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品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作为俄苏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吉尔吉斯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有对战争的痛恨，对大地母亲的依恋，对草原自然生态的描述，对草原骏马人性化的关爱。他的创作受到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宗教、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胆的剖析。其中的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艺术思维、神话模式、假定性思维等写作模式的运用也对张承志、高建群、路遥等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创作概述
　　
　　艾特玛托夫（1928.12-2008.06）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着名作家，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基洛夫州的舍克尔村，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进行创作。父亲是一位政治家，在艾特玛托夫9岁时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母亲是地方剧团的演员，也当过中学教师。童年时期在祖母家中的游牧生活以及草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与图腾崇拜、寓言故事成为他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良好的家庭环境为艾特玛托夫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让他过早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艰难。

　　自1952年起，艾特玛托夫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短篇小说《报人久伊多》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其后《阿希姆》《白哗哗的雨》《对手》《夜灌》等中短篇小说的大量发表，使艾特玛托夫逐渐受到关注。特别是中篇小说《面对面》的发表使艾特玛托夫开始在莫斯科杂志上占一席之地。此后，他被选派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进修了两年，更系统地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学习。

　　1958年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的发表使他声名远播，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1968年，他把之前的中篇小说结集为《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出版，获得了列宁文学奖。这是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

　　1968年，艾特玛托夫发表了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并获得了苏联国家文学奖。1970年，中篇小说《白轮船》发表，并被改编成电影，其剧本获得了1977年的国家文学奖。这两部双重叙事结构的小说标志着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进入到成熟阶段。

　　80年代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极具影响力的五部中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成吉思汗的白云》《断头台》《卡桑德拉的印迹》《群山崩塌时》，这一时期他逐渐从浪漫的抒情走向严峻的忧患意识，从具有哲理意味的象征走向了带有警世性质的生态寓言描写。[1]

　　二、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所受文化及作家的影响
　　
　　（一）伊斯兰文化渊源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古老而落后的中亚国家，曾先后从属过阿拉伯王国、奥斯曼帝国、蒙古汗国、中国和沙皇俄国。虽然一直被不同的人统领，但其伊斯兰文化圈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大的改变。他们用神奇的民间故事教育后代，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在史诗《玛纳斯》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被比较集中地保留了下来。

　　《永别了，古利萨雷！》中艾特玛托夫首次尝试将古老的吉尔吉斯民谣融入作品之中，《白轮船》中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花狗崖》中鱼女的故事，都是种族起源的传说，《野鸭鲁弗尔》的故事则与《圣经》的创世神话颇为相似。“在阿拉伯人的宗教幻想中，……有的精灵则是个别部落或是氏族的庇护者，……这就是一种明显的部落神。”[2]

　　这些神话反映了中亚各民族部落与伊斯兰文化圈对多神和图腾崇拜密不可分，反映了早期伊斯兰教地区人们对自然和种族的理解与想象。

　　（二）其他作家的影响
　　
　　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在日臻完善中也受到了诸多作家的影响。

　　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以其人道主义、人性和精神美成为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榜样，他的现实主义在艾特玛托夫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立足于现实，揭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成了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基础。

　　瓦·奥维奇金的《特写》，米·肖络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阿·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遥远的地方》，费·田德里亚科夫的中篇小说，还有前线作家尤·邦达列夫，格·巴克兰诺夫、维·鲍戈莫洛夫等对艾特玛托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他认真思考生活和自己的称号。[3]
　　
　　在《对未来负责》一文中，艾特玛托夫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它的朴实和魅力，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3]

　　在艾特玛托夫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鲜明刻画，《白轮船》中吃苦耐劳而又坚韧不屈与生活相抗争的老人似乎也有老人桑提亚哥的身影。

　　三、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艺术成就
　　
　　对艾特玛托夫作品艺术成就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他在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动物意象、生态意识、全球性思维和假定性艺术等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成为一种创作潮流。

　　作品中的形象塑造一直是艾特玛托夫作品中最显着的特征。他作品中的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物形象，二是动物形象。纵观艾特玛托夫作品，《断头台》的主人公阿夫季--耶稣的化身，希望拯救这个罪恶深重的社会，救赎大众，可他最终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文中草原狼的形象更是博得大众同情，它们一改凶恶的形象而成为极具人情味的生命。《骆驼眼》《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查密莉雅》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少女、青年妇女、饱经风霜的老人所具有的母性特征，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展现了女性的生存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日长于百年》中的骆驼、《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骏马，它们都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蕴含了作者对于人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都以广阔的大草原为背景，以舒缓的语言向读者展示发生在草原上的矛盾与冲突。他善于运用民间传说的叙述方法，再将拟人、比喻、传说，象征、假定性和现实性相互融合，使他的文章既具有质朴、优美的民间文学气息，又蕴含了自然的宁静与开阔。细致的心理描写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成了艾特玛托夫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四、中国作家对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接受
　　
　　（一）艾特玛托夫与张承志
　　
　　张承志曾说“《艾特玛托夫小说选》我恨不能倒背如流……”[4]张承志18岁时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四年的草原生活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草原文化，也深刻地感受到草原母亲的慈祥与伟大。在他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母性形象贯穿了整个小说，可以说额吉是张承志人生的启蒙者。在其后《黑骏马》中母亲（女性）形象越发浓郁，她带着草原女性的全部苦难与厄运、执着与坚韧、美德与爱心，忍受命运的打击，义无反顾地追寻着心中的“金牧场”.从《黑骏马》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永别了，古利萨雷！》的痕迹。两部作品虚实相间，把真实的生活与往昔的回忆融合在一起，这种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使画面虚实交织，更易表现人物、事件的过去与现在，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立体感，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

　　艾特玛托夫与张承志都完成了宗教与文化的融合。

　　艾特玛托夫把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与俄罗斯基督教文化相融合，建立了新的世界性的信仰标准，起到了积极的文化功用。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唤醒了张承志的民族意识，使他回到自己本民族的黄土高原，皈依宗教，完成了汉文化--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皈依。[5]

　　《残月》《金牧场》《海骚》《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中宗教意识不断强化，在这种神秘的追求中，张承志走进哲合忍耶教众的情感世界，完成了自己人生真谛的追求，宣布了自己的归宿。

　　（二）艾特玛托夫与高建群
　　
　　生于渭河平原的高建群在新疆阿勒泰草原驻兵五年，后又在陕北生活近三十年。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融合，忠孝观、家国意识、乡土情结在他的作品中共同升华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高建群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他们都对女性表现了高度的赞美之情，这种女性崇拜情结让女性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顺店》中被迫沦为日寇“慰安妇”的茴香，《雕像》中革命女性兰贞子，《遥远的白房子》中半人半神式女性耶利亚，《最后一个匈奴》中的白秀娥、杨蛾子、杏花等，都是完美的女性形象，她们以女性的柔美与坚毅为作品增添了审美趣味。高建群以陕北和新疆作为创作大背景，将艾特玛托夫的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除了张承志和高建群，还有许多中国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和艾特玛托夫一样在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同时更注重抒情、想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神话、传奇色彩，他用诗歌、抒情散文甚至音乐的笔法达到了叙事抒情的统一。

　　路遥积极吸取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有益因素，深入挖掘民族精神。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杏树下》中塑造了女性形象，歌颂女性的伟大。但他不像艾特玛托夫那样通过善的毁灭来肯定善，而是用“哀而不伤”的美学效果来肯定人性善的力量。

　　五、总结
　　
　　草原文化背景下的艾特玛托夫创作了让人难以忘记的多部小说，他作品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抒情方式以及艺术成就上的不断创新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张承志、高建群等中国作家汲取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有益因素，结合本民族的地域特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文学世界化的潮流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交流将更加频繁，文学世界化的步伐也将推动各国文学不断前进。

　　注释：

　　[1]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乐峰，沈翼鹏等译，约·阿·克雷列维夫着：《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陈学迅译，艾特玛托夫着：《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张承志：《彼岸的浪漫：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序》，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5]韦建国：《敢问路在何方：皈依还是超越？--试论张承志与艾尔玛托夫的宗教观及其文化功用》，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