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华裔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文化书写特质

　　引言

　　在美国文学殿堂中，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曾经被打上了边缘文学的另类标签，长期被排斥于传统文学史之外。在"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受后学理论多元性、推崇边缘和解构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逐渐崭露头角。在美国华裔作家中，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一出版即荣获当年国家图书评论家奖，汤亭亭凭借其在美国一举成名，第二部作品《中国佬》（ ChinaMen） 与第三部作品《孙行者》（ Tripmaster Monkey） 也分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书评界奖和西部国际笔会奖。

　　美国文学专家张子清先生赞誉这三本小说"艺术地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1]

　　汤亭亭当之无愧是美国华裔文学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而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则是当代美国非裔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她的主要作品《最蓝的眼睛》（ The Bluest Eye） 、《秀拉》（ Sula） 、《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 、《柏油娃》（ Tar Baby） 、《宠儿》（ Beloved） 、《爵士乐》（ Jazz） 、《乐园》（ Paradise） 均获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黑人女性得主。虽然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和非裔女性文学关注度极高，但单凭对美国华裔女作家或黑人女作家及作品的单方纵向研究并不能窥见"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全貌，横向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方能对"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有较为宏观的把握。笔者将从文化书写这一维度，以美国华裔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汤亭亭和美国非裔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托妮·莫里森的主要文学作品为例，比较华裔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文化书写特质。

　　一、汤亭亭批判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书写特质

　　亚裔美国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赵建秀曾痛斥汤亭亭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已失去了华裔族性，但实际上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在创作中自如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服务于文学叙事的需求。首先，她不仅继承运用了中国旧式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还有自己的再创造。例如，《女勇士》由五个既可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的部分组成。这种叙事结构脱胎于中国旧式章回体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中每一回是整部小说的一个章节，环环相扣； 而同时又有自己完全的篇章结构、特定的人物设置、完整的故事情节，可独立成篇。而在创作《中国佬》时，她却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篇章结构组织上有自己颇有深意的创新。
　　
　　全书十八章，长短章节相嵌，主次故事交叉。以"鬼伴"和"檀香山的曾祖父"一长一短并置的两章例析，前者是类似章回体小说的引子或楔子的短章节，叙述了一个年轻人被在野外避雨时遇见的女鬼引诱，献出自己所有的鬼故事，极富聊斋意趣。后者讲曾祖父被工头蛊惑，漂洋过海来到檀香山，没有得到希望中的荣华富贵，而是不得不终日在甘蔗园出卖苦力。两个章节貌似毫无关联，但结合长章节的主旨，短章节却被赋予了一般鬼故事之外特定的寓意，隐喻檀香山工头的虚假的合同和吹嘘的美国的富足如同女鬼臆造的幻象，而以曾祖父为代表的华人就如那个年轻人一样被幻象所迷惑，不但一无所获最终还被榨干了劳动价值。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中，楔子或引子应是后面主要章节的前言，汤亭亭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后面主要章节来深化诠释短章节。这样的布局谋篇在表面上继承章回体小说写作格局的同时，重整了章回体小说的叙事范式，是汤亭亭创造性传承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此外，汤亭亭更善于在创作中通过改编中国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来实现自己的文学诉求。《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道"一章就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和岳飞的形象塑造了一个雌雄同体的"女勇士"形象； 而"羌笛野曲"则是取材于西汉女诗人蔡琰的故事，在其基础上把蔡琰加工成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女勇士"形象。在《中国佬》中汤亭亭还巧妙地把经她改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中外神话传说或名着片段交织呈现，辅助叙事的进展，例如她把《镜花缘》中唐敖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希腊神话中迈达斯的故事、鲁宾逊的故事等创造性地再现于她的文本中。她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则通过笔下的人物毫不留情地批判驳斥。比如《女勇士》的主人公"我"的言行就表达了她对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反叛，"我"一听到"宁养呆鹅不养女仔"[2]等重男轻女的话时就哭闹不休； "我坚决不做饭"[2]; "我再也不拿 A 了"[2],因为学好功课被认为是给未来的公婆脸上增光； "我"解放了被恶霸关押的小脚妇女后回到婆家平静地生活。这些创作上的变形说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通过她的再加工让"中国文化因子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了嫁接和再生的机遇，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

　　二、莫里森文化书写的"双声"特质

　　与汤亭亭相比，莫里森作品在文化书写上具有更明显的"双声"特征。一方面，莫里森是在白人传统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学习、接受、模仿、借用白人语言与文化方面，她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甚至有评论家指出她的文学创作有白人精神之父福克纳和白人精神之母伍尔夫，评述她继承了两者的文学传统： "影响其实来自两位塑造了她叙述敏感性的主要前驱威廉·福克纳和维吉尼亚·伍尔夫。

　　这不是隐喻问题或摹仿问题，而是风格、思维方式、情调、叙述节奏以及模拟方式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源自福克纳与伍尔夫---莫里森艺术的父亲与母亲。"[4]

　　由于这种深刻的影响，莫里森善于把白人文化精髓巧妙地嫁接到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采用古希腊神话的模式安排故事的情节。主人公密克曼·戴德在人生历程中不同时期的表现都可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到影射的原型：摩西·阿瑟王、普罗米修斯、阿底里斯、奥得修斯。

　　她又用圣经里的名字来命名书中的部分角色，比如彼拉得和所罗门。同时，她的作品里也经常表述被白人文化价值内化的黑人女性对白人与白人文化的崇敬与向往。金发碧眼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白人的典型外貌特征，《所罗门之歌》中的黑格希望拥有一头金发，而《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她们对白人外形的欣赏和渴慕反映的是其内心被白人主流文化影响的价值观。白人文化对《秀拉》中的女主人公与《柏油娃》中的雅丹的影响更彻底，她们甚至以白人文化为荣，厌恶排斥自己本民族的黑人文化传统。再者，一反一般黑人作家多把白人塑造成反派角色的惯例，她文本中的白人形象多被塑造得正面高尚。譬如，在《宠儿》中，赛斯在逃离途中靠白人女孩丹芙的救助才得以保全性命并生下小女儿，小女儿的名字就取自这个白人救命恩人；女儿丹芙长大后，又在友善的白人鲍德温兄妹的接纳和帮助下才逐渐摆脱了深陷忏悔之中几近崩溃的母亲留给她的阴影，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通过这样的书写，莫里森表述了白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充当的是黑人救世主的角色，从中也反映出她对白人的发自内心的接纳。

　　固然，莫里森的文化书写深受白人文化的影响，其黑人的身份和个人生活经历也注定她的文学创作必须从本民族文化中汲取滋养。虽然她出生在一个种族歧视不严重的多种族共居的小镇，接受的是白人教育，但她从祖父母与父母那听到的关于黑人遭受的惨痛经历和亲身体验的"作为黑人"的遭遇，使她能够从黑人的角度反思白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黑人文化的蚕食和侵害，从而更坚定了她弘扬黑人传统文化的文学主张，把艺术的视野伸展到黑人丰富的世界中去，强调自己作品中的"黑人性",坚称以公认的黑人艺术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创作艺术宗旨，在写作中把非洲的神话、语言、宗教及音乐的独特作用发挥得酣畅淋漓。例如，在《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宠儿》等文本中，莫里森充分运用黑人的口头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的传统艺术形式，像会飞的所罗门、引诱兔子的柏油娃、神秘的鼻烟盒、珍藏宝的宝洞、会发出哭声的峡谷等，让自己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黑人文学"气息。另外，正如休斯所言，"黑人艺术创作要从黑人民俗文化中吸收养料，要像'爵士乐'那样表现黑人下层人生活的乐趣和黑人生活的节奏",[5]莫里森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美国黑人传统音乐的元素，尤其是爵士乐和布鲁斯舞曲。《爵士乐》就是她重视音乐的参与性质的文本实践。撰写该文时，莫里森成功使用爵士乐的形式和传统，以爵士乐作为叙述策略，用即兴演奏的方式推动着故事的演绎。

　　三、华裔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文化书写的共性分析

　　通过上文对汤亭亭与莫里森文化书写的比较分析，可发现以两人为代表的华裔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在文化书写维度上有其各自的特质。美国黑人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善于运用黑人土语、黑人音乐、黑人口头文学等本土"黑人性"文化元素的同时也不乏白人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 而华裔女性作家则在改编东方的传统文化、经典故事和传说的基础上，通过华裔女性独特的视角来书写既有中国独特文化魅力又有美国风味的新版神话。然而，我们也可从中探寻到华裔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文化书写的共性，即她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守望自己的族裔文化的同时也实践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这种共性与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身份和其共处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对以汤亭亭为代表的新生代华裔女作家们而言，作为中国移民的女儿，中国是故土而美国却是生长之地，身受中文、英文双重教育，使她们很难精确定位在中国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中，她们的文化立场应该偏向何方。而对以莫里森为代表的非裔女性作家而言，白人主流文化对其影响更甚，因为追溯非裔美国人历史，她们是在与非洲黑人祖先和黑人文化传统割裂的情况下，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学习、接受、模仿、借用白人语言与文化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并凭借本民族文化资源使自己的民族得以生存与抗争。在非裔、华裔的标签外，她们共同的身份---美国人使她们时刻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少数族裔，她们接受着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洗礼与冲击，徘徊游走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痛苦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属性和文化根源，故而不得不在文学实践中苦苦寻觅如何在白人的主流文化语境中求生存的同时，传承并创造自己的文化，或体现自己的文化价值的出路。

　　汤亭亭和莫里森们成功地翻越了种族藩篱，超越了文化差异，融会两种文化的精髓，各自通过移植、改写族裔传统文化和模仿、糅合主流文化与本族文化的书写策略，建构出多元文化的互动和融合，在作品中勾勒出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理想画卷。她们这种文本实践是对异质文化互动、融合、共生的尝试，也是对多元文化共存的追求，表征了她们希望不同文化可以平等对话、相互补益的文学诉求。

　　四、结语

　　以族裔认同和文化书写为中心诉求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是在美国民权运动所弘扬的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语境下应运而生的，上文所述的她们在文化书写中的共性也非常符合"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之下"人为的时空差别大大缩小了……我们仿佛感到身处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中，在'地球村'里，我们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和文明，大家彼此都意识到各自的以及对方文化的优劣长短及差异，因此能够通过对话达到彼此间的沟通".[6]

　　以汤亭亭和莫里森为代表的华裔、非裔美国女作家依托其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凭借特有的文学感悟在创作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表现体系，不仅丰富了"美国文化多样性"的内涵，扩大了"美国文学"版图，更表现了非裔或华裔女作家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对族裔传统文化的策略性坚守，为在多元文化共存语境下寻找少数族裔文化的生存策略开拓了思路。

　　参考文献：
　　[1]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总序） "[A]. 中国佬[M]. 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2]汤亭亭。 女勇士[M]. 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8.
　　[3]蒲若茜。 族裔性的追寻与消解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的身份政治[J]. 广东社会科学，2006（ 01） .
　　[4]Harold Bloom. Toni Morrison[M]. Philadelphia: ChelseaHouse Publishers,1990.
　　[5]Hughes Langston. The Negro Artist and the Racial MountainBlack Expression[M]. NewYork: Weybright Talley,1970.
　　[6]王宁。 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