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价值中立”说的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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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价值中立”的方法论思想探究  
【第一章】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探析绪论 
【第二章】韦伯“价值中立”说的理论背景  
【第三章】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哲学基础的分析 
【第四章】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五章】课堂教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六章】韦伯“价值中立”对于中国学者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价值中立理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2韦伯“价值中立”说的理论背景

　　十九世纪的德国各种思潮纷纷涌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关于各种文化价值的碰撞后迎接来的这个新时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韦伯的一生都十分关注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渊源，也做过大规模的泛文化的比较研究。韦伯的“价值中立”的思想正是在面对现代理性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理性主义自启蒙运动的复兴，到出现危机，再到黑格尔挽救理性主义的失败。面对理性主义的失败，各种非理性思潮纷纷涌起，而另一些受进化论影响的实证主义者却企图扞卫理性的地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韦伯并不是像启蒙主义一般乐观地歌颂着理性化的进步，他的世界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产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是结合了各种相互彼此冲突的思想，他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关于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的部分，从非理性主义那里继承到了个体性和精神意志自由的部分，从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继承了历史性和逻辑性，这些不同的理论在韦伯这里汇聚。

　　2.1理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危机

　　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这面旗帜，发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性运动。这些运动都宣扬人的理性的重要地位，进而科学与知识的重要作用也被提上日程，认为通过掌握科学知识可以摆脱蒙昧、获得自由，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宣扬人的主体性与统治性的地位，企图把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救出来。正是通过“理性”的启蒙主义哲学，使得欧洲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走出来，从基督教哲学家们编造的愚昧的谎言中走出来，从教会的专制的封建统治中走出来。正是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欧洲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下，近代工业革命带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崇拜自然科学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伽利略作了突出的贡献，他创造了经典力学，从而使科学实验得以普遍适用，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在这之后，又经过开普勒、惠更斯、牛顿等人对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到19世纪，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物理学一跃成为科学的楷模，被誉为“科学之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的贡献，使人类在与宗教的较量中获胜，一步步迈向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理性掌管着世间一切，包括价值都以是否符合理性为标准，只有理性的才是有价值的。

　　就在人们沉浸在“理性”的巨大成就中还无法自拔时，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让人措手不及了，人们发现正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其可怕的负面影响，在以“自我主体性”为原则的时代中，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开始互相侵犯掠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暴露更是让人极度地失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对理性、对科学的坚定的信仰开始动摇了，开始质疑理性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除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让人们怀疑理性，另外，理性的式微也与其自身内在的缺陷有关。理性的发展，从最初的笛卡尔直到黑格尔，都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地位，有些夸大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实践能力，这种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开拓与统治，相应地就会有些忽视主体内在的对有关精神情感的非理性方面的需求。这种理性主义的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为之后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面对理性主义的危机，黑格尔提出了“绝对理性”的概念来与之抗衡，他认为遭到人们怀疑的那种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具有理性的形式的知性。人们在这样的只具有理性的形式的知性的引导下，社会的冲突会更加激化，这是知性所带来的否定的环节，只有“绝对理性”才能带领我们达到否定之否定的目的，才能达到在社会冲突对立之后的发展与前进的阶段。黑格尔企图用“绝对理性”这一命题来挽救这场理性主义的危机，然而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的发生使得黑格尔的理论也宣告失败。知识分子用激进的方式也没换来所期望的革命后果，而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面对理性主义的危机，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相继兴起，向理性主义发起猛烈攻击，把人的心理的非理性成分推向哲学的前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认为表象和意志共同构成这个世界，但是表象是由意志决定的，意志在这个世界起决定性作用，表象都是意志的形式性存在；尼采的“生命哲学”,用艺术的审美的态度来解释人生的意义，是将非理性主义置于理性之上的新的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从人的内在的生物性来分析世界，认为性本能是人的最终的内驱力。这些思想无一例外，都把人的非理性的心理因素绝对抬高以对理性主义提出抗议而挽救人类当时面对的危机。

　　狄尔泰的“理解”的方法，可以说是最早期的非理性主义的代表，狄尔泰认为研究人和人类社会时要用理解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事件时要考虑到其背后所具有的意义。他将科学分为两个部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狄尔泰所谓的精神科学是与人有关的知识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哲学。他认为这些精神科学是和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学科领域，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是客观的外在的现实世界，人是外在的主体，而研究对象是自然领域。而精神科学不同，在精神科学领域，人不仅仅是主体，而且还承担着客体的角色，狄尔泰用“生命把握生命”这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所以，精神科学更多的是诠释生命的内在价值，关注的是人的领域，是心灵的世界。狄尔泰说，要进入心灵的世界，就需要通过诠释，而体验则是诠释的基础。自然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是通过观察来实现的，可以通过观察对其进行描述和说明，而精神科学的目的则是理解，通过体验达到理解的目的。狄尔泰开创的“理解”的方法，揭开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非理性的篇章。

　　2.2实证主义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理性主义遭遇了非理性主义的攻击，理性的根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动摇。面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学者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发展为实证主义者，另一些学者则倡导康德的思想，要回到“康德的时代”,就成为了“新康德主义者”.

　　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得到发展，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模式，人类社会走向除魅的道路，从此一切价值标准都以科学为准绳，而不再是以传统的封建神学模式来解释世界。近代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把科学当作衡量研究有意义与否的圭臬，开始了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的过程，就这样第一批社会科学家把实证主义引进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在19世纪，实证主义跃而取代宗教的指导地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最根本的前提是相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没有根源上的本质差异的。当时的情况是自然科学发展到高峰期，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已经有一套十分严格的方法论体系，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就想要建立一门严格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就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延续到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方法造就了第一批社会科学家，这些社会学家又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建立这门社会学的，又同时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所以，在前期，社会学是作为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而存在的。

　　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实证主义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束，新实证主义是从20世纪20年代持续到现在。

　　1）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可以说是社会学的起始发展阶段，其中孔德和斯宾塞是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分析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与规律，研究各部分的平衡与和谐，揭示人类生活的基本秩序。斯宾塞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阐述社会的进化理论，用生物有机论的理论来类比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变化规律。

　　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所以孔德被奉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而孔德的社会学是实证主义性质的，在孔德看来，实证的就是可以通过验证的，而只有可以通过验证的才符合科学的标准。他认为：“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每一种知识都先后有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状态或虚构状态；形而上学状态或抽象状态；科学状态或实证状态。”1“神学阶段”顾名思义也就是神学具有最高地位的时期，这个阶段是人类智力的萌芽期。这一阶段人类要求获得绝对知识，凡事都追根究底，探索事物的最根本的原因，寻找现象背后存在的根源。但由于科技的落后，有太多人们无法解答的问题，这时便求助于神秘的神灵来解决问题。“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智力发展的相对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人类用抽象的自然力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事物。虽然相对于神学的虚无阶段有所进步，但孔德认为这个阶段的社会学只会空喊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实证阶段”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最终成熟阶段，孔德认为想要结束欧洲的动荡局面，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具有实证主义这一信念。

　　斯宾塞，实证主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吸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认为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社会的结构与变迁也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斯宾塞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世界，而无法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所以，一切科学和哲学都应以研究经验的东西为任务，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

　　2）迪尔凯姆是新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社会学理论基于两个最基本的假设：首先他认为社会现象是实在的，其次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实在的存在，所以可以用经验的方法对之进行研究。从这两个基本假设出发，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个人事实的，是脱离个人的现象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东西。

　　总之，不论是早期的还是后来的新实证主义者，都认为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实在”,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归纳总结客观的事实然后得出最终的结论，综合以上的阐述可以得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有：（1）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人类社会是自然社会发展的延续，所以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2）倡导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建立一套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框架的严格的社会科学。（3）保持价值中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只能是重现客观现象然后归纳现象背后的固有的客观规律，研究者为了确保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及客观性，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不能介入主观的情感态度和价值，保证只对研究内容进行“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只能说“是”或“不是”,而必须对“应该”保持沉默。总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同自然科学一样，不能包含有任何的价值因素。在当时的时代，这种做法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它在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旗帜下，把社会科学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救出来，使其一步步脱离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统治，而注重经验层面的研究，也使社会科学成为名义上的“真正的科学”.但这种方法也有其弊端存在：

　　当时实证主义唯科学马首是瞻，完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领域，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本应有的界限。我们知道在物理学科学的带动下的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特定的规律和必然性，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另一件事情所导致的结果也同时必然会导致另一个结果的产生，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把这一因果决定论完全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否定了人的自由的存在，也否定了价值的合法性地位。就是这样，实证主义者就彻底的把“价值”排除出社会“事实”的领域。

　　2.3学术与政治的矛盾对立

　　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不仅是在以上大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更是诞生于他所生活时代的具体的社会中，韦伯所在的生活环境说出来与当今的中国有些相似，我们一定会感到有种熟悉感，这也是我想要研究韦伯思想的一个原因所在，最为直观的特征，用一句今天的习语来概括，即“经济的腾飞”.当时德国的经济以国家主义的形式经历了速度惊人的飞跃，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过渡时赶上并超过英法一跃而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韦伯从童年开始见证着国家的这种可以号称为奇迹般的现代化的进程，他伴随着国家走向工业化的步伐而成长。

　　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这一蜕变是在俾斯麦的统治下完成的，而俾斯麦的政策可以说是十分矛盾的，在严厉压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为了国家的强大再加上当时的经济已经十分发达所以又实行了一系列的与社会主义有着相似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经济政策下，人们愿意相信以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可以带来崭新的美好世界，所以便把以经济和物质的发展放在首位的观念当做了自己生活的一个原则。这样就导致庸俗享乐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底层的社会人员中横行，而高层政治层面的领导者由于俾斯麦认为权威高于议会的原则而使议会处于形同虚设的状态，代之而行的是高速膨胀的官僚组织。这样的一种状况导致了人们在物质享乐的同时丧失了精神层面的信念，更进一步地使思想和理论本身也丧失了解释这个世界的意义。浪漫派诗人格奥尔格（StefanGeorge,1868-1933）与韦伯有着一段相当亲密的私人交情，他在与韦伯讨论这些问题时有这么一段令人深省的话：“若把现代和历史做一比较，可以从提供丰富、舒适安定的现代经济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在听到人们把这些称为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却牺牲了人类的精神价值，把所有的尊贵和美都牺牲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了相当的培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类深刻的力量却被这种社会关系所吞噬了。”这段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在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面对着怎样的一个在物质上相对舒适与享受的状态，同时付出的代价却是精神方面的日益空虚和匮乏。同时令我想到当今中国，也有这么一批具有怀旧情结的人们，追求着精神的安逸怀念着中国“五六十年代”人，他们追求着精神世界的“纯洁”.

　　其实这种现象会在韦伯时代的德国和如今的我国同时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相信在物欲日益膨胀的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是作为人类保护自我精神的一种必然的反应。

　　这样的物质日益丰盛的时代的背后，德国人由启蒙运动以来的“很健康”的的精神主旋律已经不复存在。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都相信通过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可以重建这个社会的秩序，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和我们人类本身都会随着主体性的地位的上升而越来越美好。我们以为随之迎来的会是人类主宰世界的时代，我们可以控制住这个世界的状态和运行，但是现实却是我们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精神世界。物质领域进步的同时，我们的精神领域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忽视，以至于被科学化和智能化的社会生活瓜分地七零八落，在韦伯看来，那个统一的世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在经历了理性的“除魅”之后我们的信仰已经被击破，如果想要当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用愚昧的手段来充当先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明”,而没有权利去干预别人。

　　面对这个“价值”方面的真空状态，人们不再沉迷于现代化与科学所带来的“美好世界”,而是转向担忧如何重建信仰的地位。而韦伯面对着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却认为信仰无力重建自信，他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

　　的回答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是无能为力的，专业化和理智化都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同样价值的分裂也无可避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我们如果想要重建信仰拯救理性都会是徒劳而没有收获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承认这让人难堪的不愉快的情况，然后保持清醒的理智的头脑，而不是去伪造一个个的精神偶像，基于这样的立场，最令他感到厌恶的，并不是统一价值世界的解体，而是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解体的现实时不能勇于接受，而是伪造一些所谓的精神偶像来进行欺骗。韦伯认为我们要清楚自己想要以哪种状态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想要追求信仰信奉的是神，就必须以牺牲理智作为代价，如果想要作为一名学者追求的是真理，就要敢于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并承担应尽的责任义务而不是去伪造虚假的伦理。

　　在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韦伯本人更是经历了多重洗礼，甚至可说在不同的阶段主张过不同的政治立场，因此后人对他的评价往往也有着众多的分歧。或许正因为他这种曲折的心路历程，韦伯才特别强调“价值中立”,以避免个人的好恶扭曲了学术研究的知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