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的起源、流派及其缺失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中兴起的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该学科主要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根据美国政治学者、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的看法，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三大范式构成，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结构性权力论，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而且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居于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主要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从属地带，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其中，依附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学者们赢得了国际声誉。“拉美社会科学在20世纪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依附理论。”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成果，依附论既代表着战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的局限性。

　　一、依附理论的起源

　　依附理论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一般认为，拉美依附论从两种经济思想发展而来，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个是与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有联系的拉美结构主义学派。约瑟·帕尔马(Josh Gabriel Palma)曾指出，“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

　　多数学者认为，依附论的首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伊文斯(Peter Evans)不仅认为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还强调依附论“对边缘资本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做出了贡献。对依附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冈德·弗兰克，他于1967年发表了《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另一个是弗尔南多·卡多索，他于1969年与恩佐·法莱托(Enzo Faletto)合作完成了《依附和拉丁美洲的发展》。

　　这两本书堪称依附论的经典力作，“代表了作为拉丁美洲构建一种依附观点及其理论的系统努力”，至今“仍被推许为依附观点的里程碑”。其中，弗兰克被认为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弗兰克曾经公开宣称他拥护古巴革命，这足以使他堂而皇之地踏入马克思主义的神殿，尽管有人批评他不能算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关于“剩余”的概念是从保罗·巴兰那里借鉴而来的，而巴兰则篡改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

　　至于另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卡多索，可以说更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卡多索认为，正是列宁最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阐述了有关依附性国家和边缘的观点。“当列宁简明地阐述什么是依附分析的核心时，他第一个提供了边缘地带资本主义发展的系统分析”。卡多索在早期从事依附分析和写作时，已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和阶级分析。实际上，辩证分析被认为是卡多索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镰的起点，“辩证分析是一个分离点，‘运动’和阶级斗争起了作用……结构被认为是一种矛盾关系，因而是动态的。”批评家穆诺兹同意此说，他认为“卡多索的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这种说法具有可信度。

　　卡多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强调“不存在国家利益不同于阶级利益的可能性”。国家必须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反映。但是他承认“阶级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发达或不发达的特定案例”，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却又不能超越之”。

　　依附理论的第二个来源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学派。20世纪中叶在拉美大陆广泛兴起了具有民众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在很多国家导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寡头统治，建立起“多阶级联盟”的民众主义政府。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1934-1940)、巴西的瓦加斯改革(1930-1945)和阿根廷的庇隆改革(1946-1955 )，作为对拉美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一次重大探索，对拉美地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众主义改革包括:政治上反对考迪罗主义，经济上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并积极推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运动对拉美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复兴，经济上出现了发展主义思潮，在国际关系上激发了对拉美地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自主性发展的理论思考。

　　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经济思潮，主要以阿根廷经济学家、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执行书记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发展主义极力主张改变拉美国家对西方模式盲目追求和一味模仿的态度，探求符合拉美国家实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所谓“进口替代”，就是采用保护主义措施扶持国内工业的发展，生产过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由此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工业化的实现。②发展主义的兴起对依附理论的出现起到了理论推动作用，普雷维什主要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关于外围国家经济合作思想、体制变革论等五大核心理论，其中“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分析范式在依附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成为依附理论整个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冈德·弗兰克曾是经济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后来转向了结构主义。在《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出版十年之后，弗兰克本人曾表示，他早期非激进的依附论观点来源于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结构主义。

　　此外，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美国逐渐兴起，依附理论正是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现代性是先进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传统性是落后的，传统性就是非(前)资本主义性;二是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实质就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三是内因发展观，国内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是决定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以欧美经验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必须重走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遵循欧美模式及其经验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个理论与拉美知识分子的观察相反，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韧以来，整个世界就日益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另一个是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外围国家，这个不平等结构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这种分裂显然是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致力于分析和揭示边缘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化”道路之外寻求替代方案，是依附论学者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逐渐形成了拉美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保罗·巴兰、冈德·弗兰克、普雷比什、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卡多索等人都是依附论中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保罗·巴兰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停滞或落后根源的第一人，他的观点“为依附论铺平了道路。”在巴兰影响下，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先后投身于所谓“依附形态”的研究和分析，遂成依附论学派之大观。

　　二、依附理论的流派

　　依附论是一个理论集群，围绕依附和不发达问题，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彼此分歧很大，并没有形成稳定、统一的理论体系，原因在于依附论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是对拉美发展政策的不懈探索，“因为将军们、游击队员们、民族主义者们以及社会主义者们，都使用了依附论，它就没有统一的政治归属。”各种各样的学者、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都有可能成为依附论的信奉者，同时又都巧妙地根据其自身需要来加以诊释和运用。因此，考察依附论的知识体系，必需按其流派来分析，而依附论的流派又必须依据其战略路线来划分，甚至这些派系划分也未形成共识。实际上，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穆诺兹(Heraldo Munoz)主张按新、旧依附论来划分。结构主义是..日”依附论，弗尔塔多(Celso Furtado)和桑克尔(Osvaldo Sunkel)是过渡性人物，卡多索、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奎亚洛(Anibal Quijano )和马里尼(Rui Mauro Marini)则是“新”依附论学者。那么，新依附论与旧依附论(结构主义)的理论分野何在?显然，结构主义作为主流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它主要观察和分析西方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及其经验，依附论学者恰恰相反，作为“非主流派”，他们主张把研究和分析的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以国内结构分析为特点，主张内因发展观，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是内部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依附论学者反对现代化理论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以国际体系为视角，强调外因发展观，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经济联系，从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控制以及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中，解释不发达现象。弗兰克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和巴兰一样相信，正是资本主义—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产生了过去的不发达并且仍然造成目前的不发达”。①结构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是“西化”，其中，英国经验具有典型意义。这个观点遭到了依附论的坚决反击，他们视“西化”为不发达国家被纳人“核心一边缘”的依附性结构的痛苦过程，其结果必然是核心国家更加发达，边缘国家更加依附，即“不发达的发展”。激进依附论学者据此提出了“脱钩”政策。

　　托马斯·安哥第(Thomas Angotti)依据依附论者的战略路线来划分流派，他主张把依附论划为两派。他认为，依附论存在两种战略路线，一个是“右倾分子和改良主义者的”路线，以萨米尔·阿明和卡多索为代表，另一个是“极左的”，号召广泛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不发达的方案，以弗兰克为代表。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路线都不关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推进反帝运动。

　　有依附论历史学家之称的马格鲁斯·布鲁姆斯特鲁埃(MagnusBlomstroen)和比约恩·赫特内(Bjorn Hettne)把依附论分为三个流派。

　　一是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社会科学家的结构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派，他们揭示了民族经济发展计划的限度。这一派的成员包括: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塞尔索·弗尔塔多，而普雷维什的最后一部著作《外围资本主义》也名列其中。二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多斯桑托斯、马里尼、班比拉以及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均属此派。弗兰克有时候以这一派的面目出现，但他拒绝同马克思主义有紧密理论联系的明确立场。三是卡多索和法莱托，由于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接受为了得到发展不需要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被列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弗兰克则是一个中间人物，他代表了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依附论的精髓。

　　罗纳德·H.奇尔科特(Ronald H,Chilcote)主张把依附论划分为四种类型: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论(1966);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新依附论(1970)，强调战后多国公司的技术和工业统治;以卡多索为代表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论(1972),以巴西的情况为背景;作为重构帝国主义阶级论的依附论，主要以阿尼巴尔·奎杰罗(Anibal Quijano)为代表(1971)。

　　1991年，弗兰克根据1989-1990年间出版的五本依附论研究著作，对依附论流派进行了重新分析，制定了一份发展主义思想家的详细名单(表1)，他首先区分了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和依附论，然后再把依附论被分为四派:改革派、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由于上述五本著作的作者在界定“依附论者”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出现了一些依附论者被不同作者归属于不同流派的情况，如弗兰克、马里尼和多斯桑托斯等人，凯把他们划为马克思主义，赫特内和亨特把他们划为新马克思主义，拉腊因则把他们划为非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对依附论进行流派划分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比较来说，结构主义者和依附论者的划分要相对简单一些，一般认为，普雷维什、弗尔塔多、松克尔、帕斯、平托、亚瓜里维、费雷尔是结构主义者，巴兰、弗兰克、马里尼、多斯桑托斯、班比拉、基哈诺、欣克拉门特、布朗、埃曼努埃尔、阿明、沃伦是依附论者，而卡多索、法莱托既是结构主义者，又是依附论者。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依附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策路线。一是以泽尔索·弗尔塔多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在60年代中期，他们意识到了拉美经济委员会有局限性，因为它依赖外资的输人。二是以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该派试图揭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指出拉美国家不可避免地必须在野蛮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脱钩论”。激进论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单一的生产方式统治着世界，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力量作用于全球经济边缘地带的结果，克服这种不发达困境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断绝与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有意将边缘国家置于对中心国家依附的地位。边缘国家可以通过与资本主义中心“脱钩”创造一种替代性的生产方式实现发展。正如卡普托和皮萨罗提出的，“我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发展我们的国家”。

　　多斯桑托斯作为激进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他在《依附的结构》一文中这样定义“依附”概念，“我们用依附来指这样一种状况，一些国家的经济以它们所从属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展为条件。当一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维持，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仅是其扩展的一种反映，这种扩展对它们的直接发展既产生积极影响又产生消极影响的时候，两个或更多经济体之间，以及这些经济体和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②多斯桑托斯分析了三种依附类型:(1)殖民依附。殖民主义国家通过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并辅之以对土地、矿山和人力(农奴和奴隶)的垄断主导着欧洲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2)金融—工业依附。这种依附形式在19世纪末得以巩固下来，它以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以及为了满足霸权中心消费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生产投资为特征，依附国家出现了为出口而生产的生产结构。(3)新依附。冷战后时期，新的依附类型得到了加强，它以多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为基础，这种依附基本上是技术—工业依附。每一种依附形式既与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有关，又与其国内结构有关:生产方向、资本积累方式、经济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和政治结构。①萨米尔·阿明对激进依附理论的贡献有三点。首先，他划分了两个社会形态—中心的和外围的社会形态。中心地区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围地区则是先进资本主义、落后资本主义和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共存，这种不同于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不发达。其次，分析了“不平等的专业化”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对欠发达的(less developed)或前资本主义地区的影响从外部强加了一种限制其未来发展的专业化模式，此即“不平等的专业化”。第三，提出了“脱钩”政策。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产生了中心的优势和边缘的不发达?阿明认为“前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其本来意图向前发展，而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是自外部强加的”。由于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了全球的经济发展，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只有脱离世界市场，边缘地带国家的发展才是可能的”。脱钩就是走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是以巴西总统、经济学家费尔南德·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 )为代表的依附论者，提出了“联系性依附发展”( 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的观点。卡多索认为，“当引进外国资本时，欠发达国家的特定‘历史—结构的’条件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发展。”③但是，这种发展不能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发展过程画等号，资本主义生产在边缘地带的起源是“联系性的依附发展”。④他认为在依附的社会中，存在着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改良)的足够空间。20世纪7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济崛起使卡多索坚定了对“联系性依附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由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业已形成，在这个格局中，相当一部分工业资本已经转移到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外围国家。

　　虽然，这些外围国家尚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资本主义中心的依附，如缺少“自主性技术”等，以及无法自身完成资本积累的循环周期，外债累累、出口畸形等问题相当严重，但外围垄断资本同外围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和私人资本有了密切的合作和联系。一些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因此外围和中心并非全然是对抗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利益纽带与合作关系。据此，卡多索提出，必须从理论上对依附论予以修正，使其真实地反映工业化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实现经济起飞和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变化。此外，卡多索还主张把依附论视为一种方法论，反对美国学者把依附论量化的倾向，认为依附论方法是历史的、结构的和辩证的，“承认其研究对象仅仅是边缘地带资本积累的特定路线和阶级斗争”。

　　三、依附理论的缺失

　　依附论学派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获得了欧美国际关系学者的尊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依附论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激进观点和左派传统深受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排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关系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连欧洲旧大陆这样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中心都“万马齐暗”了，更逞论第三世界。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是一种颠覆性话语，在理论对话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它不仅同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理论格格不人，而且还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排斥和否定。依附论学派异军突起之时，正值西方“两新”理论的垄断时期，由于其激进的左派立场为西方世界所不容，两大理论之间也不存在理论交集。理所当然，依附论学派在欧美受到了冷遇和排斥，并且最终被边缘化。

　　依附论学派虽然标榜为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同样遭到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承认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和马里尼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又对依附论学派持尖锐的批判态度，认为“依附论没有理解在阶级形成以及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中劳动扮演的角色，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现实，忽视了人民大众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其理论分析是静态的。尽管它有时候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但却基于理想主义而不能指导革命行动。尤其是，这样的依附理论代表着作为被外国垄断资本‘扭曲’的资本主义后果的工农大众的贫困、饥饿和压迫，并设想一个受本地资本领导的反帝同盟能够带来‘正常’的发展。因此，这种依附论捍卫本地资本的利益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工人阶级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奥古斯丁·寇瓦和蒂莫斯·哈丁对依附论进行了较系统的批评，他们指出，弗兰克抛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货币经济，多斯桑托斯模糊了资本主义的广泛扩张与边缘地带发展之间的关系，卡多索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的理论框架。奇尔科特认为，依附理论存在着如下主要问题:缺乏明晰的阶级分析;重视交换关系的倾向;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和发展问题;模糊的帝国主义分析。当然，纯粹从理论争论或理论批评本身来评判一种理论是否成功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可能带有偏见。对依附论学派来说，西方主流理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阵营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依附论作为一种高屋建瓶的发展理论对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意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依附论学派几乎彻底失败了。

　　首先，20世纪60-7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不是基于拉美依附论提出的所谓“脱钩”政策和社会革命，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主动参加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成功地实现两个市场(世界市场和民族市场)的结合和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外围国家的民族资本、私人资本出现了共同扩张、利益趋同的现象。激进依附论不但不能对“东亚奇迹”做出合理解释，而且也不能说明50年代后期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依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成功走出累积性债务困境，取得经济较快发展的现实。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体制，这种具有反讽意义的从社会主义“脱钩”的政策更无异于宣告激进依附论的尴尬和失败。这股思潮很快就波及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掀起了一场来势迅猛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发起了对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思想的全面进攻，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压倒了以依附论学派为代表的发展主义思想。依附论学派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依附论者未能找到解决80年代拉美危机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急剧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颇耐人寻味的，依附论学派曾以其激进政策博得喝彩，最终又因其脱钩政策遭受失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诚然，依附论学派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其政策方面，还在于其具有特殊的学理意义。依附论学派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种声音”，至今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依附论学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视野，坚持自身特色，自成其说，在长期为美欧学者所把持的国际关系领域夺得了一席之地，为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学者开辟了一块天地，仅此一点，已足以使其彪炳史册。依附论学派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南北问题的重要性和南北差距的严峻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贫困的部分根源，特别是依附论学派提出了边缘地区如何实现发展和赶超的现实命题，这些贡献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