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探讨(3)

　　（一）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体现了中国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起初，新政治经济学是与冠以 “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其他着作一起引进的，其中有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着，也有涉及新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教材。最有代表性的是几套译丛：较早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其中收入了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着作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介绍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这套译丛出版于2001年前后。

　　2008年左右，新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渊源的代表作中译本大量出现，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收入的多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着作。在引进新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的同时，国内学者有关新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文章在2000年以后开始集中出现。

　　这个时期的译介文献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尚不清晰，比如前述两套译丛中都包括了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显然与西方正统经济学格格不入的经济学家的着作；介绍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也有诸多混淆；①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推出的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甚至与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少关联。

　　随着汪丁丁主编的辑刊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陆续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了第一卷，至2016年8月，该辑刊已出版32卷），中国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这份辑刊刊载的论文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和政策问题，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实现了 “接轨”.

　　尽管如此，由于 “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在中国经济学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时至今日仍然有诸多冠以 “新政治经济学”之名的论着，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混乱。

　　（二）中国经济学界对待新政治经济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区分。中国经济学界传统上是用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名称对经济学进行区分的，忽视了 “西方经济学”中始终存在的两种对立范式：西方正统经济学和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今天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了解并不多，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中国支持者甚至完全不了解非正统经济学。这是人们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混乱的根本原因，因而混淆了属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与属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其他 “政治经济学”分支。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本身不值得追捧。虽然不可否认，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表现出严密的逻辑，运用了精巧的模型，与传统的公共选择等理论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但是，囿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先天不足，新政治经济学存在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仅能在新古典框架内不断精细化。卡波拉索和莱文指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局限。② （1）缺乏政治的过程观念，简单地把政治理解为把既定偏好转化为政策 “产出”的机械程序。 （2）缺乏对制度的历史演化的分析。这一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家也承认的缺陷，只不过他们把这个缺陷看成是 “不想把任务变得复杂”,而不是不能进行分析。① （3）对政治和政治参与者的分析缺乏系统观、整体观。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三个局限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缺乏过程、演化和系统观念，就只能把政治问题当作技术问题来解决。

　　另一方面，最近受到热捧的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比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实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正如杨虎涛指出的，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观点只不过是制度决定论的 “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与比如演化发展经济学这样的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非正统解释相比，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异常肤浅。②第三，警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 “误用”.中国经济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明确接受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将其用于中国现象的分析；一种是将中国经济学语境中传统的 “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寻求 “创新”.前一种现象的代表是比如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辑刊中的论文。对于这种研究，只要了解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很容易判断它们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价值。但第二种现象就尤其值得警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国迫切需要符合自身实际、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此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③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希望构建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的 “新政治经济学”,看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实际上与之背道而驰。他们认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国家与经济、社会的互动，研究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研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国家层面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研究对于官员的激励问题。④ 这样的研究主题与本文所述的新政治经济学高度重合，显然是“误用”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