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 世纪初维新派的翻译滥觞于 1898 年，止于辛亥革命。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清末翻译活动不同，这一时期的翻译不再聚焦于纯粹的科学技术方面，而转向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和文学方面。这一转变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无关系。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后发现，仅从科技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根本不能挽救衰败的帝国，也改变不了挨打的局面。在对比中西文化与思想的差异中，他们意识到只有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使“民众启蒙、觉醒”，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因此他们大力鼓吹翻译西方先进的思想论着和文学小说。作为倡导人，梁启超于 1898 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欧洲社会在经历变革时，小说发挥了传播思想、启智全民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社会、政治变革势在必行，因此同样需要大量译介西方经典小说、哲学着作启蒙全民。在他的大力的号召下，不仅政治小说的翻译盛极一时，而且其他类的小说、文艺作品也渐成气候。这些译作对后来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中国传统文学、意识形态无意中也提出了批判和质疑，以至影响了后来中国社会和文艺的变革。本文选取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译者: 严复、林纾，从操控理论出发探索当时经典译介背后的政治观。
2 操控理论的意识形态和 1898—1911 年间翻译简述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主将，美籍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1945—1996年) 提出文学翻译就是改写，而改写即操控。他论述道: “当然，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所有改写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改写就是操纵，它以行使权力的形式出现。”勒菲弗尔认为文学翻译受三种因素影响，而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 conceptual grid) ，是由某一社会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可以接受的观念形态和态度构成。”根据这一定义，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它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残留意识形态和新生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指狭意上的政治宣传活动，而且也暗含人们的行为活动、宗教信仰等等。它控制着作品的观点、主题以及形式风格。一般而言，翻译中，意识形态不仅仅指社会意识形态，还包括译者自我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它们共同作用，进而决定翻译活动。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改写( 翻译) ，在一定程度上，都预设了翻译的社会政治倾向和考虑到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遵从或反叛，鼓动或贬低，纯粹审美或商业利益) 。”在维新派的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操纵功效。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加剧了中华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华民众的爱国热情，也促使晚清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西方的真正差别并从中寻求政治和文化改良等。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我国现代翻译从此开始，并逐渐兴盛起来。这不仅表现在翻译作品出版数目大幅度增加，而且译作的体裁也渐次增多。在梁启超的号召下，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家们使用古文、文言文译介了大量西方经典着作，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严复在《天演论》的序中提出了近代翻译的三原则: “信、达、雅”。他写道: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三者乃语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虽然这一理论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争议，但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整个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以及他个人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他译着了多部经典文本。而作为当时最杰出小说翻译家之一，林纾从事翻译长达 17 年，为中国读者奉献了百余部经典译作。他的译作从始至终都流露着他的爱国、救世之情和保守的政治思想。总体而言，当时的译作，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的文化、科学、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等，努力做到所谓的“改良群治”，“开启民智”; 另一方面，由于译者自身的局限性———自身无法完全摆脱封建主义以及对晚清政府的“爱国热心”，这使译作保留、甚至宣扬了中国封建礼教思想。
3 西方哲思的经典译介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晚清政府败落、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百日维新失败，使当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可能拯救帝国，只有改变国民的思想才能使中华民族觉醒。因此，他们大量译介反映西方改良资本主义政治观的经典着作，希望通过这些读本达到启蒙当时国人的功效。梁启超在考究中日文化时提出: “广译五注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于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
3． 1 严复政治观在翻译中体现
严复可谓这一倡导的第一积极响应者。作为中国近代的着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他一生译着十余部，包括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名着，如《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每一本译着从选择到译成都体现着他的个人和维新派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这些意识形态背后则潜隐着他的政治观。在经历了洋务运动之后，严复深深地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无法解救当时的中国，只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能使中国走向自由、富强。在长期国外的学习和研究中，他发现中西方在政治、思想学术、民俗信仰方面都存在天壤之别，其中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只有改变中国政治体治才能使国家自强。因此，他在选取着作时，坚决放弃关于军事、制炮、制船方面的科技作品，转向社会学、哲学、政治国、经济学方面的着作，旨在开启民智、教化民族、传播“君主立宪”等维新派政治观。翻译中，他采用删节、编改、增加案语等策略，这不仅是为传达原着作者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表达他个人的改良政治主张。在这些译着中，《天演论》最具代表性。受社会和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一字一句最大程度的忠实原文，介绍西方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而是通过改写原文阐述他的个人思想———社会进化论观点。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严复将它从生物学的观点扩展至社会学。他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对生物系统，对整个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当时，晚清政府正面对强大的西方和日本的欺凌，严复希望通过这一译着可以唤醒那些仍陶醉于曾经辉煌的晚清封建士大夫，并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无疑也体现了他翻译的政治目的和动机: 醒世觉民、富国强政、以挽救江河日下的王朝。
3． 2 《天演论》经典片断的诠释
他的译作《天演论》最着名的开篇段落即可以说明其翻译的操控性: 意识形态是如何决定翻译策略和体现政治观的。
( 1) 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the scatteredpatches of gorse，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 they fought againstthe droughts of summer，the frosts of winter，and the fu-rious gales which swept，with unbroken force，now formthe Atlantic，and now form the North Sea，at all times ofthe year; they filled up，as they best might，the gapsmade in their ranks by all sorts of underground and o-verground animal ravagers． ( 2) One year with another，an average population，the floating balance of the 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 the indigenousplants，maintained itself． It is as little to be doubted，that an essentially similar state of nature prevailed，inthis region，for many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of Caesar;( 1)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 2) 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更不知止于何代。敬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自已，而诘之者谁耶!
译文中，严复采用了归化的译法: 先打破了原着中的句子和段落结构，重新组织布篇，并在每篇开始处加入标题，在结束处插入案语。在句( 1) 中，译者通过改写原文，暗示当时中国的状况: “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它表明当时中国背腹受敌，危机四伏。严复借植物的优胜劣汰原则来喻人类，同时也流露出他的政治危机感: 面对外敌虎视眈眈，如若统治者再不图强，改新，国家将倾覆，民族将消亡。句( 2) 原文仅是简简单单一句植物生长状态的叙述，而严复将其发挥、改写、加入他自己的政治观点。
通过“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一句，译者反问: 微弱小草尚知自保求存，那么面对国家将亡、种族将灭的局面，中华民族该当何去何存呢? 后面增加的一句体现了他的社会进化论观和他的意识形态。从用词方面，严复借用了两组语气相对的词语形象地体现了他的政治危机感，表达了他的弱肉强食社会进化观。其中一组弱势词如: “鸟兽之践啄、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弱者先绝”; 与此相对另一组强势词如: “争长相雄、各据、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战事炽然、强者后亡”。总之，严复通过改写，操控了整个文本，以此来表达他的政治观。《天演论》译本一经出版，就在封建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译本迎合了当时目标读者群的胃口，获得了晚清维新赞助团体的支持，同时体现了他个人以及维新派的共同政治观。
4 文学作品的经典译介
梁启超在比较研究中外文学中发现文学具有影响意识形态的功用。他认为小说可以普教大众、启智全民。因此，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大声疾呼: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
4． 1 林纾政治观在翻译中体现
林纾当时开始小说翻译正巧与梁启超的倡导遥相呼应。由于他本人不懂外语，林纾通过与友人合作“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进行翻译。他一生翻译文学作品数不胜数，据相关统计约一百七十多部，其中不乏经典译作如: 《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吟边燕语》、《迦茵小传》、《＜ 爱国二童子传 ＞ 达旨》等。林纾翻译如此多的政治小说，这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他个人的“爱国”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当时“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林纾想以译书警醒国人，使人们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在他视为政治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序中写道: “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着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可见他对种族存亡的危机感之强。当时美洲因经济危机掀起排华浪潮，对在美洲做苦工的华工进行无情迫害。因为对华工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晚清政府“不敢争”的软弱态度悲痛欲绝，他才且译且泣译出这部小说。由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林纾翻译这部小说并非仅仅为揭露美国奴隶主对待黑奴令人发指的行为，而是借此来暗示华工在美洲的不幸遭遇，警醒国人要自强，表达了他的个人政治观点: “只有国力强、国威盛，才能在国际上争公法，也才能保护出洋人民。”在这部译作的跋中他写道: “今当变下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从既弃故纸，勤求西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表达了他的政治愿望: 渴望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系，实现中国的政治维新、社会变革，并希望通过维新、变革使晚清政府得以存活，渐变强大。这是他一生的政治观，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晚清“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观。其次，林纾误以为君主立宪、发展实业可以使国家富强、民族强大，从此不受外敌奴役。因此，他就借用翻译大力宣扬这一错误的政治观。对此，薛卓曾评论道: “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 ＞ 达旨》中，不但鼓吹‘君主立宪’，而且还鼓吹振兴实业。”此外，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小说翻译对启蒙民众和促进中国艺术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许多译着序中，他都表示小说有感化世人的力量，能用来抉择时弊，教育后人，宣传思想，对社会、政治改良具有很大的帮助和推动用。
综上所述，虽然林纾一生宣扬封建礼教，坚持改良主义、标榜立宪甚至主张保皇，反对人民革命等保守落后的政治观，但他也不乏进步的政治观。他的很多译作表达了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当时改良资本主义政治观。这些政治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对后来五四文学家、翻译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胡适等影响深远。
4． 2 《黑奴吁天录》经典段落的阐释
下面选取他的译作《黑奴吁天录》的段落来说明林纾如何操控译本，体现他的政治观。
“You will call me an enthusiast; you will tell methat I have not well considered what I am undertaking．( 1) But I have considered，and counted that cost． I goto Liberia，not as to an Elysium of romance，but as to afield of work． ( 2 ) ( 3 ) I expect to work with bothhands，— to work hard; to work against all sorts of dif-ficulties and discouragements; and to work till I die．This is what I go for; and in this I am quite sure I shallnot be disappointed．“( 4) whatever you may think of my determina-tion，do not divorce me from your confidence; ( 5) andthink that，in whatever I do，I act with a heart whollygiven to my people．“GEOＲGE HAＲＲIS”
某某足下: 良欲合群共命，统阿非利加之人，结团体经成完国，俾吾子孙蕃育长养，不更受隶白人足下。须知( 1) ( 增添) 有国之人与无国者，其人民苦乐之况。何啻天壤。( 2) ( 增添) 吾今回念同种之羁绊于美洲，禽狎兽侮，无可致力，脱吾能立一国度，然后可以公法公理，向众论申，不至坐听白人夷来吾种。唯公法公理，( 3) ( 增添) 有国者方有其权，无国之民，匪特理法都无，纵复哀之，弥肆其毒。吾今决赴辣比利亚者，非图安乐也，( 4) ( 点窜) 盖欲振刷国民之气，悉力保种，以祛外侮。( 5) ( 神离) 吾志至死不懈失!
乔治·哈里斯这一选段源于乔治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在信中，主人公描述了他个人政治雄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在翻译中，由于受中国传统宗教，和保种护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林纾完全忽略乔治的基督教信仰以及政治观，而表达他本人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
在这一选段中，林纾通过增加、删除等翻译策略，完全重写了原文本，使得原文与译文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对等关系。在新增添的句( 1) 、句( 3) 中，译者反复强调“有国”、“无国”，暗示着当时的中国亡国现状。译者希望通过黑人无国的状况和悲惨遭遇唤醒民众抵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在新增的句( 2)和改写的句( 4) 中，译文反映了当时的美洲华人的现实状况—华人同其它肤色人种一样在美洲受到排挤、灭种性屠害。面对这种国内受外敌侵占、国外受灭种威胁，译者有意或无意中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同溶入译本中慷慨陈词以求民族觉醒。在句( 5) ，林纾因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采用归化译法，将原文译为中国古文形式，同时表达了他强烈爱国之情。从上文分析可见，林纾的译文并非是忠实于原文，而是在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操纵下重新建构改写而成。他的译文充分体现了他个人的政治观。
《黑奴吁天录》译着的出版宣扬了他的政治观并在当时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灵石在《觉民》第八期发表的《读 ＜ 黑奴吁天录 ＞ 》写道:……我读《吁天录》，证之以檀香山烧埠记，证之以美洲、澳洲禁止华人之新例，证之以东三省，证之以联军入京，证之以旅须大连威海胶州广湾九龙之旧状，我愈信同胞蒙昧涣散，不能团结之，终为黑人续，我不觉为同胞心碎。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双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可见这一译着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它教化了大批的热心青年，唤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后来的各种民族运动、爱国运动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5 结语
维新派的翻译是在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操控下进行的，同时反映了并服务于这一集体的政治观。他们倡导改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观。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译者进步的一面—希望改革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实现国家富强; 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保守的一面—保留君主形式、封建礼教。最初，在当时情形下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保守、落后的一面渐渐展露无遗。总而言之，他们渴求社会变革，但希望保留君主形式; 他们渴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但内心依然是封建保守主义; 他们向往西方自由主义，但仍支持专制主义。这一矛盾的政治观一直贯穿着整个维新派的翻译。另外，维新派的翻译也受操控论的另外两个主要因素———赞助人和诗学观影响。
维新派翻译者多崇尚古文与文言文。因此，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中国传统诗学观，改编原作语言、结构，使其符合当时的士大夫、贵族读者群的品味。同时，维新派的翻译也是受国家机构支持的一种大型活动，他们背后的赞助人—晚清政府给予多方面的资助，如: 建立为翻译者服务的出版机构，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和机构给予金钱方面的补贴。可见，维新派翻译工作者服务并服从于当时的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当时晚清政府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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