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探析中国改革成功之谜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休克疗法”即激进式改革是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捷径，也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正是在这种远远偏离了正统经济学教义的“不完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几乎全球最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市场化进程也非常显着。这个事实难以用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这种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为“中国之谜”.为破解“中国之谜”,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颇有见地的见解。对“中国之谜”诠释的主要观点进行解析，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初始条件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
　　
　　（ 一） 何谓“初始条件说”?
　　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转轨大国，在大致相同的体制背景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体制转轨之路。中国的巨大成功和俄罗斯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经常被用来证明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但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吴永泰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而不能归因于渐进式改革方式。

　　萨克斯和吴永泰 1994 年在《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要素》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前苏联、东欧是在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在改革初期，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面临的是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 而在前苏联，由于城市化和过度重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调整，即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工业部门的就业而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正常的经济发展要比结构性调整来得容易.具体地说，中国和前苏联经济结构的差异主要有这样几点： （ 1） 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

　　改革开始时，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就业结构中占71%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有部门的规模很小，1978 年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只有18. 6% .而在前苏联，40% 以上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只有 14%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国营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绝对优势，1985 年 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农场） 中就业。（ 2） 社会保障覆盖面差异悬殊。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只覆盖了仅占总人口 20%左右的国有部门职工，所以，中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总支出占 GNP 的比重较小。而前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内容广泛，其范围更是几乎涵盖全体劳动力。（ 3） 经济的中央计划程度和中央控制水平差别较大。一是前苏联的经济计划范围广泛，涉及的商品约有 25 万种，而中国的计划仅包括1200 种商品。二是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具有更大的强制性，中国经济计划管理则内在地具有“不紧不硬、讨价还价”的特征，中国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即使在计划经济处于巅峰状态时，中国农村仍然有大约 3 万个活跃的集市贸易市场。

　　以上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的“落后”,恰恰因为落后而具有改革的“落后优势”.改革初期国有经济份额仅占不到 30%,这就为非国有经济留下了发展空间； 将近 3/4 的劳动力不受任何社会保障和预算硬约束的支配，一旦政策允许，便会由低收益的农业部门逐步地流入到新的经济部门中去，而且社会保障程度低意味着改革负担小； 一定的市场基础，加之计划的松散性，为资源向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提供了可能。前苏联则不然，国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前苏联经济转轨的障碍因素，妨碍劳动力、资金和物资从旧体制中释放出来向非国有部门转移。总之，萨克斯和吴永泰认为，尽管渐进式改革方式有着根本的缺陷，但中国改革开始时具有一些有利的结构因素，它们充分弥补了渐进式战略的缺陷，中国经济和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后的绩效差异主要可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的差别来解释。上述有利的初始条件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中国的成功只是一种例外.

　　（ 二） 对“初始条件说”的评析
　　客观地说，在改革起步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确有着其他转轨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无疑对渐进式改革的顺利推进起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社会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但“初始条件说”在比较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改革经历时，显然过分夸大了初始条件的作用。

　　（ 1） 不同国家在改革开始时会面临着不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初始条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但是，初始条件毕竟只是改革的一种外部环境，是外在的因素，它不可能完全决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也不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因为改革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行为，是充满生机、创造、选择的社会实践。我们知道，单纯的社会环境不能决定历史，历史是社会实践创造的，环境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改变。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曾鲜明指出，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因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而绝不提供它的现实性。同样的道理，有利的初始条件只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有利的初始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改革的成功，不利的初始条件也不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还在于人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改革之路。当改革方式切合实际，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改革的实践与社会的规律相协调时，改革就会成功； 反之，就会失败。

　　（ 2） 初始条件的有利和不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首先，中国是一个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大国，相对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异常庞大的农业同时并存，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又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调整成本必然相当大。从理论上讲，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要比其他已经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要困难得多； 其次，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化程度低，既有有利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转换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市场发育的一面。俄罗斯工业化程度高、固然结构调整的难度大，但工业基础好，人口文化素质高，意味着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

　　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忽视另一面，只看到中国的独特性，而全然无视俄罗斯在文化、历史、自然、人力禀赋上的相对优势，是令人费解的； 最后，有些看似有利的条件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最艰难的环节。

　　中国国有企业覆盖面狭窄、国有企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低常常被当作是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的最有利证据。事实上，虽然中国国营工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比重都比俄罗斯低，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中国工人的绝对人数也就更多。在前苏联有 3500 万产业工人，今日的俄罗斯有 2300 万产业工人，中国产业工人在 1980 年为 4700 万，1992 年则达到 1. 02亿.照此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艰难。总之，把初始条件看作是决定不同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是回避了对改革过程的深入考察，并没有对中国改革提出的挑战作出真正的回答。正如张军博士所说“这些优势也许能更好地用于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制度与政策时却未产生完全糟糕的后果，而不应该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以及用来替代中国改革方式对其经济成功的主要作用。”

　　二、改革策略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
　　
　　（ 一） 何谓“双轨制说”?
　　诺顿和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是中国改革绩效优于俄罗斯的主要原因。诺顿 1994 年在《改革计划经济： 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九个方面，但就改革策略而言，他特别强调的是体制上的双轨制。根据诺顿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采用双轨制，原有的国家垄断有所放松，从而使新兴部门迅速进入，由此创造了竞争，竞争的压力反过来又必然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改善，结果双轨制的存在使中国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在中国，同样有一部分学者对双轨制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但因侧重点不同，便形成了“所有制双轨说”和“价格双轨说”两大理论。

　　“所有制双轨说”又称为“增量改革说”、“体制外突破论”.樊纲认为，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 如市场定价机制、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等等） ,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革，逐步改革旧体制。因此，双轨制过渡成为我国改革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众多领域的双轨制中，最重要、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双轨制是所有制结构中的双轨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国有经济部分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而是由于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所有制双轨说”不同，“价格双轨说”把着眼点放到了体制内改革上，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是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所以，又被称为“体制内改革说”.张军指出，中国的双轨制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在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配额约束下的价格双轨制。“体制外”改革成功的基础之一是能够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 国有部门） 的平稳过渡，如果没有“体制内”的平稳过渡，体制外一块（ 非国有部门）仅靠牺牲体制内一块获得发展，那么过渡初期就会出现“L 型”增长曲线，即经济严重滑坡，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大，由投入品流失造成的国有部门的生产下降会比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更迅速。而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并没有破坏传统的计划分配体系，价格的自由化只是发生在生产的“计划外”部门。有了配额约束，非国有部门只能以市场价格来获得“计划外”的产出或投入品，而不能靠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从而既维持了体制内的平稳增长，又推进了“计划外”的增长.

　　（ 二） 对“双轨制说”的评析
　　从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进程来看，双轨制被应用于改革的许多领域，先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双轨制，如价格双轨制、外汇双轨制、劳动就业双轨制、所有制双轨制、社会保障双轨制等等。由此可见，“双轨制说”捕捉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特征，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改革方式和解释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无论是“所有制双轨说”还是“价格双轨说”,都仅仅是抓住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侧面，不足以反映改革的全貌和总体特征，也就不能真正说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

　　“所有制双轨说”的局限性在于： （ 1） 中国的改革并不像该观点的持有者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绕过国有部门的所谓“体制外”的改革。事实上，自1984 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以来，始终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渐进式改革只是一种“体制外”改革而不涉及“体制内”问题，那么，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向前推进，更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突出特征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突破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统一。（ 2）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状况对改革的成败影响重大。虽然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使国有工业的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步减少，但是直至 1992 年之前，国有工业部门的产出仍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一半以上，虽然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益下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是提高的。

　　因此，在分析我国渐进改革时，完全抛开国有经济的作用或者对国有经济的作用持过于消极的评价，是没有道理的.（ 3） “体制外改革”理论不足以刻画中国经济改革中渐进式方式的独特性，因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并存几乎是所有实行过渐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上世纪 80 年代的局部改革就典型地形成了一个“体制外部门”,但却没有获得计划外增长。如果说用“体制外改革”来解释中国的成功尚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无法揭示前苏联的经历。（ 4） “所有制双轨说”更多地停留在中国经济改革现象的描述上，它没有全面揭示“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的关系，也没有认真研究所有制上的双轨制是如何并且是否一定会带来过渡经济的增长。

　　“价格双轨说”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 （ 1） “价格双轨说”对国有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国有经济的增长是在维持旧的计划和分配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旧的体制，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塑自己，国有经济是不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不可能获得持续稳定的增长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按配额约束计划控制价调节来保证计划内产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计划边界之外的自由浮动价格与市场相联系，学会有关市场经济的新知识，培植市场机制要素，这一点恰恰被忽略掉。（ 2） 对价格双轨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价格双轨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开辟了在现实条件下价格体制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引入了国营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使企业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价格双轨制不过是渐进改革中的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它没有克服计划体制固有的种种缺陷，也不能解决由它引起的两重机制的矛盾问题，还存在着抑制企业进入市场，阻碍企业接受市场控制的消极作用---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计划平价物资，企业不是积极开拓市场，努力降低单耗，而是不遗余力地与政府讨价还价。因此，看不到价格双轨制对企业内部机制转换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错误的，而离开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措施，仅仅把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价格双轨制，同样是不正确的。江小涓等人通过对中国若干行业体制转轨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在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双轨制”的作用不明显.

　　三、发展战略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
　　
　　（ 一） 何谓“发展战略说”?
　　在国内学者中，有人独辟蹊径，用发展战略的改变来概括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林毅夫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由此内生出“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结果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经济效率低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矫正结构扭曲，改进劳动激励，提高经济效率。既然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是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那么，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在改革过程中，中国首先赋予微观经营单位自主权，以改进激励结构和创造出新的资源流量，在此基础上，将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的新的资源配置到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抑的部门。由于资源存量的生产没有遭受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配置到了与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策略所引起的“J 型曲线”的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而且，一旦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就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由于来自非国有企业和具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冲击，原有的计划配置资源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在愈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逐渐扬弃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 二） 对“发展战略说”的评析
　　“发展战略说”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形成与赶超战略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有一定的现实成分。但是，将中国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这样一种重大的社会冲突过程归结为政府发展战略的改变，仅仅依据这一点来解释体制的变迁和改革的成功，则难免有些欠妥。（ 1） 赶超战略只是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一个原因，而不是惟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自然经济的传统、战争时期供给制的沿袭、苏联模式的影响等，都是导致传统体制产生的重要因素。不能只把计划经济的建立与赶超战略挂钩。（ 2） 林毅夫等人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必然会形成相似的经济体制。并举例说，诸如印度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发展战略，因而也有相同的政策环境和行政控制。事实上，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前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确都先后采取过赶超战略，但它们的经济是以混合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其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

　　（ 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广泛而深刻的内容： 重塑市场微观主体、建立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培育适宜市场发育的制度环境，转变政府职能等。放弃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矫正已偏斜的经济结构，只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因此，仅用发展战略改变难以概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本质方面，仅依据这一点来解释体制的变迁和改革的成功，其说服力是有限的。

　　四、改革方式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
　　
　　（ 一） 何谓“自由改革说”?
　　在国际上，有少数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持有这样一种看法： 中国之所以取得比俄罗斯更好的改革绩效，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更激进。俄学者伊拉里奥诺夫在《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一文中谈到，经济政策的性质是使中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广泛普及的概念不同，1979-1997 年中国实行了非逐步的却又自由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的自由性和彻底性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前所未有地减轻国家对各方面的负担，以保证中国经济取得创纪录的增长速度，是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结果。与中国的改革相比，俄罗斯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逐步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过去和现在都比中国多得多.在国内，也有个别经济学家对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概括为“渐进式改革”提出异议和批评。吴敬琏曾公开指出，“渐进改革论”是不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 二） 对“自由改革说”的评析
　　这一理论分析不乏新意，但不论其逻辑推断过程还是最终的结论，都令人难以苟同： （ 1） 激进改革是有特定内涵的，它由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部分组成，采用激进改革方案，意味着要实行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迅速放开价格，尽快改造国有经济，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根据这一标准，中国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不能用激进改革来定义的。（ 2）无论采用渐进改革方式还是激进改革方式，新体制的建立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通常情况下，激进改革速度快，过渡期短，但是，不能倒果为因，因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比俄罗斯更快、更显着，就断定中国的改革方式比俄罗斯更激进，要知道，成功的渐进改革不一定比举步维艰的激进改革花费更长的时间。（ 3）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就整个改革进程而言的，并非指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方面都要采取缓慢的轻微的变动方式，以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的快速跃进为依据，断言中国的改革属激进而非渐进，难免有些以偏概全。

　　客观地说，上面四种解释都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没有抓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方面。事实上，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切合本国实际的改革方式才是最优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一条切合自己实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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