏剧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但随后我意识到，没去过中国，任何导演和其他艺术工作者都没有权利从事中国题目创作，因为有多少去中国的人不是为了看长城啊！”28
三、结语
费德林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与郭沫若之间的长期交往和学术探讨，历时性地成为了翻译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不二人选，又通过中苏两国1950年代的友好局面和相关文化政策，适时地将该剧引进到前苏联，搬上了舞台。有不少学者还撰写文章介绍和研究中国戏剧，如阿纳斯塔西耶夫，尼科利斯卡娅29，谢曼诺夫30等。正是费德林们的努力，才使得《屈原》《贵妃醉酒》《白毛女》《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中国话剧、戏曲能登上前苏联的舞台，为前苏联人民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更深入地认知中国的戏剧艺术和人文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前景人物从右到左分别是：屈原（费·科尔恰金饰），秦国丞相（尼·菲利波夫饰），卫士（阿·伊瓦绍夫饰），楚怀王（谢·格鲁尚斯基饰），靳尚（尼·托尔卡切夫饰）。
注释
1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1912-2000），俄苏著名的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化史、一般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日本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
2(1)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四川大学学报学刊《郭沫若研究专刊》第1集（1979年7月）。
3(2)（苏）费德林著，戈宝权选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第20页。根据上下文，此处引文中的《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之研究》，应该为《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与戈宝权先生的译稿保持一致。该题目出现译文题目和不一致情况，或者是译者笔误，或者是报纸的印刷错误。
4(3)郭沫若：《费译屈原研究序》，载《华商报·热风版》1948年1月11日。有关这部著作的题目，后来翦伯赞先生予以了更正：“郭沫若先生序，‘费著’误为‘费译’，‘屈原新论’误为‘屈原研究’”。参见翦伯赞：《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华商报》，1948，（第725期）。
5(4)（苏）费德林著，张铁弦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国学术》，1946年创刊号，第57页。
6(5)翦伯赞：《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华商报》，1948，（第725期）。
7(6)（苏）费德林著，张铁弦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国学术》1946年创刊号，第57页。
8(1)（苏）费德林著，戈宝权译：《论郭沫若之“屈原”》，载《中苏文化杂志》1944年第15卷第3-4期，第60-61页。
9(2)（苏）费德林著，戈宝权译：《论郭沫若之“屈原”》，载《文学评论》1944年第3卷第2期，第69-70页。
10(3)（苏）费德林著，尚本汇译：《费德林谈他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载《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第50页。该文摘译自费德林：《屈原留给后代的有现实意义的遗产》，载《文学评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критик）1986年第9期。
11(4)赵清阁：《忆文学大师郭沫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77页。
12(5)此统计结果仅包括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参见赵永穆编选，奉真，董青子等译，《费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70页。
13(6)史中兴著：《每一天都是年轻的》，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481-482页。
14(1)（苏）费德林著，唐鸿棣译：《我译〈屈原〉的前前后后》，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26页。
15(2)《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6(3)见《人民日报》，1952年5月28日。
17(4)《话剧“屈原”在苏联、日本演出》，载《戏剧报》1954年第3期，第30页。
18(5)陈云先周晓晴：《〈屈原〉演出在国外》，载《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1期，第15页。
19(1)见《真理报》1945年1月31日，第4版。
20(2)见《消息报》1945年1月31日，第4版。
21(3)见《苏联文化报》1945年2月2日，第4版。
22(4)Вершинина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 Огонек. 1954. No 39. С. 25.
23(5) Доклад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 об улучшен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1959 г. //ЦГАЛИ СПб (Центр. гос. арх. лит.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б.). Ф. 105. Оп. 1. Д. 809. Л. 3.
24(6)Овчинников В.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Пекина // Огонек. 1954. No 27. С. 25-26.
25(1)Анастасьев А.Н. Пьесы наших друзей?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ьесы. М., 1956. С. 3-14.
26(2)Образцов С.В. Театр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1957.
27(3)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阿基莫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Акимов），1901-1968。苏联戏剧导演，艺术总监，舞台设计师，出版人，苏联人民演员（1960）。
28(4)参见《1955 年 1 月 26 日在苏共区域委员会科学部召开的 1955 年戏剧剧院保留节目计划会议》. ЦГАИПД СПб (Центр. гос.арх. ист.-полит. док. СПб.). Ф. 24. Оп. 96. Д. 69. Л. 59-60.
29(5)Никольская Л.А. Драматургия Цао Юя // Сов.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4. С. 81-84.
30(6)Семанов В.И.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Лао Шэ // Писатели стран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1960. Вып. 4. С. 5-76.
俄语翻译论文第二篇：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与出版特点分析
摘要：梳理1927～1960年苏联方面倡导的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出版的历史过程后发现，在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大背景下，从发现到信任，是苏联方面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主要特征。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对外传播，对于学界多从国家政治、党史领域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 俄文翻译出版; 中苏关系;
有关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出版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提供了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的历史线索、参与翻译的苏联专家等。1当年以外交官身份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在1995年出版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也披露了很多细节，使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的历史细节更为丰富。2关于毛泽东相关著作在苏联的出版、发行以及相关情况的介绍，肖玉秋教授主编的《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也有准确的介绍和阐述。3关于国内俄文版翻译出版过程的介绍，散见在一些当世人的回忆录里，如阎明复的《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4师哲口述、李海文著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5著名翻译家姜椿芳2012年出版的《姜椿芳文集》6也介绍了相关历史细节。但这些成果从书籍史的视角对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出版的特征研究还不够。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由于和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关系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湮没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哲学内涵与文化魅力。俄文版是毛泽东著作最早的外译语种，它开启了向海外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先河。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讳言。
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自1927年开始，截至1960年，历经了前期共产国际阶段和后期斯大林阶段。共产国际阶段从1927年开始到1943年解散，斯大林阶段从1943年开始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并延续至1960年前后。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与出版总体特点是：由苏联方面倡导，中方配合并组织翻译，其中对于毛泽东思想从发现到认可再到肯定和信任这个理念，贯穿始终。下面分别详述之。
一、共产国际时期的发现
共产国际是对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传播的最早国际组织。1927年5月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该杂志6月出版的英文版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发表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7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第23期连续刊登了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介绍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经济政策。1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6年第18期《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7年第9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8年又陆续刊登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9年第4期刊登了《论新阶段》，第8、第9期连续刊登了《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介绍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主张。8《共产国际》连续刊发的毛泽东相关著作的俄语、英语译者是谁，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史料，这是中共党史以及对外翻译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著作及其相关思想的介绍、宣传和报道，有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毛泽东1927年提出中国革命要重视农民运动的思想，恰好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对于中国革命要首先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思想精神，因此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所以《共产国际》对之赞赏有加，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布哈林认为“这篇报告极为出色”。91935年前后，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刚刚完成长征并在延安站住脚的中共中央，及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获悉并响应相关政策。此时共产国际也逐步加大了毛泽东相关文章、讲话的刊发频次。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斯大林为了制造对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个人崇拜”，是意图将“中共”改造成为俄国式的政党，显然是不确切的。10
这一时期毛泽东相关著作的翻译有：1935年12月1日《共产国际》第33、第34期合刊上，在《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专栏里，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三位中共领导人并附有素描。其中以“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为标题，介绍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两期介绍三位中国革命领袖的篇幅达112页。该文最后评价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不屈不挠的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指挥官和政治家的无限的才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品质”。1939年《共产国际》第6期刊登了《毛泽东》一文，文章最后评价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11总之，《共产国际》等杂志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相关文章以及著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内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国外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前奏。
二、斯大林时期的确认
在斯大林时期，即1943～1953年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实力的转圜，有诸多证据表明，斯大林本人以及苏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观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突出表现为一些俄文翻译出版的毛泽东相关讲话的出版物日益增多。如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长篇演讲，演讲稿即《新民主主义论》，不久就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版与英文版，本文没有查到译者介绍。1945年12月30日、1946年1月3日，斯大林与来访的国民党代表蒋经国有过两次长谈，斯大林不止一次谈到过毛泽东。12斯大林还让对中共十分熟悉和了解的鲍罗廷写一份对毛泽东的书面评价。10在中共取得绝对优势之后，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面接触政策，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出代表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就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思想、理念进行了对话和沟通。10这表明苏联方面此时仍处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观察阶段。
根据雍桂良先生的文章，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将相关篇目翻译成俄文，如毛泽东在1947～1948年间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还将东北书店编选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7目前笔者没有发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和参与翻译毛泽东著作的相关史料，但以中共中央东北局与苏联方面联系的密切程度，东北局受苏联方委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中共中央正式介入《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出版是从1949年6月开始的。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得悉苏联将根据上文所述东北书店编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翻译出版俄文版，便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斯大林，认为这个版本存在着一系列不足，暂时不要将译自这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并计划出版一套新的经毛泽东本人校对的选集。电报原文详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13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中央关于1949年6月底以前正式出版经毛泽东本人审校的《毛泽东选集》的承诺并没有按期实现。直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于12月16日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又当面提起了此事。毛泽东提出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是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是在中文原著基础上的校订。斯大林当场答应帮忙。13不久，苏联方面就派出了科学院院士、哲学家尤金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中国方面在1950年7月由胡乔木专程召集了翻译工作会议。参会人员有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师哲、张锡俦、曹葆华、张仲实、何匡（编译局）、姜椿芳（时任时代出版社领导），除讨论《斯大林选集》的翻译工作外，还重点讨论《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译校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人员由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陈伯达、师哲、曹葆华、张锡俦、徐永煐（负责毛泽东著作的英语翻译）等人组成。后来，主要由李立三负责俄文的校阅工作。14
根据1952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译者署名，发现译者有12人。笔者根据杨蕴华提供的线索，发现其中部分译者的身份。15除曾经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以外交官身份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的著名汉学家费德林（俄文全名为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16之外，有的是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精通汉语的苏联人，如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伊萨延科17、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18；有的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如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戈列洛夫，中文名为郭俊儒19；有的是长期在高校研究和教授汉语的教师，如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20；有的是长期在苏联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如谢唯真21等。这些俄语译者的身份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翻译质量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出版流程，通过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确认的是，中文底稿由陈伯达、田家英负责整理，然后交由精通俄文的中国人师哲和母语为俄语但同时又精通汉语的苏联汉学家等人负责联合翻译成为俄文，翻译好的俄文再由尤金这样的理论家进行审校。如此经过中文整理—中外对译—外文审校等诸多环节翻译出来的译稿，解决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充分保证了译稿的翻译质量。
期间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文章，新增300多页新译文。1950年7月底尤金应邀抵达北京，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俄文译稿，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建议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在编译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后，认为很好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该刊在1950年12月（总第23期）发表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关于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的背景和原因的题解。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该文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向广大苏联读者介绍和推荐《实践论》。1951年1月，苏联还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3
1952年5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开始由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发行，1953年12月出版了后续三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是四卷本，比中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多了一卷，是因为中文版第2卷在俄文版中出版了两卷。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之后，苏联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整理，其中发表评论的苏共理论家，除尤金之外，还有普烈谢夫斯基和索波洛夫，分别在1953年6月13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苏联出版发行的四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截至20世纪70年代累计发行了2.2万套。毛泽东著作还曾被列为苏联高等学校规定教材，一些苏联报纸除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语录外，还经常引用毛泽东语录，苏联军方还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
三、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相关史料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从共产国际时期开始，到斯大林亲自提议并主持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与出版，经历了毛泽东思想从被发现、认可到获得信任和充分肯定的历程。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出版，是毛泽东思想得到信任和充分肯定的一个标志。
斯大林经过对中国革命的长期观察和多方了解研究之后，才提出编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并亲自过问相关环节，显然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情”。根据潘佐夫的记载，尤金从中国回国后，曾经参加过一次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斯大林仔细盘问过尤金，“这么说来，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斯大林说得特别重。）尤金回答“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斯大林最后说：“很好！我们可以放心了。他们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成长起来了”。10费德林的回忆录也验证了这一点，关于《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后的册数和相关翻译用法，斯大林亲自主持苏联政治局会议讨论过。2由斯大林提议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说明斯大林此时完全认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信任和充分肯定的程度，还可以从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上得到体现。斯大林在亲自推动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同时，还曾建议翻译出版毛泽东诗词，以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借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到底是一个什么环境，毛泽东写《西江月·井冈山》的背景是怎样的，为此他特别委托参与《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费德林实地考察井冈山。1950年2月，费德林在吉安地委第一书记李立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井冈山，参观了毛泽东在茨坪的旧居、经常“坐着读书的读书石”，了解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情况和《西江月·井冈山》的写作背景。最后费德林一行买了一张华南虎虎皮作为送给斯大林的礼物。3
1957年，苏联真理报出版社以1957年中国《诗刊》第1期刊载的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为底本，邀请多名苏联汉学家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诗词》。其中翻译家马尔夏克（1887—1964）翻译了《沁园春·雪》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苏尔科夫（1899—1983）翻译了《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水调歌头·游泳》；戈卢别夫翻译了《菩萨蛮·大柏地》《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阿谢夫翻译了《十六字令三首》；巴斯马诺夫翻译了《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诗集由著名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22和费德林亲自编辑，艾德林翻译了《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俄文版出版后，1958年分别又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吉尔吉斯文、楚瓦什文、乌兹别克文，此后还有爱沙尼亚文、乌克兰文、布里亚特文等12种文字。3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俄文版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其过程由苏联方面倡导开展，共产国际时期相关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毛泽东著作在域外传播的先声，域外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出版，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地位确立的有力证明。
注释
1[1]详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至第六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2[2][28]尼·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105、173,105-108
3[3][26][29][31]肖玉秋，岳巍.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73-76,73-76,76,76
4[4]阎明复.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
5[5]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6[6]详见《姜椿芳文集》（10卷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7[7][15]雍桂良.毛泽东著作在国外的出版与传播[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4）
8[8]陈金明，赵东升.共产国际与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16(12）
9[9]程玉海，林建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32
10[10][13][14][27]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82,536-537,431,569-570
11[11]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6
12[12]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00-120
13[16][17]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63,178
14[18]胡乔木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167
15[19]杨蕴华，1934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俄罗斯人。1952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1959年随中国丈夫回国定居，后加入中央编译局工作了40多年。先后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多部中国领导人重要理论著作俄文版的主译审--笔者注
16[20]费德林，全名为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俄文为ФедоренкоН.Т.（1912-200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作家联盟理事会主席等职务，精通中文。长期在苏联外交系统工作。先后获得两枚列宁奖章、十月革命奖章、人民友谊奖章。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从《诗经》《易经》到《红楼梦》、鲁迅、茅盾、郭沫若，均有研究成果。[参见：朱瑞真，单令魁.苏联的两个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和谢德明[J].苏联东欧问题，1983(6）]
17[21]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伊萨延科，俄文为ИсаенкоБ.С.（1914-1965),1914年出生于哈尔滨市，194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曾经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47~1954年回到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任教。著有《汉语教科书》（1954）、《苏联近十年汉语研究》（1959）等多部相关汉语教学专著。（参见：俄罗斯Novodevichy名人公墓网，http://nd.mnecropol.ru/isaenko-bs.html)
18[22]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俄文为КолоколовВ.С.（1896—1979），父母是俄驻华外交官。1913年在中国沈阳中学毕业后，在红军炮兵学院远东分校学习，毕业后曾在伏龙芝红军炮兵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教授中文。参加1938~1945年间的苏日战争，战后在苏联军事外交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教师和研究员。（参见：维基百科俄文[EB/OL].https://ru.wikipedia.org/wiki/Колоколов,_Всеволод_Сергеевич）
19[23]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戈列洛夫，又译为郭列洛夫，俄文为ГореловВ.И.（1911—1994），中文名为郭俊儒。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并担任苏联高等语文教育科学和教学法委员会委员等职，曾经获得功勋科学家、民族友谊勋章、红星勋章等十种政府奖章。先后出版汉语研究和中国文学论著80多种。在1952~1953年间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中的9篇文章。[参见：王德春.苏联汉学家郭列洛夫[J].国外语言学，1990(3)]
20[24]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俄文名为ВяткинР.В.（1910—1995），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先后在太平洋舰队军事翻译班、军事外国语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历史课程。学术研究主要为中国现代历史，多次获得苏联勋章和奖项。（参见：维基百科俄文[EB/OL].https://ru.wikipedia.org/wiki/Вяткин,_Рудольф_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21[25]谢唯真：1906—1972，湖南慈利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就读莫斯科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班，次年任共产国际编辑部译员，一年后改任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编辑部主任、主任校译员。曾主编《共产国际》杂志，1956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校审主任。曾负责译校《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经典著作。（参见：中国翻译家辞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609)
22[30]艾德林：Эйдлин，ЛевЗалманович(1909—1985），苏联著名汉学家，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家，语言学博士，出版过有关陶渊明、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著述多种，是苏维埃时代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中国诗歌翻译家。[参见：高莽.忆艾德林[J].世界文学，1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