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自然，科学技术的崇拜者们又尝试着将科学技术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因此，主张用技术方式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技治主义（technocracy）在19世纪末应运而生。技治主义滥觞于欧陆尤其是法国，却大兴于美国，曾在20世纪30、40年代引发声势浩大的技治主义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技治主义日趋成熟，对外不断扩散至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影响全球政治尤其是行政活动的重要思潮。托斯坦·凡勃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技治主义的理论奠基人，其着作《工程师与价格体系》被认为是系统地阐述了技治主义的主张，甚至是技治主义的“福音书”（gospel）。理解凡勃伦的技治主义思想，对于理解美国技治主义传统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意义重大。
一、资本主义价格系统终将崩溃
据凡勃伦观察，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一直都存在着资本家指使和操纵的怠工、停工、罢工、小破坏等降低效率的生产破坏行为（sabotage）。到了19世纪中叶，企业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有意的低效”（conscientious withholding of efficiency）即限制企业生产的行为，完全自由竞争的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问题。他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到资本主义价格系统，认为“在任何以价格系统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在投资和商业事业中，惯常性的工厂停工和工人失业，从整体上或部分上，是维持还过得去的生活状态必不可少的条件。”（[3], p.43）当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不断降低，利润率因而不断下降，以至于影响了资本家的利润，因此资本家才会有意限制生产。对于资本家而言，并非生产产品越多获利越大，而是要把产量控制在某个范围之内，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
资本家对生产的抑制行为，导致了四个方面的浪费：“（a）物质资源、设备和人力的闲置，整体地或部分地，有意地或无意地；（b）销售（比如，包括不必要的批发商和商店的增加，分店和专卖店的增加）；（c）生产和销售过剩产品和假货；（d）出于商业战略考虑的系统性的错误、怠工和重复换言之，企业本来有生产能力进行生产，但在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中，资本家不让企业充分生产，最终让所有社会成员一起陷入贫困的处境之中。因此，资本主义价格系统阻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价格体系的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商业、技术与利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凡勃伦认为，技术决定生产力，“制造者的生产力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非物质技术设备的函数”，所有制的变化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当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占有生产工具的人在社会中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此时所有权制度出现，保护生产工具占有者的利益。当技术进一步发展，机械设备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品。当人类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必须以大型机器设备作为生产工具，任何个体均无法独自操作它们，机器的所有者、制造者和应用者分开，不在所有制（absenteeownership）即所有者不直接操作机器的所有权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不在所有制从根本上是为不在所有权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运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为所有权要求所支配，成为所有权经营手段即获利手段。所有权所规定的商业业务变动，直接影响企业中的技术应用和生产进步。“工业萧条就是企业萧条，工业繁荣就是企业繁荣”。于是，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反过来不在所有制却制约了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因此，上述“有意的低效”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凡勃伦认为，技术发展终将突破所有权制度的束缚，生产和商业的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彻底崩溃。实际上，他死后不久，持续4年的“大萧条”（1929-1933年）就爆发了，他的理论因而以对“大萧条”的预测而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
凡勃伦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这不同于圣西门、丹尼尔·贝尔等其他技治主义者。圣西门认为，“必须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而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学者和实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组织社会”，科学家和实业家联合主导社会运行，共同维护王权。贝尔认为，科技治国、能者统治“可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使不是平等的社会”，技治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在凡勃伦看来，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破产，“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Technician）就是资本主义终结之后政治的运行方式。因此，凡勃伦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从总体上说，凡勃伦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混合物，与唯物史观基本立场不一致。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是劳动者（无产阶级）而非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只有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商业与生产、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冲突。
二、权力终将归于工程师
凡勃伦对资本家的批判非常尖锐。他把社会划分为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两大群体。资本家是掠夺者，手工业者、工人、技术人员等劳动者属于被掠夺者。他认为，野蛮的掠夺者（即有闲阶级）以劳动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热衷于参加非生产性的“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等活动，信奉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崇尚武力，掠夺成性；十分保守，强调维护社会等级、身份差别以及相关的仪式、惯例（尤其是财产所有制）；追逐金钱，爱慕虚荣，喜欢炫耀（包括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浪费、炫耀性有闲），爱好各种徽章、头衔、爵位以及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好斗、狡诈、迷信，爱赌博，追逐女性 总之，有闲阶级是社会寄生虫，凡勃伦甚至将其类比罪犯，认为这些人毫无令人尊敬之处。这与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将各种优良品质冠以“新教伦理”送给资产阶级简直是天壤之别，也比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其兴起之初曾属于革命性力量后来才成为生产力进步阻力的观点更为激进。因此，凡勃伦难以见容于西方主流学术界，被“社会意识形态辩护者”丑化为“文化恶魔”。
资本主义所有制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统治，保证了他们对商业企业的控制权，也导致了他们与工程师之间的矛盾。被凡勃伦称为“工程师”的不仅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人员、技术专家，还包括工业经济学家、工业管理专家等将管理技术、社会技术用于工业与生产之中的专家。凡勃伦指出“，技术人员大致可以说是代表社会的工业能力，或者换句话说，是关心工业系统的；而生意人主要为不在所有者的商业利益代言，是工业社会所有者”。生意人想攫取更多的利润，工程师则想提高生产效率和能力。当生意人决定资本主义企业时，工程师的理想受到压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与生产是矛盾的，直接表现为商人与工程师的目标冲突。
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企业的控制权最终要从资本家的手中移交给工程师。凡勃伦认为，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于19世纪中叶发展为工业社会，即工业系统主导或支配的社会，在其中谁控制了工业系统谁就控制了整个社会。只有工业系统有效运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工业系统是不同于以往农业系统或手工业系统的新型生产系统，它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组织起来，各个构成部分紧密契合，“为了工业系统能有效地工作，构成总体的各种子过程必须相互协作，任何协作问题总是会一定程度地阻碍整个系统的工作。”
在具体操作上，工业系统日益朝着标准化、专业化和批量化方向发展。资本家或生意人无力控制工业系统，只有依靠具备专业技能的工程师来运行工业系统。进入20 世纪，掌控企业权力的商人对工业系统运转的阻碍越来越严重，把配置企业资源的权力交给工程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只有工程师才能真正实现工业系统的高效运转，工业系统和工业社会交由工程师来管理是技术进化的必然规律决定的，生产发展最终将颠覆资本家和不在所有权制度的统治。
凡勃伦还认为，从资本家到工程师的权力转移已经在实际发生。他是通过回顾企业出现以来商人和工程师之间关系的变化史得出这一结论的。起初，工业企业的控制权一般掌握在公司出资人手中，比如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企业家。在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早期，生意人往往同时负责经营和技术两大运转企业的基本事务。这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创业的企业家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早期工业企业的技术事务、管理事务和商业事务都不复杂有关。后来，工业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内部组织越来越复杂，工业技术越来越专业，一个人想控制企业的所有事务越来越困难，企业不得不将生产问题和商业问题交由不同的人负责。由于工业系统的运行非常复杂，不懂工业技术的商人根本不能胜任，必须由精通技术和管理的工程师来负责工业系统的运行。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企业中的生产职能交由工程师领导，而商业职能交由商人领导。并且，由于企业财务问题越来越标准化，可以交给专门的金融企业完成，相反工业技术和工业管理越来越复杂，因而工程师权力不断增加，在20世纪之交成为了企业活动的首要因素，而商人的权力不断衰落。
唯物史观认为，工程师不属于阶级区分而是职业区分。在工程师群体中，有些人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实际属于资产阶级，有些人仅仅依靠出卖脑力劳动生活因而实际属于无产阶级。因此，工程师并非同质的阶级，就更谈不上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和革命主力军了。在阶级斗争中，工程师总是会分裂，或者依附于资本家，或者与无产阶级结盟，不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美国技治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分裂，就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工程师是资本家的替代者，不应与资本家合作，但技治主义运动中部分工程师与资本主义政权合作，很多人成为罗斯福新政中的核心人物，违背了凡勃伦的初衷。阿代尔指出，技治主义运动彻底重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主张仍被如技治主义公司（TechnocracyInc.）等所坚持，但其他技治主义团体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渐进式的改良。
三、工程师掌权仍需等待
工程师如何才能掌权？凡勃伦提出，工程师通过发动革命来掌权。在他看来，工业社会中的革命若要成功，必须对工业系统进行全面改组，否则就不是有效的革命而是必将失败的短暂骚乱。无产阶级不了解工业系统，因此根本没有完成工业社会革命的意愿和能力。革新工业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工程师，也只有工程师才能领导工业社会真正完成革命。在发动革命之前，工程师还需大量的准备和发动工作。首先，工程师必须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向他们宣传工业系统的真相，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其次，工程师自身还要做好准备。一是工程师要实现“阶级自觉”，认清自身在工业系统的位置和历史使命；二是工程师要组织起来，以集体力量实现政治诉求。凡勃伦认为，工程师的自觉和组织工作在20世纪之初已经开始，美国工程师联合会与学会（AIE，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e of Engineers）的成立就是其标志。另外，工程师还必须对目前的工业系统进行详细的调研，为改造工业系统预先准备。在凡勃伦看来，上述工作均刚刚开始，因而革命还需等待。
凡勃伦一再声称工程师革命不存在危险，不会有革命的暴力，只是找不到其他词才称之为“革命”。他认为，美国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美国要发生革命只能是工程师革命，工程师革命也只会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而不是落后的俄国，但目前美国的社会制度还没有明显动摇的迹象，虽然已经出现工程师革命的征兆，但革命的时机、条件还未成熟。即使有朝一日工程师革命大规模发生，凡勃伦也反对暴力，而是强调做好准备等待资本家交权。他认为，“虽然既得利益者和他们的不在所有者很勉强，但总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让渡权力的。这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发生。”（[3], p.163）显然，工程师革命实质是改良而非真正的革命。实际上，凡勃伦笔下的工程师也是两面性的。他在《有闲阶级论》中认为，学术研究在历史上一直是有闲活动，受到有闲阶级的有力支持和极大影响。
虽然现代科学的兴起应归功于有闲阶级中下层多少偏离了有闲阶级的求知标准，但现代大学今天仍然是有闲阶级机构。作为当代有闲阶级，资产阶级与学术界、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关系非常紧密。那么，工程师如何会具备与资产阶级为敌的革命性？凡勃伦无法回答，因而只能设想令人疑惑的无暴力的革命，坐等资本家自愿交权，算得上是一厢情愿或乌托邦式的幻想。
凡勃伦进一步设想，工程师革命成功之后，工程师将组成“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来管理社会，实现全面的技术专家治国。“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组成成员不多，均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工程师。在工程师的领导下，资本主义的不在所有制将被铲除，生产和企业的决定权全部交给技术人员；社会资源按照生产和技术的需要统筹配置，消除低效和浪费，工业系统高效运转；生产力和企业被完全解放，产品极大丰富，统筹分配和消费，短缺、贫困被彻底消除。
即使工程师革命能够成功，凡勃伦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某种转向专制的危险。凡勃伦坚持技术决定论，把现代文明还原为机器文明，把整个社会隐喻为精密机器。这的确突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位置，但也失之简单、机械、片面。当代社会之复杂，必须从多维度、多层面加以把握，决不能仅仅从机械论方向进行还原。理论上的机械论还原，容易在实践中导致以单纯的数量、冷酷的原则和死板的程序束缚或忽视丰富的人性、终极的人文关怀和非物质的精神需求。凡勃伦以智力、知识划分人群，将工程师视为精英，而将无产阶级视为无知无觉的被拯救者，精英主义的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不发动工人阶级，工程师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谈。这一点也被技治主义的实践所证明。资本主义是以金钱标准为少数人的统治辩护，“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又何尝不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只不过金钱标准为知识标准取代。当工程师将包括人的权利在内的一切还原为数字、图表，所谓科学政治或专家统治就可能沦为以科学真理为名施行的极权统治。当然也必须要承认，相对于前现代世袭传承的精英统治，技术精英统治无疑是进步的。
四、技治主义源流中的凡勃伦
从主旨来看，技治主义追求社会运行的科学技术化，尤其是政治运行的科学技术化。在西方传统中，这种想法源远流长又绵延不绝，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而技治主义的概念则可以追溯到培根的“所罗门之宫”、圣西门的“实业家科学家联合统治论”。之后，孔德、斯宾塞、马克斯·韦伯、莫斯卡（Gaetano Mosca）等欧洲着名思想家的着作中均包含了技治主义的思想。但是，技治主义大兴主要应归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技治主义思想家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凡勃伦。凡勃伦前后，圣西门等人的技治主义思想在美国开始传播，贝拉米（Edward Bellamy）、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凡勃伦等是美国技治主义早期最重要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技治主义思想在美国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技治主义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影响了当时的美国政府。之后，美国技治主义思想在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丹尼尔·贝尔、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的着作中不断发展和变化。
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技术化日益明显，各种“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的观点均要求推进对社会的技治主义管理，实际扮演了“社会的技治主义者”角色，技治主义成为美国战后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的主流意识形态。凡勃伦处于美国技治主义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并直接参与了技治主义运动。“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理论是美国技治主义最系统、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美国技治主义的某些特色。首先，凡勃伦详细阐述和论证了技治主义的核心主张即技术统治和专家治国。技术统治主张是指现代社会应以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治理，专家治国主张将管理权力交给自然科学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技术专家。技治主义变种繁多，差别很大，难以尽述，但这是被所有技治主义者认可的两个主张。其次，凡勃伦的技治主义建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强调和信任之上：因为当代社会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所以要用科学技术的原则管理社会；因为工程师真正了解科学技术的原则，所以必须要让工程师掌权。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科学技术决定论，这一点正是美国技治主义最明显的特征。科学技术决定论并不严格区别科学和技术，在强调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主张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应用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和知识。最后，“技术人员的乌托邦”反映了美国技治主义者的软弱、妥协和折中的特点。正如凡勃伦自己所称，“技术人员的乌托邦”实际是工程师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张。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是把资产家当成罪犯的疯子，封杀他是题中之义；而他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必然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抵制。凡勃伦本身亦为他所称的工程师中的一员，因而他的处境反映了工程师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立地位。工程师在受到资产阶级压迫的同时又有较高经济地位，因而摆脱不了革命和妥协并存的两面性，加上工程师经济地位差别很大而很容易分裂，因此工程师是非常软弱的群体，很容易被当权者收买或胁迫。凡勃伦之后，美国技治主义思想大多抛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主张，演变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蜕化、堕落或背叛。比如，丹尼尔·贝尔自认为其“能者统治论”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实际是在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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