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是现当代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认为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不是一种新时尚，而是一种真正的范式转型，它预示着在社会机制与系统的“社会学第一势”和行为与行动的“社会学第二势”之后，出现了“社会学第三势”。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理论已经构成“社会学第三势”，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梳理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嬗变能够进一步明确“社会学第三势”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学术更好地关怀现实。2011年党和国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号召以来，“社会管理”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实践行动的“符码”，社会管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关于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思考有助于更好地指引社会管理。
一、日常生活及其与社会管理的关系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但是，关于“日常生活”概念的明确界定比较少，而且这些少有的界定具有典型的哲学思辨色彩。例如，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剩余的，被界定为我们分析勾画出所有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的活动之后留下来的剩余物，实际上它必须被界定为一个整体。”
赫勒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界定这一概念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郑震把“日常生活”界定为：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的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奠基性的实践活动，日常生活的时空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和不断重复的时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的基础。”
这些概念较高程度地抽象概括反映出“日常生活”涉及内容层面的丰富性与具体性和人们认知层面的熟识性与零散性，使这一概念较难精准把握，只能哲学式抽象涵盖。
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人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属于日常生活，但是，也有一些活动并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与非日常生活领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即不同于科学、艺术和哲学等非日常领域，以及政治管理、经济技术、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事务等非日常生活领域，它涉及基本生存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繁衍、交往、消费等活动。日常生活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这种研究意义体现为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性，即将人的行动视做更广泛的一些型构的要素，这里的“型构”，“即行动者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关联起来的非随机组合（在这种依赖状况下，行动有多少可能实施，有多少机会取得成功，要看其行动者是什么，做什么，或者可能做什么）”。日常生活过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指涉他人”社会行为的特征，日常生活中的人嵌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与协商过程”的“自由与依赖之间”，社会学正是研究交织于日常生活的相互依赖网络，探讨其中可能释放的自由与可能存在的依赖。
日常生活尽管不包括人的所有社会活动，但是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相关，恰恰因此，日常生活与社会管理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社会管理无论是在广义层面还是在狭义层面都涉及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内容，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力量在内的行为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从层次内容而言，它是对全社会的管理；是对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的社会领域的管理，是对社会问题的管控；是对民众之间矛盾的参与性的处理；是执政党、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和民众协同解决多种问题的活动。无论是综合地界定“社会管理”概念还是分层地论述“社会管理”
概念，社会管理都包括宏观社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等内容。但是，从具体实践层面，它涉及人们日常生活过程的组织、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协调、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供给等内容，社会管理的成效最终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序、协调与和谐。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管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二、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嬗变
因“日常生活”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有的学者直接把这些相关社会学理论称为“日常生活社会学（Everyday Life Sociology）”，它是由一系列微观视角理论构成，包括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现象学、常人方法论以及存在主义社会学等。虽然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可以统称为“一门之学”，但是该类社会学理论包含的内容非常纷杂。关于日常生活的探讨始终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议题，可是，在早期社会学研究中针对该议题的系统论述甚少，西方古典社会学侧重于社会对象本质与结构研究，研究重心是社会制度和重大社会活动，对日常生活关注不多。这些仅有的关注往往是基于特定现象或者是让位于社会学“第一势”、“第二势”的社会结构与行动“大问题”。直到20世纪30 年代，随着现象学社会学、象征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广大社会平民的日常生活研究才有了全面的展开。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研究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嵌套于网络之中的“自由—依赖”二维连续统，这些理论延续着哲学二元对立的思辨探讨，同时，又试图冲破这种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在这里具体化为自由与依赖之间的张力。按照时间维度进行划分，从日常生活研究全面展开开始至今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与后期，前期表现出对自由的“趋鹜”，后期表现出对依赖的“抗争”。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等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是前期的主要代表，后期以赫勒、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塞托、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批判理论为主要代表。
（一）对自由的“趋鹜”的相关理论
现象学社会学是较早关注日常生活的理论流派。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认为，“日常生活的世界指的是这样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它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被他人当做“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来经验和解释”，对于我们而言，这些经验和解释是“给定的”，“我们对它的全部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关于它的经验储备基础上，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由我们的父母与老师传给我们的经验基础上，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它“既是我们的各种运行和互动的舞台，也是这些行动和互动的客体”，“我们的各种身体运行都连接着这个世界，限制或者改变它的各种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客体抵抗我们的活动，我们要么必须克服这种抵抗，要么必须向它屈服”。可见，许茨认为，相对于个体而言，日常生活是“给定的”，但它提供了“参照图”，人不一定要“屈服”，还可以“抵抗”。
基于早期美国学者米德、詹姆斯、库利等的微观研究传统，着眼于日常生活互动研究，布鲁默和戈夫曼等人逐步构建了符号互动论理论体系。布鲁默论述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指“经验世界”，他认为社会学应该把握经验世界。经验世界是由不同情境中行动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组成的，那些只能对这种大背景中某些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剖析的概念，是不可能把握现实社会的整体关联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世界最终是由个体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所“建构”出来的。这样，“经验世界”交给了人个体之间的符号互动，人能够自由地“情景定义”。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之中独创“拟剧理论”，他认为戏剧与日常生活是一致的，必须使用真实的技术——人们每天都用以维持他们真实的社会情境的那些技术。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为了控制他人对当下情景的印象，需要采取印象管理策略，尽管会出现表演崩溃现象，但是人们依然在表演着。
此外，戈夫曼也指出，“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一个为他的演出而忧心忡忡、备受煎熬的孤独的表演者，在这些面具和各种角色背后，这个表演者往往都是一种孤寂的神情，一种裸露的未经社会化的神情，一种全神贯注、独自肩负着艰难而又险恶使命的神情”。对于戈夫曼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个体管理印象的艺术自由地展现自我，但是暴露出使用技艺的“紧张”。
常人方法论考察的是人们应对他人的“日常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探寻正是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的行动中按照常识推理逻辑建构出来的秩序。常人方法论突出人主体的能动性，重点论述了人类行动者对社会秩序的日常建构，强调指出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关系到活动者最直接和最切身利益的性质，且因日常生活的反复性及其在生活实践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而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反复性本身又导致其无意识性。这种无意识性并不能说明日常生活的不重要性。相反，无意识性正是说明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已经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内在化，并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植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底层。常人方法论在给予人的个体能动性高度重视的同时，又指出了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自主的重要意义。
从现象学社会学到符号互动论，再到常人方法论，这些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无一例外地凸显出人对自由的偏好。从既有经验的“参照”与改变，到管理“紧张印象”的情景定义，再到“检视”日常生活重复的重要，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显现出日常生活中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企图冲破“宏大结构”的“藩篱”，展示另一种“生机”，这种“生机”既是现实实践领域的“活力”体现，又是社会学理论领域的“活力”体现。
（二）对依赖的“抗争”的相关理论
赫勒、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塞托、法兰克福学派等建构的批判理论延续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传统，该类理论围绕“日常生活”展开论述，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异化”陷阱，试图唤醒人们对依赖的“抗争”。赫勒指出，日常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人总是以特定的把自身作为起始的观点来理解他生于其中的世界，并寻求和根据这同一观点来操纵这一世界，他借以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
而且，赫勒还认为在日常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活动图式是重复性实践与重复性思维，“这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一组日常生活的特征。
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这种重复性实践（或思维）不断发起进攻，它甚至能蚕食本是创造性实践和思维的领地。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日常生活的灾难，而且还会阻碍个性的发展，使人成为没有个性的主体。她进一步论述到，日常生活的交往也被异化了，尽管今天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所知，我们的“版图”极大地拓宽了，无论其空间版图是如何连接的，从事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人的活动的有效范围，仍是并且将依旧是有极限的、受限制的。狭窄、封闭的日常生活空间阻碍了日常生活交往，日常生活存在着相对封闭、自在的个人交往以及基于等级关系和依从关系的不平等的自然交往等。因此，赫勒认为应该重建日常生活，使其成为人道化个性生成的积极场所，自在的日常生活就变成“为我们的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使我们过着有意义的生活。
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塞托等学者从消费社会批判角度探讨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正式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消费体系的一个从属体系或殖民地，是一个被操控的消费世界，商品、市场、货币以其难以满足的逻辑，操纵着日常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化为一个“消费支配的官僚社会”，并成为一个试图实施总体性压迫的“恐怖主义的社会”，这正是日常生活组织的后果。波德里亚也认为我们处在“消费”
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的地点就是日常生活，这种社会“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这种生活“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日常生活就是在大量符号之中被消费支配。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必须通过宣传含有经济、政治的文化革命策略处理日常生活”，以对抗消费的操控。同样，塞托认为日常生活被消费的掌控表现为“一种几乎不可见性”，它使用着“被强行赋予的东西”。针对日常生活的革命，他认为需要求助于“轨迹”的范畴，即在空间中展现一个时间的运动，由流经点的历时连续组成的单位，而非这些点在某个假定为共时或历时的构成的形象。日常生活革命策略引入时空维度，发动被压迫的弱者采取“游击战术”，从而推进社会的真正变革。这种策略分析批判了消费社会操控的这种“被蒙蔽的依赖”，试图探寻“日常启蒙”路径夺取人类解放的胜利。
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角度分析日常生活，该学派认为日常生活已经被技术理性异化，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非中立特点。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随着技术的进步，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人为技术所控制、奴役，特别是随着工业文化的泛滥，为技术理性提供了合法依据，使得这种控制与奴役变得合法以致难以察觉。个人生活转变为“常规程序的闲暇”，“闲暇”转变为“消遣”，这些转变会导致人内心精神生活的崩溃，个体甘愿沦为“常人”。但是，马尔库塞认为“人能够过上一种‘好生活’，即最大限度地摆脱辛勤劳作、人身依附和粗鄙简陋状况的生活”，“按照自然和人的本质来生活”，这就需要“一种不同的逻辑和矛盾的真理”作为前提，在结构上是“非操作性的思维方式”，改变技术理性操控状态。同时，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所穷竭的症候解决的一条切实可行途径是转向“交往范式”，用交往理性规避工具理性引发的日常生活异化问题，因为“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协调起来”。
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的日常生活危机，这种危机源自技术理性精致化渗透和工业文化叙事建构的“被迫”依赖。
批判理论的“抗争”是对过度“依赖”的反弹表现，与前期的自由“趋鹜”相比，这些理论内容更加凸显出日常生活遭受“宏观结构”约制的特点，这些理论内容依次涉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需要再造“为我们的存在”，符号消费宰制的社会需要采取策略战术进行对抗，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摧残需要采取非操作性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进行扭转，等等。总之，这种“宏观结构”约制的突破通过日常生活的“抗争”而达致。
三、针对社会管理的“隐喻”思考
当前国内关于社会管理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日趋丰富，从“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都只是一种由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建构起来的“话语性实在”，因此，当前国内社会管理围绕不同的行为主体表现出政府部门话语、学术研究话语、基层民众话语、经验实践话语等四种类型体系。在四种话语体系中，政府部门坚持工具原则，突出对社会的管理，表现在社会治安整治、突发事件处置、特殊人群安置等事项上；学术研究坚持理想原则，强调社会自我治理，注重为社会管理争权、由社会管理赋权和在社会管理平权等权益内容；基层民众坚持现实原则，凸显出社会管理的“两难”，表现为关于持续生计的“强呼吁”与协同介入过程的“弱参与”；实践经验话语往往受到政府、民众、学界等多种力量的影响，坚持情境原则，简约社会管理，在不同地方经验方面表现出“倒逼型”管控、“政绩型”管控、“谋利型”管控等多种现象。
这四种话语体系反映出当前国内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使得寻求“新指引”成为必要，关于日常生活社会学的理论嬗变“隐喻”指引社会管理“冲出”多重主体的“围剿”。这些理论无论是偏向于“自由”的“趋鹜”，还是偏向于“依赖”的“抗争”，都始终置于“自由—依赖”二维连续统之中，而且该理论视角自身具有修改“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俯瞰我们的社会生活”偏见的功能，日常生活作为根基之处给予重视。因而，社会管理的根基应在日常生活，而且重要的是社会管理必须恰当处理日常生活“镶嵌”的“自由—依赖”二维连续统。
在前期日常生活相关理论中，突出人的自由，通过人对自身的掌控进而构建社会世界，改变了过去理论研究对日常生活“微观”的忽视。在社会管理的多种话语中显示出被管理对象的缺位，以至于即使基层民众自身的利益也难以得到恰当的诉求，表露出遵循既有方式，宏观管控逻辑与非主体性参与导致社会管理始终难以满足人的需要。这体现的是人的自由的稀缺或缺失，缺乏微观日常生活转向，漠视社会管理的主体参与，形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践踏。因而，社会管理需要重视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这种保护不仅仅因为人的个体需要，而且还是整体性社会世界构建的诉求，这种保护是整体性的。整体性保护“自由”成为前期日常生活相关理论的针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指引”，使得社会管理规避主体性缺失，重塑运作方式，保护自由的日常生活。
在后期日常生活相关理论中，突出对“依赖”的抗争，过度的“依赖”控制着日常生活，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形塑成人们的日常习惯，让人们难以反思这种“异化”的行为，这种戕害进一步加固了“依赖”的必然。社会管理的推进过程中暴露出来对技术理性治理的依赖、强调工具原则以及理想类型引导下面临现实性问题和情境性后果，这些都反映出对“依赖”的“自觉性沉迷”。这种“沉迷”甚至早已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要么延续既有的“管控”思维与手段，要么拓展功能业已失灵的组织并进行失效的精细化，这些更多地再现了“宏观结构”“规训”的魅力，殊不知这种“规训”导致潜在风险，乃至社会管理的无效“空转”。因此，在社会管理推进中需要解除“过度依赖”的束缚，注重策略战术，以日常智慧代替技术理性，形成整体性协调“依赖”，这样既利用“依赖”提供的便利，又恪守“依赖”普及的“共识”，从而使人过上“好生活”。
四、结论与讨论
纵观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嬗变，可以发现从前期的自由“趋鹜”到后期的依赖“抗争”的内容变化，这些理论为当前国内社会管理提供了反思性指引。关于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探讨始终置于“自由—依赖”二维连续统之中，前期的理论探讨通过微观转向试图惊醒“宏大叙述”，这种转向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支重要流派，这种转向也再次展现了宏观社会系统构成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让人释放出充分的“自由”。后期的理论探讨采取了一种批判视角，尽管批判视角由来已久，但是针对日常生活的理论批判无疑展示出这些理论家所具有的独树一帜的特色。他们批判日常生活的外在关联性、消费支配性、理性控制性等异化现象，这些都成为过度“依赖”的表征，虽然“社会”的“宏大结构”很可能为“依赖”提供“借口”，但是异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让人们认识到“抗争”的必要，理论家也在探寻非常规的逻辑思维方式和非寻常的战略战术，尝试探寻解放整个人类社会的途径。
人个体“自由”的追求固然重要，但其终究需要整体的合法认可，过度“依赖”的确漠视人的个体的存在，但其也能够为个体行动提供“图式”的便利，因而，关于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为“自由—依赖”二维连续统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构建成一种“自由—依赖”混合体，这很可能因为生活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实在”。上述相关理论激发了针对当前国内社会管理的反思，指引社会管理转向作为根基的日常生活，改变其“俯瞰”的姿态，规避其过度“依赖”，通过日常智慧突破“依赖”的重围，通过日常抵抗斩获主体性参与，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管理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更加新颖，使得人们日常生活组织安排更加有序、关系协调更加和谐、整体感知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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