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毛姆和傅惟慈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

　　摘    要：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译文即是译者主体性的再现。不同时代的译者在翻译同一文学作品时所使用的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大有径庭，译本在文体风格、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展现也有所差异。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月亮和六便士》的两种中译本，从译者所处时代背景、翻译风格等角度出发，可知译者是如何在译本中发挥译者主体性的。

　　关键词：　《月亮和六便士》; 译者主体性; 翻译;

　　一.原作风格简介

　　The Moon and Sixpence[1]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成书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是其中文译本普遍选择的译名，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拥有体面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生羡的幸福家庭，但却迷恋上了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抛下妻子儿女，离家出走，孤身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身处异国他乡，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不仅肉体上经受着贫穷和饥饿的煎熬，为了寻找艺术表现手法，他的精神也遭受着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曲折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远离文明世界，隐遁到人迹罕至的塔希提岛上。在那儿，他终于找到灵魂上的安宁，以及与自身艺术气质相和谐的氛围。他同一位名叫爱塔的土着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震惊后世的杰作。思特里克兰德曾在其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旷世杰作，之后便染上了麻风病以致双目失明。但在临死之前，他却逼爱塔承诺会放火把房子烧得干干净净，爱塔履行了诺言，那幅大师级的画作便这样付之一炬。

　　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采用的“说书人”式的写作手法令人印象深刻，时而直接叙述，时而追述，旁白的时候，又会插入点议论，或是借助第三者的口补述一段逸闻琐事，或是笔锋一转，写着写着就偏题了，虽说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但却对比衬托出主人公的特立独行，主人公的整个人生故事也由此连缀起来，人物性格与形象也因此更为生动丰满。毛姆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读起来幽默风趣、兴味盎然，这与他在小说中常常表现出的姿态有很大关联，毛姆的文字气势上虽未咄咄逼人，但语气还是会使人感到一种超然于小说和读者之外的英国式的冷漠，不免有些尖刻的笔触，准确地刻画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这种写法使得叙述人既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生理、心理的限制，能够自由灵活地反映所要刻画的社会现实。但这种写法也有些许弊端，比如叙事客观真实使人信服的同时也会暴露出不如第一人称亲切自然的短板，且易使读者产生叙事人絮絮叨叨，琐碎啰嗦之感。因此，在原作与跨文化读者成功搭建交流桥梁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和翻译风格显得尤为重要。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作为主体的存在，作为世界文学的创造者，作为人类文明的推动者，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文化地位才一改边缘化现象，翻译主体才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研究，并逐渐走向深入。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的特征表现为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2](p22)“对文学翻译而言，译者对翻译、原作、译本功能、读者等的认识不同和译者个人的审美取向、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因此受到来自语内、语外，自身的、外在的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动态地影响着译者功能的发挥。”[3](p191)《月亮和六便士》已有多种译本，其中傅惟慈的中译本（以下简称傅译）[4]、李继宏的中译本（以下简称李译）[5]极具代表性，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选取傅惟慈和李继宏的译本进行对比，目的在于分析不同时代的译者在《月亮和六便士》的译文中是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的。
 

　　三.两个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毛姆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异域风情，毛姆的作品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除了情节上的引人入胜，故事的异域背景也不可或缺，毛姆对异域生活有着出色的描绘，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持久的魅力，他的许多作品异国情调浓郁，这是它们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6](p61)《月亮和六便士》的两个中文译本极具代表性，傅惟慈先生的译文多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李继宏的译文更通俗易懂，归化痕迹更明显。请看以下几例：

　　(1)The Prime Minister out of office is seen,too often,to have been but a pompous rhetorician,and the General without an army is but the tame hero of a market town.(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1)

　　傅译：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傅惟慈，2014:1)

　　李译：人们常常发现，离任的总理原来只是个能言善辩的口舌之士，卸职的将军也无非是个软弱可欺的市井之徒。（李继宏，2016:3)

　　(2)It must have been bad for the furniture,but I suppose the hostess took her revenge on the furniture of her friends when,in turn,she visited them.(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12)

　　傅译：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傅惟慈，2014:12)

　　李译：这对家具来说肯定是不好的，但我想女主人到她这些朋友家里做客时，应该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椅子。（李继宏，2016:13)

　　(3)Sometimes they lounged at the steps of a church,and sometimes dallied among cypresses against a cloudless sky;sometimes they made love by a Renaissance well-head,and sometimes they wandered through the Campagna by the side of an ox-waggon.(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73)

　　傅译：这些画中人物有时候在教堂门口台阶上闲立，有时候在一片晴朗无云的碧空下的柏树丛中戏逐，有时候在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喷泉边调情，也有时候跟在牛车旁边走过意大利田野。（傅惟慈，2014:79)

　　李译：这些人物有时候懒散地于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伫立，有时候快乐地在蓝天下的柏树林中嬉闹，有时候在文艺复兴风格的水井边做爱，有时候赶着牛车从美丽的原野走过。（李继宏，2016:75)

　　(4）“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small,”he said,somewhat impressively.(William Somerset Maugham,2016:259)

　　傅译：“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罗伯特说，颇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傅惟慈，2014:290)

　　李译：“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故作深沉地说。（李继宏，2016:257)

　　从“怎么译”的角度，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偏离原作形式或内容的更大的自由性。文学翻译中，译者因自己的审美取向或为增强文学性而主动对原文进行改写，这是译者主体性有意识状态，译者主观感悟使原文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这是译者的无意识状态，就时代性而言，原文可以不变，但译者会随时代而变，这是一种自主或不自主的状态，即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状态。[7](p43-44)

　　例（1）中，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傅惟慈将“tame”理解为“平淡乏味”，并将“the tame hero of a market town”译为“市井英雄”；而李继宏则将“tame”理解为“软弱可欺”的意思，进而将词组译为“市井之徒”。原文中的“tame”该作何理解呢？查阅词典发现“tame”的英文解释为“not interesting or exciting”，对比发现，其实第一种译法也许更为贴切。

　　例（2）中，傅惟慈首先补充了主语，使句意更加明确，词组“take revenge on”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报复”之意，李继宏则借鉴了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汉语词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结构，将其处理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椅子”，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准确传达了原文句意,亦增加了译文的趣味性。

　　例（3）中，两位译者对“make love”这一词组的翻译处理完全不同，傅惟慈将之翻译成了“调情”，译文营造出一种暧昧且朦胧的氛围，而李继宏则直接翻译成了“做爱”，十分直接且露骨，同样的原文，经过不同译者之手，产生了相异的译文，这与两位译者所处时代不无关系，傅惟慈所处的年代相对保守，而李继宏所处时代则更自由奔放，这两种译文都考虑到了读者接受度，都是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结果。“Campagna”一词的译文，也略有区别，结合原文本上下文，傅惟慈的译文更能显示出异域风情，所展现出的美也更为具体。

　　例（4）中，对比原文，傅惟慈的译文在句式和措辞上都与原文比较接近，而李继宏似乎对中国成语十分热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乍一看很是夺人眼球，但恐怕与原文不太贴切，不免有用词过度之嫌。

　　这些截然不同的译文，出自两位译者之手，译文不同的原因，便是作为翻译主体的两位译者对原文理解的不同，也是译者应当时社会的针对性需求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并因此左右了译入语读者对于译出语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傅惟慈先生1923年生于哈尔滨，是我国近代着名文学翻译家。傅惟慈年轻时原先想着当一名作家，因为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才转向翻译。在“文革”那个什么都不能做的年代里，翻译是他选择的“逃避之路”，他借着翻译来忘记残酷的现实，从而获得“自由”。傅惟慈讲求阅读趣味，尤其偏爱毛姆和格林这类会讲故事的作家。“文革”后的傅惟慈选择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1980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担任理事一职。老一辈的翻译家的译本尽管饱受好评，但可能已经无法满足年轻一代的读者的需求，存在着时代局限性。李继宏先生是知名的80后译者，出版有百万级畅销译着《小王子》、《瓦尔登湖》、《与神对话》、《了不起的盖茨比》、《追风筝的人》等，译着涵盖小说、散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等领域，互联网时代，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译者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翻译活动在语言层面上更具创造性，文字层面上的可读性也更高。

　　概而言之，傅惟慈先生的译文通顺流畅、文字典雅、用词精准、忠实于原着，具有浓厚的异化色彩和浓郁的异国情调，虽存在“洋味”十足的地方，但并不违背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原作这一翻译准则，并展现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思想。译者李继宏的版本简洁流畅，行文自由随性，对译文句式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改造，译文中带有明显的归化痕迹。两种译文风格大相径庭，充分展现了译者间不同的翻译思想，也是译者主体性不同发挥的结果。

　　四.结语

　　译者是原着和译作之间能动的桥梁，译者主体意识发挥的过程也就是其与原着、与译语读者相互交流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处理好原着与译作的关系，在“忠实原着”的基础上，既随心所欲，又不逾规越矩，做到灵活翻译，使原文的意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得到最贴切、最自然的再创造，从而，更好地去表达出原作的思想。

　　参考文献

　　[1]William Somerset Maugham.The Moon and Sixpence[M]. China: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
　　[2]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3]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李继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6]秦宏.毛姆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2).
　　[7]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