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在界定医患社会心态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其核心要素和分析层次，并对其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做出理论上的探索，并据此提出从不同层次上建设医患互信之社会心态的具体途径设想。大家在有关医患关系论文写作时，可以参考这篇题目为“医患互信之社会心态的构建研究”的医患关系论文。
原标题：医患社会心态建设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摘要：医患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中多数成员或较大比例的社会成员所普遍共享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基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它包含为人际心态、群际心态和文化心态三大层面。医患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关于医患关系的认知、情绪和信念如何从人际心态到群际心态到文化心态的转变过程，以及反过来关于医患关系的文化心态如何具体地作用于群际心态和人际心态的影响过程。建设良性医患社会心态的具体策略从三大层面进行： 人际层面需提升医患直接沟通时的技巧与策略，群际层次需改进医患群体的互动模式、建设医患共同体，文化层面需培育医学理念、重建医学话语、重塑媒介形象并改进医学教育。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信任；社会心态；社会信任；群际心理
在当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医患之间的互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弥散于整体社会的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如何根据中国人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以社会心态建设的方式，对医患信任危机进行整体性的干预，是除了医疗体制改革之外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途径。本文拟在界定医患社会心态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其核心要素和分析层次，并对其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做出理论上的探索，并据此提出从不同层次上建设医患互信之社会心态的具体途径设想。
一、医患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与内容维度
社会心态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对于“社会心态”这一核心概念，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论述和概括，其中以杨宜音（2006,2012,2013）、马广海（2008）、王俊秀（2014）、周晓虹（2011,2014） 等人对社会心态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并已经取得一些基本共识。这里不再重复他们对社会心态的定义过程，而是以其论述为基础，直接界定医患社会心态，并结合他们对社会心态构成要素、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并展开后续分析。
医患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中多数成员或较大比例的社会成员所普遍共享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基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它是医方或患方做出归因、判断和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变量。其中，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教育工作者，患方则包括患者及其亲属、监护人或代理人等利益群体。实际上，最大范围上的患方可泛指除医方之外的社会成员，医患冲突之所以容易造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方与除医方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局部性、地域性的关系； 一旦医患之间发生冲突，非医方群体的社会成员很容易自启动患方群体的群体认同，从而造成潜在的医患对抗情绪，并酝酿发酵成为一种弥漫于整体社会的社会心态。
目前直接关于医患关系的社会心态研究还较为少见。只有一些社会心态研究中，简略地提及患者对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的信任。如在王俊秀和杨宜音 （2013） 主持的《中国社会心态报告（2012-2013）》中，他们基于北京等六座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在包括邮政部门、燃气部门、自来水供应部门、电力部门、公办教育、城市公共交通、电信业和医院8大类公共事业部门中，医院是城市居民信任程度最低的公共事业部门； 但在2014年的《中国社会心态报告》中，基于深圳居民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只达到基本信任水平，低于对教师的信任水平，但高于对法官、政府官员和警察的信任水平（ 王俊秀、杨宜音，2014）。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制度信任与群际信任的区别：虽然民众对医院存在较大不满，但这种不满是针对组织和制度层面，而不完全是针对医务工作者本身。另外，黄荣贵（2014） 曾出版《当代中国医生心态研究》一书，以医生群体的心态为主线，将医生的心态与思维模式进行了解读，但该研究也未明确提出医患社会心态的概念，而只是从普通语言的角度使用“医生心态”一词。总之，当下关于医患社会心态的理论思考和实证调查的研究还不多见，仍有待进一步丰富。
比照社会心理学的人际心理、群际心理、文化心理三大分析水平，可进一步将医患社会心态划分为人际心态、群际心态和文化心态三大层面，每一层面均涉及认知、情绪与情感、意识等心理过程。其中，人际层面的医患社会心态主要涉及医方与患方面对面互动时的基本心态，这主要发生在医院、诊所等具体医疗场所中，是一种人际互动层面的心态，主要成分是个人求诊者与医务工作者个体直接接触时产生的认知和情绪，这种心态具有空间上的情境性和时间上的暂时性，最容易发生变动； 群际层面的医患社会心态是指医方群体和患方群体对各自群体及对方群体的认知、情绪和价值观等，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反过来影响人际层面的医患心态； 文化层面的医患社会心态主要是指某一社会中对医患关系和医学模式的整体认知，它包括社会中的多数成员对整体医患关系的认识和判断，还涉及该社会中的身体观、健康观、疾病观、求诊观、治疗观、生命观、死亡观等社会文化观念的内容，是属于最为稳定的、涉及价值观和社会共识层面的社会心态，对人际层面和群际层面的社会心态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医患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理论化及其实证验证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一大难点。杨宜音（2012） 认为，社会心态是通过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的过程而形成的，这可分为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体化和去个人化、关系化和镶嵌化这几个过程。周晓虹（2014） 则认为，集体表征（ 莫斯科维奇，2006） 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但这种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模板要演化为群体或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的社会心理态势，还必须获得个体在心理上的认同。通过集体表征与个体认同这双重过程，社会生态才得以形成。杨宜音和周晓虹分别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一些构想，但均未付诸验证，也未涉及像医患关系这样具体主题的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探讨。相校之下，杨宜音更注重具体的、起到实际效应的、得到实证研究验证的微观生成机制； 而周晓虹则更注重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对社会生态的形成机制进行概括。综合两者的优势，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借鉴。
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并不是一种大而全的、无所不包的、机械因果式的机制。社会世界的事实不像自然世界的事实，可以用完全精确的数学模型或概率模型进行高准确度的刻画，而是具有各种突生性，存在由多种干扰变量而产生的例外状况。因此，这里所谓的“形成机制”更多的是一系列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能够对医患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一定解释力和预测作用的规律性总结。形成机制应当理解为复数形态，包含一系列的中微观的具体机制，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交叉融汇的可能，但总体上都作用于医患社会心态的形成。为此，本文拟先提出如下的医患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图1） ,然后在后期研究中再去具体分析其中的社会心理机制。
首先，不论是人际层面还是群际层面的医患心态，都处在文化层面的医患心态的影响和主导之下。医患文化心态构成了医患社会心态的基本场域，对个体和群体层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提供了一种社会基调和社会常模，是整个社会关于医患关系状态的主导性理解和判断，是既存于社会中的共享性知识和体验。医患人际心态、医患群际心态和医患文化心态，应当视为一个连续而循环的社会心态体系，医患文化心态只是一段时间内相对较为稳定和普遍的那部分关于医患关系的社会情绪、社会认知和社会价值观的集体表征。
医患社会心态的最底层落实在医方和患方个体在治疗场域中的人际互动层面，双方通过语言、肢体语言等方式进行沟通，同时产生关于对方个体和群体的最直观判断，如医生是否负责、患者是否配合、对方态度是否友善等。此时，个体的亲身经历最容易促进刻板印象的形成，患者可能由于个别医生的态度恶劣，得出医生群体都是不负责任的泛化信念，同时形成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并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流中放大这种情绪体验和刻板印象。当然，人际层面的社会心态通常是局部性的、情境性的，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如果能够及时加以干预，医患双方的心态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不过，医患社会心态的特殊点之一就在于医患之间的互动通常具有短暂性，而且这种短暂性是极不对称的： 患者可能需要准备很长的时间，而真正治疗互动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 由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大型医院的医生通常每天要接诊多个挂号病人，客观上分配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很有限。这就是媒体经常报道和质疑的“预约3个月、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现象。此时，短暂的互动时间很容易使患者对医生和医院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并在与其他患者或其亲友的沟通交流中得到验证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