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奈格里资本主义研究的启示

　　摘    要：　针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呈现出的新变化和日益显着的弊端,在当代生命政治语境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奈格里的启示,揭示了奈格里视域中诸众革命的潜在逻辑,并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分析了奈格里生命政治的意义和内在局限。

　　关键词：　奈格里; 生命政治; 马克思; 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 批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atu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glob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new changes and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drawback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Negri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biopolitics. It reveal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revolutions in Negri's vision, points out the new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Negri's biopolitics

　　Keyword：　Antonio Negri; biopolitics; Marx; capitalism;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生命政治是对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权力关系中的人的分析,故而生命政治被解读为一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力,它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这种对生命的掌控不仅仅体现在个人,更体现在作为群体的人。生命政治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政治手段实现对个人和人口的规训、管理,在这样的视域下,资本主义有理由也有必要被纳入到生命政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哈特和奈格里[1]开创的反抗性生命政治话语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他们以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作为切入点,试图挖掘不同于无产阶级的全新的革命主体,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形成的基础上指明了反抗资本统治革命的可行性。奈格里[2]认为:正是非物质生产这种新兴的生产形式的诞生为诸众的反抗和反抗性生命政治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如果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细致考究便不难发现,事实上非物质生产并非反抗性生命政治诞生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就此,奈格里断言,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范式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把握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循环的逻辑”[2]16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奈格里的启示

　　奈格里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得揭露资本主义进步论和共识论的观念成为可能[2]16,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内部自我冲突和对抗的特征。作为一个矛盾体,资本是一种对立的社会关系,颠覆性的斗争就发生在资本自身当中,这种斗争将无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哲学家纳入其中。可以这么说,斗争地点和斗争对象都是资本本身,是资本与资本的自我斗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定义了相对剩余价值,分析了大规模工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在传统工业到资本工业的转变中,无论是价值创造的形式还是劳动过程的形式,都必须对生产条件进行彻底的变革。当社会上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较少的工作量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使用价值时,便有根据推断和假设: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转变,资本也开始自我增值。对此,马克思研究了从制造业到大型工厂及随之而来的从劳动合作到资本独占的转变。这种转变为剩余价值的激增、工人屈服于资本的规训和资本家的压迫,从工厂逐步扩大到整个社会创造了条件。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提取不仅仅造成了工人工作时间的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的分离,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劳动技术和社会群体。然而,一方面,活跃在工厂中的工人的身体成为了资本本身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工厂的劳动分工必须反映在相应的社会劳动分工中。这就意味着,在工厂之外的社会生活也被逐步纳入到了资本内,大自然本身也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论是农业还是大规模工业。尽管相对剩余价值发展的历史和大工业的扩张看似不可阻挡,实际上有着非常奇怪的历史渊源:资本为了增值,必须与人类的物质相结合,自其起源以来,资本就试图在历史中这样做,它极大地延长了劳动时间,扩大了对额外劳动力的占有。

　　从制造业到大规模工业的转变激活了工人阶级的反叛本性。这样一来,国家不得不运用法律进行干预,迫使资本家缩短工作时间;除此之外,也迫使他们认识到,工人的生活(life of workers)不仅是野蛮的原材料,而且是重要的活动(vital activity),这种活动在历史上得到了巩固和认可,并在此基础上使工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反抗性。当劳动阶级的反抗运动出现后,整个图景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从抽取绝对剩余价值到抽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历史事件上,也不仅仅是大工厂、工业体系和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的诞生;随着这种资本新图景(figure)的蔓延,资本的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对抗性社会关系也变得明显起来。只要我们不仅仅从资本家的权力的角度,而是从工人的角度,从他们的反抗和他们的潜能来看待资本,就不难发现,定义资本的类别是双重的。从剩余价值的定义来看,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是相对的。当工人在工作日达到他们认为已经工作了足够的时间来获得必要的工资来进行再生产时,他们拒绝继续工作,但不得不继续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之间,劳动组织和剥削组织之间的关系总是矛盾的。其结果是,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劳动力也必须在社会上受到削弱,受到其他劳动力过剩和竞争的影响,从而受到更大的压迫。然而,在这一点上,面对资本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并借由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更大的反抗能力。因此,劳动处于这样的地位:强制削减持续的工作时间来增加总收入。因此奈格里认为,“相对剩余价值是斗争的产物”[2]18。此外,提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出现需要强化工人之间的合作,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合作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这种合作总是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同时进行的,那么,凭借这一事实,这种合作便激化了资本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资本的对立关系在社会层面上深化了。必须依靠合作和服从的资本关系既不能掩盖反对意见,也不能阻止它的表达,这样一来,对资本的反抗被合作产生的政治意识进一步强化了。
 

　　一言以蔽之,无论在工厂还是在社会中,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无法摆脱工人阶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关系总是受到这种随时可能爆发的矛盾的支配,它通过工资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购买劳动力的过程被实施时,很明显会发生不平等的交换,这是一种矛盾的交换。这种对立是无法解决的,但奈格里认为可以从全球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采取行动,即工人阶级把斗争扩大,从工厂的斗争组织到社会斗争,从以工资为目标到福利斗争,从工人阶级对自由的限制的斗争到生活自由条件下的革命。他坦言,正是通过将工资视为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变量”,他才理解了政治[2]19。

　　二、 诸众革命的潜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奈格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支持,奈格里一再在书中重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键提法:“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自身”[3]。并认为,“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批判就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解读。”[2]19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揭露了资本的本质,对资本主义发展开展了实践批判,这种批判由工人阶级反抗所建构,是对资本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批判,使得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具有自主性。同时,通过对商品流通和劳动剥削的分析,使得考察在“共同性”的构建中出现对立激化的迹象成为可能。

　　资本作为自身发展的阻碍并非偶然或者一种病态,而是必然的事实。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它们的相关性在于:使得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了基本的敌对关系[2]19。资本的发展基本形式将是一种冲突,是资本内部工人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既要把自己和这种存在联系起来又要加以抑制的矛盾之间的冲突。把资本的发展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统筹联系意味着将资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的集中化的过程表明资本主义围绕提取相对剩余价值的重组只不过是缓和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而遏制和限制工人的反抗。从这种客观的对立到阶级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对立,其过程是漫长的;然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马克思对资本内部矛盾的预测即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预测,表明这一规律并不是必然危机的最终指标,而是作为界定矛盾的首要途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列举的资本规律和矛盾深化的例子——失业人口激增,工人极度贫困,这些例子必须置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加以解读。换言之,工人阶级的经历,主要局限于自发的抵抗运动,并努力把自己变成可能的政治力量。但是,这种预测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灾变论。因此,当阶级关系的尺度和性质因革命斗争的事件而发生重大变化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便在批判的基础上彰显出其前瞻性和远见。然而,“利润率可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而下降,这是唯一能使利润率下降的竞争”[2]20。奈格里认为,“这是因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资本被迫向非常高的集中度转移,达到有机成分一般均衡的极限,利润率之间的比例将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相同。”[2]20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固定资本和资本主义权力集中化,以及可变资本和劳动力的社会化,逐步成为一种超越了马克思思想的时间界限的现实。事实证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资本“有机构成”新形式的理解,即通过资本的相互转化,在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死劳动力和活劳动力之间建立的新关系。在这种资本主义危机和工人阶级反抗的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对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奈格里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与早期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中的社会合作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2]20;其原因是,奈格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始终是资本决定了合作的形式[2]20。合作必须与剥削的形式有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劳动才具有生产力。即使在原始积累时期,当资本将已存在的劳动组织形式合并起来并维持原先的价格时,正是资本决定了合作的形式,而这种合作意味着先前建立的关系的消亡。

　　假定社会劳动已经被归入资本,不仅仅是形式上,而是真正的归入。这意味着,这种归入不仅改变了资本的外在形态,也改变了社会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形式。因此,便有理由以实际价值来考察社会对资本的包容。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层面上解决资本的运作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必须确定价值生产的形式,剩余价值的提取,以及劳动力对资本的模式和表达方式。马克思一再强调全球社会资本的组成代表了真实和实际的“价值革命”,这场运动的结果对社会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产生了影响,包括交换和使用方面。工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行为[2]21。这里的“抽象”指的是资本重组每一次价值革命、每一次剧烈变革、每一次独立于一小部分资本的尝试的能力。奈格里认为,与此相关的研究方法不再从根本的角度来考虑分析的类别,而是把它们看作社会整体中对立的功能[2]20。只有在这一点上,理论才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类似的方法在《资本论》的第一卷能看到,但目前来看现在这个方法被深化了。

　　社会资本不应再被视为是由“竞争”过程所决定的结果。就好像控制它的规律是小企业家们相互竞争的战争的结果一样。而指导全球社会资本的规律只是那些产生于对立、产生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因此,从形式的包容过渡到社会的真正包容,再过渡到集体资本主义,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工厂对工人阶级的“专制”延伸到整个社会,消灭了最初似乎在市场的游戏中独霸一方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新的基础上从别的思想家那里借鉴了相关的理论范式,旨在维持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门之间的平衡。为了使该系统能够平稳运行,不仅总需求必须等于总供给,而且整个部门的产品需求必须等于同一部门的总生产,这就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在这种状态中,如果两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消耗等于第一部门的生产,如果两个部门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总收入等于第二个部门的生产,那么一切都将保持不变。但是,在扩大再生产中,所有的比例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平衡似乎更难实现。即使资本家不断地试图用新的投资和新的消费来恢复资本主义,也很难确保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样地,在扩大再生产中,在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已经考虑到的两种现象之间出现了新形式的对立。那就是:一方面,由于固定资本价值的规模增长,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大众化;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资本中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的相对自主性。由此产生的一个根本后果是:扩大再生产,而资本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但是,奈格里指出,“这种危机发生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如今,社会化已经将生产和流通整合,并创造了自身发展的全球维度”[2]23。然而,生产的社会化未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再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再平衡;相反,它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再能够实现一种稳定的共存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危机的最终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不在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是劳动力的规模、衡量标准和品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这场危机和对立的深化,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合作和劳动的新串联中,也许有可能建立一种作为共同性潜力的新的劳动价值理论。

　　奈格里坦言, 尽管世人已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无产阶级的出路感到悲观, 《资本论》中的相关表述也被视为一种妄想[2]21。 但他在此的研究是想要表明, 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一种极端脆弱的程度, 构成资本的成分比例失调,将很难恢复到可以衡量的水平, 其结果是: 资本更新它的物质基础以适应新时期的剥削。 随后奈格里提问:“为什么我们在为共产主义革命寻找新的支撑点时, 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呢?”[2]22从这一提问我们可以看出, 奈格里本人并不像其他西方思想家一样对马克思的理论持否定态度, 至少他是赞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三、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当今世界,资本已成为一种金融力量并参与攫取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围绕着资本高度集中的过程并受资本主义专制的影响,经济和政治权力正在试图或者已经实现合流。为了控制社会,极高的资本构成被得以完全确立。新时代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已经超越了旧资本主义的机械化模式,这些变化反过来对资本施加无形的影响。一方面,自动化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通过机器创造价值的旧政治经济秩序,随着数字化发展,这一门槛被跨越,大宗商品变得越来越透明;另一方面,涌现出诸多新兴部门,这些部门越来越对社会的合作自主性出现敏感。因此,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将不再需要被资本家通过买卖与生产资料联系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得富有成效的情况。所有的一切促使我们把无产阶级的社会合作和资本的政治经济控制视为一种假说,它们虽然仍然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但现在已经跳出了生产过程之外,在社会的真正运动中出现了。社会合作不仅预见了资本的经济和政治运动,而且在这些运动之前就存在,并以自主的形式存在[4]。

　　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激增,但另一方面,同样面临社会资本的极端暴力,为了消除劳动力的自治和反抗,资本倾向于在社会重组的命令下进行剥削。但是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这些“共同性的东西”强烈反对被加以限制,并试图表达自己。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金融如今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是货币管理,另一方面是“实际”生产水平,这二者之间的传统区分已不再站得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实践方面,从资本主义内部到一般经济学过程的观点来看皆是如此。奈格里断言,当今的资本主义靠租金维持[2]24。大企业关注的不是利润的再投资,而是租金。租金已经成为资本的命脉,在资本流通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中起着关键作用,即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资本的统一性。货币也被奈格里视为衡量社会生产的唯一标准,在本体论层面上被定义为“货币作为形式、命脉、内部循环,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社会建构的价值统一。”[2]24正是由于货币,使得社会从属于资本。劳动能力,以及社会的活动,都被囊括在货币之中,而这种货币既是可以衡量的,同时又是可以控制和支配的。政治阶级就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其形势岌岌可危。

　　既然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都应在这个框架内发生就成为合乎逻辑和必要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斗争、权力、群众和平民纳入新的现实,纳入货币和金融的新极权主义组织化中。资本总是一种那些支配的人和那些工作的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将劳动力纳入货币体系得以确立。但是,准确地说,如果资本关系保持稳固,危机的爆发在那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由此,奈格里进一步认为,上述讨论可以用来解释当今的危机,这场危机被给予了通过增值货币来维持秩序的需要[2]24。的确,任何试图通过金融和实际生产之间的分裂来解释危机的概念,都让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金融化不是对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和集体储蓄的徒劳[2]24;它不是一种偏离,实际上是在新的价值生产认知和新的社会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形式。因此,今天的金融危机应被解读为资本积累受阻和资本积累失败后产生的内部爆发的结果。

　　对于如何才能克服这种危机这一问题,奈格里的答案是只有革命[2]24。在当今时代,可行的政策仅仅局限于创造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社会所有权的新权利:一种明确反对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换言之,如果到目前为止,实现“公共利益”已经采取了私人债务的方式,那么从现在开始,宣布在社会租金的形式中存在着同样的权利是合法的。“确保对这些共同权利的承认是走出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2]24奈格里同马克思一样向资本主义宣战:资本共同性,资本主义必须被消灭。这种消灭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通过挖掘资本共同性,一种新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被重建,“就像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价值理论把劳动力展现为潜力和把消灭剥削和利润作为斗争目标一样”[2]24。

　　四、 奈格里生命政治的意义与局限性

　　对于那些致力于寻找组织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建立持续的工人自治及处于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化、享受共有生命形式(forms of common life)的人,上述讨论简要地回答了为什么他们需要马克思的原因。“为什么是马克思”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斗争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探索的康庄大道。而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本质上就是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生命权力和资本权力之间的内在运作。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是对个人生命的控制还是从人口层面的规训和管理,都离不开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无法脱离资本的增值[5]。当代资本主义已从物质生产扩展到非物质生产,从对劳动和资本的控制扩展到对生命的规训和治理。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向我们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和对主体的控制,同时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建立起了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以生命政治主体发起对资本的反抗。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奈格里一致地选择了革命。只不过奈格里提及的对抗和革命似乎与马克思提出的彻底打破旧制度的阶级革命存在着一些区别。因为奈格里的革命主体——诸众——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他只是提及了这个革命主体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向读者给出切实可行的、周详而严密的革命纲领,而且现实中也找不到这样的革命主体来将奈格里的构想付诸现实。这样一来,奈格里的思想或许又回到了马克思曾指出的“老路子”,他的哲学还只是停留在解释世界,并未能改变世界。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仅仅是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没有完全投入其中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持续吸收时代思想的最新成果,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参考文献

　　[1]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NEGRI A.Marx and foucault:essays[M].Cambridge:Polity,2017.
　　[3] 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4] 高冉.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实践观念的发展钩沉[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2):173-175.
　　[5] 高洁.物人相争:资本逻辑场域中大众的生存之困: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视角[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3):28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