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讲”与日语“よ”在用法和强度上的对比

　　一 问题的提出

　　日常会话中，随着交流话题的构建、展开和深入，交际双方会在认知或知识状态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一般来讲，当话题的建构者发起一个话题后，交际双方通常会在言谈应对中使会话朝着融洽和谐的方向发展，以便更好地维持或增进彼此间友好的社会关系。当交际的一方对某事物进行了第一次评价之后，无论交际对方采取赞同或是反对的态度，交际对方的回应都会体现出一种定位，即自己对于评价对象的态度，以及与第一评价作出者之间在知识层面的相互关系等。而交际双方中究竟“谁的观点更具有认知上的权威，更具有影响力”的确认也就成为影响交谈者彼此关系和话题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随着言谈应对的继续，交际双方的知识和认知状态也会逐渐改变。运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交际双方是如何看待知识或信息在自己与交际对方之间的分配状况，知识在言谈应对过程中的动态发展，以及交际者对于知识的积极调整等内容。

　　在实际会话中，交际双方不管出自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敏锐感知彼此对评价对象在认知方面的有无、程度、优先度等，而将话题继续下去。知识优先不但使交际者在进行信息传达、判断、评价时拥有相对的优势，而且意味着交际者认为自己在知识深度、广度和特殊性方面与交际对方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对于会话发起方而言，他可能在谈话话题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优先的优势，而面对的可能是知识非优先或知识更为优先的交际对方。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话轮的构建者并不知道交际对方在评价对象方面的知识程度，因此，当交际对方认为自己对评价对象具备同等或更丰富的认知时，就会出现话轮发起人和交际对方争夺知识优先的情况。这样，交际对方表示知识优先的二次评价的出现便成为可能。交际者对于自己在知识方面的认识是他们设计话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

　　从实际语料来看，剔除会话双方对评价对象实际认知程度这一因素，假设会话双方对评价对象的认知程度相当，那么，影响二次评价产生的因素大致有会话双方社会地位和个体的自我认知程度两个方面。当会话双方社会地位不平等时，如师生关系、长幼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地位较高一方发起第一次评价后，地位较低的一方在选择是否进行第二次评价时，往往不会以自己对评价对象认知程度为依据，而更侧重对方社会地位可能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选择顺应的态度，这一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十分相似。

　　当会话双方地位平等，或无实际利益关系时，二次评价出现则主要依据会话者对自己在评价对象认知程度方面的认知。从交际者自己对评价对象的知识程度的理解来看，知识优先引起的话轮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如图 1:

　　

　　第一种情况，当说话人知识优先、而听话人知识非优先时，说话人占据优势地位，对于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听话人往往会采取接受的态度; 第二种情况是交际双方认知程度相当，也就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同处知识优先的立场时，由于说话人社会地位较高，使得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采取顺应态度; 反之，当听话人社会地位较高时，听话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优势，有时会进行二次评价，这就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当说话人知识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时，对于说话人所作的第一次评价，听话人进行补充或否定，以强调自己知识优先，这时会出现二次评价。

　　为强调己方知识程度更为优越，交际者在言谈应对中有时会使用明确的、但不具备语义的话语标记来强调己方知识优先，进而导出个人观点。在汉语中，我们经常使用“我跟你讲”这一话语标记，来达到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变体来调整语气强度，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最大化表述。日语的终助词“よ”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并在表现强度和方式上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通过对这个两个词语在用法和强度等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种种差异性所展示出来的两国的语言文化特点。

　　对“我跟你讲”这一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方面，如董秀芳的《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我告诉你”》，将其语义功能做了五个方面的概括; 干敏《作为话语标记的“我跟你说”》一文对其功能类型和演变机制进行了考察; 陈丽君的《话语标记“我给你说”的演变过程》中提到了动词的虚化过程及其语用功能。对于日语终助词“よ”的研究，国内学者多数集中在其语法功能和教授法方面。如日本学者加藤重广认为，“よ”从谈话构成机能来看是“具有排他性质，对相应知识管理有所储备的标记”，常用于说话人与听话人立场相对的情况; 今村和宏则强调在提高诉说强度时，会用到“よ”;白川博之认为“よ”用来特别说明谈话内容的对象为听话人。

　　但是尚未有学者对这两个词进行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并从其相异性来考察内在的文化社会因素。

　　本文在分析话语标记语“我跟你讲”如何体现知识优先的基础上，与日语中的よ进行对比，以发现两种话语标记的相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文化性因素。本文所用中文语料来自笔者所采集的生活录音以及北京大学中国语料库中心的语料数据库，并对说话人姓名进行了改动。

　　二 话语标记“我跟你讲”

　　话语标记语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非常普遍，例如“其实”、“然后”、“我说”等等，它们已经脱离了原词汇中的概念意义，并不对话题的真值意义产生影响，只体现一种人际互动或者是语言组织的功能。“话语标记是说话人为引导和制约听话人正确理解话语而选择的语言标记，……话语标记语反映了人们使用语言时的元语用意识。”

　　本文中的“我跟你讲”作为话语标记，经常用于非正式场合的交谈，而不用于演讲或是文章中。它可以用在话轮构建单位(Turn Constructional Unit) 的开头，也可以插入其中或是作为扩展(Increment) 置于话轮构建单位的转换相关处(Transition RelevancePlace) 。有学者认为“我跟你讲”的另一种形态“我告诉你”这一话语标记，主要的语义功能是强调信息和发出指令，但我们认为，“我跟你讲”在强调信息功能的同时，体现了说话人并没有把听话人放在信息共享人的对等基础上，而是将自己放在对信息的知识程度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强调自己对描述对象更加了解，更加拥有直接体验和优先知识。相对于说话人，听话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先知识或只具备间接的经验，在信息量上处于较低的一个档次。

　　(一) 第一次评价中的“我跟你讲”

　　当说话人认为第一次评价中谈论的对象为听话人所不了解的事物时，他(她) 会使用这一话语标记，用来加强语气，强调自己在认知领域的优先立场，如下文中的例(1) 。在这个例子当中，阿英和小惠是同班同学，她们在回宿舍的路上，谈论起前一天下午在学校操场上的一场篮球比赛。当天的比赛阿英去观战了，而小惠有事没去，比赛的结果是物理系以大比分完败了数学系。

　　阿英在 01 －02 行的话轮内首先对对方没有去观看比赛的事实进行了评价(Assessment) ，“太可惜了”。随后，又对获胜一方的队员以及他们的表现给予了评价。而后面的评价是对自己前面评价的解释，也就是说为什么阿英认为对方没有去观战是种遗憾。小惠在 03 行的话轮内和阿英共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轮构建单位，即对队员的表现进行了猜测。这样的猜测随后在 04 行得到了阿英的确认。

　　在这个例子中阿英亲临比赛现场为自己的知识优先提供了基础，通过“我跟你讲”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在话轮中的优势地位，小惠由于缺乏这种认知体验，只能在对方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猜测 (Best Guess) ，这样的猜测当然就是承认阿英的知识优先。

　　与上文中，阿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自己优先享有信息而取得谈话中认知优势的情况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话题讨论的对象，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享有相等的信息量。这时说话人使用“我跟你讲”，更加强调了个人感受和判断，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受和判断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例(2) 发生在午休时间的快餐店，两个年轻的女性职员小张和小李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她们在谈论小张的恋人小伟，两人都觉得小伟为人热情，善良可靠。以下是她们在一致肯定了小伟之后的对话。

　

　　在 01 行的话轮中，小李的评价来源于其个人生活经验。对于这个评价，交际对方小张可以表示赞成，也可以表示反对。而实际情况是小张支持了小李的评价，而且程度较高。因为一个简单的“嗯”作为简单反馈就有可能表示自己同意对方的观点，“是呢”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话轮中，小李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自己在先前话轮内所作判断的依据。“我跟你说”进一步强调了随后的评价是她认为的一种普遍真理。尽管小李作为第三方，对小伟这一评价对象掌握的信息量并不比小张多，但是她认为自己的经验和评价具有真理性，对于听话人是有益的，因此完全有资格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的权利。“我跟你说”在这里有强调个人感受和判断的作用，而小张则再次采取了赞同和接受的态度。

　

　　例(3) 中，老师和学生对于某手机品牌的认识，都是来自网络或别人的评价，对该品牌手机的实际认知水平是基本一致的。由于个人偏好不同，老师在 01 行对 XX 手机品牌作出消极评价后，学生在02行的话论内并不明确认同。但考虑到师生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等级关系，学生没有正面作出明确的回应，或者说没有明确对 XX 手机品牌给予评价。

　　只是象征性用“唔”表示自己对于老师给予信息的接受，而“哦”的意义在于表示学生在努力占有话轮，但是学生随后并没有继续话轮。整体来看，学生的回应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可。而老师也看出了学生的不认同，继续强调自己不用该品牌的手机以解释自己的消极评价。

　　以上这 3 个例子说明了交际双方知识关系中的前两种情况。例(1) 体现了说话人知识优先，听话人知识非优先状态下的一次评价; 例(2) 和例(3) 则体现的是在双方知识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说话人地位较高而导致的一次评价。尽管例(2) 中说话人小李并非在客观事实上地位高于小张，但是她对自己评价内容正确性的自信以及作为有益于听话人的忠告立场，使得她认为自己有权利处于一个较高层次的优势地位。而事实上从会话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听话人的承认。

　　(二) 第二次评价中的“我跟你讲”

　　说话人在构建话轮进行第一次评价时，往往是按照自己的认识途径来指向评价对象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说话人主张自己对于话题对象的优先权。因此，听话人想要在第二次评价中强调自己的优先权，就会和说话人的主张产生分歧，致使谈话的基调产生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第二次评价的人有义务进行相应的解释来维护自己所暗含的知识优先，而“我跟你讲”常常用在解释或申诉之前。

　　例(4) 是一个老妇人在百货商店选购一件羽绒衣。她向售货员指出，同样款式的羽绒衣在其他商店的标价要比这家百货店低。售货员拿出了厂家的样品，向老妇人展示里面的鸭绒质地优良，用来说明造成价格差异的原因。

　　

　　这一轮会话当中，老妇人在 01 －03 行的话轮内对羽绒衣的价格首先给出了第一次评价，认为看到的羽绒衣“咋这么贵呢”而别家的商品“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比这便宜多了”。对于这一消极评价，售货员作为回应方在 04 行随即给出了第二次评价: 表示自己的不赞同，并且用“肯定”这个词加重了否定的语气，进一步提升了一个评价等级。作为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与顾客产生交际上的不和谐是售货员本人不愿出现的结果，因此她需要一个更加合理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为自己的二次评价提供依据。在这里，出于对老年顾客的尊重和缓和自己二次评价带来的消极影响，售货员使用了更具有礼貌意义的“我跟您讲”，紧接着对货源和商品本身材质的说明展示出售货员比老妇人更加了解商品的信息以及商品的性价比关系。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表达出直接的不赞成时，往往意味着听话人在同一领域，具有更好或是更合理的见解。“我跟您讲”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售或货员知识优先的同时，也对二次评价中的不赞成进行了解释。对于售货员的解释，老妇人在 08 行采取了认同的态度，接受了售货员之前话轮中的二次评价。

　　例(5) 是某环保建筑材料企业销售部经理与总经理谈论该企业生产的建筑材料的市场销售前景。销售部经理认为，由于国家控制房价，使房地产业处于停滞状态，会影响到本厂的建筑材料销售。总经理则认为应注重市场营销的策略。

　

　　在这个话轮中，销售部经理在 01 －02 行的话轮内对未来的销售业绩给出了一个消极的评价，对此总经理在 03 －05 行采取了不赞同的观点。首先他通过“那也不一定”否定了对方的观点; 接着在“我跟你说”后，总经理认为销售部经理做出评价的依据不正确，关键不在于国家政策，而在于“营销水平”。对于总经理的否定评价，销售部经理采取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显示出积极顺应的态度。在国家对房价调控的信息上，两人的认知程度相当。而对于本企业的销售预期，两位经理均不可能很肯定，因此从对评价对象的实际认知程度上，两人并无差异。由于两人立场及地位不同，总经理选择性忽略了销售部经理不看好下半年建筑材料销售市场前景所提出的客观因素，而是强调了销售部应积极开拓新的营销策略，使话题核心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销售部经理则放弃了再次评价。

　　这两个例子体现了交际双方认知关系的后两种情况，例(4) 是说话人认知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所导致的第二次评价，而例(5) 则是在双方认知程度相当的情况下听话人地位较高而导致的第二次评价的出现。

　　三、 “よ”与“我跟你讲”使用上的异同点

　　从序列位置来看，汉语中“我跟你讲”以短语的形式可以位于话轮构建单位的开头、中间甚至末尾，而日语的终助词“よ”只用在句末。“よ”本身没有特定的意义，用来加强句子的强调、劝诱、呼唤等语气。“よ”较为典型的用法是用来强调自己的主张。当说话人认为自己对评价对象更为了解或拥有直接体验和优先知识时，往往在句末使用“よ”，提示自己在信息储备和认识途径方面，处于比听话人更高一个档次的位置上。从使用者的意欲表达与心理暗示上来看，“我跟你讲”与“よ”具有非常相似地强调自己优势立场的作用。在下文中我们通过“よ”代表性的用法来考察它与“我跟你讲”的异同点。

　　(一) “よ”与“我跟你讲”在强调知识优先上的相似之处

　　例(6)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よ”的用例。理香和她的阿姨加代在谈论猫的话题，加代在很早以前就养过猫。

　　

　　在这个例子当中，短短的五句话用了三处“よ”。第一处是理香在 01 行用于第一次评价时，“猫咪没事可真爱叫啊”，表明自己作为猫咪的饲养者有着直接的经验和体会，并且希望加代能分享她的体会并给予赞同。同时她注意到对方是长辈，并且在养猫方面具有相应的知识，所以在“よ”的后面加了另一个终助词“ね”，缓和了语气; 第二处用在02 行加代的回应中“没那么爱叫啊”，加代通过第二次评价表示了自己的不赞同。加代作为资深饲养者，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她合理地主张自己的知识优先性，因此此处的第二次评价体现的是说话人知识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的认知关系。为了缓和不赞同所带来的不和谐影响，加代在句末添加了副词“そんなに”(那么，那样地) ，将两人的认知矛盾减小到了很小的程度; 第三处用在 04 行加代的进一步评价中，“真的是很安静呢”，再次提升了自己对这一话题的知识优先主张的强度。

　　在这个连续使用“よ”强调知识优先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よ”的强度变化。理香的“よ +ね”、加代的“よ + 弱化性副词”，以及加代的“よ”，体现出“强调但更希望得到赞同回应”———“适当弱化语气的强调”———“直接强调”这一不断升级的语气强度，也就是说，随着说话人话题的深入和自身立场的不断转变，“よ”可以通过与其他词汇的组合来调整强调知识优先的强度。“我跟你讲”也有类似的变形，如“跟你说”、“告诉你”、“我告诉你”，或动词前加“还”、“可”，句末加“哈”、“吧”这样的语气词，同样可以达到调整语气强度的目的，来更好地展示说话人的态度。

　　　　　　　　　　　　　　　　　　　　　　　　　　　　　　　　　　　　　(7) 告诉你，我是悄悄来雅典参加比赛的，我妈妈还不知道呢。
　　　　　　　　　　　　　　　　　　　　　　　　　　　　　　　　　　　　　(8) 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晚餐都是男人请女人的。
　　　　　　　　　　　　　　　　　　　　　　　　　　　　　　　　　　　　　(9) 可现在是不是他干的还不清楚，还没有得到证实。

　　我还告诉你，就是确实认定了是他，你动手打坏了他也是错误的。例(7) 至例(9) 这三个句子中，“我跟你讲”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表达的是一种从弱至强的语感，例(9) 中的“我还告诉你”除了强调说话人在判断打人是错误的这一问题上的知识优先权的同时，还包含了警告的意思。

　　(二) “よ”与“我跟你讲”在强调知识优先上的差异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通常会努力趋向于评价立场的一致性，因为表示一致或赞同往往会促进或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相反不赞同则会损害这种友好关系。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交际双方的认知立场，保持协调一致必然优先于不一致。强调知识优先往往意味着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不和谐的结果出现。但是强调知识优先的目的如果是给交际对方以好的建议或评价，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积极结果。如上文中提到的例(2) 、例(8) ，都是以自己的认知积累给对方以建议，在这一点上“よ”有大量相同的用法，在此无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よ”还可以通过不赞同来达到“友好性”的意义表达。

　　例(10) 是一个请朋友做客的例子，阿健一家招待真纱和由纪几个朋友，真纱带来了一瓶葡萄酒送给主人，并介绍说这是一瓶日本葡萄酒。对话是在大家品尝葡萄酒后展开的。

　　在评价葡萄酒时，真纱认为它的味道是“日本的味道”，从她后面的发言来看，与“真正的外国的味道”是不同的，是逊色的。由于这瓶酒是她带来的，所以这里的评价通过自我否定来表达一种谦虚的意义。对于这个消极的评价，阿健在 02 行给出了明确的不赞同回馈“不，不是日本的味道啊”，并用“よ”来主张自己在葡萄酒鉴别上的知识优先。同时这种不赞同完全没有表现出非优先结构中的策略特征，既没有话轮前拖延，也没有弱化。这表明对于真纱自我贬低式的消极评价，阿健积极地强调自己的知识优先和不赞同立场，这里的不赞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它不仅不会破坏双方和谐关系，还会表现出强大的亲和力，缓解真纱自我否定后所产生的尴尬和不安。而“我跟你讲”在“友好性否定”这一方面的用法并不突出。作为一个短句性质的插入成分，不如“よ”这样的单音节终助词给人的感觉更加轻松和缓，用于否定时也往往暗示了强调见解和个人意愿等更复杂的内容。

　　“我跟你讲”比起友好性含义来，更多体现出一种“侵略性”意味。无论何种知识优先的情况，日语都是通过语法结构来完成对“知识优先”的强调，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是直接否定对方的话语，而是借助语法和语气来达到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目的。与日语带有“隐晦”特征的、用助词“よ”表示否定的方式不同，汉语“我跟你讲”这种用短句的表达方式更体现出直接“炫耀”知识优先的色彩。如例(8) ，说话者告诫听话者，男女用餐时一般应男性付钱。例(9)带有强烈的警告意味。汉语中表示友好态度需要否定别人时，更多借助于一些语感轻缓的感叹词，如“也不是那样啊”、“不会吧”等等。

　　四、结 语

　　语言离不开文化，不同国家间相异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众心理、价值观念等等，都会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影响，可以说只有对该国的文化内涵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一国家的语言。反过来，透过某些语言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隐含在其中的文化因素，这不但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语言本身，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通过上文对“我跟你讲”和“よ”的分析，我们弄清了这两个词尽管都强调了知识优先，但又各具特点。将这些特点进行分析比较，会发现其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社会因素。

　　首先，从这两个词的词汇构成来看。“我跟你讲”中，比较明确地出现了“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省略掉“我”，但是不会缺少“你”，体现了汉语中人称对象指代明确的特点。“よ”作为终助词，只用来体现强调的语气，而没有特定的人称指向，这与日语当中经常使用省略主语的句子也是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在强调自己主张时，立场更加鲜明，自我意识清晰，态度明确，从而显得语气也更加强势一些; 日语则表现得含蓄委婉，在义理人情上往往给交际对方留有一定的余地，注重“不言自明”的暗示性，这与日本社会长时间处于流动性低、各阶层自成集团的历史因素密切相关。各集团内部高度的一致性使得“以心传心”的非语言因素成为日常交际中重要组成成分，从而造成了彼此间立场的模糊化。

　　其次，从这两个词的变化形态来看。“我跟你讲”呈现出更多的变化形态: “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说) ”、“告诉你”、“我告诉你”，在此基础上动词前可以加上“可”“还”等词来加重语气，后面可以附加“啊”、“吧”、“哈”、“哇”等调整语气，不同的组合不仅能体现出说话人对自己主张的诉求强度，而且还能体现出说话人的个人气质以及教养程度甚至地方特色等等。而“よ”的变化形态则相对简单，只有“よね”这一种形式，语气强度比“よ”低。这种差异显示出汉语的层次性更加丰满，交际主体涵盖的范畴更为宽广，社会交际也更活跃; 而日语则表现出单纯性，说明强调自我主张这种语言现象的使用并不活跃，是日本人服从团体、个人意识淡薄的一个缩影。

　　最后，从这两个词的表现强度来看。“我跟你讲”通过上述几种组合方式，强度层层递进，到最强的语气时“我可(还) 告诉你”，说话人不但强调知识优先，还包含有警告听话人的意思在内，语感非常强烈，体现出不友好甚至是挑衅的语气。而“よ”则没有这样的含义。其本身就是最强语气，往往通过“ね”或是其他的副词来减弱强调的语气，从而弱化个人主张可能包含的侵略性意味。这个特点也是非常符合两个国家的国民气质的。中国人讲话比较直接，习惯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法或是情绪，而日本人喜欢暧昧的表达方式，比较注重别人的感受，即便强调自己的知识优先，也通过一些词语来弱化语气，来减少对方心理上的不快感。同时，这种强调往往用于建议性语气和“友好性否定”，从语言本身来说，更容易促进话题向和谐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