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分析(2)

　　三、“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使全球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过渡的时代，鉴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与增长态势的持续低迷，转型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寻找新增长点以谋求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向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传统的高碳经济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在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下就未来改革、转型与发展议程的两条主线。与此同时，在全球两大转型潮流的带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经济复苏出现了“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浪潮在全球经济回归实体化的过程中为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基础。实际上，全球经济的转型浪潮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与结构失衡的一次积极回应。面对同样的问题，转型也将是“新常态”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然而，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种转型不应再局限于具体领域或层面，而是应基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把转型扩展到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整体化变迁的宏观视域，即“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这种改革与发展总体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业、能源、收入分配等具体结构和领域的全面升级优化。

　　“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积极扬弃。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亘古不变的模式，而模式的僵滞和定型化只能因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最终走向失败---“苏联模式”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从曾经的“华盛顿共识”到如今的“后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政策观与具体政策框架的演化变迁也清晰地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倡导的市场化模式越来越能着眼于转轨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8].因此，就任何模式的本身而言，它是固定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取得当今的成就，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务实、积极且不失时宜地践行着体制改革的试错、探索与创新，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这种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模式”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无疑从实质上使“中国模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三十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的矛盾已使中国经济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传统动力日趋式微的“中国式”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发劣势”等普遍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通病”的挑战。在旧有模式逐渐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才能在整体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程的同时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并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瓶颈。因此，“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议题，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模式”在全球经济转型浪潮中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围绕前期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得失经验，就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集中回应。应当看到的是，建立在依靠强势政府推动下的海量投资和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不仅野蛮，而且不可持续。“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应当基于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场景，直接面对并处理“新常态”呈现给中国经济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模式的积极调整，“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微观层面上强调的转型升级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集中围绕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宏观视域，以寻求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为目的，以培育创新型增长驱动机制为着力点，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理念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推动中国经济从追求高速度与总量繁荣向强调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效益提升的方向发展。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结构失衡与改革动力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往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的、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在应对经济“新常态”问题时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更要认识到为保障经济增速不与改革进程脱节，而为未来持续的改革提供空间并创造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作为一场“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寻求未来改革出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面向中国未来“小康社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地，作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既是对“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一）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③[9][10]: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

　　依靠政府力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各种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强政府”模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模式”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显着特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延续着由制度供给驱动的、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层级扩散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这种由强势政府主导的、以制度供给方式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反映了在政府控制改革进程与提供具体政策安排时特定的行为方式与利益诉求。政府以“制度企业家”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制度创新活动实则反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通过学习和模仿寻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部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规则改变与社会增益的激励相容，也可能因政府与社会成员对规则理解的不一致而减损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福利[11]

　　.在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浅水区”时，增量改革带来的经济增益与决策层的政治收益之间所形成的激励相容使得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产生了十分丰厚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改革红利。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时，结构调整与存量改革势必会触及现存体制框架内的核心制度安排及相关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地，当现有体制和既得利益无法满足对现存利益结构重新分配与深度调整的改革需要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往往会陷入重重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既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决定了社会民众尽管具有反映制度需求的意愿，却匮乏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满足其制度需求的能力。长期以来，因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不充分或明显滞后于社会成员的制度需求而引致的制度供求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范围内各种利益冲突的持续激化，促使改革经常以问题倒逼的方式开启或延续[12].显然，这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驱动机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动力不足的症结所在。

　　同强调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政府退出”一样，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对制度供给的主导作用应逐渐弱化，而平行于这一过程的则是社会民众的制度需求对制度创新作用的持续增强，活跃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和组织应当逐渐发育成为推动制度创新与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亟需通过转变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驱动机制，在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长期存在的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要求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着，政府行为与来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应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中央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活动，而不是用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去取代其他社会主体从事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社会民众在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充分挖掘来自民间与基层的改革动力，并通过互惠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促使社会民众广泛参与具体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讨论和听证过程，以期逐步提高社会民众表达制度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前者相对于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议价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将是在“新常态”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的具体途径。

　　（二）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

　　作为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战略选择与具体方式，理论界曾围绕不同转轨国家的改革成本和绩效就“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改革与转轨方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作为渐进主义改革与转轨的范例，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被理解为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以“试验推广”或“窗口示范”的方式推行增量改革，而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中央政府对改革目标与改革方式的可操控性[13].樊纲指出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外部增量部分经济增益的“示范效应”推动体制内存量领域的改革，从而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成本和阻力[14][15].尽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渐进式改革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这种改革战略和改革方式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实践特征和主要成功经验。然而，考虑到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更容易形成对“双轨制”的长期路径依赖④[16],以及在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大量“未偿费用”⑤[17]或制度遗留因素的积累所引发的结构失衡问题，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已然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被无限放大。

　　以往“中国模式”的渐进式改革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先易后难、逐个击破”的“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对经济体制机制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容易因具体改革领域的“各自为政”进而引致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相关性改革领域中出现的改革超前与改革滞后并存，以及因某一领域的改革瓶颈引发的整体改革进程的“原地等待”[18].“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需要我们适时转变以往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思维，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进各项领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强调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体制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各项领域间改革进度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鉴于民生建设的完善是释放个人消费潜力的重要前提，针对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应当与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相互平行；而考虑到国企上市所依赖的融资和信贷环境，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应当与国企改革协调兼顾。与“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在具体操作环节上强调顺序相比，“平行推进”式的改革基于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在改革路径与宏观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改革总体进程的协调性。因此，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推动各项领域的积极改革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突破以往渐进式改革长期遗留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避免改革总体进程出现“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径。

　　（三）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和理论界持续探讨的焦点问题，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结构失衡以及增长动力相对匮乏的“新常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求在稳定增速中挤掉以往在粗放型增长与结构畸形下增长的 GDP 泡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结构调整中探寻新增长点并培育创新型增长动力，通过经济增长中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自觉、有序地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对创新型动力机制的探寻与培育中使经济增长从以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第一要务，向以提高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总体幸福感，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转变。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变化不仅是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方式转变，也蕴含着从以“GDP 主义”为核心的单一性增长理念向更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转变[19].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脚点在于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革新。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对具有技术创新特征并彰显人力资本质量积累与提升的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具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从而带动产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鉴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使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要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以往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一方面，具有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特征和低碳循环理念的绿色产业将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要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共同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来寻找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途径。

　　（四）从逆周期调控到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转变

　　鉴于结构失衡而非需求不足是当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基本诱因，而这种增速减缓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的结构性下滑而非周期性波动，因此，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旨在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难以发挥以往的功效，而结构性改革措施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选择。应当看到的是，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是以加剧结构失衡与牺牲长期增长活力为代价换取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强刺激；而结构性改革并不旨在推动经济迅速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却是为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铺平道路。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实际上已经表明以往推行的由国家主导投资行为拉动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扩张性政策和强刺激措施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曾经的“良药”如今已成为造成中国经济高负债、高杠杆和产能过剩的“毒药”.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要求政府不能在经济调控的过程中对强刺激措施产生“政策依赖症”,而是应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以弱化政府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在结构调整中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探寻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另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的去杠杆化和虚拟经济的去泡沫化，一方面，降低目前过高的借贷产出比，以避免由高杠杆和高负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秩序，整顿放贷行为并严格约束影子银行业务，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并缓解当前持续攀高的总体性金融风险。最后，在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应强化结构政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的配套组合，如货币政策应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而对房地产等存在产能过剩和泡沫风险的行业领域进行定向紧缩。在结构性改革中要转变单向调控的传统行为模式，灵活运用各领域的政策工具以强化对结构性问题的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保罗·伯克特。解读中国模式[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60-66.

　　[2]纪玉山，刘洋“.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探索、争鸣与重识[J].学术交流，2014,（2）：85-89.

　　[3]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J].生产力研究，2008,（1）：1-10.

　　[4]邱耕田。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35-39.

　　[5]吴敬琏。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EB/OL].

　　[6]萧功秦。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J].人民论坛，2008,（31）：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