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转型期基层政治体制的新特征

　　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同民主的发展与保障个人的权利是一致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使农村基层的民主、权利观念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结构和农民的政治观念。农村市场化使农村的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机制和治理体系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连接起来，不断催发着基层治理的创新，得到了受市场化影响的“人们对制度创新的认同”。在市场化发展中，乡村政治机制和农民政治观念的适应性、自立性、发展性和凝聚力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影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对自身价值的反思和逻辑自省。“已经在社会本身当中起作用、政治系统可以加以吸收和发挥的那些有利于民主的格局和与之相呼应的趋势，可以作为合理化潜力来把握。”
　　农村市场化发展为基层政治机制转型和农民政治观念变革带来契机，凝聚力量，提供合理性的社会基础。
　　农村政治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类型，从政治学理论来考察，农村政治就是由农村基层权力和它形成的权威以及其运行中构建的乡村秩序三方面所组成的基层政治机制及其运行状态。基层农村虽然地域较小、结构简单、人员构成比较单一，但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空间，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也是以一定的规则和制度来组织生活的，其政治构成也包含着权力、权威和秩序。传统农村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教化的权力或礼俗权力构成的“无为而治”格局。经过农村市场化的发展、现代化的洗礼和社会变迁的转化，现代农村基层的政治格局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层自治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成为现代乡村政治的典型特征，农村基层治理成为认识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机制和社会管理结构的基本模式，基层自治治理成为农村政治的核心和重点，因为它规范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些正是农村政治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乡村政治机制和政治结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变迁与发展方向，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乡村政治结构内在的逻辑机理与发展体系。

　　一、农村基层政治体制自治化

　　农村市场化发展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带来了农村政治机制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国家政治主导型”向现代的“国家—社会政治主导型”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政治主导型”基层政治运行机制是依靠国家权力或国家政治力量来推动和实现农村基层政治运行和乡村治理的内容和方向，国家的制度性规定和组织化力量是基层政治权力产生的合法来源、运行的基本框架和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准则。与农村市场化改革相呼应的“国家—社会政治主导型”基层政治运行机制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发展基础之上，农村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社会力量在基层自治治理和基层政治运行过程中逐渐壮大并起到重要作用。
　　一个社会要体现公正的基本价值和文明的社会形态，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就必须遵循公正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是要能够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之中并从中受益，从而实现个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蒲岛郁夫认为，公民通过亲身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之中，能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从而使自己更加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通过政治参与能够深刻感受自己是政治国家的一员，能够为国家政治运行和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能够增强自己在政治国家中的满足感。
　　基层自治治理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是“国家—社会政治主导型”基层政治运行机制的典型表现方式。基层自治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后，为了维护基层农村的稳定秩序和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在基层政治体制上采取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通过基层自治治理，可以全面地考察中国基层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和基层政治体制发展的基本现状。
　　自治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最好手段，其目的在于推进和完善政治民主，以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宪政化运行。基层自治的实行揭开了中国农村政治自治化的序幕，以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体制转型的一次制度创新。以基层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政治体制自治化明确了在基层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在基层领域划分了国家权力的运行边界和公民政治权利的有效范围。基层政治体制的自治化成为农村市场化改革以来基层政治发展的鲜明特征和价值内涵，代表着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方向，成为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自治治理的宪政变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农村基层政治思维理性化

　　按照过去政治学传统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去认识农村基层的政治问题时，总免不了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即始终认为国家权力不从乡村完全退出，那么乡村政治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的民主政治体系就不能够建立起来，总有一种将国家权力与乡村民主治理的政治结构对立起来的惯性思维，对国家权力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情绪。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改变了过去农村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简单的政治观念。事实上，农村的政治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基层政治体制和治理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放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立场上来看，它更是一个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如果在基层农村完全简单地强调民主自治，追求所谓理想的基层自治治理状态时，把国家权力在基层政治体制中彻底排斥出去，那么就把农民的发展与基层政治体系形式化地结合起来，错误地认为基层的政治民主化必将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等于把农民的发展孤注一掷了。很显然，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完全靠农民自己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可笑的设想。
　　乡村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它应该是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快速和良性发展的实践之中获得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基础的，而不是一种超脱于农村社会的主观政治想象和体制设计，它必然是一种理性的合乎农村社会发展规划的政治运行机制。基于理性的政治思维，在乡村政治结构和自治治理体系中，在国家发展的现有实际情况之下，一方面，国家权力的退场并不会带来纯粹的、理想的乡村政治民主化和基层治理自治化，因为基层政治和治理还会受到来自于基层各种利益的威胁，而目前，这不是农村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所能单独承受得住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存在并不等于乡村政治民主化和基层治理自治化的丧失。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存在也是为了基层社会秩序的控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它的价值立场与基层自治治理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高度一致的。因而，理性的政治思维决定了农村政治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决定了农村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不能片面的追求政治目标，而要将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看成一个系统工程，要将基层政治发展置于乡村发展的全局之中来考虑。宪政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形态，是人类对于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不断进行理性思考的成就，是一种理性的产物。正如 Smith 和 Steven B．所说，宪政的构建能理性的看待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正确地认识权力的功能与作用，通过对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反思，构建起了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的理性运行的政治框架。
　　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自治治理的宪政化变革就是要通过一种宪政的框架和机制，科学地处理农村基层的国家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地处理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地处理国家、社会、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基层自治治理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基层自治治理与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农村社会公正高度结合起来。基层自治治理的宪政变革是一种理性的农村基层政治机制和治理模式，它顺应了基层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大趋势，它不仅以基层政治思维的转型为基础，而且还会更加促进基层政治的转型。

　　三、农村基层政治行为自主化

　　传统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建立是国家通过基层的制度性构建，强行在基层农村传播和实现国家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政治过程代表着国家在基层的权威性立场，与当时农村封闭的经济发展道路相适应，体现了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农村统一的整合性能力，展示了国家通过基层政治行为对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全面掌控，具有相对的政治合法性，由于农民对基层政治没有太多的想法和主张，也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和践行。
　　虽然，这种基层政治的运行体制对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当时农村发展发挥过实际效能，但它是以农村对于国家意志和政治体制高度统一为基本原则的，不允许农村在基层政治机制和运行中有任何个性和特色，体现的是国家一体化的制度在农村的广泛实施。因此，当时的基层政治体系和机制受制于国家高度的政治权威，因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政治意识萌发和政治行为的自主性，可能和基层民众的需求不一致，可能与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这样，农村基层政治体系的制度构建与农村的政治需求、农民的政治需要不一致、不协调，使得农民作为基层政治的承受者与实践者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的困惑、无奈和忧愁。
　　忽视了农民的政治主动性和制度创造性，忽视了农民真正的政治诉求与经济憧憬，这就是当时农村在国家政治制度高强度关怀下产生的政治与实际生活不相一致，以致使基层政治生活与国家本身的基层政治设计目的渐行渐远的原因所在。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基层农民可能一直给人一种缺乏政治自主性的群体形象，过多地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始终生活在国家的政治权威之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政治行为意识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中国政治发展历史表明，农民也不是简单的保守群体，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遵循着一种“暴政—反抗”、“仁政—顺从”的历史脉络，农民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要么是依从者的角色，要么是反抗者的角色。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 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
　　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革命性，充分发挥农民的革命性，从而使得农民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主角，赢得了基层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到底是被操纵的玩偶，还是若愚的大智慧者; 农民到底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抑或是其他等等? 或许只有真正理解了变革中的乡土社会才能理解当下的中国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改革的深刻性。”
　　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不仅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带来了基层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自主性的增强。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源自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发明而开始的，充分说明农民在国家的制度面前，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为的盲目依从，而是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这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农民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新发展。农民具有政治自主性，希望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实践努力来改变和完善基层农村贯彻国家政策的政治行为模式。一方面表现为以一种语言的提示来不断警醒国家关注农村政治体制的缺陷，从而推导基层政治的体制创新; 另一方面通过自身亲身的基层政治实践，参与到基层政治的体制运行之中，感同身受，从而推动基层政治的有效运转。正是农民对基层政治的支持、参与和改善，从而构成了基层政治变革创新不可或缺的动因。基层自治治理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后，基层农村基本的政治体制，它宣扬的不应仅是基层农民的自治治理，更应当是基层农民的政治自主。基层自治的实际履行，关键在于村民主体是否具备政治自主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资源环节上( 集权与分权) ，而在于国家分权后，社会是否能够真正自治自律。”
　　自主是自治的根本特征，自主才是自治的真实体现。从当前农村基层自治治理和政治体制变迁来看，农民的政治自主性显着增强，一方面不断通过扩展自治来实现村民自身对基层农村事务的自主管理; 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探寻一种能够更加充分展现农民政治自主性的基层自治治理的创新机制，即通过创设一种新型的基层政治体制来保障农民的政治自主性，基层自治治治理的宪政变革就是这么一种探索渠道。从农民的政治自主性入手，构建国家与农民的稳定政治关系，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自主性是基层自治治理宪政变革的重要缘由。农村市场化改革催发了农民的政治自主性要求，农村基层政治行为的自主化已经成为基层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征，基层自治治理的宪政变革在实现基层政治体制创新中将会使农民政治自主性有了发挥更大作用并构成影响的空间，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将成为农村政治现代化架构和农民政治自主性追求的基本框架。

　　四、农村基层政治参与制度化

　　传统农村的基层政治体制追求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控制和管理基层的能力，而缺少对基层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表达的制度性关怀。因而，传统农村政治制度的直接功能是形成和塑造国家追求的农村基层应当具备的政治社会秩序，制度成为国家向农村基层灌输和传播政治权威、政策纲领的重要资源。从制度学原理上来看，制度应当是国家在一定时期为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目标而对社会进行强制性规范和权威性导引，以实现按一定价值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手段。在传统农村社会，国家对基层的制度渗透更多追求的是基层稳定的社会秩序; 农村市场化改革，国家的制度渗透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催发了对政治利益的强烈需求，因而代表实现农民政治利益的基层政治制度开始逐渐形成和实施。
　　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利益意识和自主意识成为基层民众最先确立的基本观念，经济利益和经济自主成为市场化初期基层农民的追求目标，但基层政治体制滞后却使得农民许多权利和利益无法正确表达和实现，开始对市场变革产生阻碍，从而也使得农民要求加快基层农村政治发展步伐，基层民众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基层政治过程之中。
　　至此，民众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自主成为市场化变革到一定时期后农村社会改革的主题词，农民在基层的自治治理实践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而基层政治参与的真正实现，则要求农村必须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
　　由此可见，市场化变革后农村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从社会秩序的追求转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追求，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通过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换来形成社会新的格局和体系。制度是政治参与的载体，是文明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文明的政治行为的中介和桥梁。制度是根据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界定政治行为的特征、运行步骤、联系方式的规则的集合。
　　宪政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的制度，民主宪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宪政制度的设计、建立和安排。宪政思想的根本精髓在于通过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实现对宪政目标的追求。宪政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体现的是制度化的宪政形式、宪政组织机构和宪政运行机制，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个人行为的规范以及宪政关系的协调和平衡都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得以实现。
　　农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资格、形式、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使得政治参与有了坚实的制度化保障，公民的利益要求有了根本性的规范，从而排斥了基层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政治机制和政治运行纳入了制度渠道。
　　“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一方面，使农民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稳定地参与到基层农村的政治过程中，使农民能够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从而影响政治决策，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推进了包括基层自治在内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学研究表明，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一个社会复杂且文明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社会内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的形成又决定于该政治组织和程序得到国内民众支持的范围大小，以及该政治组织和程序能够获得的国家制度化的规范程度。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来看，宪政是最能实现国家内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最佳政治形态，宪政既是一套国家制度化政治运行规则和体系的总结，又是这一套制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以运行而构建的一种国家政治生活状态。农村市场化改革迫切需要基层农民参与到基层的自治治理和政治决策中来，而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则是实现农民政治权利和自治权利的保障，农民在制度体系内参与基层政治生活，提升了农村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政治参与制度化是基层自治治理宪政变革的核心内容，成为基层政治文明运行的主要方式。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化改革尽管是局部性的经济领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局部性的农村市场改革却带来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全局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市场化改革所激化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飞速前进，同时也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乡土社会出现了地域的多元化、群体的多元化，农村政治空间出现了权力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包括农民的政治观念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分化局势的日趋明朗，农村社会在国家放权和分权的基础之上享有了更多的决定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由此使得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成为必然。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的转型需要政治的约束，即政治需要同步转型以形成同经济转轨的互补性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在市场化导引下产生的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甚至带来转型的失败。这体现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基层自治治理变革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基层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更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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