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原因较为复杂,涉及内源性和外源性致病因素,有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发病过程[1]。
肠癌是近年来发病率上升比较快的恶性肿瘤之一,中医药学家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医学对肠癌治疗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疗效。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运用 “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介绍如下。
1 抗癌解毒法运用依据及对象
1. 1 运用依据周老师认为,肿瘤发生的病因极为复杂,但是总体病机可以归结为癌毒致病,正气亏虚,其形成以正虚为基础,癌毒侵袭为必要条件[2]。癌毒是“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郁滞的基础上,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成的”,其侵袭脏腑组织后, “在至虚之处留着而滋生”,与 “脏腑亲和而增长、复发、转移”[3],可以表现出火郁、热毒、寒凝、湿浊、水饮、气滞、血瘀等中医病理特征。而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无形之邪与有形之邪每每相互兼挟,耗伤机体气血阴阳,可形成有形之积———恶性增生的瘤块,并且恶性瘤块一旦形成即狂夺精微以自养,自身不断长大,坚硬如岩,推之不移[4 -5],最终使机体精微物质因大量消耗而步入不可回复之境。周老师认为,“癌毒”是肿瘤特异性的致病因子,一旦侵袭机体,无论正虚的程度如何,即表现出邪毒嚣张,正气难御,普通治疗难以消除,癌毒进一步流注播散,疾病预后极差。肠癌的发生、发展有着与其他恶性肿瘤类似的过程。因此,对于肠癌的综合治疗,周老师重视抗癌解毒法,认为抗癌解毒法具有其客观的治疗需求,是祛除癌毒病因的重要保证。
1. 2 运用对象抗癌解毒法属于中医治法 “攻法”范畴,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性的治疗措施,是针对肿瘤重要致病因素 “癌毒”所实施的治疗措施。在肠癌的诊治过程中,抗癌解毒的主要运用对象便是“癌毒”本身。但在肠腑组织中,癌毒每与痰、湿、瘀血、热邪、寒毒等病邪相互搏结、结聚,并且随气血运行而流注不同部位,可形成多处发病,导致湿热浊毒郁结、肠腑通降失司、脂络受损。因此,肠癌的抗癌解毒当同时针对癌毒所依附的不同病邪,所谓 “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 。
2 抗癌解毒法用药特色
周老师始终强调,治疗当在祛邪解毒抗癌、调和脏腑气血、扶正培本的总原则下,必须坚持以“辨证”为主导,根据患者不同的证候、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位及病理因素全面分析。可见抗癌解毒法在肠癌治疗的运用中,需要始终贯彻辨证论治的精神,尤其需要根据癌毒所侵犯肠腑的特有病机以及兼挟病邪的不同[6],分别予以施治。
2. 1 祛化湿浊毒邪
湿邪黏滞,最易困遏肠胃,阻滞气机,影响肠腑传导功能。湿邪久蕴化毒,肠腑气机升降失调,水谷不得运化精微反停滞为痰饮湿浊毒邪,酿生癌毒,机体亦易步入虚劳损途。因此,抗癌解毒法当祛湿化浊解毒,恢复脾胃健运功能,兼以抗癌化毒。临证常投以燥湿、渗湿、利湿兼以解毒抗癌之品,药如法半夏、制天南星、土茯苓、椿根皮、泽漆、炙蟾皮、水红花子、藤梨根、苦参、大黄、马齿苋、白头翁、红藤、败酱草、凤尾草、地锦草等。
2. 2 清解火热毒邪
热邪易伤阴耗液,致肠腑濡润功能失司,且热邪多与湿邪、瘀血兼挟为患,更易消耗正气。此热邪有机体本身因素,如素体阳盛,嗜食酒酪、煎、烤、炙、煿,或是感受夏暑阳热之邪; 同时肠癌化疗耗伤气血,化疗火毒耗伤气阴,都会导致机体阳热亢盛,形成火热毒性,可与有形痰湿瘀血相搏结酿生癌毒。对此类患者周老师多以清解热邪、抗癌解毒为治法,投以苦寒、甘寒之品予以治疗,药如山慈菇、白花蛇舌草、漏芦、半枝莲、肿节风、槐角、地榆、黄连、黄芩、大黄、红藤、败酱草等。
2. 3 逐瘀开郁
肠腑湿热毒邪蕴结,多阻滞气血运行,经脉不通,或寒或热均可导致或加重瘀毒留滞,酿生癌毒病邪。该类患者肠腑脂络受损,脉道经络瘀阻,离经之血凝结为瘀,故患者每有出血史如大便下血,或有出血倾向。机体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瘀血与痰湿热邪相搏,结聚为有形症块,坚硬如石,推之难移,更加重了机体正气的损耗。治疗大法当以逐瘀消症、去瘀生新,临证每多以炙鳖甲、三棱、莪术、桃仁、石见穿、石上柏、炙刺猬皮、炮山甲、土鳖虫、丹参、大黄等活血化瘀消症、抗癌解毒。
2. 4 散结消症,削伐有形之积
肠癌的重要症状表现之一便是可触及的有形症块,且此有形之积形成后往往进一步影响肠腑气机,加重机体的功能失调。瘤体的病理性质可以涉及多方面,乃痰、湿、瘀、血等有形之邪与寒邪、热邪、气滞等无形之邪相和而成。当前对于肠癌的有效根治便在于切除瘤体,中医药辨治亦以行气活血、散结消症为法,多投以僵蚕、八月札、山慈菇、炮山甲、炙鳖甲、猫爪草、石见穿、制天南星、石上柏等散结消症、解毒抗癌之味,以减小肿瘤负荷,缓减患者症状。
2. 5 扶正抗癌
肠癌发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正气的亏耗,同时治疗手段的干预也是重要的消耗气血津液的因素。因此,患者无论处于病情的何种阶段,都有正气不足的病理机制存在,所以扶助正气便成为临床医生时时需要考虑的一面。扶正抗癌法则主要是针对肠癌患者气血极度亏耗、脾胃化源不足、脏腑功能衰退的阶段而设,此时机体虚弱不耐攻伐,当以扶助正气、调和脏腑功能、缓减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为首务,待正气旺盛,机体功能得以恢复再以攻邪。正如 《张氏医通》所云: “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壮而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临证对于此类患者多予以补气健脾、益气养阴兼能抗癌消结的药物,如黄芪、天花粉、太子参、天冬、炙鳖甲、薏苡仁、仙鹤草、灵芝、红豆杉、红景天、鬼馒头等。
2. 6 其他
周老师强调,对于某些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确有抗癌作用的药物,在选用时应将其纳入辨证论治的轨道,以求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外,还可选择使用具有较强的解毒、剔毒、攻通、止痛功效的药物[7],如露蜂房、炙全蝎、炙蜈蚣、蜣螂虫、炙蟾皮、马钱子等,以毒攻毒,但要注意需要从小剂量开始或间歇性使用,慎防伤肝损肾。
2. 7 配伍多法运用
2. 7. 1 和胃健脾助运 “癌毒” 侵袭机体,无不影响脾胃升降功能,使脾不升清,胃失和降,水谷消磨受限,中焦转运失常,患者呈现一派水谷运化呆滞之症如脘痞、纳呆、泄泻等。周老师在治疗中时时注重患者脾胃的运化,这不但是对患者正气的顾护,脾胃运化不及则攻伐药也无从投放,因此临床常以香砂六君丸加减,药如太子参、茯苓、炒白术、砂仁、陈皮、焦谷芽、焦麦芽、焦楂曲、鸡内金、刘寄奴等,使患者脾胃健运,胃气不失。
2. 7. 2 行气通腑 “癌毒” 郁于肠腑,与糟粕相搏结,致肠腑气滞通降失司,不能正常输津与传化渣滓,患者呈现一派肠腑郁滞、传化不及之症,如脘腹胀满、便秘、矢气、疼痛等。周老师注重肠腑气机的条畅,强调胃以通降为顺,肠腑之气降则有利于胃气和降,因此以厚朴、炒枳实、大腹皮、决明子、蜣螂虫、大黄等行气通腑降浊。此外, “癌毒”郁结肠腑,每与肠中渣秽搏结,脂络受损,脉道不通,血络受阻,患者每有出血、疼痛、烧灼、作胀、牵掣等症状表现。周老师常以活血散结、凉血止血、收敛止血、清热解毒、行气止痛、舒筋活络等对证治疗,药如仙鹤草、白及、牡丹皮、赤芍、大腹皮、延胡索、大黄等。
2. 8 分期抗癌解毒
肠癌的发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癌毒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滋生酝酿,贯穿始终,如患者表现出临床症状,则提示癌毒多处于活动猖獗时期。周老师认为,“抗癌解毒”需要有效地针对癌毒本身而适时地采用,不可一味抗癌而不顾机体的整体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肠癌初期,机体正气尚盛,体格壮实,此阶段 “驱毒即是扶正”,当抓紧时机积极抗癌、消除病邪,不但要重视瘤体的削伐、有形病理产物的清除,同时还需要注重客观检查的恢复。积极配合手术、放疗、化疗,对不能进行手术者,需要尽可能治疗为患者提供手术机会。第二个阶段:肠癌中、后期,患者此时多表现出正气亏虚,癌毒留滞,虚实夹杂。该阶段抗癌解毒的运用当结合患者气血阴阳的虚损情况,或气或血,或阴或阳,适时补益,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补兼施,且抗癌治疗不可过度而当 “以知为度”,遵 《黄帝内经》 “衰其大半而止”之旨, “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或补或泻,以平为期。第三个阶段: 肠癌终末期,患者多因癌毒病邪消伐或药物治疗不当而出现气血严重亏虚状况,大多可见脾虚胃弱、肝脾两伤、脾肾双亏、气阴两虚等证。此时机体已经不能耐受攻邪药物,主要治疗目的当为缓解患者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所以抗癌解毒当处于次要位置,或者以扶正抗癌、养正消积的观念逐步改善患者的机体状况,为进一步的抗癌解毒创造可能的机会。正如 《医学心悟》所言: “邪气初客,积聚未坚,宜直消之,而后和之,若积聚日久邪盛正虚,法从中治,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停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更有虚人患积者,必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然后用药攻其积,斯为善治。”可见对肠癌的治疗,抗癌解毒法应用时期的选择极其重要[8],不可见到肠癌便孟浪投药,肆意攻伐,亦不可畏首畏尾而错过治疗时机。
3 小结
综上所述,肠癌治疗的抗癌解毒法内容极其丰富,是临证时不可或缺的治疗措施,有效的运用对于临床疗效的提高具有较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抗癌解毒法并非单纯地罗列抗癌解毒药物,而是应当处处以辨证论治为主导,选择性地使用[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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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仲瑛 . 周仲瑛医论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78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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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智强,李嘉 . 略论周仲瑛教授的“癌毒”学说及其临床运用[J]. 新中医,1998,30( 10) : 6-8.
[5]李栋,程海波,周红光,等.“癌毒”学说内涵探讨及消癌解毒方抗癌生物学机制研究[J]. 辽宁中医杂志,2011,38( 12) : 2360-2361.
[6]何煜舟,宋欣伟,阮善明,等 . 周仲瑛教授治疗大肠癌的治法治则探讨[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 4) :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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