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分析巴斯卡与吉登斯思想的相似点

　　罗伊·巴斯卡( Ｒoy Bhaskar，1944 － ) ，英国着名科学哲学家，批判实在论哲学的创始人;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1938 － ) ，英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以结构化理论而闻名。我们发现，同为英国当代着名的思想家，二者的思想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他们思想的相似性已经被一些学者提到，如伊恩·克雷布( Ian Craib)［1］、艾拉·科恩( Ira Cohen)［2］和 Lars bo Kaspersen［3］。因此，对巴斯卡与吉登斯思想的相似点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重视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科学哲学家奎因指出，科学研究不能没有任何本体论观点的指导，科学理论研究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然而，社会科学为了确保与自然科学的同质性，于是采取了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立场来淡化社会本体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惯例上缺乏一种对于本体论的思考。事实上，关于社会现实性质的认识确实影响到我们在试图解决社会现象时所运用的推理方式和方法。因此，在本体论上的稍事努力，是我们亟需要做的。

　　关注本体论，是巴斯卡与吉登斯所共同呼吁的。巴斯卡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应由认识论转移到本体论上。在他看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缺乏一种适当的本体论，这两种哲学传统分别从经验和话语界定真实，从而把本体论和认识论混淆在了一起，导致本体论维度的消失。巴斯卡把视角重新定位在本体论上，追问世界本身应当是什么，因为这才是主要的。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的实在是不及物的，即它独立于我们的社会知识之外，独立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

　　实在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 真实层( 指结构、机制、力量、趋势) 、实际层( 指事件和事物状态) 和经验层( 指经历与印象)［4］。其中，真实层面的事件( 机制) 虽然无法观察到，但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到的事件的基础，创造出并统治着现实中的世界。真实层面是科学研究的关键。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可以通过分层本体论的观点加以研究。

　　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因果机制存在于真实的层次中，并不一定能被感官经验所体察到，不可及的真实必须通过科学知识的哲学，也就是对经验知识的二阶探讨才能逼近真实①。比如我们看到火柴燃烧，导致它燃烧的因果机制在于其不稳定的化学结构; 马克思追究贫富差距的原因，最终发现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导致异化与劳动剥削的根本因果机制。并且，巴斯卡承袭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本体论不仅是分层的，而且是转换的②，社会的本质是由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所构成的。

　　同样，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亦十分强调本体论的重要性。在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各种流行的社会理论，如理解论、符号论、结构论和心理分析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本体论。而吉登斯的理论则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像马克思那样从本体论出发来阐释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显然无法抓住问题的根本。因而，人类生存境况、社会再生产与社会结构转型等问题，立足于日常生活，是基础的本体性研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吉登斯就说道: “社会理论中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所激起的绝大多数争论都突出地表现出认识论方面的特征，都十分关注相对主义，证实、证伪之类的问题。诚然，对认识论的关注或许的确有它的重大意义，但这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忽略社会理论更为‘本体性’的关怀，而后者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

　　我认为，社会理论的探求者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概念，而不是愈益沉溺于认识论争论，在究竟是否能系统的阐述历来被视作认识论的东西这种问题上纠缠不清。”［5］39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去争论我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否是真正的知识，以及这样的知识能否用来描述、解释、预测社会现象，却忽视了在本体论的层次上，作为社会主体的结构和行动者是如何彼此影响的。结构与能动性( 包括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体、客观与主观等) 关系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社会科学理论中最为棘手的老问题。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两大哲学派别———唯名论和唯实论，而它们所追问的，正是社会与个人何者具有实在性。唯名论倾向于个人是具有实在性的唯一实体，而唯实论主张社会本身就是具有实在性的实体。吉登斯则指出，结构与能动性的对立是社会理论的本体论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他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对立———结构与能动性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的自然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实在。这样，吉登斯就立足于社会生活实践，在结构、能动、意识等多个层面开展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研究。

　　吉登斯提出的社会理论本体论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西方社会理论中，许多的社会理论家也曾经提出过一些调和二元对立的观点; 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把这一问题提升到本体论高度，当然也都没有取得突出的进展和重大成就。而吉登斯从本体论上追问二元对立，无疑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方向。正如他所言，这将“创立”一种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以开拓与社会思想既有传统又有实质性差异的“新路径”［5］29。

　　总之，巴斯卡与吉登斯首要的哲学主旨都指向了本体论，正是因为社会现象的本质指导了研究者适合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观点。比如，他们都认为社会世界本质上是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社会科学是复杂的，结构与能动性的互构与互动构成了社会实在。然而，两位学者所秉持的本体论哲学立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相信世界是分层本体论的，并且本体实在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它是社会结构还是行星运转，即使我们没有感觉到地球公转，这一事实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同理，即使是社会科学不适合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但社会结构依然是不可否认的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存在。巴斯卡本体论哲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太多的概念搭建与过度强调本体论的意义，拉高了其研究的抽象高度，忽略了本体论可能存在的经验研究意义。而吉登斯的本体论哲学立场受到诠释学的较大影响，他认为结构—能动性关系整合理论建构的正是社会生活的本体，并且这一本体与自然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此外，吉登斯将主体能力高估，过于强调了“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忽视了结构的重要性，难以在平衡的位置上解决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研究显得不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深度。

　　二、整合结构与能动性

　　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个长期的热点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学家往往从自身理论角度出发得出了非此即彼或者两极对立的观点。因而，西方社会理论陷入了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之中，迫使当代西方理论家努力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出现了一股“新的综合复兴努力的迹象”［6］。从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到阿彻的结构生成说，莫泽利斯的社会层级说，再到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理论，无不体现出社会科学家们为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困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巴斯卡与吉登斯则共同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探讨了结构与能动之间的互构与互动的关系。

　　在分层本体论的基础上，巴斯卡统一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他又构建了把本体论从对社会的本质探究到进行转换的可能性［7］，即社会与个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巴斯卡在《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中处理了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着名的社会行为转换模型，把结构和行为结合起来。根据这一模型，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人，而个体通过其行为转变，再造新的社会。具体来说，社会结构预先存在①，然后形成和决定了人类行为。

　　与此同时，这些结构的继续存在要依靠人们能动的行为，但是，社会结构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动、目的或意识。人们通过无意识的再生产复制与转变社会结构———个体的能动是有目的的行动，但集体的行动会产生更广泛而非目的性的后果。比如，当一个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其目的是获取工资，而数百万工人做这同一件事情的非目的性结果是资本主义剥削结构的再生产［8］。总的来说，巴斯卡认为，社会与个人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实在。结构与能动性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它们是无法分割的，双方既是彼此的前提，也是彼此的结果，两者是相互构成的关系。结构和能动性是不同的实体，是非对称非线性存在的，虽然他们相互依赖，但它们是不同的、有差异的［8］，它们是同一事物或过程的不同方面，是有时序性的，社会结构先于个体而存在，结构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社会结构只可能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会受到人类的实践影响而不断变迁。

　　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与能动性关系问题的研究得到极大促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激发。结构化理论把结构与能动关系问题定位在本体论层面上，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等各种形式的二元关系。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是结构的二重性概念，以结构的二重性超越二元论。

　　“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9］27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 而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结构与行动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结构就是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而社会实践便是调和结构与行动者、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二元主义矛盾的媒介。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是通过循环的实践活动而连接地构成的，在本体论的分析意义上，没有哪一个要素能超过另一个。结构与行为者更像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通过对于实践的考察，我们能够看到行为者和行动，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看它们，我们就能看到结构。结构和行动互为构成、对称构成［8］。吉登斯指出，相对于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的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之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5］89。或者说，社会结构并非是外在于个人行动，它们存在于社会行为者的头脑中。因而，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是一种内在于行动者的结构，反映的是有意图的行为者无意识的实践结构的逻辑( 有意图的社会行为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②。

　　不难看出，巴斯卡与吉登斯的理论同样都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互构与互动视为本体论，并在这个基础之上解释社会现象: 结构与行为者是互相构成的，结构是行为者的前提，又是其再生产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是经由人类的能动作用不断变迁的，人类总是在实践中无意识的传承和改变着社会结构。如此一来，新的人类行为带来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可能性，结构不断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规则与形貌，以至于现实是永远不完整的、复杂的和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完全把握得到的［8］。

　　当然，尽管巴斯卡与吉登斯调和结构—能动性关系的思想极为相近，但仍然有一些细致的区别。巴斯卡区分了结构和个人是不同的实体，指出社会是预先存在的，结构和个体是有时序性的，结构先于个体而历史地存在。这样，结构就被赋予了超出能动性的优先地位和突出地位。然而，这一思想却有可能诱导人们走入一种误区: 即结构无论怎样，都能约束个体活动并能有充足的理由去解释它，自然地，这就将重点放到了结构是如何限制个体上了①。与巴斯卡相反的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历史时间未做适当处理。他谈道: “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 pre － given) 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9］277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和行为是同一过程行为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结构与行为不仅是对称构成的而且还是联合的，它们通过实践而连结，结构内在于行为者。很明显，吉登斯的理论拒绝把结构从行动中解放出来，没能认识到结构和主体是在不同时间间隔上发挥作用的［8］。社会理论家玛格丽特·阿彻批判吉登斯的理论是一种中间合并②，即将结构和行动仅仅合并到实践活动这一单一层次中，把结构和行为混为一谈，无法清晰确切了解结构与行动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互动。再者，吉登斯过分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以至于贬低了物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最终使结构化理论带有了鲜明的唯意志论色彩。尽管在处理结构与能动性关系问题上，两位学者的理论都稍有缺口，但是，我们认为，巴斯卡理论比吉登斯理论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即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是一个历时的动态因果转换进程。社会结构可以被改变，但初始状态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这就打破了结构和能动性是对称的观念，同时也向时间和历史打开了大门，使得我们能够掌握社会动态发展的全过程。结构与能动性是紧密相关的，非对称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结构条件———社会互动———结构变化———结构调整———新的结构连续不断地循环［8］。

　　三、走向人类的解放

　　广泛地看，人的自由与解放一直是马克思等一些社会科学家为之努力的目标。启蒙时期，人们努力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又逐渐意识到应从“人为物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对于这一历久弥新的课题，巴斯卡和吉登斯也分别进行了探讨，他们都致力于寻求人类解放的方案，他们相信通过人的解放有可能创造社会的美好未来。

　　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的核心精神便是解放。巴斯卡认为，解放是某种在性质上特别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行为者从一种他不需要也不愿意的因果决定环节中，转化于我解放到一种需要与愿意的环节中，但是此种转化必须依靠实践行为才能实现［10］。解放是通过解释性批判来完成的，即解释、批判与揭露社会中各种导致错误观念产生的机制、结构和趋势，揭露表象与实在的不一致，进而“为某些批判性的价值判断提供客观依据，并据此提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11］。所以，巴斯卡所谈到的解放，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判并且揭露那些引发错觉与苦难的机制，来帮助人们在实践上努力用其他的结构来取代这些结构，以给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的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

　　巴斯卡指出，解放的过程是由个人的解放达致社会的解放。实践上，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对陈旧社会制度的揭露。我们要对社会世界进行层化分析与研究，探究潜伏于表面现象之下的结构、趋势和机制，通过反思与批判，揭露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些虚假观念。其次，是要获得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先从个人的启蒙开始，丢弃虚假观念，除去非良知，不断完善自我达到个人的解放。最后，再将个人的解放状态开始向外扩张，延伸到社会层次。

　　借助个人解放的实践行动并团结起大家，促成社会经济结构、机制和趋势发生改变、逆转或变革，最终将人类从那些压迫与限制人们的外在结构和机制中解放出来，达到了全社会的解放与自由。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巴斯卡的人类解放的社会现实意义: 它蕴含有团结、解放和社会改革的精神，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趋向。

　　同样，吉登斯也积极倡导人类的解放。吉登斯是从现代性这个语境下来谈论人类解放的。在他看来，现代性造成了理性主义以及人们对一些事物的恐慌、焦虑，人们应该从现代性压制的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要想摆脱现代性思路的束缚，要想真正的实现自由与平等，应该走一条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相结合的路线。从解放政治来看，其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12］248解放政治的主要作用是: 一是要力图打破过去陈旧制度的束缚，建立一种新的未来的态度; 二是要力图克服社会中的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法性统治。前者主要针对的是束缚人类的传统思想及教条; 后者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等级差异及特权阶层。解放政治表达了，只有在辨识了传统思想及人类群体的社会等级差异之后，才能够通过运作平等、正义和参与使人们脱离诸如压迫、剥削和不平等的生活机遇。简言之，吉登斯的解放政治就是要把人类从旧有的封建体制、伦理秩序中解脱出来，消灭那些不平等、不自由的体制，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解放政治的具体途径是区别人群，如把人们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富人和穷人、有权者和无权者等等，之后，再把无特权的群体从旧有观点、制度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吉登斯的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关注的是阶级、权利、制度、国家等宏观的外在解放; 那么，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关注的是个体微观层面的内在解放问题，如生态、身体、性、情感、生命意义和个体自主性等等。生活政治是对解放政治的一种补充，也是对解放政治的一种超越，其定义为: 它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2］252。可见，生活政治就是把人们的生活问题上升到政治领域，追问“我们该如何生活”。这样，吉登斯就将他的生活政治理念运用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领域，分别从超越匮乏型经济与环境伦理的重建、协商民主的政治以及非暴力化社会等四个方面针对晚期现代性的危机和风险开出了救世方药，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开启了积极的变革，描绘出了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①。实际上，生活政治就是在解放政治之后，人类的一种更高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如生态保护、自我设计与发展、女性解放等等) 。吉登斯认为，只有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相互对照、相互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现实的社会问题，才能真正使人类走向解放。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巴斯卡的由个人解放达致社会解放的路径，还是吉登斯的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相结合的路径，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类的解放，这一思想主旨是相通的。他们都是要把人类从旧有的、桎梏我们的传统思想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人人平等与公平的境遇中。

　　除此以外，两位学者所共同主张的解放的哲学计划，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乌托邦的倾向。比如，巴斯卡的解放的哲学计划倡导解释性批判，然而，传统认知与个人信念之间的关系，其实比巴斯卡所认为的更加牢不可破和密不可分。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传统视为是一种完全外在的东西，仅仅通过理性与批判性地分析，便能够对其全然拒绝或接受。我们不免会疑虑它在实际社会中真正的实践性，其骨子中未免透着一丝乌托邦的色彩［13］。再来看吉登斯的解放思想。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和生活世界的变化多端，迫使吉登斯对原来的政治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解放政治 + 生活政治的理论建构，努力为生活在现代性背景中的人指出获得解放的途径。吉登斯更是直接把他对未来的政治构想称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乌托邦”表达了他虚构出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图景，或者说他的构想不能在现存制度框架下真正与完全付诸实践，有着空想成分; “现实主义”则说明了实际上人们是处于不完美的社会图景中，任何政治策略的实施必须与现实的社会要求相结合。有了乌托邦理想，还要与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结合，从而才有实现理想图画的可能性。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正是力求在“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平衡。当然，尽管两位学者关于人类解放的构想都不免有些乌托邦主义，但总的来说，他们二者都相信人类具有能动性的解放能力，通过人类的实践有创造美好未来的可能。

　　人类所具有的反思与批判能力，虽然不能为未来提供必然的保证，但是至少可以怀有理想，并且有可能付诸于实践，使得人们能够看到社会生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综上所述，通过比较，我们澄清了巴斯卡与吉登斯在重视本体论、调和二元论、走向人类解放这些问题上相似而又不同的理论旨趣，拓展了理论视野。特别是，不同学科理论之间关联性的讨论，有助于开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并增进创新。

　　［参考文献］

　　［1］Craib，Ian． Anthony Giddens［M］． London: Ｒoutledge，1992: 120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