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制度完善

　　随着 18 世纪后半叶功利主义的兴起，福利理论得到了发展。一直以来，"福利"就备受关注，它不仅是经济学中关注的重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引起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福利思想起源于哲学领域，它的哲学意义导致了其基础是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福利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同时，福利思想还带有公正社会的理念，它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的安全，保证社会成员免受贫穷和暴力。但是福利公正并不是没有差异的平等主义，它需要运用某些手段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它也只有对社会的不平等资源进行攻击才能达到。

　　经济增长曾经一直被看作是福利的代名词，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GDP 的增加或者 GNP 的增加。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收入分配、就业结构等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各国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采取多种多样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不仅是衡量各国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成为各国研究经济学理论的重点内容，学者们也一直在探讨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因此诞生了许多的经济增长理论。文章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寻求通过构建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来支撑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的转型。

　　一、福利经济学的起源

　　学术界对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存在很大争议。Midgley的研究得出社会福利就是解决一些病态的社会问题，使社会权利对等的一种制度安排。Barber（1999）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幸福和常规的存在状态，它包括教育和医疗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福利经济理论产生伊始，很多学者强烈地否定了社会救济制度，英国就是最大的干预福利事业的国家。十七世纪初期，英国 《济贫法》 的颁布预示着由宗教机构和同业行会等组织的济贫行为转变成了政府的责任，但是很多学者并不认同该法案提出的济贫原则，也形成了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福利经济思想。代表英国国家利益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要认识到这个前提，他认为人是经济个体，会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福利进行分配。国家并不需要实施社会救助和福利救济，这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他间接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济贫法》。同样是代表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贫穷是一个人抵抗社会的失败，与社会无关，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贫困者本身，它并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他认为，对于穷人进行救济只会使过剩的贫困人口继续繁殖和存在，增加在业工人的失业率。

　　到了福利经济学理论形成的中后期，更多的学者对于社会救济等行为给予了强烈的支持。19 世纪 70 年代，社会大生产导致了工人大量失业，也因此带来了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社会福利的问题。最早提出"福利国家"理论的是德国学者尤斯蒂，他主张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社会的福利分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福利分配的经济基础。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国家应该实施适当的干预来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也成了德国当时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福利国家论"的理论依据。学者施穆勒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赋税比率实行财富的再分配，通过法律规定和建立国有企业来实施社会改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福利国家论的主要论点有：国家除了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军事外，也要适当干预居民的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一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经济干预与社会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和改革土地制度，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二、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目前，福利与增长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就是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例如人所拥有的金钱的数量能否带来更大的快乐、人类平均收入的增加是否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等等。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呈正相关是需要某些假设条件的，经济的增长对社会福利有促进作用，但这仅仅是在某种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人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去换取收入，希望获得休闲和娱乐的愿望超过了获得收入的愿望。实际上，人们的快乐与金钱和收入以及个人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发展的差距时，会侧重于用快乐、幸福和生活质量等考核的指标来描述社会福利，使用这些无法定量的指标很难获得真实的数据。另外，很多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单纯从福利经济学的某一个分支来研究，很多学者只注重指标选取的客观性，但是自变量选取较少，权重的设计都缺乏理论依据，很难对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判定，研究出来的结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注重对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前提，在借鉴传统的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同时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1. 庇古的经济福利思想

　　新福利经济学是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旧福利经济学的很多思想为新福利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借鉴，例如庇古提出的"经济福利"理论。庇古认为福利分为社会福利与经济福利，在社会福利中用货币来衡量的属于经济福利，而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他认为，国民收入总量越多、收入分配越均衡，居民享受到的经济福利就越大，它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及其分配状况，加大国民收入总量和消除国民收入的不均等分配才能最终增加经济福利。

　　2. 次优理论

　　在研究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成果中，主要有次优理论、相对福利理论和公平与效率理论。次优理论的创造者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和加拿大经济学家利普西等，该理论首先承认了福利的最大化不可能在现实中达到，所以借鉴宏观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帕累托最适度条件使得社会福利的次优状态达到更好，也就是说通过帕累托最适度条件使社会福利达到次优的最极值。

　　3. 相对福利理论

　　经济学家米香、伊斯特林认为把国民收入的增长看成是社会福利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不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不同城市和性格、习惯、文化背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愿望的满足而感到快乐，但是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和心态的变化而更容易对生活和收入等情况满足，由于这些因素很难去衡量，因此无法确定福利水平的标准。

　　4. 公平和效率理论

　　公平和效率理论是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观点，也是福利经济学中的重大发现，经济学者庇古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要坚持效率原则，同时也要强调平均分配。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是必要条件，分配公平是充分条件，而补偿论者往往坚持效率的导向原则和经济效率第一，所以支持社会福利函数论者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同步，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但是经济学家阿罗却证明这是一种空想，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对立的、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也有很多经济学者对于这一论点开展了研究，弗里德曼认为效率目标应该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约翰·罗尔斯则认为公平应该置于优先地位，亚瑟·奥肯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的。在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和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观点出现后，福利经济学开始形成了完整和独立的理论体系，即认为社会福利等于各个社会成员福利之和。由于新旧福利经济学在效用价值论中的地位不同，旧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是基数论，而新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采用的是序数论，但是这种效用价值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观"的新锐观点，他用这种观点来取缔前人的幸福效用观，这也是当前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效用"向"能力"方向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该理论中提到的公平是指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公平，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具体的公平。

　　5. 阿瑟·奥肯的增进社会福利思想

　　阿瑟·奥肯从更广泛的视角提出了抉择理论，他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抉择问题进行了价值分析和判断，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平等与效率问题的策略和建议，他主张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该理论在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坚持了这一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可以消除贫困，实现平等的生存权利的，特别是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象是必须要根除的。该理论的提出围绕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两个重要内容展开，资源配置往往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而收入分配解决的是平等问题，该理论注重解决的是如何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奥肯认为，在制定社会福利制度时，要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只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使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美国当今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有效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他建议市场经济要受到一些限制才能发挥其作用。

　　实际上，纵观通过福利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变迁，公平与效率理论一直贯穿着整个福利经济学脉络。虽然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完善，但是随着国家公平度的提高，效率也会逐渐提高。他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正是因为福利理论中的公平与效率的正向相关，它才可能纠正自由经济体制产生的贫富差距，从而逐渐减少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进一步为面临困境的人或者处于社会底端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提高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

　　三、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任何社会的福利制度必须依托于市场经济，并解决市场经济竞争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贫困和失业等问题，稳定社会的发展。福利经济学中福利国家的产生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诠释的，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是"经济效率"的原因，还有"社会正义"的原因。而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制度恰恰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诠释平等与效率的作用，解决了社会平等与稳定发展的问题。

　　首先，社会福利制度降低了由市场失灵等因素给人们带来的风险，进一步保障了一国居民生存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需要。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等原因，一国居民的工伤以及失业等现象增多，再加上人口的流动与单位保护制度已经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还有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一国居民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恰恰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养老、失业以及工伤等问题。毕竟很多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的靠私人保险市场，例如导致一个社会失业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周期的变化，一旦经济属于衰退期，失业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这时保险市场的作用就会失灵，另外，私人保险市场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引发的问题，毕竟私人保险市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会把养老保险卖给六十岁以上的人或者健康状况堪忧的人。只有政府建立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才能化解私人保险市场所不能化解的诸多风险。只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一国居民的生存危机，消除引起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社会福利在收入领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市场机制的发挥是以追求效率为前提的，但是效率的提高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而社会福利制度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例如一国居民收入的差距会导致在医疗、教育、贷款等方面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进一步加剧贫困。这时政府就有责任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例如个人工资起征税和累进所得税等增加转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金钱对于穷人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因此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要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使得穷人效用的增加大于富人效用的损失，使最终的社会总福利增加。

　　另外，国家在制定福利政策时，要使得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效用相等，只有处于这种均衡的状态时，社会资源才得到了优化配置。换句话说，只有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才能增加社会产量，进而增加国民收入。

　　再次，社会福利扩大了消费，增加了社会的有效需求。由于市场机制及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居民的消费会逐渐萎缩，产生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生活更加贫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恶性循环。社会福利制度的转移支付可以增加贫困者的收入，促进消费，从而发展经济。另外，社会福利可以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帮助一国居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将更多的收入用来投资和消费。

　　最后，社会福利增加了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有效降低了由于自然灾害、经济波动、疾病等潜在风险因素给个人带来的损失，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的人群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与失业补贴等，为劳动力的再就业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失业率。

　　四、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构建福利经济制度，我国也不例外[1].近几年来，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稳定地发展经济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差距，且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2].从上文分析得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现实的贫富差距以及收入不均等问题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运行追求的是效率，它可以通过微观主体的自主活动而获得，这种经济个体如果缺乏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就不会有长久的效率。公平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也必须由政府来解决，阿瑟·奥肯的增进社会福利思想已经证明了国家要尽可能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于福利损失者给予补偿，并牺牲掉某些效率来获得公平是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现象的根本。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要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并防止贫困陷阱的出现，要给最底层的社会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第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需要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承担各自的责任。社会制度的完善需要国家的主导、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个人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不仅是一种保障制度，也是一种激励制度，只有更好地发挥其激励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渐进式发展。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福利支出水平一直居于易升不易降的刚性发展特点，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提高，我国必须选择合理的时机和方向，渐进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中国的福利体制改革首先应量力而行，努力探索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多形式、有重点的社会福利体系[3].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依据，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现实选择。结合前文的相关理论与我国的现实状况，文章提出了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几点建议：

　　1.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税制结构指税收制度中各税种的构成及地位以及相互关系的统称。税制结构与税收调控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一个国家主体税种的确定决定了其税收制度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与方向。国家若想合理调控个人收入的分配，首先要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例如利用消费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等税种对垄断行业等征收高税率，消除行业的不合理竞争；利用资源税将企业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利用所得税消除垄断等因素带来的高利等，进行行业的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不能单纯依靠所得税，必须建立结构合理的税收调节体系。

　　所得税中属于投资性的应税项目有红利、股利和利息等，属于劳动报酬的应税项目有劳务报酬、工资薪金、稿酬和财产租赁等。在政府对低收入人群财政补贴的同时，要尽量控制税收的减免范围，拓宽税基。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就是通过扩大税基的方式进行税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同时将失业救济金的收益也纳入税收范围。我国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不断扩大税基，将某些减免项目纳入征税范围，例如奖金免税、手续费免税等，必须重新审视。另外，我国在征税过程中要以家庭为单位，体现对家庭的关怀。实际上，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指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过大。我国现今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对于工薪收入者与个体化实行单一标准的定额生计费扣除办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征税标准。这种征税标准并没有考虑相关的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与赡养人口的多少。实际上，对于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必须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上，将家庭作为纳税单位，并不是以个人作为纳税单位，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收入是通过收入分配获得的，家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要进行消费，或者用于储蓄和投资等。在进行征税的过程中，要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形态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下行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选择更加敏感的税种调节经济[4].

　　例如在消费中设置消费税、对财产征收财产税、对遗产征收遗产税等，最终形成对收入分配完整的调节体系。

　　2. 加强财政补贴力度与结构性调整

　　虽然财政补贴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等作用，但是政府要合理运用财政补贴手段，选择合适的补贴对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国家对于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可以通过对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工伤或者患有职业病的贫困职工等方式进行，特别要注重对低收入家庭与贫困家庭的直接补助。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要不断加强对财政支出的补贴力度，更大范围地向福利性支出调整。特别是在医疗卫生与基础教育中带有公共品性质的支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其财政补贴。我国政府不仅要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只有财政收入的增加才能有财政支出的实力。对于经济实力不同的地区，我国的财政支出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中部与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财政支出上要注重公平，注重福利的普遍性与适用性，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偏远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差一些，导致政府在公共福利领域支出的能力较差，但是也要尽可能的保证在医疗卫生与基础教育等公共福利领域的财政支出。

　　3. 不断加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建设

　　平等与效率原则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则，离开公平与效率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不科学的，也会导致社会福利制度的残缺，公平与效率是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完善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主体框架已经确立，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权利与公平意识、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与民生等问题都给社会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福利制度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矛盾与民生问题能否得到缓解，居民能否安居乐业、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我国能否实现国泰民安。因此，我国当前要不断引入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收入差距。

　　对于某些行业的垄断要进行整顿，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于非自然性的行业垄断，我国要逐步允许社会资本的参与，刺激竞争，提高经营效率。而对于那些自然性行业的垄断，要征收特别税进行调节，将企业的高额利润转化为税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我国要加大对市场竞争环境的法律监管，严厉打击不公平与不正当的竞争，严厉打击钱权交易和寻租行为，严防权利对于收入分配的过度介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再分配政策会引起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产生，因此税负会导致效率及收入的减少。我国政府在调节税负的过程中，切记把握好二者的尺度，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注重公平并不是放弃效率，防止经济的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 朱兆一。 探寻福利经济制度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J].商业经济，2006（9）：37.
　　[2] 邵宜航等。 存在收入差异的社会保障制度选择---基于一个内生增长世代交替模型 [J].经济学（季刊），2010（4）：1561.
　　[3] 李昕。 欧洲福利危机对中国福利改革的启示 [J].经济问题探索，2014（2）：102.
　　[4] 黄赜琳，朱保华。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J].经济研究，201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