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分析

　　一、“中国模式”与经济“新常态”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的普遍放缓宣告了全球经济已经步入深度调整期，处于全球经济调整期和过渡期的时代背景，同时受到国内经济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经济自 2012 年第二季度 GDP 增速“破 8”以来，已经逐步进入到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新常态”时期。面对“新常态”时期国内外围绕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一系列唱空论调的出现，中国政府已然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做出了明确的分析和研判。2014 年 5 月，***主席在对河南省考察的行程中曾以当前中国发展所处时期及特征总结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旨在保持和增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的自信和平常心态①。随后，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上，***主席围绕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的新机遇，以及如何适应“新常态”等关键议题②。应当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就“新常态”的分析与解读既是对“中国经济悲观论”的有力回应，更意味着政府已经发出了致力于摆脱中国经济“旧常态”的政策讯号。

　　如何理解所谓中国经济的“旧常态”?如果按照当前理论界通行的对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式的解读，前者则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即：高增长下的总量繁荣、总量繁荣下的结构失衡，以及结构失衡下传统增长方式与驱动机制的难以为继。毫无疑问，作为一条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经济保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起来的因改革滞后形成的各种“体制病”与结构失衡引发的“经济社会综合症”---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与改革进程脱节引致的制度转型障碍和强大的既得利益藩篱，日趋严峻的资源能源约束与生态环境危机，以贫富差距拉大为代表的各种结构性弊病，以及随着中国反腐风暴同时揭开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现象---又是“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考虑到当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已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模式”下的经济景象出现越来越多的差异，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尽管全球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低迷走势被视为在中短期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外部风险因素，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我们所坚持与实践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视为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中长期的内部因素？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的确需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更为系统、深入的认识与反思。

　　二“、中国模式”:成就与挑战

　　长期以来，围绕探究“中国奇迹”之谜，国内外理论界已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国模式”的提出及解读，使得这场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实场景下的大讨论持续升温进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与保罗·伯克特指出，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范式[1].尽管就“中国模式”具体内涵的解读离不开对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围绕中国经济对“中国模式”进行集中探讨，似乎能够将“中国模式”的解读更直观地带入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场景中。从这一点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应当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客观存在性是基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之上的巨大成就。

　　在通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道路上，面对来自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莱茵河模式）、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模式和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从而使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清晰、呈体系化的、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

　　它不仅是对前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绩效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灯塔[2].尽管成就斐然，“中国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亦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和缺陷曾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表象所掩盖，从而长期隐藏在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中并逐步发展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转型的强大阻力。在反思“中国模式”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缺陷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术创新能力已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 GDP 能耗巨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意味着产出水平的低质低效，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后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承担着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3][4].吴敬琏指出，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正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应对传统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技术创新滞后以及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等问题[5].尽管政府主导下的海量资源投入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是“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强政府、“巨型国企”与粗放式生产投资营造的高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的高负债、高库存与高杠杆化，以及“投资饥渴症”下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萧功秦认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有结构关系与体制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贫、国企病、两极分化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6].许小年基于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重关系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投资驱动过度依赖的基础上，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在消费与投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面临结构性衰退的风险[7].进一步地，作为将“中国模式”发挥至极的一项经济政策，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投资”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但在前一阶段的生产尚未被消费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的产能过剩状态下，继续用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只能使宏观经济进一步偏离供求均衡的轨道。随着“四万亿投资”的短期效应逐渐减弱，如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增速回落与结构调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极后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强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开放与海量投资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实践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图 1 反映了自 1984 年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至今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在 30 年间一直呈爬坡式上涨态势，而是在三大增长区间（1984-1988 年；1992-1997 年；2002-2011 年）后分别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经济下滑 （1989-1990 年；1998-1999 年；2012 年至今）。与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则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强政府在推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对利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挥政府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在经历前两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国模式”的“反危机”和“促增长”政策迅速企稳上涨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则突出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粗放型的投资驱动模式使传统工业部门在“转型难”的同时又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导致相关市场领域存在泡沫化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出口拉动的乏力；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长期赖以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化改革全面进入存量调整的深水区时，以往在体制外围打擦边球式的“、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传统体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强大藩篱已使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愈发凸显。毫无疑问，当经济增长与现有体制、既得利益、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呈现出紧张的矛盾冲突时；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动力尚未发育成熟时，仍然在战略思维与政策安排上沿袭套用“中国模式”的四万亿元投资救市方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病。这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以往两次增速出现短期下滑现象的实质性差异。

　　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全面转型是由“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基本诱因；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催化作用。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正视“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缺陷，使“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从容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将是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