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丰富内涵及现实审视——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视角

　　摘要：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着力点，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优化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使实体经济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根本保证作用。在政治经济学分析视阈下，科学技术、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们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解读实体经济，能深刻把握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才能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着力点的重大意义所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实体经济，认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着根本保证作用，“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做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系统发展的产业体系”重要论述[2]，将实体经济置于产业体系中的首要位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的思想要旨，我们需要阐明实体经济的基本内涵，厘清科技、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在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的重要性。实际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所以，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理论视阈。在此视阈下，要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密关联性，科学技术与人力资源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金融则是衍生于实体经济并依附于实体经济的经济形态。基于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的重心地位才能凸显。脱离政治经济学分析视阈，就会把实体经济、科技、金融及人力资源理解为相互割裂、独立运行的产业要素，进而就只能在外在形式上理解实体经济的重心地位。由此，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习近平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阐明实体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实体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着力点。何谓实体经济？德鲁克在《管理前沿》中提出，从“真实”经济（real economy）转向“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是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经济第三个主要变化。张晓晶在解读德鲁克经济理论时将“真实经济”（real economy）译为“实体经济”，认为实体经济“以土地、粮食、生产工具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为中心”[3]。邹华生从劳动价值论视角谈及实体性的经济，主张“使我国经济回复到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轨道”，“使我国重新回到实体性经济的轨道”[4]。成思危基于《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推导实体经济内容：“先用货币通过交换去雇工人、购买原料、机器、建厂房，然后通过生产变成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经过交换才能再变成货币，这一过程就是实体经济”[5]。何玉长认为：“实体经济以产业资本运行为主，以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生产性劳动为主，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品满足居民生活消费、社会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之所需，理所当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体”[6]。概而言之，我国学界关于“实体经济”概念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真实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虽未出现“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概念，但蕴涵实体经济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上帝、实体（substance）、主体等形而上学概念是“虚假”内容，这些词语被塑造为奴役人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利益的辩护工具。“真实”的内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生命的生产，它们是人改变自然并和自然形成一致关系的“生产力”。生产者在交换中结成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7]，亦即经济基础。“真实经济”（real economy），或者说实体经济，包含物质生产与受生产决定的经济结构两部分。

　　就经济结构而言，马克思重点研究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与斯密、萨伊等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解为创造利润的单独存在不同，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界定资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人体解剖式分析。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经过交换的“劳动”对不同人而言各有所值，赋予劳动以价值[8]。劳动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9]，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物”，体现生产和交换在一种特殊东西上的内在统一。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商品就不同于物品而是具有劳动价值的劳动产品，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是构建经济关系的劳动价值，资本不是某种先天单独存在，而是由货币嬗变而来的拥有增殖力的劳动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物质生产受资本逻辑所统摄。劳动者被货币通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商品经济中的人力资源；自然材料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被资本化为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创造劳动产品，科学技术是实现物质变换的基本手段，它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组构下成为技术物，它们被纳入劳动价值的创造、流通及分配的循环系统，“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0]。综上所析，资本主义实体经济是由科学技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及统摄它们的价值系统构成的增殖性经济体。

　　三、以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

　　科学技术作为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引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揭示自然的内在规律，技术是改造自然的方式，科学技术将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而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测度是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参与和实现价值的创造、流通及分配。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类实践方式，与工人的直接劳动一样在货币通约下成为商品，并以固定资本形态参与到生产中。工厂、机器、生产工艺及其他各种劳动工具都是科学技术物化的产物，它们与劳动力商品一起建构了价值的创造、流通及分配系统，实现资本的增殖目的，科学技术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和增殖的条件与驱动力量。

　　据此，科学技术是实体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与资本逻辑紧密勾连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由科学技术的产生原因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不仅如此，科学技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地位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说：“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出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11]。科学技术只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手段，“服务”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工具，“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12]；另一方面，出于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猎取以及受市场竞争驱动，每个资本家都“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资本唤起了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13]。阶级统治与利益最大化需求推动资本主义不断掀起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浪潮，使实体经济规模日益庞大，并在时序发展逐渐由重要地位到引领发展转变。

　　建国初期，我国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科技创新成绩显着。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安排使得科技创新失去制度活力，引致科技成果的生产力效应大打折扣。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制度改革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总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土地、劳动等有形要素的投入，未能有效依靠要素组合提高效率。在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地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14]，从而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体系。总书记关于“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的重要论述旨在使科技创新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这是立足我国国情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实体经济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科学判断。

　　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关键要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即继续激发市场活力以发挥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基于市场经济的科技创新机制，尊重不同微观主体的创新主体地位，将科技创新与商品生产融合为一体，形成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商品生产体系；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打通关键基础研发、资源投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环节的梗阻，在创新制度设计层面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激励相同问题，让创新相关利益主体均能因制度设计得到福利改进，让科技创新的“创新链”在各个阶段更好地流转起来。

　　四、以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我国经济运行目前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货币资金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导致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脱实向虚”趋势明显[15]。“实”即实体经济，“虚”指虚拟经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着作中并没有“虚拟经济”概念，但其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及虚拟资本的论述则蕴涵虚拟经济思想。在早期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谈及信贷形式的信用问题，把信贷理解为“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同时进行了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批判，认为它是遮蔽对立性异化关系的“假象”，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1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把信用解释为一种“上层建筑”[17]。将信用的主要形式诸如汇票、股票、债券等称为“幻想的虚拟的资本”，亦即虚拟资本，认为它们的价值“纯粹是幻想的”，“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18]，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却能获得真实资本所剥削的剩余价值。虚拟资本分割利润的各种交易活动，形成了脱离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它的本质在于以虚假的价值推动真实价值的增殖。在马克思看来，信用是利润率从较低到较高部门转移并趋于平均化的必然结果，不但节约流通费用，更是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必要手段，所以虚拟资本是实现资本的增殖目的、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此意义上，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伴生的产物，它必然植根和依附于实体经济。导源于虚拟资本本身具有的风险性、投机性以及虚拟性等特征，引致虚拟经济容易与实体经济脱节，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毋庸置疑，金融化无论怎样创新都不能独立创造财富，它必须依赖实体经济才能真正分享到财富。金融化仍然是虚拟资本的独特运动方式，是虚拟经济的现代表现，金融的发展必须以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否则就会导向金融危机。目前我国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与信用工具日益发达，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日趋成长，期货市场及房地产市场日渐庞大等都说明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正在形成。与之相对应地，脱实向虚已成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元结构的严重问题，在不断触碰系统性风险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提出防范脱实向虚的战略选择，要求必须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现代金融，“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19]。以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观具有深刻的批判指向、实践意义和价值旨趣。首先，以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观蕴含针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新自由主义所重构的金融化是资本逻辑无止境增殖的产物，它与社会主义性质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宗旨根本背离。这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主导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体系实质上是席卷和鲸吞本国及其他国家劳动者财富的金融机器，由此导致的一场场金融危机摧枯拉朽式地击溃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脱实向虚”倾向的警戒既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批判，也是对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战略要义。其次，以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以提高实体经济生产率为目的推进金融市场发展，关键点则在于不断增强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分担风险的能力，形成金融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格局。再次，以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要求杜绝以瓜分和搜刮社会财富为目的的金融创新活动，主张以契合普惠性的原则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以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20]。人是生产力中的主体要素，我国经济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劳动者的性质、地位和素质。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者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他们将随着资本主义终结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发生了系列新变化，如“股权分散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使工人持有股票、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获得企业的经营权、工人享受高福利待遇等，这些“人人都是资本家”现象遮蔽了阶级矛盾，劳动者似乎已经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德鲁克径直指出，在工业社会里“我们不再讨论‘劳资’之间的关系，而开始讨论‘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资方的责任’以及‘资方的权利’等字眼儿已经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21]，劳资关系其实已经被管理决策、管理活动和管理运作所替代。实际上，企业管理的日益科学化与核心化是资本逻辑无限度增殖的必然要求，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铲平了劳资矛盾，但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客观存在，阶级对立就不可能消除。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力资源仍需通过市场化方式建立雇佣关系，属于劳动力商品，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成为实体经济的主力军。

　　人力资源在实体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是通过劳动及劳动价值的增值实现的。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只是对象性存在，人力资源则是实体经济中主体性部分，正是人力资源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资源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而使实体经济复归到它的本质存在。进一步地，人力资源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是劳动价值不断增殖的根源，是决定实体经济长期性存在的核心成分，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的支撑作用，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旨所在。

　　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的作用，首先要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转化为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是实体经济吸纳劳动力的基本途径。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既不利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流动，也阻碍了有知识、技能的城镇人口转型为农业经营主体，使人力资源在实体经济各主要产业之间割裂发展，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能有效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双向流动，从而拓展我国人力资源规模。

　　其次，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作用必须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国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的高级产业结构转型，要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走向产业结构高端化，使实体经济逐渐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端、高端，就必须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通过大力加强智力投资，提升人力资源的文化教育质量，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六、总结

　　根据上述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只有基于科学技术、金融与人力资源三者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方能把握“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的根本要义，也才能真正确保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商品、货币、资本组成的价值系统是实体经济的基本内容，所以发展实体经济必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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