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认知方法和理论对中医学的影响探析

　　摘要：从治学精神、认知方法到医学理论，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中医学的哲学、科学特质，及宋以后中医基本理论、药理理论、各家学说的发展，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关研究方兴未艾，但在认识论层面的问题颇为严峻，部分学者受西方哲学、科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不自觉地陷入还原论思维的窠臼，认知出现偏差的现象迭出。须知哲学、科学的形态不只一种，只有遵循中医“格物致知”自身的认知规律，才能真正地传承精华。

　　关键词：理学; 格物致知; 象思维; 命门学说; 法象药理; 朱丹溪;

　　宋明理学在儒家“格物致知”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述，成为宋至明清之际具有引领作用的社会思潮，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2008年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立项“宋明理学与法象药理学的相关性研究”、2017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宋明理学与中医理论嬗变”、2019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基于本草学认知方法的中国传统格致方法研究”及2019年云南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代理学对朱丹溪中医学术思想影响的研究”等。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就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从学术层面来看，内容集中在宋明理学哲学思想和认知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医家学术思想及药理理论的影响上。纵向而观，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问题明显:一是存在个别同质化研究;二是在认识论层面，不自觉地陷入还原论思维，认知出现偏差的现象屡见不鲜。

　　1 宋明理学论理模式与中医的哲学、科学特质

　　宋明理学家赋予了“格物致知”新的内涵，渗透到中医学领域，成为了对中医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形态。其“格物致知”的思想，及对宇宙生成、太极、阴阳、气、天人关系、象数、理气、体用、知行等内容在哲学范畴的阐发，促进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发展，增固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例如，理学太极说的思想，被朱丹溪、赵献可、孙一奎和张介宾等医家用以阐发“命门为生命活动原始动力”“命门有位无形”“命门与阴阳水火动气的关系”等重要理论命题，形成了“命门学说”。欧阳建军等[1]指出，命门学说在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下，已超出和突破了《内经》《难经》之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学者习惯于以主观唯心与客观唯物、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分析和看待问题。如有学者[2]就认为中医将理学“太极”引入来解释命门，使之成为了形而上的概念，无法得到形态学支持，理论上无着落，临床上意义不大，是哲学的成功，医学的尴尬。这种以“形而上”“无形态学支持”作为论点，将哲学与科学、医学分裂，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认知———中医要走向科学，就要把那些哲学剥离出去。此类认识是“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3]835，抹杀了中医学在形态、方法和理论上与哲学不可分割的关系。

　　再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思想和认知方法，增强了中医学的科学特质。理学在“格物”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对外物性质和规律的探求，有人文的、有自然的。不少学者将“格物致知”在认识自然方面的应用与自然科学关联起来，去挖掘格物致知认知方法的科学性。如有学者[4]从格物知人、格物知药、格物知医探讨中医理论特色，指出中医学兼具人文哲学性质的理论形式与自然科学性质的实践内容，认为保留“格物致知”的人文性质，兼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思想，能带来中医学的巨大发展。再如，关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医哲学史》[5]分析认为“李时珍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中国通史》[6]认为其有一套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代”。赋予中医“格物致知”自然科学的内涵，促进其概念向“科学”靠拢，是近现代以来的一种认知趋向。

　　确实，格物致知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但其与自然科学对“物”的认识，是有本质差异的。在认知层面、认知方式上和方法上，前者取“象”层面，重在观物取象，主要利用意象思维，以“取象比类”为主要方法，注重整体联系;后者取“体”层面，力求实体求原，主要依赖抽象思维，以还原为主要方法，注重局部功能。在主客关系上，前者立足于主客相融，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后者则以主客对立为立场，将物、我做了截然划分。在认知目的和路径上，前者探索的是“象”规律，在现象之中去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后者追求的是“体”规律，在现象背后寻找内在本质依据。因此，二者不可能相互兼容，只能互补。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去理解、解释中医的“格物致知”无异于舍本逐末。

　　2 宋明理学认知方法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格物致知”思想和方法，在宋至明清时期为中医学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激发了各家学说的崛起，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东丽[7]基于理学“穷理”的治学方法，从各家对于源头经典的阐释及代表医家的理论发挥和创说，阐述了格物致知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正面影响。林殷等[8]从“穷究医典，博采众家”“亲躬践行，推求新知”“分立纲目，编纂医书”“以意推求，即经穷理”四方面，阐述了“格物致知”对宋以后医家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和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理学‘格物致知’论对医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但很难用其理论本身的唯心或唯物性质加以推断”。也有学者[9]从正负两重性阐述了宋明理学对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理学助力深化医理研究，又无形中设置了中医学向近代科学转换的话语障碍;“格物致知”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而其“心悟”的认识方法，滞碍了中医学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

　　宋明理学对中医理论的深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历史事实，其在认知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是客观现实。但是，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来看，“格物”论对中医的影响，积极的一面远远大于消极的一面。以“向近代科学转换”“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为标准来评判理学“格物”论对中医的影响，仍然是陷入了西方科学中心主义的误区。

　　3 宋明理学对“法象药理”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代格物穷理之风渗入医药领域，医药学家开始从“知其然”深入到“知其所以然”去探讨药理。如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为药理探索的先行者，“本草之学，自此一变”(成无己)。其后，以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建立了“法象”用药阐理模式，使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大步[10]，“补充了宋代以前药理学的匮乏，开创了药理学新思路，为后世的用药思辨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潮”[11]，法象药理初具雏形。

　　格物穷理催化了法象药理的产生和发展，而“‘法象’药理的介入，无疑扩大了格物穷理的范围”[12]，论药阐理成为了本草研究的主流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明·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其后，注重格物阐理的本草着作不一而足。现代学者概括提出的“法象药理”的概念，实际上综合了各家本草相关的理论认识。

　　当代学者关注到金元、明清时期的本草着作中“法象药理”有宋明理学的渗透和影响，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此。如有学者[13]探讨了《本草纲目》药理学与理学之间的哲学渊源，认为《本草纲目》在格物穷理思想的指导下，用气本论与象数之学构建、充实了肇始于金元的法象药理，构成了《本草纲目》的主要药理学，提升了对药理的研究，只是这样的研究取向并不全面，也难深刻，不能揭示其学术真实。也有学者[14,15,16,17]探讨了宋明理学对法象药理学的影响，认为法象药理学的构建援用了宋明理学中的体用说，并深受到理学知行观的影响，使其理论终沿着一条轨迹发展。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宋明理学影响下的“法象药理”理论的利弊，一方面认为法象药理在中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度丰富和发展了药学理论，为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又以其“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使之沦入形而上学”“导致了药物功效认识的浅显平庸化”“对中药药理的解释缺少规范性和一致性”等为论，认为法象药理影响到深入考求药物功效的机理，也阻碍了中药功效研究在临床实践和实验中的创新，并最终使中医药发展偏离科学实证的道路。

　　“法象药理”积极作用已成历史，消极作用才是现实?这完全是认知方式陷入误区得出的错误结论。“形而上学”“偏离科学实证的道路”，与前文“形而上”“缺乏形态学支持”、滞碍“中医学向近代科学转换”和“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之论如出一辙，问题不在“法象药理”自身，在认知层面。

　　4 宋代理学对后世医家学术思想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理学的学术繁荣对中医学术流派、各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催化和直接的指导作用。有学者[18]指出，理学的思想争鸣，不仅为中医各家创新医学开启了先声，而且也为各家学说提供了哲学依据。其中，将理学思想融入自己的医学观点且独成一派的，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理学对丹溪学说的影响为学者们所关注。

　　如常存库[19]从丹溪对“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学说的论证、病因病机的阐述及其节欲养生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其理论特点与理学的密切关系。

　　邰东梅等[20]指出朱丹溪的学术思想深受理学的影响，理学思想被贯彻在其整个学术体系之中:(1)朱丹溪以理学中的太极之理为基础，提出了“相火论”，阐述了人体君相二火的生成与性质;(2)理学家认为天地阴阳之运就是阳盈阴亏，朱丹溪据此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3)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丹溪则认为要控制“人欲”来养生防治疾病。周桉[21]阐论:(1)丹溪“相火论”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动静观为理论基础;(2)“阳有余阴不足论”是在程颢“阳常盈，阴常亏”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3)“静而无欲的养生观”则是周敦颐“无欲”、二程“存天理、灭人欲”伦理观的引入。

　　梳理和总结宋代理学对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影响，有助于对朱丹溪学术思想的解读和把握。但是，研究中论点、总体思路和主体理论认识上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这也是医家学术思想研究中并不鲜见的现象。笔者以为，相关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其理论本身，更要从认识论上探其根本、寻其路径和方法，或能突破瓶颈。

　　5 讨论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当前围绕理学与中医学的研究，在认识论层面存在着误区。因为不是个别现象，且涉及到中医认识论基础，问题颇为严峻。认清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学者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彻底转变西方哲学、科学中心主义的观念，遵循宋明理学“格物致知”自身的认知方式和方法，揭示和总结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5.1 树立多元科学观，正视中国传统认识论与西方认识论的本质差异

　　“格物致知”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于西方哲学、科学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认识体系。刘长林[3]先生认为:西方传统认识论以“体”为取向，以空间和组成为本位，主要研究现象背后的规律，形成了以实体求原为基本方法的“体科学”;中国传统认识论则是以“象”为取向，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主要研究现象层面的规律，形成了以观物取象为基本方法的“象科学”，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

　　“格物”的认知方式，属“象”科学的范畴，它的认识在物“象”层面，与自然科学关注的物“体”层面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22]，也并非“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23]，没有走科学实证的道路，不是偏离，而是必然选择。认清这一点，也可以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陆广莘提出)作出区分。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中医”并没有问题，但是“中医研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非要以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来‘发掘’‘整理’和‘提高’中国的传统科学，那一定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3]4。

　　5.2 树立多元哲学观，跳出西方哲学的认知窠臼看待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任何一个认知体系都有它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理学也不例外。对于理学的局限性及对中医学的消极影响，学者多是从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认识，认为包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就是糟粕。然而，理学和中医学都讲“气”“心”，也都运用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唯物和唯心、辨证法和形而上学就可以讲清的。“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不可取”[3]838。

　　另外，须知一个客观现实———同一事物不同层面存在互斥，当认识重“此”必然会忽视“彼”。一种认知方式，如果它关注“象”，长于现象层面的研究，它就不得不忽略“体”，而疏于对实体和事物内在本质的研究。笔者以为，中医相关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在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是应该立足于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根本，去挖掘它的特色和优势。

　　理学对中医的推动作用不应该只是历史，今天也不会是中医创新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它的思想和方法对于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仍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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