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腐败和援助的经济功效实证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长期以来一直被各国所利用以追求其国家利益。据统计，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就援助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果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援助有助于贫困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但更多人发现，经济援助要么不会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任何明显的效用，要么甚至会阻碍其发展的脚步。

　　外国援助对发展中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援助的经济绩效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直接或潜在影响？ 这些都是援助研究的核心议题。有关经济援助功效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在对援助的发展功效进行实证分析时，西方学者往往着重考量受援国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受援国的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如何影响了援助的功效。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者们才逐渐开始将受援国的政治环境纳入考察援助经济功效的分析模型中来。①在过去二十几年里，虽然学者们逐步开始将受援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指标相联系，以评估西方援助的增长功效，但受援国的治理水平如何制约它们对援助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仍是一个受到忽视的研究领域。具体而言，作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受援国的腐败程度是否会影响外来援助的预期增长效用？ 换言之，是不是吏治清廉的受援国比腐败的受援国，更能有效地利用援助资金，从而减少贫困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现存的研究文献还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深入一致的解答。因此，本文将围绕上述几个核心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受援国的腐败程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援助的功效。

　　本文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将系统地梳理有关经济援助功效的主要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并分析政治腐败对国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提出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即受援国的腐败程度与外援的经济功效呈负相关关系，也即受援国的腐败程度越高，其利用外援的有效性越差，援助也就越难达到促进受援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第二部分，作者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模型的选择，核心变量的选取，以及各变量的数据来源等。本文第三部分将呈现实证分析的结果，并在结语部分进一步探讨本文的理论贡献及政策指导意义。

　　一、外来援助、腐败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文献回顾
　　
　　本文着重探讨受援国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水平，尤其是其腐败程度对它们外援使用有效性的潜在影响。在本部分，作者将首先回顾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然后梳理政治腐败对一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制约作用及理论上的促进效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提出可供实证验证的理论假说。
　　
　　（ 一） 外来援助与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里，围绕发展援助到底能发挥多少增长功效这一问题，西方学者进行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持积极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外国援助既能在微观层面上直接改善受援者的生活条件，也能通过增加受援国的储蓄额和投资额等方式促进其宏观经济的增长。例如，通过提供净水设备、建设基础设施、发展通信和建立学校等活动，由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非洲国家实施的一些 “项目援助”使不少当地居民受益。

　　①但是，批评者们并不完全认同上述“乐观派”的观点。这些对援助功效持悲观态度的研究者认为，大量的外援必然会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推理逻辑未免幼稚且欠缺说服力。他们强调，外来援助不但不能填补受援国的资本缺口，或帮助其进行生产性投资，反而会刺激非生产性公共消费的大幅度增长。同时，受援国政府也可能会出于政治考虑，挪用外援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它们甚至会直接将援助分配给国内特权阶层，使他们中饱私囊而不是使普通公众受益。

　　②有数据显示，在 1970 年到 1998 年间，虽然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但非洲的贫困率反而从 11%飙升至 66%.同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多数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0. 2%.

　　③简言之，这些 “悲观论”者一方面质疑援助能否真正增加受援国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担心受援国政府会干扰援助资金的国内再分配过程，导致外援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可以大致将从各种视角分析发展援助经济成效的西方研究者们划分为 “三代”,其中的 “第一代”活跃于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早期。

　　④他们中的一派强调外援的积极效用，提出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即作为一种额外增加的资本，外援会首先提高受援国的储蓄率，进而为其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

　　⑤例如，在发展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切那利和斯特鲁特于 1966年进一步提出了 “双缺口模型”,指出援助国通过将资本转移到受援国，可以同时填补后者所面临的两个缺口，其一是 “储蓄缺口”,即受援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投资与其国内储蓄之间的差额。其二便是 “贸易缺口”,即受援国由于缺乏外汇而导致的进口资金缺口。

　　①但是，这一理论当时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有反对者指出，援助资金只是受援国国内储蓄的替代品，不一定会增加其净资本量，而且外援还有可能提升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理论观点存在争议的同时，早期的实证研究也展现出不一致的结果。在一项针对 51 个受援国的比较分析中，美国学者佩普奈克分别考察了官方发展援助、外国私人投资、国内储蓄等资本形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效用。他发现，在其中发展援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最为显着。

　　②但在对外援和 27 个受援国的储蓄率进行回归分析后，格里芬等人却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联。他们认为，援助并不能直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净储蓄值，反而会导致政府扩大消费，无法拉动 GDP 的增长。

　　③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自 1970 年代中期起逐渐形成的 “第二代”研究者们，不再过多地关注外援资本通过影响受援国储蓄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而是重点探索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援助与投资率及 GDP增长之间的递进关系。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 “第二代”学者们也开始采用更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并获得了不同的发现。

　　在 “第二代”学者中，美国学者保罗·莫斯利的研究尤为引人关注。在1987 年的一项实证研究中，莫斯利等人对援助的发展效用进行了为期约 30 年的纵向回归分析。他们发现，西方国家的援助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并没有显着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在 1960 年代，西方援助甚至反而起到了阻碍其经济增长的作用。

　　④他们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在对援助进行国内再分配的过程中，受援国政府倾向于将这些资金用于非生产性的公共消费。但是，其他一些实证结果则与上述发现正好相反。比如，在对 52 个受援国进行比较分析后，古普塔等人证明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⑤同样，以亚洲受援国为关注对象，都灵等人也发现援助和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联。

　　①自 1990 年代以来，随着援助研究理论的发展和实证分析模型的创新，“第三代”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②与早期的学者们不同，新一代研究者不再将外国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看做是简单的线性关联关系，而是更倾向于探讨两者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联。同时，为更好地避免和解决援助分配的内源性问题，不少人在实证分析中开始使用两步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 2SLS） 等更为严谨科学的建模方式，这些创新性研究方法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援助效用分析的准确度和可信性。

　　美国学者彼得·布恩是最早试图将援助的经济效用与受援国的制度环境相挂钩的 “第三代”研究者。布恩曾尝试比较援助在三种政治制度的受援国中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在考察援助对受援国国内消费、投资以及公众生活水平所产生的作用后，他提出援助并不能有效地刺激投资或减少贫困，因为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援助被用来进行生产性投资，而其他的大半资金则被用来为受援国政府的消费买单或者直接使政治精英和当权人士受益。

　　③这一结论与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相近，报告指出高达 85%的援助资金被挪用，而不是按照原有计划发挥它们的积极效用。

　　④在另一项对后来的学者们深具启发性的研究中，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专家伯恩塞德和多勒提出，援助对经济发展的功效受制于受援国的经济政策。

　　⑤为评估受援国的经济环境优劣程度，两位作者分别考察了受援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贸易开放度以及预算盈余。通过回归分析他们发现， “援助* 政策”这一交叉变量与受援国的 GDP 增长存在强烈而一致的正向相关。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外援本身未必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良药，只有在 “实施稳健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受援国，外来援助才会产生积极的经济增长效果。反之，如果受援国的经济政策不良，援助资金则发挥不出刺激经济的作用”.

　　⑥因推行良好的经济政策而使外援发挥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但博茨瓦纳是一个广受推崇的例子。20 世纪 60 年代，博茨瓦纳接受的外援占其国家收入近20% ,但从 1968 年到 2001 年，该国的人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6. 8% ,2002 年该国人均 GDP 也达到 8200 美元左右。博茨瓦纳的高速发展不仅是由于外来援助，更重要的是它采取了健康稳健的货币和贸易政策。

　　①但是，不少学者在复制伯恩塞德和多勒上述研究模型后却推翻了他们的结论，证明援助的增长功效并不一定与受援国的经济环境直接相关。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斯特利指出，从研究设计上看，如果扩充两位作者使用的数据库，或者对外国援助、经济政策、GDP 增长率等关键变量采用不同的计量方式，他们的实证结果就会被推翻。也就是说，伯恩塞德和多勒的分析结果并不能经得起严格的复制检验，因为即便是细微的数据变动或模型变化都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差异。

　　②从实际运作上看，批评者们还强调，不论受援国的国内经济政策稳健与否，外来援助对其经济增长都无效。伊斯特利就曾坦言，西方决策者应该对经济援助的效果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援助根本不会成为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③在近年发表的一篇实证研究中，发展经济学家克莱门斯与同事们指出，以往的援助研究多数探讨经济援助的整体性增长功效，而很少区分援助资金的类型，因此容易忽视援助的异质性特点。为避免此类问题，他们将援助分成三类： 一类是并不针对经济发展的人道主义或紧急性救助； 第二类是只能在较长时间内发挥效用的援助，比如用来推进受援国民主发展、环境改善、卫生或教育水平提高的资金； 第三类是所谓 “快速起效”的援助项目，包括预算支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对工业和农业等生产领域的支援，预期能够在四到五年间对受援国的经济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论受援国的人均收入和制度发展水平如何，或者其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稳健，第三类援助都会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受援国的 GDP 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其他两类援助则不会产生任何显着的积极效果。

　　④上述结果显然与伯恩塞德和多勒的研究发现不同，因为后者强调援助只有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克莱门斯更强调的是特定种类的援助资金产生的时效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西方学界对于外援的经济效用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学者们提出，外国援助既有可能提高受援国的国民收入，促进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可能导致其政府扩大消费、减少生产性投资，从而变成 GDP 增长的绊脚石。与理论上的分歧相呼应，现有的实证研究也呈现出不一致的结果。瑞典学者汉森和芬兰学者塔普曾系统地梳理有关援助经济效用的实证研究。在回顾了自 1960 年代末到 1998 年间发表过的 100 多项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探索 “援助-增长”直接相关性的文献之后，他们发现只有约 40 项能够证实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而 31 项发现则表明援助不一定能带来显着的增长效应。而就援助是否能通过提高储蓄或投资率从而间接促进受援国GDP 增长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只有约一半的文章和论着得出了肯定性结论。

　　①外援到底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良性发展的道路，还是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效果？ 从现有文献看，经济学家们普遍关注受援国经济环境对援助功效的影响，但忽视其政治环境的潜在制约作用。受援国的政治体制会不会影响它们对外援的再分配和利用过程，进而导致援助经济功效的差异？ 如果会，是哪些制度因素通过何种渠道发挥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首先有必要将政治变量引入到对外援功效的评估模型中来，使分析更为全面系统。同时，作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官僚腐败可能会左右受援国对援助资金的分配与使用，因而与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本文选取它来评估受援国政治环境的基本原因。

　　（ 二） 腐败与经济增长
　　对于什么是腐败，目前学界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而且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含义也不尽相同。②本文作者将腐败相对简单地界定为 “使用公权以谋取私利的行为”或是 “给予公职人员报偿以期获得某种应得或不应得的好处”.③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通常包括行贿受贿、裙带关系、非法挪用公共资源、任人唯亲，以及政界与商界人士间存在的可疑密切往来等。④
　　
　　就腐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言，常识性的观点是政治腐败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腐败现象越严重，国家的经济发展越会迟滞不前。但是学者们并不完全认可这种观点，有人甚至指出 “积极腐败”存在的可能性。⑤例如功能主义者就认为，腐败行为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方便经济活动的开展，从而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首先，有人把腐败形容为 “老旧的行政管理机器运行所急需的润滑油”,①强调腐败有助于提高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减少经济增长的障碍。在国民经济受到政府过度干预、公职人员因收入低下而缺乏工作热情的国家，行贿受贿等行为可以减少行政管理中的繁文缛节，帮助企业规避过多的政府监管和限制，使它们能相对较快地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而不用承受因等待政府审批而造成的时间浪费和金钱损失，因此这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②香港经济学家雷鼎鸣更通过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人员未必会为了收受贿赂而故意放慢工作速度，造成管理过程的拖延。但是，如果有寻租的机会，他们会在获取私利的驱动下提高服务和管理效率，并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③
　　
　　其次，腐败行为还可能中和不良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为国民经济发展扫清障碍。正如莱夫所阐述的，腐败活动能够通过阻挠政府决策、破坏既定政策的实施等消极手段，帮助避免不良政策可能导致的损失。④约瑟夫·奈也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指明，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 “意识形态决定下的经济举措”所带来的负面效应。⑤也就是说，腐败行为可以阻挠政府对经济的不当管制，从而纠正其政策偏差和失误。

　　⑥简言之，认可 “积极腐败”观念的学者们承认腐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因为它不仅能为机械僵化的官僚体制带来一定的灵活度和人性化特点，而且还能加强私有部门的整体力量，使其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错误政策的伤害。尽管有些分析家肯定腐败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 “润滑剂”作用，但多数人还是依照常理，强调腐败会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首先体现在它造成的资源浪费上，因为腐败导致的资本流失会进一步削减发展中国家原本就缺乏的资本储备。⑦某些功能主义论者提出，官僚和商业人员通过行贿受贿而聚敛的钱财，客观上能够增加国家的资本总量，因此腐败也可算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潜在途径。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因为腐败官僚侵吞的是原本可用于公共投资的国有资本，这会导致资本总量的减少而不是增加。①例如，自从 1946 年以来，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约 5250 亿美元的贷款，但其中至少有 25% 被滥用和侵占，②这无疑是对公共资本的大规模浪费。

　　此外，通过把资金、人才和技术从生产性部门引向非生产性部门，腐败行为还会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偏离正常轨道。在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决策者可能将资金有意识地投向方便官员 “索贿”而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益的部门，比如国防采购等。与之相应，政府就会自然减少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领域的投入，因为它们不能为力图中饱私囊的腐败官僚提供多少寻租的机会。③同时，腐败本身所具有的隐秘性特征也会迫使官僚将资本转向更容易隐藏其受贿收入的部门，而不是投资于给公众带来福利的领域。④
　　
　　对人力资源尤其是商业人才造成的浪费以及对创新能力的损害，也是腐败导致的消极经济后果。⑤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的积累，更需要人才的投入。很难设想在一个腐败猖獗、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把精力更多地花在寻租或行贿而不是生产活动上的国家，其经济能高速发展。简言之，由于腐败行为使人们得以通过非法手段快速而且低成本地聚敛个人财富，那些本来可以将才智运用于经济发展上的人才资源将会大量流失。另一方面，腐败行为尤其会损害经济创新者。科技创新本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但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经常会成为腐败行为最大的受害者。⑥正如巴德汉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新产品开发者比既有的生产商更需要获得生产许可和经营执照等政府提供的服务，他们就尤其可能受制于腐败的官僚。”⑦如果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以贿赂官员才能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长此以往，他们的投资热情将会受到压制和挫伤。

　　最后，腐败还会对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严重的威胁，危害诸如法治体系、财产私有权、商业合同的执行机制等基本制度。⑧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在法律部门尤其多发，这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因为腐败对法律体系的侵蚀会提高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因而会动摇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

　　关于腐败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虽然学者们在理论上存在争论，但目前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支持常识性观点。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员莫罗首次使用 “国际商业指数” （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dex,BI） 来计量一国的腐败水平。通过回归研究，他发现政治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负向相关，贪腐现象通过降低私人投资而抑制经济的增长。①在随后的研究中，莫罗又进一步验证了贪腐官员如何通过引流政府消费以中饱私囊。他证明腐败活动会使政府减少对教育等部门的投入，因为它们无法为腐败官员提供大量的寻租机会。②
　　
　　不少学者力图借助实证分析揭示贪腐活动会通过何种渠道来间接影响 GDP的增长。通过对几种影响途径的比较分析，香港经济学家巫伯雄指出，政治腐败主要是通过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而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③佩雷格里尼等人也证明，贪腐行为会造成投资率的降低以及提高贸易壁垒，进而扰乱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④
　　
　　（ 三） 腐败、外来援助与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外来援助和受援国的政治腐败分别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腐败和援助将如何联合作用、共同促进或制约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换言之，腐败程度的差异会不会导致受援国利用外援的效率差异，因而呈现迥异的经济发展结果？ 目前，就此问题西方学界并没有太多系统的研究，只有少量关注经济援助与寻租行为相互关系的文献与此部分相关。比如，瑞典经济学家斯文森提出，在种族分立、社会团体力量强大且竞争激烈的国家，外国援助会增加这些团体寻租的几率，因为它们既可能直接挪用援助资金，也可以通过操纵政治势力使资源分配利于自身。⑤也就是说，斯文森的研究证明了外来援助会导致受援国滋生腐败。与本文议题最接近、也是目前学界为数不多的一项研究，是瑞士经济学家赫德勒的模型分析。他提出，发展援助的经济功效不仅仅由援助的数量以及受援国的财政政策所决定，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受援国的 “制度水平”,因为制度水平越高的国家才能更好地防止寻租者侵吞援助等外来资本。①与斯文森的文章不同，本文致力于探讨受援国的腐败程度对其使用外援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揭示援助与腐败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本文将更进一步，在赫德勒模型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证分析来衡量西方援助与受援国的腐败程度如何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其经济的发展。

　　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作者提出以下可供验证的理论假设，即受援国的官僚腐败会降低发展援助的预期效用，阻碍国民经济增长。作者认为，腐败会导致援助资金被浪费，并使外来援助的国内再分配过程偏离正常轨道，从而降低其预期经济效用。具体而言，腐败盛行的社会不仅会刺激和方便寻租者们将外援据为己有，也会将本应用于生产投资的援助资金引流和挪用以满足私利。贪腐官员将援助资金据为己有，而不是将这些宝贵的资源用于增进公众的福利，是他们损害援助效用的关键途径。较之于政治廉洁的国家，腐败盛行的受援国政府更容易挪用援助资金，因为它们的法治水平普遍较低，对官员的监督更加松懈，而且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过程缺乏透明性，因此，政府官员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更有可能为争夺公共资源而陷入 “寻租竞赛”.②也就是说，在腐败盛行的受援国，执政者更有可能直接侵占援助资金，使自己以及执政所依赖的特权阶层中饱私囊，而不是将外援用来资助那些本应该受到帮助的穷困公众，或者用来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简言之，腐败官员及其追随者对援助的直接盗用使受援国的资本遭受净损失，这是导致外援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源之一。

　　腐败的受援国政府官员浪费和窃取外国援助的例子比比皆是。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学者就曾指出，国际社会当时为孟加拉提供的粮食救济中，有90% 左右出售给了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而只有 10% 真正分发给了那些最缺粮的农村贫民。而政府之所以制定并实施这种不公平且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分配政策，主要是因为腐败官僚只想笼络那些对自己执政最为关键的城市选民，但却视而不见那些面临饥荒却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贫民。③在非洲大陆，贪腐官员对包括外来援助在内的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和掠夺尤为普遍，且规模惊人。比如，中非独裁者博卡萨 1977 年加冕皇帝时花费高达 2200 万美元。同样，根据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的报告，扎伊尔领导人蒙博托·塞塞·塞科在下台前，曾将约 50 亿美元的国有资金据为己有，其中很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提供的发展援助。

　　①对援助资金的不当分配以及随之而生的公共商品的供应减少，也是腐败产生的经济代价和导致外援低效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腐败猖獗的发展中国家，当权者可能挪用援助款项为他们的私人消费买单，比如用于采购昂贵的进口奢侈品，而不是进行建设性投资。另一方面，即便当政者的确将外援用于投资，他们也会有意识地将资金投放到那些让自己有丰厚寻租收益的非生产性部门，比如以增强国防为名进口大量军火，或者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而将援助用于拉拢和培植自己的追随者，而不是力图让公众受益。上述行为会让贪腐官员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获益匪浅，但为之付出代价的却是受援国公众的集体福利。简言之，腐败会对外援的分配和使用造成显着的负面影响，因为腐败不仅会减少政府将有限的外援资金用于投资的可能性，而且会使贪腐官员有机可乘，将外援投放到 “本不该用”的地方，这是造成援助不能有效发挥其预期效用的根本性障碍。

　　受援国因腐败盛行导致其滥用外援因而无法减少贫困的例子也很多见。伊斯特利曾指出，赞比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960 年约为 500 美元，到 90 年代初期仍然不足700 美元。作为一个长期的受援国，如果赞比亚把它自1960 年代以来所接受的发展援助都转化为有效投资的话，到 90 年代初，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应达到 20000 美元。②但不幸的是，腐败盛行使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官员都忙于攫取援助资本，而不是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这使该国一直深陷贫困的泥沼而无法脱身。同样，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乌干达，由于腐败盛行，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每一美元资金中，只有二十美分能真正到达世界银行真正力图资助的地方小学。③相反，受援国博茨瓦纳之所以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经济发展少有的成功典范，经济获得健康增长，根本原因在于其政府相对廉洁，而不是依赖外国援助。

　　在综合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受援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尤其是以官僚腐败为代表的政治发展水平，会对其分配和使用发展援助产生显着影响。换言之，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功效受制于一国政治腐败水平。作者还进一步假设，腐败严重的受援国会阻碍外来援助发挥其预期功效，不能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官僚腐败程度越高，外来援助的经济功效越会被削弱。在以下的部分，作者将对这一核心理论假设进行实证验证。
　　
　　二、受援国的腐败水平与外来援助的经济功效： 回归分析
　　
　　（ 一） 自变量和因变量
　　为探究受援国的腐败水平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外国援助的经济功效，本文作者部分采用伊斯特利等人采集和整理的时间序列群组数据 （ panel data） 进行回归分析。该数据库是伊斯特利在伯恩塞德和多勒 2000 年所用数据的基础上扩充和发展而来的，他考察了 62 个发展中受援国，涵盖的时间从 1970 年到 1997年，包括七组以四年为一阶段的固定数据组，即第一组为 1970-1973 年，此后依次延续，最后一组为 1994-1997 年。

　　①由于本文的关键自变量 “政治腐败”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982 年至1997 年，所以只保留四个四年为一组的阶段。

　　鉴于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功效，所以本文的因变量确定为受援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GDP） 的增长率。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上述伊斯特利的数据库，原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编纂的世界发展指数 （ WDI） .

　　本文的第一个核心自变量是 “外来援助”,也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以促进后者经济发展为本意的 “有效发展援助” （ Effective DevelopmentAssistance,EDA） ,该变量的计算方法是受援国所接受的 “赠予以及等同于赠予的官方贷款的总和”.②考虑到受援国的人口及经济总量会影响其所获援助的总量，依照援助研究通常采取的方式，本文不直接以 “有效发展援助”的绝对数值来衡量援助量的大小，而是计算 EDA 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即用EDA 除以一国的 GDP.EDA 的数据源自世界银行采集的外援数据库，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 （ DAC） 编制的官方发展援助数据。

　　受援国的 “腐败水平”是本文的第二个核心自变量。作者选取 “国际国别风险指导”（ ICRG） 的其中一个指标 “腐败”来测算该变量，因为在目前为数不多的评估腐败的指数中，只有 ICRG 提供 140 个国家从 1982 年到 1997 年间的年度及月度数据，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个。③ICRG 的 “腐败” 指数以专家提供的意见为基础，综合评估和分析各被调查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水平，是为国际投资者进行投资提供的一种风险预测工具。该指数测评被调查国 “政府高官索取特别收益的可能性”,由此专门体现一国的腐败水平。①ICRG “腐败”指数的原数值区间由 0 至 6,其中 “0”指代最严重的腐败程度。为了方便解读实证结果，本文将原数据的顺序颠倒，以 “6”指代最高程度的腐败。作者还将该变量的值域做了二分处理，即以中间数值 “3”和 “4”为分界线，将每阶段的平均 “腐败”值等于或大于 3 或 4 的观察项算作是 “腐败”实例，低于它们的则划归为 “非腐败”实例。

　　本文的另一个核心自变量是 “外来援助* 腐败水平”,即两个自变量相乘之后的交叉变量，用来检测援助的功效是否会随腐败水平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变化。

　　（ 二） 变量控制
　　目前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致力于探索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要素，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 “增长模型”,经过反复的实证检测后，经济学家们总结了一些公认的可能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以此为依据，作者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如下几个主要控制变量。

　　经济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其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直接相关。伯恩塞德和多勒曾提出，受援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直接影响外援资金的功效。②为了量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水平，这两位作者主要考察它们的通货膨胀水平、预算赤字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并以这三个指标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出了一个综合性 “政策”指数。伊斯特利等依照伯恩塞德和多勒的方法，在扩充数据的基础上同样编制了四种不同的 “政策”指数。③在本文中，作者借用了伊斯特利上述四个指数中的一个，时间跨度为 1970 年到 1997 年间。

　　金融发展水平。依据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是预测其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它的一般测算方式是计算一国的广义货币 （ M2） 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本文也将这一指标用作控制变量，并且将它错后一个时间段，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援助分配内源性问题。

　　过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走势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它们的过往收入水平。为了防止经济增长模型中常见的条件趋同问题，本文将受援国的初始人均 GDP 取对数后加入回归模型中。

　　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以现存文献的理论观点为依据，本文将选取两个常用变量以评估受援国的政治环境。

　　①民族/语言分立 （ ELF） .一国的民族分离倾向可能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人民之间的分立，并诱发政治动荡和族裔冲突，从而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本文选用 “民族与语言分立指数”来衡量受援国的政治稳定程度。该指数测算的是一国随机选取的两位民众分属于不同民族或种族 （ 或讲不同语言） 的可能性。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伊斯特利等人 2004 年编制的数据库。

　　政治动荡程度。一国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在伯恩塞德和多勒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也将此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中。该指标测算一国政治领袖遭受暗杀的频率，并以此来衡量其政治稳定的程度。该数据同样来自于伊斯特利 2004 年编制的数据库。

　　东亚和南部非洲虚拟变量。为了控制地区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等要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差异性影响，作者依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创建了两个虚拟变量： 东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中前者指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六个经济增长迅速的东亚国家，后者则指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②属于这两个区域的国家标记为 “1”,不属于的则记为 “0”.

　　时间区间虚拟变量。为了控制不同的时间段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还创造三个虚拟变量以指代四个涵盖时间区间。

　　（ 三） 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所示：g = βo+ β1A + β2C + β3AC + β4X + ε
　　
　　其中“g”代表受援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A”代表发展援助占受援国 GDP 的比例，“C”为“腐败”指数， “AC”指代 “援助”与 “腐败”相乘后的交叉变量，“X”代表可能影响受援国 GDP 增长以及援助国援助分配的其他外生变量，ε 则指代随机误差。

　　本文分别使用简单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 OLS） 和两步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2SLS） ,对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求证。在 2SLS 模型中，作者选取一系列工具变量，这些工具变量能够解释援助国向不同国家分配援助的动因，但又跟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援助国选择向哪些国家进行援助的决定因素，但只能通过作用于援助的发放而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变量包括受援国的最初收入水平，即每个时间段第一年人均 GDP 的对数值，受援国人口总量的对数值，受援国的武器进口占其 GDP 的比重，以及三个国家/地区的虚拟变量，即主要从法国获取经济援助的原法国殖民地国家、属于美国 “势力范围”的中美洲国家和作为美国援助最主要接受国的埃及。

　　三、腐败对援助效用的制约： 实证分析结果
　　
　　本部分介绍并展示实证分析的结果。由于本研究的数据不少源自于伊斯特利等学者 2004 年的研究，为了验证数据的可信性，作者在运行自己的回归模型前首先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复制验证并取得了一致的结果。表-1 列出的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参数。

　　
　　表-2 展示的是采用不同的分界点对 “腐败”变量进行二分以后的 OLS 回归结果。首先，“援助”变量的系数 β1表示在零腐败环境下外援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边际效用。如表-2 所示，该系数在两个模型中虽为负值，但均没有达到统计显着水平，这表明在廉洁的受援国，援助对其经济发展并不能产生显着的制约作用。其次， “条件系数”计算的是在完全腐败的受援国，即 “腐败”值为 “1”时，外援对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如表-2 所示，该变量的系数都为负值，且达到统计显着水平，这表示在腐败严重的受援国，援助无法如援助方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刺激增长、消除贫困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明显障碍。第三个关键变量“援助* 腐败”的系数 β3测算的是腐败对援助的经济功效所产生的制约作用。虽然在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都呈负值，但它们并没有达到统计显着水平，也就是说，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阻碍并不完全随其腐败水平的高低而产生明显的差异。换言之，是否受援国的腐败问题越严重，外援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低，还未得到充分的验证。

　　
　　以上两个回归模型的运行结果还表明，有两个经济指标与受援国的 GDP 增长存在较明显的因果关联，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和它们的初始收入水平。正如表-2 所展示的，实施稳健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受援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而原本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受援国则更不容易取得进一步的 GDP 增长。同样，“东亚国家”和 “南部非洲”再次被证明是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特殊区域，即东亚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表-3 展示的是两个 2S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 “腐败”变量仍分别以数值 “3”和 “4”作为分界点进行二分处理。与前述的 OLS 模型不同， “援助”变量的系数 β1在 2SLS 模型中都达到统计显着水平，且为负数值，表明即使在廉洁的受援国，援助也会损害其经济增长的势头。其次， “条件系数”的结果也均为负值，且达到统计显着水平，这表示在腐败严重的受援国，外来援助同样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明显障碍。“援助* 腐败”的系数 β3在两个模型中都为负值，但它们并没有达到统计显着水平，它表明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没有随其腐败水平的变化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除了通过二分 “腐败”指数从而区别 “腐败”与 “廉洁”的受援国之外，作者还采用 “腐败”原有的连续值分别进行 OLS 和 2SLS 回归分析。鉴于 “腐败”指数的值域为 0 至 6,单纯计算在其最低值和最高值时外援对GDP 增减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统计学意义。为了更直观地揭示腐败对外援经济功效的潜在制约作用，以上述 OLS 和 2SLS 回归分析的结果为基础，作者通过图表来展示援助资金对受援国 GDP 发展的作用，是否会随其腐败程度的变化而波动。

　　图-1 即为使用 “腐败”原数值进行 OLS 分析后的结果。图中的横坐标对应腐败指数区间 （ 0-6） ,纵坐标指示外援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图中实线上的任意一点的对应值为 （ β1+ β3* C） ,其中 β1是 “援助”变量的系数，β3为 “援助* 腐败”的系数，C 则代表 “腐败”水平。两条虚线以内的区域代表各值 95% 的置信区间，该区间同时处于 0 水平线之上或之下的区域，则对应一定的 “腐败”值域，表示在该值域内外援能显着地刺激或阻碍受援国经济的发展。如图-1 所示，在 “腐败”程度大致处于 3-5 之间时，外援与GDP 增减之间的关联达到统计学显着水平，图中实线的走向和位置也进一步说明，外援会阻碍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且有腐败水平越高则阻碍越甚的趋势。图-2 为使用 “腐败” 原值进行 2SLS 分析后的结果。同理可见，在 “腐败” 变量大致处于 2-6 的值域时，外援资金都会显着降低 GDP 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腐败程度对外援功效的制约并不十分显着。两图的结果与表-2 与表-3 的发现也基本吻合。

　　
　　四、结 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外交工具，发展援助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经济功效？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西方学术界和外交决策者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冷战结束之后，尽管不少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承诺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数量，以便帮助它们减少债务负担、摆脱贫困并且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但是西方政界和学界对于援助到底有多大的经济功效还存在颇多争议。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不少经济学家对援助的经济效用提出质疑并表示悲观，这使得援助国政府在分配援助资金时更为谨慎，并通过对援助附加多重条件等手段，加强对受援国的监管和控制。但是，仅仅要求受援国政府营造更好的经济政策环境，或采取更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一定能提高外援的发展绩效，因为受援国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水平同样会对外援的效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在评估援助的经济效用时，理应将受援国的 “政治环境”重新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而这正是本文的核心诉求和基本出发点。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目前能够得到的权威数据，力图评估受援国的政治腐败对其使用外援可能产生的制约作用。尽管目前的实证分析发现还不能完全证实作者的理论假设，但各个回归模型运行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腾飞的希望，寄托于外来援助上，因为援助既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促进发展的 “灵丹妙药”.正相反，正如本文再次证明的一样，外来资金还会成为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实证结果与援助的现实状况基本符合，因为在过去 50 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向贫穷国家总共输送了超过 2 万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约有一半流入非洲国家，但是它们发挥的经济效用根本不明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自1971 年以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最初的25 个增加到目前的49 个，其中34 个也是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援助起不到预期的作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发展中受援国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各级官员得以随意窃取和挪用本应用于提高公共福利和生产性投资的援助资金，也就是说，外来援助中只有很少部分能真正流入国库，而不是腐败官员的腰包，能够被投放到国家建设的 “刀刃”上，而不是浪费在官员的个人消费上。猖獗的腐败不仅使受援国贫困程度加剧，而且使它们要求并依赖更多的外来援助，因而陷入无穷尽的恶性循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自冷战以来，西方大国在自身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驱使下，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等手段，催生或者滋养了大批贪腐专断的受援国领导人。同时，世界银行等多边援助机构也出于借贷压力等原因，将巨额援助资金不断分配给许多不符合受援条件的政府。正是这些有意或无意的不负责任行为助长了受援国的腐败，从而削弱了援助资金的预期绩效。

　　为加强对援助资金的监督和管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援助国和多边机构开始对援助分配设定日益严格的条件，比如要求受援国完成市场化经济转型，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推行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发展公民社会和法治建设以及推动民主转变等。这些力图改善受援国治理水平、旨在实现 “善治”的努力虽然初衷良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为无法有效地落实监管而更多地流于形式。因此，对于援助方而言，在选择施援对象以及分配援助资金时，如何真正做到监管有度且具体到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外来援助可能发挥的经济和社会效用，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交叉议题之一，在此基础之上，如何使两者之间增强沟通和交流，使彼此的研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是学者们面临的挑战。外来援助是否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只把研究的重心置于受援国的经济环境或政治结构，显然都是不完整的。在将来的研究中，分析家们应在创新理论、充实数据和改进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将 “政治”与 “经济”因素融合起来，更系统地探索受援国 “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与外来援助之间的潜在关联，以便更好地提高援助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