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患者对疾病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摘    要：　背景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患者的疾病感知极大影响着其治疗及预后效果。因此，探讨我国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可以为改善我国患者负性疾病感知和提升患者健康提供依据。目的 探讨普通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3月，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抽取广东省8家医院的500例患者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工具选用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BIPQ)、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FPTS)、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PHQ-2)，最终获得有效数据384例(76.8%)。结果 普通患者的BIPQ总得分为(38.6±9.1)分，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分别为(22.1±7.0)、(13.3±4.0)、(3.2±2.2)分。不同职业、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的BIPQ总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BIPQ总得分与WFPTS总得分及仁爱、技术能力维度得分，以及TIPI-C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r值为-0.39～-0.14,P<0.05)；患者BIPQ总得分与PHQ-2得分呈线性正相关(r=0.41,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FPTS仁爱维度得分、TIPI-C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PHQ-2得分是患者BIPQ总得分的影响因素(b值分别为-0.337、-0.781、2.308,P<0.05)。结论 我国普通患者对自身所患疾病认识不足，表现出较多消极情绪，对治疗缺乏信心；患者的抑郁情绪和医疗费用造成的经济压力是疾病感知的危险因素，情绪稳定性和医生的人文关怀是疾病感知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　普通患者; 疾病感知; 现状调查; 影响因素分析; 医生病人关系; 人格; 抑郁;

　　Abstract：　Background Numerou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illness perception greatly affects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gnosis.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llness perception among ordinary patients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which may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negative illness percep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llness perception among ordinary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March of 2018,500 patients from eight general hospita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or an on-site investigation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and 384 cases(76.8%) of valid data were obtained. The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the Wake Forest Physician Trust Scale(WFPTS),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 in China(TIPI-C),and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item(PHQ-2) we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score of BIPQ was(38.6±9.1),and scores of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on,emotion,and understanding were(22.1±7.0),(13.3±4.0),and(3.2±2.2). The scores of BIPQ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medical expenses on family economy(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BIPQ had a linear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cores of WFPTS and its scores of the dimension of benevolence and technical competence,as well as scores of the dimension of pleasantness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in the TIPI-C(r values were-0.39 to-0.14,P<0.05),and the scores of BIPQ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PHQ-2 positively(r=0.41,P<0.05). Multivariat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cores of BIPQ were the score of PHQ-2(b=2.308),the score of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al stability in TIPI-C(b=-0.781),and the score of the dimension of benevolence in WFPTS(b=-0.337)(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in China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illness,and they are lack of confidence in treatment with more negative emotions. Depression and economic stress caused by medical expenses are risk factors for illness perception,while the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benevolence of physicians a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Keyword：　Ordinary patients; Illness perception; Current status investigation; Root cause analysis;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 Personality; Depression;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健康观念逐步增强，个体对疾病的认知和情绪在健康管理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疾病感知（illness perception）是指患者对疾病的信念，直接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情绪反应，进而以积极或消极的应对策略影响疾病的治疗和预后[1]，常用于指导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和干预措施。LEVENTHAL等[2]强调从患者的认知角度来看待疾病，提出了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CSM）。CSM假设当个体处于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基于个体的内部和外部的信息资源形成了对疾病的认知表征和情绪表征，通过整合涉及疾病或疾病有关的因素提供疾病的“平铺”视图，以此来指导应对疾病的行为和结果[2,3]。因此，国内外有研究发现疾病感知与患者的健康状况[4]、生存质量[5]、治疗行为[6]及预后康复[7]有密切关系，是预测患者治疗有效率和生存率的有效因素。疾病感知受到一系列个人、背景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患者的人口学因素、人格特质、情绪等[1,8]，这些因素在建立和形成疾病表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疾病感知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开始重视患者对疾病的心理感知，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慢性病患者或精神障碍患者，缺少以普通患者为样本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普通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我国患者负性疾病感知和提升患者健康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8年1—3月，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广东省8家医院的患者进行现场调查。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调查，且知情同意；（2）患者智力正常，且具有良好的自知力；（3）年龄16～80岁。排除标准：（1）患有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2）难以理解所调查的内容，不能独立完成调查。本研究经南方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调查前告知患者此次调查目的及对其答案的保密性。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4份，有效回收率为76.8%。其中，男151例（39.3%），女233例（60.7%）；年龄16～78岁，平均年龄（34.9±13.0）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由课题组自行编制，主要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自评）等。

　　1.2.2 、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The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

　　该问卷共9个条目，第9条目为开放性问题，本研究不做处理，其余条目均采用0～10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疾病的负性情绪和认知越多。包括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疾病理解能力3个维度。其中，认知表征包含疾病结果、病程、个人控制、治疗控制、疾病认同5个条目，情绪表征包含疾病担忧、情绪陈述2个条目。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7，折半信度为0.81[9]。

　　1.2.3、 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The Wake Forest Physician Trust Scale,WFPTS)

　　该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仁爱、技术能力2个维度，仁爱表示医生对患者的态度与沟通能力等，技术能力表示医生的医术技能等。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越高。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83[10]。

　　1.2.4 、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 in China,TIPI-C)

　　该量表由李金德[11]于2013年修订，共5个维度，分别为：外向性（条目1、6）、宜人性（条目2、7）、尽责性（条目3、8）、情绪稳定性（条目4、9）、开放性（条目5、10）。该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条目2、4、6、8、10为反向计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30～0.67,2个月后重测信度分别为0.41～0.77。

　　1.2.5、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item,PHQ-2）

　　该问卷用于筛查抑郁障碍，共2个条目，为抑郁障碍诊断成立必需的2个核心症状，即抑郁心境和快感缺失，是病人健康问卷9条目（PHQ-9）的前2个条目，主要评定过去2周内兴趣或快感及心境的改变情况。采用0～3级评分，0分表示没有，1分表示几天，2分表示一半以上天数，3分表示几乎每一天。2个条目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总分0～6分，量表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12]。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问卷所有条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1个主成分解释变异的9.05%，低于40%的临界值，这表明本研究所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13]。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患者的疾病感知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疾病感知与医患信任、大五人格、抑郁的相关性，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医患信任、大五人格、抑郁对疾病感知的影响。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疾病感知情况

　　384例患者的BIPQ平均得分为（38.6±9.1）分，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疾病理解能力3个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22.1±7.0）、（13.3±4.0）、（3.2±2.2）分。具体到各条目，平均得分排在前2位的分别为情绪表征维度的疾病担忧、情绪陈述条目，平均得分排在后2位的分别为认知表征维度的治疗控制条目、疾病理解能力条目（见表1）。

　　2.2、 不同人口学变量患者的疾病感知差异

　　不同职业、受教育程度、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的认知表征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患者的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的BIPQ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患者疾病感知与医患信任、大五人格、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患者的WFPTS、TIPI-C、PHQ-2得分情况见表3。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患者的BIPQ总得分及认知表征、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与WFPTS总得分及仁爱、技术能力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P<0.05）。（2）患者的BIPQ总得分及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维度得分与TIPI-C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P<0.05);BIPQ认知表征维度得分与TIPI-C开放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P<0.05);BIPQ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与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P<0.05）。（3)BIPQ总得分及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维度得分与PHQ-2得分呈线性正相关（P<0.05，见表3）。

　　表1 384例患者的BIPQ各条目得分（±s，分）

　　注：BIPQ=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

　　2.4、 医患信任、大五人格、抑郁对患者疾病感知的影响

　　以BIPQ总得分为因变量，以WFPTS、TIPI-C、PHQ-2及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各变量均以实际值纳入。结果显示，WFPTS仁爱维度得分、TIPI-C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PHQ-2得分是患者BIPQ总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2 不同人口学变量患者的BIPQ各维度得分及总得分比较（±s，分）

　　注：与(1)比较，aP<0.05；与(2)比较，bP<0.05；与(3)比较，cP<0.05；与(5)比较，dP<0.05；与(6)比较，eP<0.05

　　3、 讨论

　　3.1、 我国患者疾病感知现状

　　本研究显示，384例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总分为（38.6±9.1）分，其中平均得分最高的为情绪表征维度的疾病担忧条目，平均得分较低的条目为认知表征维度的治疗控制条目、疾病理解能力条目。WU等[14]以281例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患者的疾病感知平均得分为（35.61±12.41）分，疾病担忧条目为高分条目，消极疾病感知与高度情绪困扰、严重疾病后果、低身心健康有关，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提示：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处于中间水平；患者的负性疾病感知体现在消极情绪和不良认知；具体表现为对疾病的过度担忧和疾病带来的情绪困扰，不了解自身所患疾病，认为目前的治疗方案无法治愈自身病痛。

　　3.2 、疾病感知的人口学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疾病感知在不同职业、医疗费用对经济影响程度的患者中存在差异，具体体现在农民/农民工和无业者、医疗费用对经济影响较大的患者。农民/农民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负性感知，原因可能为：（1）农民/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受教育程度是理解和认识疾病、掌握正确健康理念的重要决定因素；（2）农民/农民工群体可以接触与获得健康信息的机会、途径少于城市居民，健康知识的普及是了解医学信息的重要途径；（3）农民/农民工群体所处环境的医疗卫生条件和经济水平较落后，卫生资源匮乏，丰富的医疗资源是建设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础[15,16]。此外，高昂医疗费用对于普通/困难家庭而言压力较大，甚至可能会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医疗支出是患者考虑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17]，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更容易获取优良的医疗资源，所接触医生的服务质量和技术能力相对较高，就医环境也相对较舒适，因此相比于经济负担较重的患者，经济负担较轻的患者对疾病表现出较低的负性情绪和不良认知。

　　表3 患者WFPTS、TIPI-C、PHQ-2得分及其与BIPQ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注：WFPTS=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TIPI-C=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PHQ-2=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aP<0.05

　　表4 医患信任、大五人格、抑郁对患者疾病感知影响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注：-表示无相应数据；拟合模型F=37.141,P<0.001,R2=0.227，调整后R2=0.221

　　3.3 、疾病感知与医患信任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BIPQ总得分及认知表征、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与WFPTS总得分及仁爱、技术能力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且WFPTS仁爱维度得分是负向预测疾病感知的因素之一，但BIPQ情绪表征维度得分与医患信任无相关性。这可能提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助于对疾病的理解和认识。患者医疗知识的匮乏或错误的认知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与患者不信任医生、质疑医生的技术能力和治疗方案有密切关系[18]。患者的信任可能会降低其不确定性并增强疾病控制感，从而有助于对疾病自我效能的认知评估[19]。当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增强时，其可能更具有弹性，适应作为患者的角色，积极应对病痛，并报告更好的健康状况。信任关系也可能促进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从而促进患者暴露[20]。通过充分的沟通，医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情况，更适当地计划和调整治疗方案，以优化患者的健康。医生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自我效能感和掌控感，并激励其克服困难[21]。有研究显示，医生的情感支持可以降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患者所信赖的医生做出治疗决定，可能会使患者感到不那么焦虑，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22]。

　　3.4 、影响疾病感知的其他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TIPI-C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PHQ-2得分是疾病感知的影响因素。患者的抑郁情绪是疾病感知的危险因素，情绪稳定性是疾病感知的保护因素，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REZAEI等[23]调查了100例风湿关节炎患者，发现更多的抑郁症状与个体认为疼痛对其生活和情绪有巨大负面影响且难以控制有明显相关性；这些负面疾病感知反过来又与更多的疼痛症状有关；疾病感知很好地解释了风湿关节炎患者抑郁与疼痛的联系。多项研究发现，神经质与健康状况较差有关，包括更多地参与不健康行为，更多报告严重的躯体症状，慢性病发病率较高及死亡率更高等[24,25,26,27]。王岳飞[28]发现，神经质人格特征能够通过患者的疾病感知和担忧性药物信念预测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这可能是因为神经质个体对躯体感觉更加敏感，与身体警觉性有关，同时也更倾向于对躯体感觉做出灾难化解释，在影响其健康行为过程中起到消极作用[29]。

　　综上所述，我国患者对自身所患疾病认识不足，表现出较多消极情绪，对自身和治疗可以战胜疾病缺乏信心。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从患者角度出发探讨患者自身因素对其疾病感知的影响，医护人员对患者疾病感知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针对不同科室门诊患者进行了调查，今后的研究可聚焦特定慢性病患者进行追踪研究。

　　作者贡献：马倩雯、赵静波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统计学处理，结果的分析与解释；马倩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撰写论文；赵静波进行论文的修订、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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