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寓言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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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寓言思想下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解读
【绪论 】《韩非子》寓言的研究现状综述
【1.1 - 1.2 】对"道家"思想的顺应与移植
【1.3 】对"法家"思想的尊奉与改造
【第二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第三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矛盾性阐释
【结语/参考文献 】韩非子思想对依法治国的启示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韩非子》寓言大多都是为韩非说理而服务的，每一则寓言都是韩非思想的隐晦表达。公木先生在《先秦寓言概论》里就明确指出"韩非子寓言故事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反映了韩非子的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可以说，韩非子寓言故事，几乎等于读了一部法家思想辑要。"[45]

　　可见，韩非的寓言故事里储藏着韩非法家思想的精华，通过《韩非子》寓言故事，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了解和认知其对于社会总的看法。陈深在《韩子迂评序》里曾说："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46]

　　韩非洞悉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所念所想，深知当时社会的人心所向，所以韩非一直试图打破桎梏社会的原有的旧壁垒，建立依"法"运行的社会新机制。而要建立新的秩序，则必须以打破为手段，通过批评旧的弊端，才能够树立全民的新意识、新秩序。韩非对自己说处的时代和社会有着深切的批判性反思，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的种种弊端，正如门无子在《刻韩子迂评跋》所言：韩非寓言"论事入髓，为文刺心"[47].韩非寓言充满战斗的味道，弥漫讽刺的意味，不时闪烁着批判的锋芒。

　　一、嘲讽"愚蠢守旧",主张"变法革新".

　　韩非一向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在韩非的寓言里，他的批判指向腐儒、愚人等一大群不知变通，一味守旧，最后成为笑话的人。最为大家熟知的"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批判了蒙昧、不知道变通的愚蠢行径。在《五蠹》篇中："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寓言告诉人们，拿过去的或者过时了的办法去处理当下的事情，就如同"守株待兔"一般可笑。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中讲述了"买椟还珠"的故事："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这则寓言嘲讽郑人只重外表而不重于内在实在愚蠢之极，看问题只注重表面，流于形式，而不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韩非在《五蠹》篇中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意思是说，圣人不要求遵循古代和拘泥固定的东西，而是依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在《外储说左上》篇中讲述了"卜妻为裤"的故事："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像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韩非借"卜妻"这个可笑的形象，讽刺了当时照本宣科、低级模仿"法先王"的复古主义历史观。在《外储说左上》篇中借"郑人买履"的寓言，嘲讽了不知道变通的笑料。"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明明自己的脚就在，偏偏非要回家去拿良好的尺寸，意在揭示当时社会里的一些人拘泥于教条的心理，依赖数据的习惯，做事死板，不会变通，缺乏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意识。

　　有一则寓言："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48]

　　从这则寓言里，我们看到，管仲的变通，在无人识路的情况下，改变思路，才有出路，最后靠"老马识途"走出了沙漠，摆脱了困境。在《五蠹》篇中，韩非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最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率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辩证法，告诉人们不要钻牛角尖，而应该懂得变通的理论。

　　正如韩非本人推崇的"世异则事异"与"古今异俗，新故异备".韩非的变革理论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激发了大家对于旧有制度的反思，掀起了反传统的浪潮。但是，人终究走不出自己的历史，韩非在反对前一个传统较量里，自己又不自觉地走进了下一个传统当中，成为下一个反传统浪潮必须加以反驳的对象。回到韩非主张的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韩非之变革，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体系，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所以，韩非打着反传统的旗帜，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他的命运必然就是等待下一个反传统力量的到来。

　　二、否定"鬼神迷信",主张"实用主义".

　　先秦时代对于天道观尚且处于蒙昧阶段，所以对于鬼神的论述还怀有敬畏和神秘色彩。孔子在《论语·先进》就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论语·述而》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判断。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显而易见，是不知则不说。如果说不谈论鬼神只是孔子自身对鬼神的态度，那么"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便是孔子对其弟子普遍的诉求。墨子崇天志、主明鬼，《墨子·耕柱》中："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墨子认为鬼神不但实有，而且是高于圣人的存在。

　　韩非则大胆地揭示了鬼神迷信的虚妄，批判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在韩非看来，心里有鬼，是缘于自己对于祸害的恐惧。所以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49]

　　韩非完全不相信鬼神具有福善祸淫的功能，更不相信他的实质存在。只要精神旺盛，无忧无虑，物质充沛，衣食丰足，就不会有鬼神作祟。

　　在《韩非子·饰邪》篇中："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策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邺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50]

　　韩非通过燕赵两国出兵之前卜筮为吉兆，出兵之后却兵败割地的恶果，还有越王勾践迷信卜筮，却接连失败，最后放弃卜筮，秣马厉兵，结果大胜。充分说明"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卜筮不足信，鬼神不足影响吉凶。韩非批判鬼神，更多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迷信鬼神，无益于治理国家，更无助于改变现状，所以希望新兴的统治阶级能够从实用的功利主义出发，切实立法树威，强权筑势，彻底抛弃迷信鬼神的虚妄幻想，依靠实用主义，赏罚分明，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用实实在在的"利益"来驱动民众的潜力，尽量满足民众有利可图的欲望，最后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君主专制的梦想。韩非在《五蠹》篇中明确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依靠道德和智谋的力量，都不足以解决当时社会的困境，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够摆脱困境，脱颖而出。

　　三、揭示"人性自私",主张"诱之以利".

　　韩非寓言的核心思想就是论证和揭示人性的自私自利，当韩非经过推论得出人性自利的结论之后，显然韩非是悲凉与无奈的。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嗅到一股孤独幽怨之气，甚至是满含悲愤之情，正如茅坤在《迂子评后语》所言，韩非仿若有"江流出峡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在韩非看来，人性本利，就实实在在存在着，既然没有办法根除，莫不如合理利用。对于人性好利，有的人采取围堵的办法加以治理，而韩非采取的则是疏导的办法加以利用。

　　首先，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关于人性的理论。在人性问题的探讨上，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最为明显的就是"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

　　孟子强调"性善"论。孟子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1].人生来是善良的，本性就如同水注定会向下流一般，注定了人心是不会不向善的。孟子认为认为人的善良是固有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善心，是一种天生注定的心性。

　　荀子强调"性恶"论。在《荀子·荣辱》中："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人性本恶，就是他观点的最好概括。

　　韩非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师荀子"人性恶"的理论，把"人性恶"转化为"人性利",充分宣扬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并结合慎到的"因人之情"和管子的"欲利恶害"思想，最后形成韩非自己独特的"性本利"的理论体系。在《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中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韩非抛弃伦理道德对于人的影响和塑造，把趋利避害看做人生取舍的唯一价值取向，显然忽略了人格的力量。

　　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中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於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52]

　　人在小孩的时候，父母如果对他抚养马虎，孩子大了就会埋怨父母；孩子长大成人后，如果对父母供养微薄，父母就会怒责孩子。父母孩子是最亲近的了，还会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又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进而互相埋怨。

　　雇用工人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美食，并不是因为喜欢雇工，而是这样做，耕地的人才会耕得深，锄草的人才会锄得净。雇工卖力而快速地耘田耕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目的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劳力，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雇工专心一意地工作，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所以人们办事给人好处，如果从对人有利处着想，那么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如果从对人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间也会分离并相互埋怨。

　　在《韩非子·备内》篇中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53]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法令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因"或者说"循名责实"是法家学说中一个重要原则，早于韩非的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54]

　　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55]

　　人们之所以可以不辞辛苦，甘愿冒险，都是因为"利"之驱使。因此，善于治国之人只要能够掌控"利"之所在，人民自然会服从跟随，无需驱使。人的本性如此，只有牢牢地掌控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人民对治国者的命令也就会言听计从。

　　韩非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所以韩非寓言贯穿始终的就是利益至上的思想，而这一出发点的缘起就是韩非最早最深地看到了人性的自私自利。正如公木先生所言："韩非把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国与国和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描绘成一种简单的利害关系，把经济上的财产多寡，政治上的权势轻重当作支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原则和出发点。"[56]

　　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无论是父子、夫妻、手足兄妹、还是君臣子民，皆好利而恶害，恰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说的是商人追求的目标，而在韩非眼里人人都是商人的眼光，一切以利为主。

　　韩非把"人性利"的思想引入到君主对臣民的管理之中。韩非主张"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57]

　　认为好利恶害是人之常情，必须尊重和顺从这样的情况，才能维护好统治的根基。在《韩非子·心度》篇中："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在韩非看来，人的好利恶害与生俱来，是人类行为的根本指向。韩非不仅指出人好利恶害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还指出人的这一本性在无法使用正常手段获取时，往往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力以事君；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58]

　　韩非看到了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执著不懈精神和层出不穷的手段，发现只有很好的利用人们的好利本性，才能实现国家的升平和强盛。然而，当个人的利益无法使用正常手段得到时，人们就往往会采用非正常的方法去争取。

　　因此，韩非指出顺应人类好利恶害得本性能够促进国家强盛，而违背人类本性就很容易造成国家的覆亡。韩非主张法治而不是儒家所主张的德治，指出君主统治要采用对绝大部分臣民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能依靠德治而要依靠法治。"为治者众而合寡，故不务德而务法"[59].韩非指出"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60].韩非指出君主统治若只空谈仁义道德，就会导致国家危亡。他主张在商周和平时代可以讲求仁义道德，但是处在乱世则要依靠法度治理国家。

　　在韩非子看来，君主的统治是天然的，因此维护也是天然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臣子不能有私利，必须毫无怨言地服务于君主。臣子必须先谋求君主的利益，必须先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后才能考虑自身的问题。

　　四、揶揄"君主权贵",主张"法不阿贵"

　　韩非虽然出身韩国贵族，但是不被韩王所用，就如司马迁在《韩非子列传》中所言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悲愤的是廉直之人不得见用，邪枉之臣却大行其道，所以在建言献策里，不时流露出对于君主权贵的揶揄之色。

　　有一则寓言："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公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61]

　　卫灵公在位时，不大亲理朝政，弥子瑕用献媚的手段取悦于灵公，从而换取灵公的宠信。他不仅使卫灵公对他言听计从，而且即使他用自己所把持的朝廷大权为非作歹，灵公也不去过问。对此，很多人深感痛恨。侏儒认为："太阳普照天下，任何一样东西都挡不住它的光芒。君王洞察全国的情形，任何一个人都蒙蔽不了他。将要见到太阳的人，会梦见太阳，道理就在这里。灶头这个东西，一个人在那里烤火，遮住了灶门，后面的人就看不见火光了。现在大概就有人蒙蔽了君王吧！既然如此，那么小臣梦见灶头，不是也可以吗？"侏儒借梦言事，巧妙地讽谏君主应听取多方意见，了解各种情况，不能偏听偏信，否则会被宠爱的佞幸所蒙蔽，害己误国。表面看韩非是在析梦，实际上是韩非在用揶揄的方式说理，君主的偏听偏信，必然导致清廉被遮蔽，邪恶之徒得势的黑暗局面。

　　在《韩非子·喻老》篇中："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62]

　　商纣王让人给自己做了一双象牙筷子，他的大臣箕子就感到很可怕。箕子认为，用象牙筷子吃饭就一定不肯用粗碗具，必将犀玉杯盘、山珍海味，进而穿戴绫罗绸缎，建殿宇楼台，如此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所料，不过五年，纣王就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大兴土木，为所欲为，最终身陷周武王重兵重围，自焚鹿台而亡天下。韩非通过嘲讽纣王昏庸堕落，意在警醒统治阶级，任何腐败都是从麻痹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一把象牙筷子，到酒池肉林，最后落得个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

　　韩非怀着最大的勇气揶揄君主权贵，并讲明了君主权贵也一样必须尊重社会的各项法令，否则就不足以约束民众，不足以取信民众。在《韩非子·有度》篇中："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韩非的最大贡献就是大胆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社会理想，虽然时至今日，他的理想都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有一则寓言："晋文公问于狐偃曰：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令无得不战。公曰：无得不战奈何？狐子对曰：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公曰：刑罚之极安至？对曰：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陆，期以日中为期，后期者行军法焉。于是公有所爱者日颠颉，后期，吏请其罪，文公陨涕而忧。吏曰：请用事焉。遂斩颠颉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后百姓皆惧曰：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况于我则何有矣。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取五鹿；攻阳胜虢；伐曹；南围郑，反之陴；罢宋围。还与荆人战城濮，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遂成衡雍之义。"[63]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怎么样才能够打胜仗，狐偃说，有功就赏，有过就罚。

　　第二天，晋文公下令在圃陆打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按军法处置。这时有个文公爱重的名叫颠颉的人迟到了，官吏请君主定他的罪，文公掉着眼泪，很是犯愁。官吏说："请让我对他用刑。"于是腰斩了颠颉，拿他向百姓巡示，用来表明有法必依。此后百姓都非常害怕，说："国君对颠颉的爱重是那么深切，尚且按法治罪，何况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呢。"文公见百姓可用以打仗了，于是就起兵战无不克。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由于听从了狐偃的主张。

　　现在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经过苦痛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能听信圣人智士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就像坚硬和白色不能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离开君主而存在。以普通人的身分，想要把君主和他所亲近的权臣分开，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一来，自己一定会遭杀害，而主张仍然不会被采纳的。

　　公木先生曾在《先秦寓言概论》中评论道："读韩非子寓言，则使人感到抉剔世情、深入隐微、真切通俗、辩悍峭奇，大有'心骇而神动'、'绝有气力光焰'的实感；寓言也犹如那个冲杀氛围'救世主'手中的长枪短剑，以'刻暴寡恩'之锋刃，为统一的专制帝国的创建而开道。"可以说，韩非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在每一则寓言里，都储藏着韩非深刻而峻急的治国理想，韩非的每一个讽刺与批判，都如像一把匕首和投枪，直刺利益集团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