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回族文学的源与流的关系研究(2)

　　"人丸圪垯",用中国西北民间方言的比喻表达了很多人挤成一个团的样子，由这几个字能看出作者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化相关联的身份特征。"人如潮涌"也表达人多，但这样的表达看不出作者的身份特征。由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可见，中亚回族华人文学比中国回族文学更能显示民间方言的魅力。

　　中观的作家创作比较。作家创作的比较可以大致分为，男作家的创作比较和女作家的创作比较。以女作家的创作比较为例来看，中国的回族女作家霍达和马来西亚的回族华人女作家戴小华两人都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两人都有在新闻媒体工作的经历，创作的作品体裁都很广泛。霍达在她的成名作《穆斯林的葬礼》中思考了时代发展与女性命运的问题，戴小华也在她的代表作《悔不过今生》中同样思考了女性与自我命运的问题。

　　《悔不过今生》和《穆斯林的葬礼》都属于女性的成长小说，戴小华小说讲述了两代人中两个女性的成长故事，霍达小说讲述了两代人中三个女性的成长故事。戴小华笔下的美娥和叶佳两个妇女都遭受了丈夫背叛，作品提出的女性自救之路是，取得社会事业成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把命运附属在丈夫身上。霍达笔下的璧玉、冰玉、新月三个女性都遭受了爱情悲剧，三个女性在各自爱情悲剧面前都经历了挣扎和失败，作品揭示了女性要掌握自己命运，这不仅是女性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相较而言，戴小华对女性命运的思考，颇具女权主义色彩； 霍达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则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海内外回族女作家对相同问题的不同书写，折射的正是海内外回族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差异化思考。

　　另外，中国的回族女作家马瑞芳和美国的回族华人作家艾骊·马琳也可以比较，马瑞芳和艾骊·马琳两人都出生于回族世家，两人都有在大学工作的经历，两人的创作都以散文见长，马瑞芳的散文代表作《祖父》忆写祖父爱国爱民族的一生，艾骊·马琳的代表作《马天英》也忆写了父亲马天英爱国爱民族的一生，这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可以深入比较。

　　微观的具体作品比较。具体作品的比较可展开的方向更多，主要可分为作品中的故事比较、人物比较、意象比较、文化心理比较等。

　　故事比较。故事比较可以选取海内外回族文学中具有相似故事题材的作品比较，比如回族人家里有亲属去世后，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来纪念亡人，海内外回族文学中都存在此类故事。中国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就叙述了一个宰牛纪念家中逝去的亡人的故事，马子善老汉失去了妻子，在纪念亡人的事情上主张量力而行，儿子耶尔古拜却主张宰了家中唯一的耕牛，牛最终如儿子所愿宰掉了，具有灵性的牛也把读者引入一个具有神性的世界。中亚回族华人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的小说《我爷的脾气》也叙述了一个宰牛纪念亡人的故事，萨力儿的母亲去世了，在纪念亡人的事情上，萨力儿的爷爷主张要省钱，萨力儿的父亲却主张要宰头牛，牛最终也被宰掉了，爷爷和父亲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小说充分展示了两辈人不同的生活观念冲突。类似的故事情节，两篇小说描写的重心却不同，这背后显然存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类似故事的不同写作还有，中国回族作家杨峰涉及中亚回族华人移民史的散文集《托克马克之恋》，东南亚回族华人作家刘宝军同样以中亚回族华人为题材的散文集《悲越天山： 东干人记事》等，这些作品也存在可比性。

　　人物比较。人物比较可选取不同地区回族文学对同一人物的描写进行比较，人物比较具体又可分为历史人物比较和现实人物比较。历史人物比较，郑和是海内外回族文学经常叙写的历史人物，中国回族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中，为了用玉石雕刻郑和，牵涉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甚至有人献出了生命，小说重在由郑和形象传达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东南亚回族华人作品《伟大的回族人物---郑和》中，叙述郑和历史故事的同时，还叙述了郑和传播伊斯兰教的故事，郑和形象刻画为具有伊斯兰文化色彩的英雄。由郑和形象在中国史书中的原貌，到中国回族文学中的民族英雄式的郑和，再到东南亚回族华人文学中伊斯兰化的郑和，这期间对历史人物叙述的不同变异值得深入研究。现实人物比较，阿訇形象是海内外回族文学中常见的人物，中国回族文学中的阿訇形象穿越了多部作品，阿訇由韩统良《朝觐者》中的受迫害者，到查舜《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德高望重者，再到张承志《心灵史》中的殉道者，阿訇形象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回族文学中有一系列变化。

　　中亚回族华人文学中的阿訇形象也穿越了多部作品，《心愿》、《惊恐》、《结婚》、《三娃尔和莎燕》等作品中的阿訇形象都各具特色。阿訇形象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不同内涵，也值得我们比较研究。

　　意象比较。意象比较可选取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相同的意象进行比较。以"月亮"意象为例来看，"月亮"意象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中都曾多次出现，伊斯兰文化中的"月亮"常为新月，《古兰经》中就提到过新月，新月在穆斯林心中常意味着新生、幸福、圣洁等，阿拉伯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中就有用月亮形容姑娘的作品。中国古代文化中"月亮"意象常代表孤独失意，月亮也用来描写女性。"月亮"是海内外回族文学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中国回族文学中马瑞麒的诗歌《新月》、杨峰的诗集《故乡的新月》、王延辉的小说《天下回回》等中，月亮不仅象征着回族的民族精神，也暗示了人物的命运。海外回族华人文学中的"月亮"意象具有地域差异性，中亚回族华人文学中亚瑟儿·十娃子写下了《月亮》、《我的月亮》、《给月亮》等多首写月亮的诗歌，十四儿·依斯哈儿也有写月亮的诗歌《月亮》，艾骊·马琳在东南亚期间写作的散文中也出现过月亮意象，美国回族华人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中也多次采用了月亮意象，月亮在不同地区回族华人作家笔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月亮"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不同的内涵，"月亮"意象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多种形式的表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文化心理比较。文化心理比较可选取回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来比较。以回族特有的"两世并重"心理来看，《古兰经》中明确地提出"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 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他后世的报酬。"[8]（ P. 50）既重今世的世俗世界，又重来世的神圣世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特有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都有表现。海内的中国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残月》中，一生挣扎在苦难里、身患疾病、晚年穷困的杨三老汉因为有宗教的"念想",拥有宁静的心灵世界，要进入杨三老汉独特的心灵世界，神性与俗性交织的"两世并重"心理是关键。美国回族华人作家艾骊·马琳在《百里探父》中，既在写对父亲殷殷孝心，又梦见父亲出现在了天堂里，这种特殊心理也是源自于"两世并重".同为"两世并重"心理，海内外回族作家对神性与俗性的描写，侧重点有所不同，"两世并重"心理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也需要我们通过比较深入思考。

　　海内外回族文学比较的角度并不只限于笔者提到的以上几方面，从形象学角度比较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异族形象，比较海外不同地区回族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从身份研究角度比较海内外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不同的发展变化等都是可以探究的问题。

　　三、海内外回族文学比较的意义

　　海外回族文学和海内回族文学互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两支文学未来的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两支文学。

　　首先，两支文学的比较能为各自的发展提供新的文学资源。海外回族华人文学多以书面文学为主，但海内的中国回族文学中存在丰富的民间文学，其能为海外回族华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文学资源。海外的中亚回族华人文学中保留的民间文学，也能作为中国回族文学可利用的新资源。

　　中国回族文学虽然保留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但这些资源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异，部分民间故事已失传，中亚回族华人中传承的民间文学却保留了晚清以前中国回族民间故事的特色，这些民间文学资源可作为中国回族民间文学的有益补充。另外，白先勇、马兰等美国回族华人作家对西方文学技巧的熟练运用，对中国回族作家应该有所启发； 中国回族作家对回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揭示，对海外的回族华人作家也应该有所启发。显然，海内外回族文学各自拥有别具特色的文学资源，通过比较研究发掘特色文学资源的价值，无疑有助于海内外回族文学未来的发展。

　　其次，两支文学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回族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中国学者杨继国曾在《回族文学创作论》中提出了民族形式、民族题材、民族性格、民族情感等判断回族文学民族性的标准。[4]（ P. 98 -144）根据海内外回族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民族性的判断可以集中在： 民族语言、民族题材、民族心理这三点。民族语言，就是创作中采用现代汉语夹杂波斯语、阿拉伯语、经堂语的文学语言，民族语言不一定用汉字书写，也可以像中亚回族华人那样用斯拉夫字母拼写，但是组成语言的词语应该具有汉语词语夹杂波斯语、阿拉伯语、经堂语等特点，这样的语言中富含回族的民族历史流变信息，应该是海内外回族作家笔下特有的语言。民族语言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使用，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使象白先勇这样回族文化色彩比较淡薄的作家，在其作品《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也在使用回族的民族语言"真主"等词语。
　　
　　民族题材，就是在创作中表现回族特有的民族生活习俗，这些习俗包括宗教生活习俗、世俗生活习俗等。民族题材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表现也具有普遍性。即使象马兰这样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她的《回族外婆》等作品也对回族的开斋节等习俗有所表现。民族心理，就是在创作中表现回族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民族心理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表现也具有普遍性。比如，回族有对宗教活动地清真寺的崇敬心理，美国的艾骊·马琳、马来西亚的刘宝军、吉尔吉斯斯坦的亚瑟尔·十娃子、中国的张承志等作家都描写了这种心理。需要注意的是，对海内外回族文学中民族性的理解不能陷入教条，僵化地认为作为回族作家一定要表现民族性，海内的中国回族文学中存在回族作家写作非回族题材的现象，海外的回族华人文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海内外回族文学中的民族性应该是以民族特色为中心的多元共生的民族性。

　　再次，两支文学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审视伊儒交融型文化的生命活力。美国学者杜维明曾说，伊儒交融型文化中伊斯兰和儒学的对话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的精神资源。[9]（ P. 35 -44）伊儒交融型文化，由两种东方文化通过平等对话而形成，是中国回族通过千余年的民族成长史而建构的特殊文化传统。伊儒交融型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虽然海内外回族文学的分布地域广泛，文学成长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伊儒交融型文化常是海内外回族文学的核心精神资源。伊儒交融型文化以其不同的变异形式，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显现生命活力。海内的中国回族文学成长于儒家文化环境中，中国回族文学多通过显现自身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而建构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海外的回族华人文学成长于异国文化语境中，常通过显现自身的儒家文化色彩而建构自身华裔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语境中，这种倾向相当明显。可以说，海内外回族文学在多种社会文化空间里，显示了伊儒交融型文化的活力。

　　最后，两支文学的比较能开拓两支文学的研究空间。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目前在海内外回族文学中存在不对等状态。海内的中国回族文学的批评研究较为繁荣，研究范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海外的回族华人文学，只有白先勇等个别作家研究者较多，只有中亚回族华人文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海外其它地区回族华人文学的研究尚少人涉足。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回族文学中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用于海外的回族华人文学研究，进而开展海内外回族文学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以打破海内和海外的空间分割，把某个回族作家置入海内外回族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思考其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如何才能上升为上乘的文学作品，审视其写作怎样才能通过民族性书写深刻揭示人类共通的人性。这些研究的开展，无疑将会为海内外回族文学研究开拓新空间。

　　总之，海内外回族文学比较研究是华语语系文学比较研究中一片尚待开拓的新领域，笔者在文中只是纲要性地勾勒了概貌，海内外回族文学正期待学界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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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杨继国。 回族文学创作论[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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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常文昌主编。 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论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杨峰译。 盼望[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8]马坚译。 古兰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