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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11-20 共7731字
摘要

    2014 年 7 月 8 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习总书记所讲的政治经济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列成果。***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必须”的内容正是源于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指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和关键。如何遵循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社会化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基本规律,指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一、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基本规律,也是商品经济的客观经济规律,其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依据商品实体中所蕴含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即自发地调节、配置社会资源;二是促使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为商品经济运行提供优胜劣汰机制。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市场经济。首先,价值规律对生产具有刺激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单位,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单位,均是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的经济单位。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同样直接触及每一个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因而企业从本身的物质利益出发,便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断更新设备,采用新的工艺,改善生产组织,以尽量减少个别劳动耗费。这就意味着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具有刺激和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还表现在调节市场供求,价格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的基础手段。即使属于极少数计划供应的商品,在具体品种、规格方面,价值规律也具有平衡供求的作用。价值规律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市场调节,坚持价值规律,就是坚持市场调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坚持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做到按规律办事。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论断正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应以此为核心,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和机制。
   
    第一,以市场-政府关系优化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优化不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也不是对市场自由主义逼近,而是依据经济实践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1].政府-市场关系优化的核心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使其在经济活动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政府的简政放权,以及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持续放活,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力。同时,政府也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着手解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等问题。
   
    第二,健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一是强化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核心的共识,市场决定价格,将形成激励相容的社会运行机制,通过引导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得每一个人为了获得幸福,需要很好地为市场工作获得报酬,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二是拓宽市场形成价格的领域,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市场决定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使用金融资源,推动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三是明确政府定价范围,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全面推进政府转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且政府带有管制型政府的特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下,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是简政放权,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突破;二是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促进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明确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二、遵循竞争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与生俱有的机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
   
    可见,市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为争夺有利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相互独立,其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排他性资源的使用、收益的占有上,以及在商品销售市场的分割上,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竞争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强制性的特点,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为实现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竞争能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使用有限资源的优先权,能够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供给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能够将低效率、低水平的企业淘汰出局,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30 多年的改革之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全社会建立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垄断领域竞争机制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市场主体不平等、过度竞争、不当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如果说前30 多年改革的任务是让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得以确立,那么未来 30 多年的改革则是如何使市场秩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见,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确立市场经济秩序。
   
    第一,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界定谁有资格进入市场、谁有权力制定市场竞争活动的制度与规则。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使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使不具备市场责任能力的主体尽快退出;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具备进入市场的平等性资格,“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解决长期以来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弹簧门”问题。
   
    第二,完善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强化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决定真正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真实地反映供求矛盾运动。合理的交易秩序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按照统一的法则公平交易,进而使竞争具有平等和充分性。
   
    因此,最核心的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实施公平统一的交易法则,废除不平等的规定。
   
    第三,健全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一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法治精神的宣贯、法制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的理念;二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第四,完善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在道德秩序上必须恪守并弘扬诚信。针对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问题,一方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构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对市场竞争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健全诚信体系,加大失信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
   
    三、遵循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机制
   
    资本有机构成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指每个工人所配备的资本数量,资本价值构成指由价值表示的不变资本投入量与可变资本投入量的比例。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往往和资本技术构成有重要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3]
   
    马克思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提高,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实现了替代。资本有机构成规律实质上是反映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适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注重协同创新,即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实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两者的协同既可以有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又可以使研发的新技术具有商业化和产业化价值[4].
   
    第一,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所谓创新型经济是指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该种经济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结合,以及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将依靠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性经济将成为未来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应在以下方面实现转型:一是增长方式由有形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二是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型;三是企业结构由单纯生产性服务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四是企业技术进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4].
   
    第二,建立健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打破当前知识创新转化难、技术创新产业化难的双重困境,将知识创新延伸到技术创新,搭建科研院所、企业家沟通合作桥梁,通过企业家参与,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理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职能分工,政府是服务者,是创新性的引导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应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和管理环境,等等。
   
    第三,建立多市场主体和政府合作的创新系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也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它需要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是建立健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联盟,集成产学研各方面的优势,实现产业技术重大突破,促进共性技术成果和关键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转移,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建立“产学研社政”
   
    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五位一体”是指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社区和政府。具体来讲,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围绕企业这一载体,学校、科研院所、社区民众通过“一体化”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统筹利用,促进技术转化。通过制度体制创新,确保“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广泛性,发挥其积极作用。
   
“五位一体”科技资源统筹联盟
   
    四、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之一。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阐明集中体现在:“为了要有适合于各种不同需要量的产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和数量一定的社会综合劳动量。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法则是根本不能消灭的。可能因不同历史条件而发生改变的,只是这些法则所由以表现的形式。”[5]
   
    马克思通过这一规律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以及各领域内部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比例关系。打破了这一关系,经济形态内部自身的秩序性就会被破坏,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4].斯大林在马克思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生产单位(企业)之间、各个环节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各部门、各环节间的联系性、依存性就越密切。因此,要求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必须互相协调、配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30 多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首先是经济部门结构失衡,一是部门间及部门内部比例失衡,即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二是部门内部比例失调,即各产业内部中体现高技术、高产出、高效率的比重不够,特别是产业的创新驱动不足。其次是经济空间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东西部差距,长期以来,由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导致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失衡,西部地区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2012年东部经济总量为 301 811. 284 亿元,西部经济总量为 96 563. 765 亿元,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4. 002%,西部经 济 占 全 国 经 济 总 量 的20. 477% ,西部经济占东部经济的 31. 99% ,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巨大;二是城乡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先进部门集聚的城市,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因此,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解决失衡问题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一,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一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通过制度创新,为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配置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二是破除地区经济壁垒,合理调整产业机构,纠正比例失调、结构失衡的偏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三是鼓励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建立推进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提高产业机构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变,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二,强化空间经济协同合作,促进欠发达区域的发展。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企业或生产单位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存在的,由此构成了地区间的比例。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一是要通过市场配置和规划引导,协调各要素在空间的合理配置,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二是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第三,健全调控体系,实现科学宏观调控。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一是科学使用调控手段,健全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二是完善调控机制,健全事前调控、事中调控与事后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
   
    五、遵循平均利润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在不同的部门之间配置应该获得等量利润,即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高低不同,由此必然会引起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之间通过资本转移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在不同生产经营部门之间的转移必然引起不同部门商品供求关系和商品比价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部门间利润率的变化。上述资本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和利润率的变动要一直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大体平均的时候才能暂时停止下来,这样便形成了平均利润。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全部利润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征,提出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
   
    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6].
   
    平均利润规律揭示了不同部门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利润趋同的趋势,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利润率存在很大差异,很多部门的差异并不是由于竞争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相反是因为所在行业和部门的壁垒而导致的。
   
    同时有些企业借助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这都有违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
   
    第一,建立健全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由于垄断的存在,资源不能按照市场化的法则进行有效配置,使得资源效率损失,对全社会的福利增加造成了影响。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一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打破所有制歧视;二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利用非公有制经济的机制优势,盘活公有制经济;三是加强法制体系建设,为企业竞争、资本流动创造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第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是生产要素配置的载体,市场体系是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市场结合而形成的有机系统或整体。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也是实现各资源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前提。因此,一方面,要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特别是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行为主体;另一方面,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参考文献:
   
    [1] 高帆。 以政府-市场关系优化为主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N]. 文汇报,2013 -08 -2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4.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8.   
    [4] 洪银兴。 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6,85 -8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6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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