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的内涵界定与思想特质

　　摘    要：　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 以期帮助人们了解习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关键词：　儒家; “和”思想; 内涵; 外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体现的“义利相兼, 义重于利”、“真、实、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来源则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演绎出新时代的新内涵。

　　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 以期帮助人们了解***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 “和”思想的诠释

　　重“和”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突出标志。关于“和”的内涵, 自古以来就有争议。有人认为“和”有“调和、折中、附和”等含义, 还有的认为是“畏争、随大流、迁就”等民族心理观念。在发展“和”思想的过程中, 学者又演绎出“和合”、“中”、“同”等词语, 从不同字面和角度对传统“和”思想进行了阐述, 丰富了传统儒家“和”思想宝库, 他们的解释和看法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和”思想的某些特质。因此首先有必要澄清“和”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完整内涵。

　　1. 与“和”思想有关词语的渊源辨析

　　“和同之辩”“同”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与“和”相对应的哲学概念。“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此时“同”的本意为“相同、相近、一致”。《国语·郑语》记载有周太史伯“和同”辩论的内容:周幽王八年, 史伯在针对郑桓公“周其弊乎”提问时, 说:“殆 (近) 于必弊 (败) 者也”,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汉韦昭注:“杂, 合也”)

　　《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出“和而不同”并把它提升到人伦道德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 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重义, 不盲从, 不苟和, 故能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 能与之和谐相处;小人重利, 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 但一遇利益冲突, 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在这里孔子把“和”与“同”两个概念完全对立起来了, “同”被孔子赋予“毫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调和”的含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同之辨”把“和而不同”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在“和”中保持“不同”, 才是“和谐”的辩证方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和同之辨”开启中国传统思想中“王道”、“霸道”之争的先河, 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和道德层面基础。

　　2. “中和”

　　“中”作为一种为人之道和处世理念, 最早出现于商代《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所谓“中”, 顾颉刚先生翻译为“中正”, 王世舜先生译为“正道”, 段玉载《说文解字注》云:“中, 别于外之辞也, 别于偏之辞也, 亦合宜之辞也。”各注者均认为“中”就是正确、合理。《尚书》的《立政》、《吕刑》等篇多处都提及“中”、“中正”和“中德”等, 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尚“中”思想。孔子赋予其新意, 要求人们趋“中”而行, 主张君主立“中”而治, 借以协调社会关系, 从而把“中”引人到“和”的范畴, 实现了二者融汇合一, 并灌注以“中庸”精神内核, 称之为“中和”。从而把“中和”思想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

　　《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 (皆) 中节谓之和。中者也, 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也,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位”, 郑玄注:“位正也。”) 这里的“中”就是恰到好处, “和”与之同义。因此, 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就成为儒家“和”思想的立足点, 也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儒家“中和” (或者说“和”) 思想的钥匙。

　　二. “和”的内涵界定

　　1. “和为贵”

　　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集中体现了儒家和谐观点。“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礼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孔子认为, “和”的原则是“勿必, 勿固, 勿我” (《论语·子罕》) , 其意思是:认识事物不能臆测, 不能拘泥, 而是强调既要虚怀若谷, 又要冷静灵活。

　　孔子主张用礼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 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按照不同的方式行事。礼以“制中”为要, 因而说“礼之用, 和为贵”。孔子认为须以“礼”为准则, 以“中庸”调节人的德行。这里说的“和”是指“礼贵得中, 知所节”, 就是说要在一定的秩序中讲究调整和均衡, 从而达到和谐相善。以“贵和”而论, 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 “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荀子提出了“义分则和”的思想, 对“礼”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 进而肯定了对“和”的价值追求。

　　《周礼·輈人》云:“和则安”。《易传》中说:“保合太和, 乃利贞。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太和”, 是“和之至也”。致“太和”, 就可以万国安宁, 民族繁荣昌盛。可见, 自古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是国家安定、天下和谐的重要性。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 使中国人十分重视“和”局面的保持, 做事不走极端, 主张求同存异。“和为贵”思想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 尤其成为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2.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 人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仁爱, 重视“和”与个人修身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认为“仁”是“和”的表现形式, “和”是通过“仁”来表达的。只有“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 才能“仁者无敌” (《孟子》) 。笔者统计过《论语》里“仁”字出现110次, 足以看出孔子对“仁”的重视。

　　传统儒家学者系统地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仁恕”理念, 对如何达到“仁”、“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措施。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他还说“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 (《论语·八佾第三》) 。孟子也认为, 一个人应该推己及人, 爱己及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仁者, 爱之理;爱者, 仁之事。” (朱熹:《朱子语类》卷二) 在他们心目中, “仁者爱人”乃是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协和万邦”的道德基础。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 ;二是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孟子亦云“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 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给予“恕”以定义。他们认为“恕”就是要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推断别人的思想, 从而达到推己及人即“仁”的目的。在儒家那里, “恕”是“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 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行“仁”、“恕”用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实现“天下大同”, 是中国传统“和”思想精神内核的外化极至, 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

　　3. 务实睦邻、互利双赢的义利观点

　　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 “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 。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 (《论语·卫星公》) ,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但他也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但是他反对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不择手段、见利忘义。他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一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论语·里仁》) 总之, 孔子主张重义轻利, 强调获得利益要以“义”为度。

　　孟子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上》) 但孟子并非不讲利:“富, 人之所欲。” (《孟子·万章上》) “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 (《孟子·告子上》) 但是他强调追利应在道义基础上:“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 禄之以天下, 弗顾也;系马千胭, 弗视也, 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与人, 一介不以取诸人” (《孟子·万章上》) 。孟子提出:“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三. “和”思想的特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出, “和”思想具备以下几个显着特质:

　　1. 重义轻利

　　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传统儒家认为人们应该先义后利, 重义轻利, 以义制利, 以义节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并要求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传统儒家在充分肯定人们正当利益前提下, 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 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反映在他们的“天下”观上, 传统儒家学者认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 而应当“以义为利”, 只有追求人民共同利益, “为政以德”, 才可以使“近者悦, 远者来” (《论语》) 。荀子认为“仁眇天下, 义眇天下, 威眇天下” (《荀子·王制》) , 这才是真正的大利, 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2. 致中、抑偏

　　《中庸》开章明义:“不偏之为中, 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儒家非常注重“中庸”, 强调“过犹不及”, “执两用中”, 主张和谐适度, 反对极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 强调要追求“和而不同”, 既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 又要保持本国的独立性;主张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前提上, 与他人谋求平衡, 以达到“和衷共济”、“协和万邦”。

　　3. 提倡“王道”, 反对“霸道”

　　有学者提出“发仁施政以王天下”, 要求统治者不诉诸于武力、权谋, 不以事功取胜, 以行仁政去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孔子提倡“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第十六》) 他们主张“以德平治天下”,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他们倡导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 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 因此与“以攻伐为贤”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王道”思想靠仁德取胜, 以天下归服为追求目标, 强调最终要天下归心, 社会安宁, 不得而知, 传统儒家“王道”思想代表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追求安稳生活的意愿。

　　4. “和为贵”, 反对战争

　　儒家认为“和”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战争是破坏社会发展的主要诱因, 因此主张“和为贵”, 反对“攻战”。《左传·隐公六年》认为“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第十二》也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也认为:“春秋无义战。” (《孟子·尽心》) ,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他说战争是“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 , 认为这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传统儒家认为战争应当以“禁残止暴”为目的, 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不义之战”, 极力反对“以攻伐为贤”的“霸道”观念, 要求统治者减轻“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故而他们主张“文战”、“柔武”, 尽可能采取非流血和平方式, 实现“不战而胜, 不攻而得, 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 传统儒家“和”思想十分重视仁义道德的内化作用, 反对以暴力与战争, 强调“和而不同”, 亲邻友善, 主张由“仁”而“爱”, 进而致“和”, 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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