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的研究概述

　　20世纪50年代，在李普塞特提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论点后，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研究便成为民主化条件和动力研究中的重要论题。这个论题从其兴起便经受了颇多质疑，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本文尝试对这一论题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以便为全面认识和进一步的研究做一铺垫。作为因变量的民主化概念首先涉及民主概念问题。目前，西方学界基本上采用了程序性民主的概念，其核心特征是选举性、参与性和自由性。其中，达尔的民主概念和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民主具有竞争性(自由性)和参与性(包容性)两个方面，二者又可细化为7个子指标: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竞选官员的权利，表达意见的自由，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的权利，结社自治，包容的选举权。民主化则意味着民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动态过程。在民主化研究的不同时期，这一概念有着民主的存在、民主的创始和民主的巩固等不同含义。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是指与民主化有关联的、涉及经济领域的宏观因素。
　　西方学界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发展学的兴起以及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出现，学界才开始从经济因素角度关注非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以及民主得以建立的条件问题。

　　一、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研究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末)

　　李普塞特提出了“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论点之后，有相当多的学者以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从不同的侧面支持了这一论点。与李普塞特的交叉表方法不同，卡特赖特第一次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考察了民主稳定与教育、工业化、城市化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支持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论点。
　　但卡特赖特的政治发展(或政治代表性)概念混淆了制度的民主性和稳定性两个特征，从而模糊了经济发展与民主、经济发展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奥尔森在卡特赖特政治代表性概念中排除了稳定性特征，仅关注民主性，并运用更大的样本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并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一阶段的研究，从变量角度讲，学界的注意力主要在于经济发展变量上，并倾向于主张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其他的经济变量还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经济发展变量又常常以人均GDP来测量，同时辅助以教育、工业化、城市化和媒体等指标，并认为在上述指标之间都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民主化变量的界定和概念操作化则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一方面，民主的存在、民主的发生、民主的存续与巩固等概念还没有得到厘清;另一方面，民主的自由性、竞争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仍未通过明确而细化的指标体系得以独立表现出来。因此，其研究结果无法说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哪个方面和哪个层面存在联系。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学界采用了交叉表格和相关关系分析等简单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在理论基调上，这一阶段的研究深受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西式民主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20世纪70年代新兴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新型的威权主义国家形态时，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理论也经受了全面的批判。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研究中的传统现代化理论基调的批判。新一代政治发展学研究者认为，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发展学的一些观点是“有失公正的，并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发展的范畴、增长的阶段和相关的过程全都套用了西方(欧洲和美国)发展的经验，而不是从发展中地区中归纳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批判。罗斯托认为，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奥唐奈则认为，定量研究中的重要指标总是一些没有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总量数据，如均数，其对总体的代表性值得怀疑。
　　简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但存在着理论预设过于唐突，分析方法过于简单，概念界定方面模糊，自变量单一、狭窄等问题。面对批判，在其后期研究中，它也进行了诸多修正，但其最核心论点和研究方法却也以不同方式延续下来。

　　二、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研究的式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末)

　　从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视角而言，第二阶段的研究与第一阶段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别和突破，但所处的历史背景、学术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对其后来的修正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论题研究在这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呈现式微，替代它的是新的解释范畴:经济发展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化，而可能是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政体;不是宏观结构性因素而是精英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推动了政体转型。
　　然而，所谓式微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
　　面对质疑，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研究仍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新的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为这一研究的开展和修正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学者有达尔和杰克曼。达尔运用交叉表方法分析经济发展与多元政体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最高收入(700－800美元)和最低收入(100－200美元)内，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或减少将不再影响相关关系的强度。
　　达尔的研究向人们提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发展的具体水平才跟民主化有关系。杰克曼则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得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非线性关系可能比线性关系更为恰当的结论。波来恩在考察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民主的关系之后认为，经济发展的时间与民主无关，经济发展仍然是最有力的影响因素。
　　除了持续的定量研究之外，西方学界尝试用定性研究方法去研究民主化问题，其中摩尔的研究最为经典。他为经济因素与民主化关系研究不仅贡献了具体观点，即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并提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的主张，也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即作为类经济变量的阶层分析视角以及历史比较的定性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以案例研究为导向，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因果路径，以便更有效地揭示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当时，定量跨国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所产生的矛盾性结论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正视，他们仍然在各自的研究范畴中封闭地进行着研究。但这一矛盾为今后如何整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经济因素分析提出了问题，为本论题开拓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三、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研究的复兴与多元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之后，学界迎来了新一轮民主化研究热潮。这一阶段，从经济变量角度进行的民主化研究进入更加深入而多元化研究的阶段。从威权主义政体的建立、民主政体的失败以及重新建立的反复过程中，学界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更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情境，从而不断拓宽了影响民主化的经济变量范畴。其中，学界着重分析的新变量有市场经济因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因素。此外，这一论题在研究和论证方法方面也获得了显着的成就。这一点在梳理从不同经济变量角度进行的研究时具体阐述之。

　　(一)经济发展变量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一度式微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研究再次成为学界焦点，并获得了诸多新的进展。
　　1．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学界开始在诸如文化、殖民地历史、民族多样性等其他变量在场的情况下，考量经济发展变量的作用。　波来恩和杰克曼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认为，虽然其他因素会深刻影响民主化，但经济发展变量比其他因素更具解释力。戴蒙德对世界范围内和发展中国家范围内的两种样本进行研究得出同样结论。
　　显然，借助多因素分析方法不仅得益于统计学方法的进步，也得益于第二阶段所遭遇的批判以及学者更为开放和全面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学界采取了更加科学而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如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马尔科夫分析方法等，从而使分析变得更具有说服力。
　　2．在具体论点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线性的、稳定的关系被修正为非线性关系，或存在经济发展的转型带问题，并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作用也会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不同。
　　3．在民主化概念上，学界广泛接受民主的创始和民主的巩固概念的区分，探索经济发展对二者的作用。普热沃斯基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民主转型在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然而经济发展却与民主巩固存在更紧密的关系。波伊克斯和爱泼斯坦等人则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既增加了民主巩固的可能性，也促进了向民主政体的转型的可能性。
　　4．学界的注意力从确立二者关系的单纯的统计分析转向二者作用机制的分析和论证上。之前，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也会有因果关系机制的理论性说明，但却是个附属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才开始着手定量研究与作用机制研究之间的相互结合问题，作用机制问题也被放到首要位置上。
　　英格尔哈特是这一方面的领军人物，他从因果机制角度结合定量分析和理论说明系统地阐述、论证了从社会经济发展到文化价值变迁再到民主化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价值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中间解释变量，它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乎逻辑地产生，并蕴含着突破或塑造制度的能量。
　　“当威权主义政体中的人们经历了现代化进程时才会出现对民主的本能的珍视。那是因为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普通公民的价值优先性以及行动技能。”他的研究也预示着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理论研究将会进入关注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更为精细化的研究阶段。

　　(二)市场经济因素
　　西方学者如林德布罗姆、哈耶克、萨托利就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保障自由和权利方面有过经典的阐述，但他们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成熟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静态关系。然而，有学者开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市场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转型的影响，尝试使市场经济因素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研究中独立的解释变量。哈迪努斯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通过回归分析认为，所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经济体系的国家与民主之间存在消极的关系，而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并且即便考虑经济发展变量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这意味着在民主化问题上，市场经济成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威亚尔达则通过区域研究也观察到，在拉美国家，政治上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与经济领域里的开放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携手并进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因素与民主化进程无关。如，格罗斯金和斯尼克通过公民态度的调查和定量分析，认为，经济自由化未必增加公众对民主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金和斯尼克的民主概念同时包含了选举性和自由性特征，而事实可能是市场因素与这两种特性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关系。显然，当前的不同的结论意味着学界在变量的概念和指标体系、具体的定量分析方法和样本规模等方面的争论将会持续。
　　此外，关注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实际状况的区域性研究则认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阻碍了民主化进程，使其民主化前景变得模糊。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掌控的经济实体的存在以及国家对它们的倾向性政策往往挤压了中小私有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的空间。而在经典理论中，正是经济领域内的自主独立的中小企业发挥了去权力中心化的作用，进而推动了民主化。
　　也有学者从市场内在的逻辑和市场与公民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市场对民主化的消极作用，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些原有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变得更强大。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主体往往比非经济领域内的组织更强大。这样，经济自由化不仅加大了原有的组织不平衡，在弱化了需要组织能力的“公民社会部门”的同时强化了已具有组织竞争优势的部分，如商业和专业组织。
　　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分析原点不同的是，这一类研究不是以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的理想逻辑而是以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复杂情境为出发点，从而为本论题研究注入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综上所述，相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变量而言，从市场经济变量角度进行的研究方法更具灵活性: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区域性和定性研究。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意味着研究角度、关注层面的不同以及结论的分歧，其中定量研究方法侧重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关注对民主化的更长远和一般性意义上的影响，而定性的、区域性的研究侧重于非完善的市场经济概念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社会情境，关注对民主化的短期或对当下的影响。当然，在一些情况下，结论的分歧也源于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如一些研究关注了民主的选举性特性，另一些则关注了自由特性。这些不同和分歧意味着学界着实需要对当前的研究进行一次彻底的梳理，通过对话和辨析确定真正的矛盾与问题所在。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变量
　　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把不平等与阶层冲突联系在一起，认为，越是贫困的国家越容易发生不利于民主的极端主义阶层运动，但他又认为，经济发展最终能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从而使经济发展因素冲淡了不平等因素在民主化研究中的应有分量。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言:“关于不平等的大量静态比较和发展研究的着述对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的普遍意义是将解释的重心从单纯的富裕转移到经济平等和发展的次序上。”
　　如果亨廷顿观察到了这一联系，那么穆勒则用定量分析方法尝试分析不平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他以基尼系数作为测量不平等的指标，并认为，如果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遵循U的关系，那么在中等发展中国家，收入的不平等会抵消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其民主化的可能性将会降低。
　　之后，塔图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并认为，在不平等和民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学界认为，不平等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而民主显然只会增加穷人的期望和富人的焦虑。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妥协是困难的，从而民主是不稳定的，其民主化的具体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波来恩以人口中的最富裕的20%人的收入、较富裕的40%的人的收入和最穷的40%的人的收入的对比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并将民主指标分为政治自由(又细化为集体反对的自由、出版自由、政府认可三个子指标)和人民主权(又细化为选举的公平、行政人员的选拔、立法机关及其效率三个子指标)两个一级指标，并得出结论———不平等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关系。
　　与其他的定量分析一样，不同的结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彼此的否定。波来恩的民主指标体系包含了民主的选举性和自由性特性，而塔图的民主指标侧重于选举性和包容性特性。概念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确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塔图认为不平等和民主之间存在关系时所指称的是民主的选举侧面，而波来恩认为，不平等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关系时，所指称的是更加综合性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这正呼应了学界对不平等影响民主化的解释性论点:不平等增加了穷人的期望和富人的焦虑，而民主则直接涉及选票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财富的重新分配问题，即民主的选举性问题。
　　在不平等与民主化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值得一提的是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开创性的工作。他们通过不平等如何影响不同阶层之间的妥协的经济学分析，论证和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再仅仅聚焦于统计性结果和理论性的解释，而侧重于解释性、分析性研究以及与论证性研究间的结合。与上文提到的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一样，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进入解释机制的探索和论证阶段。

　　四、结语

　　经济变量与民主化关系研究论题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经历了兴起、式微到复兴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变量角度进行研究到从多元的经济变量角度进行研究，从旨在确立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到探索因果机制的研究，从单因素模型分析到多因素模型下的因果关系分析的不断深入和精细化的研究过程。
　　然而，这一论题研究也存在让学界深省的问题。首先，如何处理论题研究中的矛盾问题。当前多数争论只是在同一个研究范畴内部进行辩论，如在定量研究内部，而就不同研究范畴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各自的适用范围问题，学界仍待严肃对话。其次，如何应对民主化概念的西方偏见和发展中国家现实复杂性是定量研究方法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但却也可能成为本论题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上述难点是定性研究方法善于解决的，这样便涉及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借鉴和吸收问题。
　　当然，政治发展学的转型和相关学科的进展为更加综合性的、开放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正如英格尔哈特、阿塞莫格鲁、罗宾逊、多仁斯皮利特等人最新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一论题在吸收新的历史信息的同时，在研究侧重点上，朝着更加注重作用机制的、更富有信息量和洞察力的研究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朝着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学术关怀上，关注定量分析的普遍意义上的预测功能的同时向关注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民主发展路径及其前景。在承认民主化的多因素前提下，关于这一论题更为细节性的、分析性的研究将为民主化动力的综合性研究奠定基础，同时提供综合性研究无法企及的问题洞察力。
　　得益于发展中国家新历史进程、邻近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界更包容的研究态度，这一研究论题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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