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音乐异化思想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影响

　　摘 要 :苏联音乐艺术发展历程，非但为人类音乐艺术、为国际无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极可宝贵的丰富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以“拉普派”和日丹诺夫为主要代表的严重异化倾向，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和思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以当代视野来回顾、反思进而努力清除这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音乐艺术对象化进程中一个重大命题。
　　
　　关键词 :苏联 ;拉普派 ;日丹诺夫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又具有天才艺术创造力的民族。仅就音乐艺术说，千百年来它所创造的丰富优美的民间音乐、自格林卡以来所创造的“俄罗斯民族乐派”,曾经诞生过像“强力集团”以及柴科夫斯基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曲家及大量堪称经典的专业音乐作品。
　　
　　自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国家诞生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资本主义阵营，也来自苏联本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仅从后一方面说，苏联文艺界、音乐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异化与反异化倾向，一直贯穿在苏联音乐发展史之中而从未停止。
　　
　　毫无疑问，由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拉普派”理论到日丹诺夫的文艺思想，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
　　
　　诚如音乐学家蔡良玉在一篇关于黄晓和《苏联音乐史（上）》的评论中所说 :
　　
　　苏联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曾经一度无所不在……苏联和中国在历史上有过特殊的关系，苏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包括音乐）等各方面有过特殊的影响。因此，研究苏联音乐的历程、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信哉斯言。毫无疑问，在苏联音乐艺术发展历程中，非但为国际无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极可宝贵的丰富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重大命题上，同样存在着异化与反异化这两种倾向，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音乐艺术对象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国近现代音乐之接受苏联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潮的影响，大致分为 4 个时期 :
　　
　　其一，左翼“新音乐运动”时期 .
　　
　　其二，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 .
　　
　　其三，“文革”时期 .
　　
　　其四，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苏联音乐思潮中的异化与反异化倾向。
　　
　　十月革命后，苏联专业音乐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样诞生了像肖斯塔科维奇、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卡巴列夫斯基、斯克里亚宾、亚历山大罗夫这样的世界级伟大作曲家，他们的经典作品在 20 世纪世界乐坛上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赢得了无上光荣和崇高声誉。
　　
　　然而与此同时，在苏联思想文化领域，却也存在着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妨碍其音乐艺术取得更大成就的异化思潮。其一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其二为日丹诺夫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竭力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文化狂热。1923 年，苏联音乐界也成立了“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后来又加上词头“俄罗斯”（英文缩写为 RAPM），这就是后来被中国音乐界同行简称为“拉普派”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这是一个“精神上好斗而在创作上薄弱”的组织，以“激烈地反现代、反西方、反爵士，常常还反古典”为其基本音乐倾向。
　　
　　除此之外，“拉普派”在某些具体政策上还强力推行下列主张 :
　　
　　其一，为便于群众接受，音乐形式应以歌曲和合唱为主，认为纯器乐形式不能充分地反映苏维埃现实，降低音乐创作的艺术标准，积极推行“宣传音乐”或“鼓动音乐”.
　　
　　其二，苏联音乐应转向“苏维埃题材”,描绘具体的事实和发生的事件，刻画“具体的音乐形象”.
　　
　　其三，提倡集体创作，反对个人才能 .
　　
　　其四，宣布所有过去伟大的作曲家及其古典遗产都同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对许多在世的着名作曲家也持类似的否定态度，要求青年作曲家停止创作带有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风格的作品，演奏家们停止演奏巴赫、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 .
　　
　　其五，认为现行高等音乐教育体制存在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弊端，因此主张解散音乐学院，使之成为附属于歌剧院或爱乐管弦乐团的生产车间之类。
　　
　　“拉普派”的这些过左的音乐观念和主张给苏联 20-30 年代初的音乐创作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不但遭到肖斯塔科维奇、卡巴列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反对，而且其纲领和行动也超出了联共（布）中央所能容忍的范围。
　　
　　列宁本人曾与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例如，他在写于 1920年的《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便指出 :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企图，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
　　
　　列宁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宝库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之间继承发展关系，措辞严厉地批驳“拉普派”理论家们“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不仅在理论上错误、实践中有害，且在组织上闹独立、肆意妄为的企图，也为党的纪律所无法容忍。
　　
　　早在 1925 年 7 月 1 日，联共中央便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中警告说，“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党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体系上最为无产阶级化的任何集团实行垄断 ;因为这首先会毁灭无产阶级文学”.
　　
　　时任教育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对“拉普派”提倡的所谓“宣传音乐”不屑一顾，认为那是一种“带有革命伪装的平庸的简单化”,同时指出 :
　　
　　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群众生活的时代，而所谓的群众生活，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得整体行动，集体本身将作为许多个人的复合体代替了专家个人--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说，这几乎是歪门邪道的。
　　
　　可惜，在列宁逝世以及 1929 年卢那察尔斯基被解除教育部长之后，“拉普派”在事实上掌握了苏联音乐界的领导权，由此对苏联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1932 年 4 月 23 日，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对庸俗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排斥古典传统、导致音乐创作质量普遍下降进行了严厉谴责，由此一举解散了文学艺术领域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其中自然也包括声名狼藉的“拉普派”.
　　
　　不过，“拉普派”虽然被解散，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异化的阴魂依然在苏联音乐界上空游荡。3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越来越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螺丝也越拧越紧。而这个拧紧螺丝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正是当时主管全苏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一位美国音乐学家曾这样描绘日丹诺夫其人 :
　　
　　日丹诺夫颇有修养，受过良好教育，他冷酷无情，具有一种对信念的狂热……他求助于谩骂、暗示、恐吓。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吹捧。他了解知识分子 ;……他利用年轻的和不知名的人对“权威”的反感。……日丹诺夫显然担任双重的角色 :检察官和审判官 ;他机灵地操纵会议，经常保持一个相当理智的水平。
　　
　　正是在这个日丹诺夫亲自策动和领导之下，1936 年，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的《纷乱代替音乐》一文为先导，苏联音乐界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中的所谓“形式主义倾向”掀起了极为严厉的批判狂潮 ;这一批判几乎株连到苏联当代所有的着名作曲家。尽管这个批判因苏德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断，但在战后不久的 1948 年，联共（布）中央又发动了对于穆拉杰里歌剧《伟大的友谊》的粗暴批判，并由此扩展开去，最终发展为对整个苏联音乐界的“形式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其对象涉及苏联大批的知名作曲家。这些批判的主要观点和论据，都体现在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开幕词、发言以及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2 月 10 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中。
　　
　　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实际领导权之后，苏联文艺界曾迎来一个“解冻”时期。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为 1948 年和 1951 年对穆拉杰里、丹凯维奇和茹科夫斯基的批判平反。
　　
　　《决议》首先肯定，1948 年 2 月 10 日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总的说来在发展苏联音乐艺术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然后说 :
　　
　　穆拉杰里的歌剧虽有缺点，应当给予批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缺点就说这部歌剧是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的典型。在自己的某些作品中出现过不正确倾向的天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舍巴林、波波夫、米亚斯科夫斯基等同志都曾经被不分皂白地一概算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方向的代表。
　　
　　上述决定中所作的某些不正确的评价，反映了约·维·斯大林对个别艺术作品和剧作的主观态度。
　　
　　约·维·斯大林对某些艺术作品的评价的主观态度，还表现在对丹凯维奇的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茹科夫斯基的歌剧《全心全意》的片面和偏颇的批评上面。这些批评是根据他的指示在1951 年《真理报》的几篇编辑部的文章中提出的。而大家知道，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斯大林也曾经起了不良影响。
　　
　　这个《决议》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
　　
　　其一，《决议》为受批判的若干作曲家及其作品平反，唯独对 1936 年遭到苏共中央批判最烈的肖斯塔科维奇及其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却不在其列。
　　
　　其二，《决议》在谈到“对斯大林曾经起了不良影响”的苏共领导人中，偏偏没有点出日丹诺夫这个曾在苏联文艺界令人惊悚的姓氏--须知，日丹诺夫是 1948 年《决议》的主要主持人；而在《决议》发表之前，日丹诺夫对音乐家做过两次讲演《，决议》的文字恰恰是根据日丹诺夫的讲演写成的。
　　
　　以上两点，再联系到这个《决议》肯定 1948年的那个《决议》“总的说来在发展苏联音乐艺术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的奥妙颇耐人寻味。
　　
　　总之，从“拉普派”理论到日丹诺夫思想，直到苏联音乐思想在平反中“解冻”,说明这样一个严峻事实 :
　　
　　在 20 年代的苏联，曾经喧嚣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文艺观庸俗化、简单化的“左派幼稚病”,到了 30 年代中后期和战后的苏联，由于与政治权力的高度结合，在日丹诺夫的手中则显得更成熟、更有权威性、更具理论色彩，因而成为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虽然日丹诺夫本人在1948年病逝，但日丹诺夫的思想和他制定的思想文化政策，却在他死后到斯大林逝世乃至 50-60 年代，仍对苏联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