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在英国学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最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概念之后，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种研究，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然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观点：负相关，即企业社会责任会导致成本增加，削弱竞争优势（Friedman,1970）；无相关，即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变量太多，所以两者之间无必然关联（McWilliamsandSiegel,2001）；正相关，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可以带来内外部益处的资源，企业可以因此获得竞争优势（Shrivastava,1995）。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大部分研究的支持。那么对中国银行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经济绩效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责任战略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还是通过什么中间机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美国学者斯蒂芬·P·罗宾斯（200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所带来的利益，足以补偿其付出的成本，这些利益包括良好的企业形象、讲究奉献的员工队伍、政府和社区的支持等等，罗宾斯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明显降低了企业长期经济绩效。而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关注可以改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Freeman,1984），从而带来企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例如：良好的员工关系会增强道德感、生产力和满意度。良好的社区关系会帮助企业更好的获得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公司当期的财务绩效明显受其当期以及前期履行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张兰霞，2011）。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企业价值越低；从长期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李正，2006）。综合上述观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利于财务绩效的改善，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理论视角进行阐述。

　　第一，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可能自给自足，为了生存必须与其环境进行交换，并获得资源，这是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概念。组织由于对资源的需求而产生了对资金、劳动力、客户、合法性、技术等外部环境的依赖。而在今天物质和技术等有形资源相对容易获取和模仿的情况下，合法性等无形资源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Coff,1997）。有形资源通常通过市场获取，而无形资源则是通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来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得到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为企业获得更多的人才、资金等有形资源打开通道，提升财务绩效（贺远琼，2007）。此外，外部环境的集中程度越高，组织对于输入的选择性越小，对于从某一集中来源获取特殊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组织越会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外部参与者的支持。外部约束，如果由拥有权力的参与者行使，必然影响组织决策和盈利能力（Burt,198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外部支持者，从而推动财务绩效的提高。

　　第二，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资源依赖理论从收益的角度探究了社会责任战略对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而交易成本理论则帮助我们从成本的角度去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企业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如果企业满足了利益相关者要求，那么可以避免因遵守正式契约而造成的高成本。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是负相关的。例如：企业投入资金来降低生产流程中的污染，一方面通过遵守环保规定降低了企业的隐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更多投入却增加了显性成本（贺远琼，2007）。但总体而言，增加的显性成本小于降低的隐性成本（Jones,1995），因此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意味着推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从长远来看，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将不断降低隐形成本，获取长期的经济回报。

　　第三，制度理论的视角。企业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逐利行为进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建立起一套关于企业道德、声誉、信任和互助机制的行为规则，鼓励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引导企业不断通过权衡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和社会责任的边际成本优化内在价值，从而实现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帕累托最优（苏冬蔚，2011）。此外，从制度合法性的视角来看，社会责任战略意味着企业与政府、公众、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了良好关系，获得了合法性，从而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资源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有利于改善财务绩效。

　　具体到中国银行业，我们知道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实施绿色信贷，引导资金流入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域，并从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的企业和项目中抽离，通过信贷杠杆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有研究发现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经营绩效，帮助银行获得竞争优势（何德旭、张雪兰，2007）。那么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直接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还是有中间机制在发挥作用？我们认为企业声誉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声誉交易理论来看，声誉交易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的声誉是一种资产，是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相似的资产，是逐步建立和逐步消失的，需要投入和维持，而声誉帮助企业克服道德风险（MailathandSamuelson,1998）。维持企业声誉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企业在社会责任战略领域的投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投入越多，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所获得的无形资源就越多，能更好地获得内外部支持者，建立和维持企业声誉，并促进财务绩效。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管理、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金融、微额贷款、慈善捐助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战略有利于银行声誉的维护和发展，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声誉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声誉的建立和发展为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内外部支持者，从而有利于财务绩效的提高。

　　第二，从商业银行本身的属性来看，银行的本质是声誉的载体，声誉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张勇，2006）。银行声誉既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减少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是提高财务绩效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我们认为银行在社会责任领域的投入，有助于银行声誉的发展，而银行声誉的发展又促进了财务绩效的提高。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

　　假设1: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2: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企业声誉实现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能够找到公开财务数据的62家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包括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45家城市商业银行。45家城市商业银行由14家大型城商行（资产规模800亿元以上），16家中型城商行（资产规模300~800亿元）和15家小型城商行组成（资产规模300亿元以下）。样本涵盖了我国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而且比例基本持平。

　　本研究以这些商业银行2008~2012年的财务数据、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网站公告作为样本数据。

　　（二）变量定义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一定的方法对大众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期刊中的新闻报道，采用一定标准对其进行量化评价。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分析文本资料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各种管理研究中。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定义了自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在不同行业的表现相差很大，目前有些评级机构提供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如KLD和EIRIS等。美国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JonesSustainabilityIndexes）和英国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也常常被用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银行业，并不涉及其他行业，因此采用了Scholtens（2009）提出的用于测量银行社会责任的量表。该量表包括四类指标（见表1），该量表在操作层面每个题项均为是否问题，因此每满足一条记为1,不满足记为0,所满足的标准条数要除以该方面所有的标准数量。

　　例如：如果一家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满足商业伦理8条标准中的2条、环境管理8条标准中的5条、负责任金融产品7条中3条、社会行为6条标准中的5条，那么其社会责任战略这一变量的赋值就等于（2/8+5/8+3/7+5/6）。该方法借鉴了Bansal（2005）中测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定量研究方法。本研究对每个题项的判断信息来自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银行网站。我们对测量结果进行了信度检验，Cronbach'sAlpha=0.852,说明这些指标用于测量中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时也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

　　【1】

　　企业声誉：国外企业声誉的测评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财经类杂志主办的企业声誉测评，例如美国《财富》杂志的全美最受欢迎的公司（AMAC）评选和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司（GMAC）评选；第二是专业研发机构的声誉测量模型，例如美国声誉研究所（RI）的声誉商数（RQ）模型，欧洲声誉研究中信（ECRS）的声誉二维评价模型等。国内研究机构和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声誉测量模型，大多是基于声誉商数模型和声誉二维评价模型展开的，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测量模型。本文根据李卫东、翟立宏、罗智琼（2010）提出的商业银行声誉的定义，即指各利益相关方对一家商业银行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银行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在金融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有价值的、可持续的、难以模仿的无形资产，认为银行声誉评价组织，包括人民网、搜狐网、雅虎中国、和讯网、凤凰网等网站，《银行家》、《福布斯》、《亚洲货币》、《亚洲金融》、《证券时报》、《首席财务官》、《第一财经日报》等出版物，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金融工会、国务院扶贫办、各级政府、大学的银行业研究中心、中国银联、MasterCard国际组织、VISA国际组织等组织机构颁发和评价的银行获奖和荣誉可以作为银行声誉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用银行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网站上公开披露的获奖次数总和的自然对数作为该变量的值。

　　财务绩效：净利润率是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营业收入的收益水平。净利润率越高，说明银行的收益水平越高。在前人的研究中，Waldmanetal.（2001）等都采用净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本研究中，财务绩效用滞后一年和滞后两年的净利润率（净利润率t+1、净利润率t+2）加以衡量。

　　控制变量：前人的研究发现企业风险、企业类型和财务表现等因素对企业声誉产生影响（李卫东等，2010;张勇，2006），因此在研究中需要控制这些因素。

　　年份1和年份2:这两个变量是年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即净利润率t+1（2009~2011）和净利润率t+2（2010~2012）的影响。

　　企业风险：负债率是总负债和总资产的比值，本文用负债率来控制企业风险。在国际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人们对银行风险控制的期待逐步提高。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对企业声誉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模型中需要控制企业风险。

　　企业类型：该变量为虚拟变量，用以区分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这两类不同量级的银行，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为1,城市商业银行为0.在转型期，中国商业银行声誉的影响因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政治等因素。不同类型银行的声誉影响因素是有差别的，因此在研究中需加以控制。

　　财务表现：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企业税后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反映股东的收益水平。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回报越高。银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要求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11%,本研究用净资产收益率来控制企业的财务表现。财务表现对于银行声誉有着重要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银行经营环境复杂多变，既要控制风险，又要寻求新的增长点来拓展业务。在改善银行财务表现和维护声誉之间寻找平衡点成为各家银行的重要目标。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2】

　　这62家商业银行的研究样本整体情况如表2描述统计所示，作为控制变量的企业风险的均值是0.94,标准差是0.03,说明银行之间风险状况差异较小；而财务表现的标准差是0.09,说明各个银行之间投资收益差距不是很大。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中介变量企业声誉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大，表示各个银行之间差异明显。财务绩效即净利润率（t+1）、净利润率（t+2）的标准差分别是0.09和0.08,说明银行之间财务赢利状况的差别不太大。

　　（二）企业声誉在社会责任战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即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第二步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第三步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消失了，或是明显减小了。

　　【3】

　　我们在检验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时遵循了上述步骤。第一步，在模型1中，我们引入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发现财务表现对滞后一年的财务绩效，即净利润率（t+1）有显著影响（β=0.206,p<0.01）；在模型2中，我们引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发现社会责任战略对财务绩效影响显著（β=0.394,p<0.001）。也就是说，自变量的变化能显著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假设1得到了数据支持。第二步，在模型3中，引入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即企业声誉的回归；在模型4中，引入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中介变量企业声誉的回归，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声誉影响显著（β=0.500,p<0.001）。也就是说，自变量的变化显著解释了中介变量的变化。第三步，控制中介变量，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5中，我们发现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明显减小（β=0.360,p<0.05），同时中介变量企业声誉对因变量财务绩效的影响显著（β=0.235,p<0.1），因此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财务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了验证。

　　在用净利润率（t+1）做因变量进行模型检验之后，我们又用净利润率（t+2）做因变量进行了同样步骤的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在模型6中，引入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发现企业风险对滞后两年的财务绩效，即净利润率（t+2）有显著影响（β=-0.143,p<0.1）；在模型7中，引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发现社会责任战略对净利润率（t+2）影响显著（β=0.323,p<0.01）。也就是说，自变量的变化能显著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假设1再次得到验证。第二步，仍然是模型3和模型4的检验，在此不再赘述。第三步，控制中介变量，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8中，我们发现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因变量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236,ns），同时中介变量企业声誉对因变量财务绩效的影响显著（β=0.311,p<0.05）。因此，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财务绩效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再次得到数据支持。

　　四、结论和建议

　　在以前的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未能取得一致结论，但是大部分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同时，本文认为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财务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这得到了银行业数据的支持。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有其鲜明的行业特点，包括采纳赤道原则、全球契约、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国际规范，也包括环境风险管理、供应链管理、社会责任投资、微额信贷、气候金融产品，以及慈善捐赠、员工培训、员工多样性等多个方面。这些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都有助于银行声誉的提高。例如：

　　供应链融资可以为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客户提供资金支持，促进重点行业的整体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社会责任投资常涉及环保、教育、健康、生态等低收益领域，但是银行通过社会责任投资传递信息，建立企业声誉，最小化企业和社会可能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小微信贷更是让大量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破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小微信贷和有效的风险控制，既为银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又实现了银行和小微企业双赢的结果。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和商业银行的行业特点，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可以从宏观政策层面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社会责任战略，在社会责任战略的各个细分维度，包括商业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负责任的金融产品、社会行为等方面开展业务，发展银行声誉，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财务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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