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探讨

　　内容提要：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中其他冠以 “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学术传统。新政治经济学是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中存在不少混淆，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区分西方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由于新政治经济学存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缺陷，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当前要特别警惕把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的做法。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简称NPE）① 是近30年来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支，在中国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冠以 “政治经济学”之名，与我们习惯上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起来好像有一定的联系，从而造成了不同学术传统一定程度的混淆，人们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也产生了一些误解。本文的目的是消除这些混淆和误解。本文第一部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种种 “政治经济学”进行分类阐述，同时明确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第二部分阐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研究对象与主题；第三部分明确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最后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对待新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 “政治经济学”种种。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对西方世界当代经济学用语中的各种 “政治经济学”作一简单说明。

　　（一）当代西方的各种 “政治经济学”.

　　古典时代的经济学都以 “政治经济学”为名。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这个名称逐渐取代了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也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但是，“政治经济学”这个用语一直没有离开过经济学，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含义各异的 “政治经济学”.有学者按照不同标准对当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类，① 但由于回避了西方经济学存在正统经济学 （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 （Heterodox Economics）两个对立阵营这一事实，从而使得这些分类稍显杂乱。本文把当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正统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类别多数情况下并未自称 “政治经济学”,多以 “公共经济学”、“产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选择”这样的名称出现，卡波拉索和莱文将其归为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 “政治的经济学分析”.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用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理论展开分析：一是市场和个体决策之外的公共领域和集体决策问题，二是与政府和政策有关的政治问题。有关第一个主题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也就是市场失灵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政府干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着作集中体现了这种思路；② 另一种是产权方法，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和契约理论为基础，排斥政府的作用。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将在后文详述。

　　第二类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在西方被归为非正统经济学之列，与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等学术传统共同构成了非正统经济学的主体。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有时也被直接称为 “政治经济学”,比如菲利普·奥哈拉主编的 《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涵盖的就是非正统经济学的内容。① 《政治经济学评论》本期刊发的贾根良教授的论文对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类是介于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之间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要么不依赖于某个学术传统，寻求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者其中的某一个主题进行 “多元”的解释，比如卡波拉索和莱文划分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 “以正义为中心的理论”;要么希望在正统与非正统之间建立联系，把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非正统经济学传统的框架中去。② 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缺乏鲜明的价值观，没有牢固的理论基础，很容易表现为一个大杂烩。

　　（二）两种 “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威廉·C.米切尔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在文中谈到：“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正在出现，它把政治学的主题与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联系起来。还没有一个名称来描述这整个领域，我姑且称之为 ‘新政治经济学'.”③ 他所指的这个 “新的跨学科领域”,就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米切尔的这个名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 “新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政治学主题。今天的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超越了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含义并没有发生变化。

　　2008年出版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词条中，虽然没有 “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用了 “政治制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个词条来指代 “新政治经济学”.④ 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自1968年以来并未发生改变。更准确地说，所谓 “新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分析政治学的主题。本文所阐述和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这种新政治经济学。

　　不过，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冠以 “新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分支。

　　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安德鲁·甘布尔 （Andrew Gamble）、安东尼·佩恩 （Anthony Payne）、安凯·胡格威特 （Ankie Hoogvelt）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创办了 《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y）杂志。他们在发刊词中指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需要用新的分析模式和新理论来分析，需要把根据理性来分析个体能动性的 “小气的”理论与从制度和历史来分析整体结构的 “情景理论”结合起来。①这种结合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 “新政治经济学”力图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本源。在甘布尔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三层含义：一是政策层面的，关注的是公共收入的最大化；二是规范层面的，关注的是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想形态；三是科学层面的，关注的是社会系统实际如何运行。② “新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关注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之后已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新政治经济学”在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借助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未曾中断的学术传统的力量。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常常以异见运动形式出现的 “制度主义支流”;第二个来自革命性的源泉，成长为一种真正激进的传统，进而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发达和不发达的系统性联系理论，以及最终作为一个整体的 “世界体系”理论。③ 这两个学术传统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这种 “新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渗透的，因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可见，它并非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去探讨政治问题，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新的世界秩序。正因为围绕着新的世界秩序这个研究对象，这种 “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四个主题： （1）比较政治经济学，探讨管制和政策管理问题，以及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 （2）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可持续性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来保证现有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再生产； （3）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关注不平等问题，以及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 （4）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全球化以及新世界秩序的演变问题。①可见，这两个 “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截然不同。前者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分析政治领域问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后者则属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力图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用新的理论模式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因为受到正统经济学的排斥，如同其他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分支一样，非正统的 “新政治经济学”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以至于经济学界谈到 “新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指的往往是前者。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下文所说的 “新政治经济学”指的也是前者。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源和流。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如前所述，本文将新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政治学主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相应地，它的理论渊源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宏观领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微观领域的公共选择理论等对政治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涉及的 “时间不一致”问题，激发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去探寻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所谓时间不一致，其含义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那么政策问题就表现为政府和私人部门这一对理智的对手之间的动态博弈形式。比如政府在某个时间向私人部门宣布了一项政府认为能实现最优结果的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的经济当事人相信了这项政策，并以此确定自己的行为。但是，政府在随后的时间可能因为某种激励而不再执行这项政策，而是选择了另一项它认为最优的政策。这种事先和事后的最优政策选择之间的差异，就被称为时间不一致问题。换言之，如果政府在t时间得到一项最优政策，而在t+n时间通过重新最优化得到一项不同的最优政策，那么私人部门在时间t时候估计的最优政策就是时间不一致的。② 时间不一致问题讨论的是理性预期的当事人如何通过判断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来形成自己的预期，其中必然涉及到要根据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来对政策制定者的动机进行假设，从而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围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只不过，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的假设过于表面化”.① 新政治经济学受到这一研究主题的启发，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与经济政策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去。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理论渊源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早期研究，包括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唐斯的中点选民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定扩展到政治行为人，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代理问题，认为在存在利益集团、寻租动机等因素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会违背大多数选民的利益。② 安东尼·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 《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把经济人假设和新古典方法运用到选举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候选人或者政党会偏向于争取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所谓 “中点选民”,据此赢得选举。③ 奥尔森则是着重解决理性个体参加集体行动、做出集体决策的矛盾，从而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治活动这样的集体行动进行分析找到了一个出口。④正是以上这些以及其他将新古典方法和理论运用到政治问题上的早期研究，为新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⑤ 新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改进以上研究、解决它们存在的诸多问题，发展出了更加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分析。比如，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大量采用博弈分析；在唐斯模型中加入制度约束，克服多数同意投票规则中的 “孔多塞难题”;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政治代理问题。同时，新政治经济学还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分配等有关的几乎所有政治问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