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移植”对主体的破坏及负面作用

　　摘    要：　“头移植”作为一种医学实践仅靠科学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它作为一种“杀头”行为,是对人的整体性身体的肢解,是对人的本质、本性、人格及其个体性和主体性的破坏。事实上,人的头颅一旦与所属的躯体分离,经由人类长期后天的社会化、文化化、教育化和精神化塑造而培养的自我意识、知识修养、审美意境、情爱世界及全部的智慧才华、记忆和美梦便将化为乌有。更何况由“头移植”形成的新个体还会遇到身份的定性、定位、归属、是否能为亲属认可,以及“手术结果可能比死更痛苦”等伦理道德、习俗和法律问题。为此有人认为:即便“头移植”能够成功,也是一种违背生死规律、破坏灵肉一体、浪费资源、得不偿失的“黑技术”,应永远被逐出科学技术领域。

　　关键词 :     头移植;哲学反思;新个体;主体性;负面作用;

　　Abstract：　“Head transplantation” is a medical practice that cannot be successfully done by p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ort of killing by dismembering the body and destruction of the person in essence, nature, personality, individuality and subjectivity. As a matter of fact, once the human head is separated from its body, its related self-consciousness, achievements in knowledge, aesthetic conception, idea of romance, and all the wisdom, talent, memories and fond dreams that are cultivated through long-term socialization, culturalization, education and spiritualization will be totally deleted. Not to mention the ethical, customary and legal problems that the new individual formed by “head transplantation” will encounter,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positioning, attribution, whether they can be recognized by their relatives, and “possibly-more painful-than-death result of the surgery”. Therefore, some believe that even if the “head transplantation” is successful, it is also a kind of “black technology” that goes against the law of life and death, destroy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soul, and it is a waste of resources with its loss outweighted the gain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permanently expelled from the real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　head transplantati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 new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negative effect;

　　伴随高科技的迅速发展、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日臻完善、 移植成功率的日益提升, 的确有理由激励医学专家去大胆尝试器官移植技艺中最难攻克的问题, 即人的头颅移植。 这个问题在过去显然只是一种神话, 而在今天对于那些拥有强烈的好奇心、 求知欲和冒险精神的人来说, 必然会冲破科学禁区, 将“手术刀”伸向人类的智慧的头颅。 为此, 2015年意大利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Sergio Canavero)就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换头”计划, 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将人的头部脊髓与另一个身躯连接, 通过电脉冲激活一个新个体, 从而实现新的身首合一。 这个“头移植”原本要在俄罗斯人瓦雷里·多诺夫身上进行, 因他患有致命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医生指出, 进行头移植是挽救其生命的最后途径。 然而, 多诺夫不久就改变初衷, 致使这一头移植尝试没有进行。 但出人意料的是, 2017年11月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某教授带领下, 世界上首例尸体“头移植”获得“成功”, 从而完成一次历史性“壮举”。 由此, 有的人便宣称:首个鲜活的移植人即将到来。 此种“头移植”真的是如此乐观、 必要、 合人道、 有价值和意义深远吗?

　　一、 “头移植”成功的不可能性

　　对于“头移植”, 尽管一些富有探索精神的尝试者信心满满, 但要获得成功, 并能够得到科学、 法律、 伦理、 习俗和公众的认可, 无疑还困难重重。 因为它至少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我的健康的头离开我的病身, 能否还是一个活的健康的头?即便生物学上我的头与相异躯体连接能够成活, 此时我的原本健康的头一经离开我的躯体, 其原有的思维方式、 智慧才华、 爱好兴趣、 记忆能力和长期储存的全部知识信息是否会全部丢失?即便我的健康的头和他人健康的躯体对接可以成为一个新人, 是否会改变我原有的大脑功能和生理功能?成功换头的新人是谁?原先的生命整体已经分裂, 就像一棵树, 就算是嫁接成功, 也一定改变了它的原有形态和本性, 接下去究竟是谁愿意接受和继续培养这个不三不四的“怪物”?为制造这样一个“怪物”, 究竟要耗费多少人力、 物力、 财力和资源?一个濒临死亡、 需要换头或换身体才有可能存活的人, 是否比自然死亡对于整个人类更有益或更合理、 更人道?

　　进一步说, 即使有人想宣布“头移植”成功, 也需要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对“成功”一词的含义给予规定。 具体而论:对于一个完成“异身异首”接合手术的“新个体”来说, 其“成功”至少需要具备三个特征: (1)他作为一个新生命必须具备正常的新陈代谢作用和相应的存活期限。 (2)他需要具有记忆、思维、 言语、 自我意识和作为人的行为能力, 且仍然保存着原有的记忆信息。 (3)他依然是一个身心合一、 灵肉相融的“独立主体”, 而非一个植物人般的简单生命。 如果“头移植”的结果不具上述的“成功”标志, 而是出现如下情形:术后新个体根本不具有任何生命体征; 新个体完全处于身心分离、 灵肉对立、 精神错乱、 意识模糊的无序状态; 新个体只在生理功能上具有一个“新生儿”的类似特征, 他必须经历漫长岁月的再教育过程, 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因为一个由成年个体结合成的“新个体”根本不具有一个新生儿的可塑性和可教性的基础与素质。 这都应视为“头移植”失败。

　　那么依据上述判断是否成功的标志, “头移植”究竟能否“成功”呢?对此, 尽管早在1970年, 美国神经外科医生韦特(Robert White)就曾破天荒地做过头移植, 将两个相异的猴头猴身相互接合后, 新生的“猴子”的确能够听、 嗅和观察物件, 但9日后却因超级排异而死亡, 至此, 韦特一直就没有在哺乳动物的“头移植”上再进半步。 更何况人作为“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 也即必须通过后天教育才能使其成其为所是的动物。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这就说明, 人类要想使“头移植”成功, 必将任重道远, 甚至于完全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具体理由:(1)人的“大脑不是一个天才在白纸上即兴完成的创作。 它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大厦, 积淀着数百万年的进化历史”[2]6。 一旦脱离整体性的身体, 其全部功能必将丧失。 (2)虽然人的中枢神经再生在理论上可行, 而在临床实践上却遥不可及, 更何况, 因为人脑与脊髓连接组成的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作为整个人体的控制中心, 与人体的其他一些神经和器官组织不同, 中枢神经一旦被切断, 将不会重生, 其功能将永远不能恢复。 (3)移植后的新个体尽管可能会暂时存活, 但并不等于它没有慢性的、 亚极性的和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发现的排外反应。 (4)大脑的不耐缺血性使其缺血4分钟就会坏死, 而涉及全身通血的头移植很难在4分钟内完成极为复杂的异身异首的血管连通。 (5)“头移植”要求的结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生命, 主要期待的是“新个体”要拥有他原本的意识、 思维、 精神、 智慧、 知识和正常生活的能力。 如果该个体根本不具备患者所期待的相关功能, 那么这种“头移植”就将毫无意义。

　　此外, 人的身体作为一种自为性的整体性存在, 其“灵魂和身体的统一决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的偶然结合, 而是相反, 身体必然来自作为身体的自为的本性”[3]405。 因此现实中, 人的身体决不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概念构造物或仅仅是一具没有灵魂和精神的肉体, 而是“各种价值、 功能、 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赖以存在的那个实体”。 正是这个实体成为意识从中发现自己价值和“体现自己真正是人”的唯一源泉。[4]8 所以, 人的本质不仅源自人类特有的大脑, 更重要的是源自包括头颅在内的人的整体性身体及其所实施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

　　为此,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确识:既要肯定人的认识是来自大脑思维, 也不能无视包括本能、 欲望、 意志、 情感、 无意识、 潜意识等诸多生命要素在内的身体智能和身体思维的认知价值。 因为正是人的身体结构、 组织器官、 身体行为、 感性知觉、 兴趣爱好、 认识冲动、 好奇心、 求知欲、 冒险和尝试、 痴迷和激情、 创造性和意志力等, 一起构成认知和才智的源泉。 因此身体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才是用“各种符号, 包括眼神、 表情、 神态、 形态、 姿态、 动作、 感应、 反映、 声音、 语气、 心情、 憎恶、 远离、 亲善、 贴近等各种身体要素和生命表征、 书写和表达的最丰富多彩的一部书”。身体既是感觉、 经验、 认知、 真理、 美德、 至善和审美等各种认知和智慧的源泉, 也是积累和储存人类认知和智慧的信息库与知识库。 一句话, 正是“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和人生。 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 而且在任何时刻都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 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与步骤”[5]206。 因此, 只要深入对身体认知能力和认知机制的研究, 就会发现:身体绝不只具有非组织化、 非系统化、 非逻辑化和非理性化的功能。 相反, 身体比语言及其他概念系统拥有更大的有序性、 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 恰如梅洛·庞蒂所言:“肉体上各个器官肢体之所以是它们那样, 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 并由于它们和统一性有联系。”[6]405

　　也正基于身体是个整体系统, 因此它所拥有的能量常常与各个器官之能量总和不能同日而语。 由此, 布尔迪厄才提出社会、 文化、 认识和实践全面“身体化”的思想。 在他看来, 人的认识和实践主体的“客观结构的内化过程不仅是心理的过程, 也是身体的过程 。[7]125 以至人的身体不只在思维和存在、 心身或脑体的统一性上, 较大脑更智慧, 就是在结构和功能、 情感和欲求的内在性上, 也是其特殊的肉体感觉、 心理机能、 情感需要、 知觉能力、 意向性、 意识流、 交感活动、 统觉作用以及身体化行为等一起决定人类的认知和表达功能。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能割下头颅来破坏身体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或灵魂的毁灭, 使身体成为一具低级简单的躯壳。 相反, 要积极维护那身心一体化的身体以理解他人, 感知物体。 只有如此, “我的身体、 我对身体动作的描述、 我赋予认知对象的意义以及我在身体中辨认出的统一性和所接受的世界结构才能融合为一, 并超越主体和客体、 自我和他物, 以及身心两分法, 使自己的身体时刻都朝向超验之物, 并最终使认知综合发生在物体中和世界中, 而不是发生在思维主体这个形而上学的场域中”[6]297。 特别是超越各种感觉的总体性的身体智能直接决定着人的认知活动。 这种身体智能既包括对各种物理要素的感应, 还包括比理性思维更为丰富的内心感受、 体验、 激动、 兴奋、 冲动、 诱惑和欲望, 以及比逻辑推理更优越的感知力和领悟力。 而且正是身体固有的生命冲动、 感知能力、 生成功能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等决定着人的总体进程和意识活动。 为此, 眼下许多学者都日益注重“生命的内在游戏”和身体的自发作用; 并将认知活动归于人的身体化作用; 认为人类知识“是从我们的智能或知解力中所涌现的一种连续解释的结果; 而这些知解力既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的身体化的结构中, 也存在于或经历着一个同感活动和文化历史领域”[8]149。

　　既然人的身体代表着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 而人的认识又主要是源自人类的全部文明和文化的社会化行为, 也即“人的身体”就是一切, 即如美国学者戴奇沃迪所言:“‘我’就是‘我’的身体”, 正是“我的身体造就了我的心灵”[9]3。 这就决定一旦人的大脑和身体分离, 就必然打碎人的整体性身体, 打碎这个身心统一体, 从而打碎这个不可分割的思维主体和思想黑箱。 这个思维主体一经割裂, 其几十年形成和积淀的全部思想、 知识、 观点、 记忆和能力, 就必然瞬间消失, 且是覆水难收, 破镜难圆, 使得思维的黑箱永远不复存在。 由此, 也就不要指望, 手术后的“新个体”或“新生儿”能够通过再教育和再塑造变成一个“思想成熟”的认知、 生活或实践主体。 这也就决定“头移植”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二、 “头移植”对主体的破坏

　　综上所述, 人之身体显然不能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 只是指称单纯的肉体。 相反, 身体不仅是长期以主体自居的“我”的全部, 也是长期被社会化、 政治化、 概念化和观念化的“人”的载体。 也即只有人的整体性身体才真正是人类的“理智、 精神、 自我、 自我意识、 此在和人”等存在角色的扮演者与承担者。 作为“身心统一的身体”, 或作为“主体和客体有差异的统一的身体”才是真正的认知主体、 审美主体和实践主体。 正是身体的经验、 经历、 以及身体的意识、 记忆、 反应、 感知、 思维概括和实践能力反映着人的智慧、 情感、 意志和欲求。 正是人的身体承担着人的全部职能和目的, 创造了全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并决定着世界的一切。 因此只有人的身体才能够与周围世界实现统一, 使得构成宇宙万物的“空间就是身体占据的所有场所的总和, 同样历史也被视为占据了整个场所的身体”。 因此身体即我, 我即身体; 身体即人, 人即身体。 身体完全可以只根据自身的力量竞技去从各个角度对世界做出解释、 估价和透视; 完全能够在它的生死盛衰中带着对全部真理和错误的确证和认同, 霸道地主宰着道德、 知识和审美领域。 平日是身体在运动、 劳作、 思想、 认知、 谈情说爱和欢声笑语。 没有人的身体, 就没有关于人的规定性; 就没有柏拉图所谓的“人就是能够直立行走的无毛的两足动物”。 没有人的身体, 就没有现实中真善美的判断, 因为只有通过人的身体的知觉经验才能判断人世间何谓“真理、 至善和美丽”。 没有人的身体, 就没有被感知、 觉识和被改造的社会及宇宙, 也不会有附属于身体的灵魂和意识。 因此, 身体才真正是人类滋生欲望、 创生精神、 生产文化、 酿造知识和产生智慧的最能动、 最伟大的生命力。 身体就是人类的全部和未来。 正基于此, 马克思才指出, 身体是可标价的劳动力; 身体造反的旗号是革命。 而恩格斯则认为, 从古到今都是人之身体在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 人类也只有立足身体这个充满野性的“无人之乡”去设定人类的方向, 才可能真正期待身体的全面解放, 最终实现“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

　　所以, 只有人的身体才真正指称由原初的头颅和躯体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原一”。 这个“原一”就是指由母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诞生和日渐成熟的一个完整的个体。 这个“原一”就是“本我”。 它一生都在规定着它的身份、 权力、 地位、 遗传性、 家族性、 民族性、 文化性、 社会性、 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人格与个性, 包括宗教信仰、 兴趣爱好、 学识修养、 道德品行、 才华智慧、 实践能力、 成就声誉等无限多的方面。 在这里“本我”就像一股极大的暗流在人的整个精神结构中占据主体位置。 它作为最直接、 最根本的存在“不受任何构成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 它既不受时间的影响, 也不为矛盾所困扰”[10]17。 其主要内容就是生与死的本能, 就是将性欲提升为爱欲。 这样, 爱欲和性欲、 食欲、 休闲、 美感等一切娱悦之欲的最高目标, 不只是为了生育, 而且是旨在维持、 满足、 温暖和增进相互依存的身心, 也即那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

　　然而一经“换头”, 就必然会破坏或肢解原有身体的整体性、 系统性和本我。 即便“换头”后, 能够使得一个“新个体”获得生命和自我意识, 也必将导致如下后果: 或是带来新个体在年龄体质、 身份地位、 文化学识和习俗传统上的错位; 或是带来遗传物质、 基因组成、 生理、 心理、 精神、 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错位。 由此, 也就破坏了原有身体的诸多构成要素的和谐性、 平衡性、 对称性, 包括血型、 体液、 属相、 禀性和气质, 直至消解由“原一”的身体结构所决定的全部身体功能, 并最终消解原有身体承载的人性、 人格和个性, 使其丧失原有个体的一切知识、 特质和属性。 因为正是人的身体结构决定其拥有特殊的生理功能、 生理本能, 以及生理欲望决定的特殊的心理功能和心理欲求, 进而又由人的身体的生理反应、 情绪、 灵感、 顿悟、 直觉、 想象等非逻辑的思维和实践, 才决定人的认知、 智慧和技艺。 因而肢解了一个人的身体就消解了作为一个社会人、 文化人、 文明人或政治人的全部。

　　正基于此, 美国学者戴奇沃迪根据他的“身心合一论”指出, 身体是一本活生生的心灵自传; 它与人的思维、 品性、 生存能量和自我意识之间天生就合而为一。 因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层面都在以某种独特方式与其他场域紧密相连。 同样, 所有的思想、 信仰、 恐惧和梦想在心灵组织与功能上也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 “你的细胞与思想之间存在着极为直接的相互关系, 而且超出你所相信的程度”[9]22。 所以, 正是我的身体和我形影不离, 与我一起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因此只要“杀死”我的身体, 就杀死了我, 杀死了属于我的心灵和智能。 即便我的头颅可以借助他人的躯体而存活, 那也决不是原初的我, 我将永世不在。

　　很遗憾,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把自我意识、 思维认知和发明创造归功于大脑, 普遍相信人的认识主要是来自大脑酿造的概念、 范畴、 规则、 模型、 推理等超越现实的思维形式; 认为只要保存一个人的头颅, 就会保存属于那个大脑拥有的一切思维和认知, 而身体充其量只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模糊、 混沌的感觉、 知觉和经验, 不能给人以理性的秩序和清晰的信息, 当然就更不可能超越由概念系统构成的语言和由符号公式构成的逻辑思维。 其实, 在现实中, “除了人的大脑之外, 在人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智慧物质的分布和沉淀同样很丰富, 只要开掘和利用, 它们都可以成为大脑智慧物质不足的有力补充”[11]474。 这也就是说, 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的全部智能物质或智慧物质都可以产生智慧。 比如盲人的脸、 手脚和身体都可以当眼睛来了解世界; 耳朵也能够感应到物体的存在。 简单地说, 只要有人的身体, 借助于他的平衡感、 重力感、 温度感、 湿度感、 舒服感、 疼痛感、 惆怅感、 孤独感以及心灵感应、 意识传递等能力和经验, 也可以感知和认知外部世界。 因为世界原本就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结果, 也即世界就是我的身体, 没有我的身体就没有整个世界。

　　既然如此, 一个原本完整的身体一旦“身首异处”, 那最初的“原一”就会彻底毁坏。 而此时, 由来自不同个体的身首新组合的“身体”, 则不仅不再是任何一个“原一”, 而且这两个来源于不同的身体结构、 身体系统的“身和首”, 从根本上说, 也很难做到“体液相合、 血脉相通、 系统共用、 身首一体”。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宇宙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被偶然地推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们虽然会在物质构成、 生命要素和身体结构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但毕竟每一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且在微观层次上, 都是质量和结构截然不同的微观粒子制造的结果。 特别是人类作为一个最高级的物种, 不仅其复杂的人体是由100多万亿个细胞组成, 关键是它还拥有能够进行智慧思维的大脑。 对此, 有人认为它或是源自宇宙演化的有序性, 或是大自然的合目的创造, “或是基于一系列复杂过程的设计”[12]154。 其背后机制是“宇宙、 地球和人的身体都是由共同的能量场, 即量子场组成”[12]65。 在这里, 既是量子场的强力产生生命体, 也是量子扰动激发生命体变异, 促成低级生命演变成高级生命。 尤其是人类智慧的形成很可能是基于如下发生机制:一是具备形成人类智慧的特殊物质——蛋白质块; 二是需要灵敏度极高的信息传输系统和超大规模的信息储存处理系统; 三是要有刺激智慧产生的动力——人体的需要和欲求。 有了生理、 心理乃至审美上的强烈需求和实用性意向, 自然就会调动和推动大脑神经系统和布满全身的“智慧物质”或“量子纠缠”形成最初的意识和思维方式, 并促动人类一跃而为自然界之首。

　　这也就决定在量子层次由不同的结构和功能所决定的不同的人类个体之间, 在其内在性上很难具有某种“相合性或包容性”。 如此一来, 来自不同个体的“躯体和头颅”也就必然各自失去其原有的性质。 所以, 换头后的混合体既非此也非彼, 既非原主体也非原客体, 由此, 不仅导致由全部人类文明塑造和培养的“自我”被完全否定, 也即属于这个“自我”的社会性、 文化性、 知识性、 自我意识、 伦理归属、 思维能力的完全丧失, 而且关键是这一有害无益的“头移植”很可能因为同时杀死两个生命, 而转化为一种犯罪行为。

　　三、 “头移植”的负面作用

　　要判断人世间的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及现实性, 首先就要看它是否合乎自然本性。 而“头移植”的最荒谬之处就是它既有悖人类个体必然遵循的生死规律, 也不符合生命发展的内在目的。 因此, 无论谁都不可能拥有这种违背“生老病死”之自然规律的“换头”权利。 就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身体而言, 除头之外其他器官发生病变当然可以通过器官移植进行医治, 因为它不需要杀人, 也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而“头移植”“割下”代表人类全部历史和文明的头颅, 不仅意味着对两个供体的“屠杀”, 且有悖于任何一条生命具有的生死转换的内在逻辑。 此时的“新个体”完全是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人为制造的一个虚假主体, 根本不具有真人的本性, 充其量只是一种“不伦不类”仅具有人的外形的生命体。 特别是今天, 绝大多数人都清楚:“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 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13]115而自由表征的只是与人的原初存在、 整体性身体相统一的本质, 而不是高居于人的身体之上的思维主体违背其自在自为之自由本性的随心所欲。 在这里, 不要说任何个人都无能力“设计和建造”一个新个体, 就是万能的宇宙对于人的进化, 也“只是个修补匠, 而不是位工程师”[2]6。 因此, 不论哪个国家的医生都无权进行这种有悖自然本性的“杀人”之举。

　　正因如此, 可以预料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法律上允许医生从事这种“多此一举”的“头移植”。 现实中, 通过两性的甜蜜结合制造“新人”, 是一种幸福快乐之举, 而“头移植”对于供体双方及其家庭都是一种恐怖行为。 更何况“头移植”在法律上还面临“二难推理”:这就是法律要想认可“头移植”, 就必须有人能确保“头移植”病人的存活及其自我意识的存续, 然而这项许诺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予以保证, 因为谁都不能保证在打开人体这个黑箱之后, 它究竟拥有怎样的可能性。 再者, 即使“头移植”能够保证一个新个体存活, 也不能保证以头颅为主的新个体的原有的意识主体会仍然存在。 如果“换头术”不能保证这个目标成功, 法律就决不会允许其合法进行, 而没有法律的认可, 任何人都不能够进行“头移植”。 这样, 也就决定“头移植”充其量只能在死人身上进行, 难以在活人身上进行。

　　退一步说, 即便法律基于对科学探索的支持和宽容, 允许“头移植”, 也涉及“换头”后新个体的定性、 定位、 归属和认可等伦理道德问题。 比如若换头后的“新个体”不具有自我意识, 也失去原有大脑的一切记忆, 那么该“新个体”能否被称作“人”就很成问题。 若该“新个体”不仅存活且具有自我意识, 那么诸多新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如这个由相异之身首组合成的“新个体”究竟是谁?或可能是谁?如何确定他的身份地位?是否人的躯干一定要从属于脑袋?提供躯干者是算“活着”还是算死亡?两个供体原有的亲属关系或婚姻关系是否还具法律效应?即便这个“新人”愿意存续两个供体之前的所有法律关系, 而事实上也很难做到。 尤其是对于已婚者, 有哪位配偶会愿意存续这种名不符实的夫妻关系?再者, 即使法律认可躯体从属于头颅, 不仅原有的配偶面对一个生疏的躯体会感到不适应乃至毛骨悚然, 就是这个“新个体”自己也会为自身的“身首”相异和原有身体的肢解感到不安或恐惧。

　　更何况“换头”前, 他们各自的配偶也未必同意接受这种换头术以及换头后的“新人”。 其原因: 一是他们原先爱的对象是其配偶的整个身体, 不是单独的头颅。 二是任何配偶都不是一个单纯人的存在, 即便是同性恋者, 他(她)也首先必须是审美对象, 而此时此刻, 他(她)的审美对象破碎了, 解体了, 原先彼此都是对方的唯一, 现在却要面对两个破碎肢体组成的杂凑。 这无疑是爱情、 婚姻和伦理上的一个巨大打击。 再者, 人活着就至少应该是主体自身的直接行动, 因为“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 而唯一允许人拥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4]21。 而此时的新个体, 是自己的头颅在指挥一个不属于自身的躯体在行动, 这不仅会对自己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 而且从根本上说, 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从“身体智能”和“身体思维”的角度上看, 这个“杂合体”根本不可能具有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思维能力, 甚至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真人。 当然更不要想通过把两个健康的“头颅和躯体”相互接合就可以产生出一个“仍然是充满那种异乎寻常的青春气息”的“新人”来。[14]60相反, 如果花费巨大代价换来的“新人”甚至还不如一个植物人, 这就意味着“头移植”的完败。

　　对此, 美国的大卫·格里芬曾希望未来的人类资金要更多地投向文化教育和解决人口饥饿等重大问题; 要把人性的改善和社会进化放在人生观和价值观首位。 要确识:“许多技术和工具并非如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 是生成器官的生命的积极的发展延伸, 而是生命活力匮乏的表现和结果。”[15]183比如“头移植”就特别具有这类破坏生命的性质。 因为其他身体器官的移植, 往往并不影响患者本身的个性, 他依然是一个原初的生命, 始终保持着自我统一性。 而“头移植”则是牺牲两个病人换来一个“非人”。 这不仅要花费高昂代价, 关键是它作为一个技术化产物毫无存在的意义。 所以现实中, 与残酷的“换头术”相比, 还是遵循生命规律采用自然生殖或基因工程生育新人更人道和更符合生死的辩证法。 尤其是针对新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生活观而言, 现代科技决不应该发展这类医学。 即便是通过“头移植”能够制造一个新个体, 使得一个病入膏肓者依然只是苟延残喘, 那也不符合人道主义。

　　更何况“生老病死”是一种符合新陈代谢和整个自然界发展演化规律的正常状况, 即如恩格斯所言,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 都注定要灭亡”。 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和其他无数的宇宙岛星系也都必定处在不断产生和灭亡的循环过程中。 因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 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16]267。 而“这个大自然的火凤凰之所以自焚, 就是为了要从它的灰烬中恢复青春得到重生”[17]156。 因此, 即便对于自然界中具有至上地位的人类来说, 任何人的死亡也都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也只有死亡才意味着现实中人的悬欠的终结, 才标志着生命的整体性的完成。 换句话说, 只有死亡才算是人这个此在“完成了它的行程”[18]293。 所以, 死亡不仅不是绝对的坏事, 相反从社会动力学的高度看, 倒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尤其是面对日益老龄化的社会, 可以说“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有效防止老年人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 再者,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并不在于“能够苟且偷生或差强人意地活着”, 而在于能够快乐、 幸福、 健康地为自己、 为他人直至为整个人类社会而有意义地活着。

　　正基于此, 有人认为目前整个“头移植”事件更像一种沽名钓誉的炒作。 不要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 神经系统还根本无法完全修复, 就是数百年后“头移植”变得成熟, 其背后也存在未知的技术、 伦理和法律风险。 更何况, 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人生目的就要全力“美化生命, 娱悦身体”。 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将身体变成人们自由的审美对象及性爱对象, 要让人们普遍确识“对身体的信仰应该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19]153, 要使“活生生的肉体变得更美妙、 更动人、 更真实”。 这不仅因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 还因为“它是威力、 力量、 控制力, 也是改变生活的欲望”[20]452。 今天的人类若不对“头移植”等恶技术进行抵制, 或“如果我们不对它的影响加以限制的话, 它会带着我们滑坡, 远离文明, 而且在这条路的尽头, 除了暴力以外, 将一无所有”[21]460。 因此, 只有从生活、 生理、 婚姻家庭、 优生优育等方面, 关注身体的生长发育, 加强身体保养, 提升身体素养, 保障身心和谐, 才能够真正引发人类身体发生重大改观, 既改善生活质量, 延长寿命, 也会使人类普遍变得文明俊美。 为此, 有人主张任何人都不应该接受这种得不偿失且极不人道的“头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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