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观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主要内容与当代价值

　　摘要：宋元明清时期是侠义精神发展的相对成熟期，宋明理学作为该时期的主潮文化，其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发展影响重大，在推动习武者提升思维理性、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君子人格、成就民族大义的同时，促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形成了重义轻利、以义为本、重诺守信、淡泊名利、匡扶正义、济民救世、忠肝义胆、保家卫国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仁义、信义、正义、公义品质，可助力塑造心怀仁义的君子人格，构建诚信友善的人际关系，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成就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

　　关键词：传统武术; 侠义精神; 义利观; 宋明理学;

　　A Study on the Chivalrous Spirit of Traditional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and Benefit of Neo 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I Shoupei MI Xiaoyu

　　School of Wushu , Academy of Chinese Sport History,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Abstract：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a relatively mature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valrous spirit. As the main trend of culture in this period, Neo 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chivalrous spirit. While promoting Wushu exercisers to enhance their thinking rationality, strengthen their moral cultivation, pursue gentleman personality and achieve national righteousness, it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Wushu chivalrous spirit to form a spirit of valuing justice over profit, taking justice as the found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promise and keep promise, being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supporting justice, helping the people and saving the world, being loyal and courageous, and defending the countr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qualities of benevolence, faith, righteousness and public justice of traditional Wushu chivalrous spirit can help to shape the personality of a gentleman with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build a sincere and friend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orm a fair and just social fashion, and accomplish the great national justice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是习武者行侠仗义的群体共识，由历代习武者在追寻社会正义、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积淀而成，堪称“中国武术传承和发展的核心价值”[1]。宋明理学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将义利问题与理欲、公私等一体打通，突出伦理价值与道德追求，完善和升华了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内涵与境界，为习武者追求人格的完满和生命境界的提升，提供思想指引和方法指导。已有研究对此鲜有关注。本文尝试引入宋明理学义利观的视野，着力发现宋明理学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揭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为不断深化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内涵阐释，助力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转化提供参考。

　　1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现状及宋明理学义利观视野的引入

　　侠义精神是武侠文化的内核。武侠文化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原始民族成员互助的遗风，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精神力量。韩非在《五蠹》等篇章中，首次给出“侠”的特定术语，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说。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讴歌“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侠义精神。之后，班固修《汉书》,批评司马迁所为乃“退处士而进奸雄”,渐成舆论主流。“东汉以后游侠不再进入正统史家视野”[2],对侠义精神的探讨多存于小说、戏剧、诗歌之中。

　　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冯友兰等，从不同角度对“侠”有过探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武侠文化”才成为一种被学界接受的话语概念，侠义精神也因而得到更多关注。之后逐步形成系列着作，如《中国武侠史》(陈山，1992)、《侠的人格与世界》(汪涌豪 等，2005)、《武侠文化通论续编》(王立，2011)等，虽极少专篇阐论侠义精神，但其诸多成果，如对侠客形象、游侠人格历史变迁的梳理，对中国侠文化基因传递与变迁线索的发现，对武侠文学文化史关照及外来参照的探讨等，均可视为于不同侧面对侠义精神的刻画。

　　相关论文多以“侠义精神”为视角，展开对小说、影视、戏剧、绘画、人物的探讨，如《“生活的温度”与侠义精神的重建——海飞小说创作论》(詹玲，2018)、《武侠电影的审美偏差与侠义精神的失落——从张艺谋的〈影〉说开去》(傅守祥，等，2019)、《晚清侠义精神的分化与拓展——〈施公案〉系列戏研究》(周华斌，等，2019)等。这类研究的根本落脚点不在侠义精神，且小说、影视、戏剧等研究对象多为虚构，反映的是历史上人们基于当时社会现实对侠义精神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距离，但可为我们理解侠义精神提供比较学意义上的参照。

　　专题探讨侠义精神的高质量论文较少，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不足10篇。其中，较多关注春秋战国和近代两个时期，前者如《墨子侠义精神及其现代价值审视》(刘丽琴，2017)、《战国侠义精神》(张彦修，2010),后者如《近代中国报人的侠义精神》(朱蓉，2016)、《试论近代中国的侠义精神》(刘保刚，2013)。聚焦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研究更少，代表性研究是陆小黑等对中国武术侠义精神历史变迁的探讨[3],部分研究如《侠文化与中国武术内在关系探究》(周建新，2013)、《武侠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郭玉成，2019)等也偶有涉及。从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不同时期的主潮文化着手，深层探讨其与侠义精神尤其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互动的研究尚未见到。

　　总体来看，侠义精神作为武侠文化的核心内容，已有研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尤其在聚焦小说、影视、戏剧的同时，严重忽视了武术及习武者的存在，也就极少展开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相关研究。须知，相较于小说、影视、戏剧的虚构，武术及习武者才是历史的真实。习武者是侠义精神的重要载体，武术则是习武者行侠的重要手段。侠义精神的氤氲流传，一直是武术传承、传播的重要动因，同时也“丰富着习武者的生存状态，明确着习武者的社会责任，点缀着习武者的精神境界”[4]。另外，基于时代特征、历史渊源的考量，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春秋战国和近代的侠义精神，但若从侠义精神的历史形成来看，宋元明清时期才是其发展的相对成熟期，从宋明理学这一该时期的主潮文化着眼，当可对侠义精神形成新的深入认知和理解。

　　宋明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与汉代经学重名物训诂不同，故有此称。它以儒学为根本，对于佛、道思想的融摄，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推上历史新高度，使传统儒学由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升华为以哲学形而上学做基础的细致、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儒学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表现形态，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巅峰。宋明理学对传统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时间上自宋元明清直至当代，从空间上波及东亚诸国。

　　义利问题尤受宋明理学关注，如理学奠基人程颢认为“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朱熹强调“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宋明理学义利观着力解决的是“理想价值追求与现实利益需求之间的关系”[5],其思想主要通过“科举制完善和私人讲学之风兴盛所带来的民间私塾普及，以活字印刷术发明为契机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6],逐步渗透到大众文化中，植入人们意识深处，主导着社会伦理的形成与发展。于是，宋明理学义利观不仅发展为宋明理学的代表性思想，还对包括习武者在内的人们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宋明理学义利观的观念渗透与价值引导下，不断发展完善，整体境界得以拔高，从先秦时期主要突出的“快意恩仇”[3],到宋元明清时期重点强调的“为国为民”,充分展现出侠义精神作为主潮文化的对立与补充，对于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民族品格的不断健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另外，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与宋明理学义利观的长期互动，还在不断推动习武者提升思维理性、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君子人格、成就民族大义的同时，持续精研与之相适应的武术技术，并于“各得其适”中发展出具有不同侠义追求、道德指向、技术体系的拳种流派。因此，回归到宋明理学这一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时代思潮中，尤其在宋明理学义利观的视野下，有可能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形成突破性推进。

　　2 宋明理学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

　　2.1 纳“义”入三纲五常，促进习武者提升思维理性

　　宋明理学义利观纳“义”入三纲五常，以“义”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强调关系的“应当”性，视事事合“义”为最高精神追求。所谓“义”即“宜也，也就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7]。在此意义上，“仁”与“义”常被放在一起阐述，如朱熹说：“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文公文集》卷十三)为了对人们形成警示作用，更好提升人们的思维理性，理学家明确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以“义”为伦理道德的评价尺度，强调“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遗书》卷十一)。他们认为合宜之“义”是得“利”的前提，“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宋之前，习武者行侠仗义较少受社会道德因素制约，多以个人心中对“义”的理解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准，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略显狭隘。如豫让为报赵襄子杀智襄子之仇，进入宫中化为太监。首次刺杀被擒，因其“义士”品格而被释放。豫让矢志不渝，漆身若癞，吞炭为哑，灭须去眉，行乞于市，纵使其妻也难以辨认。但刺杀再度失败，豫让要求赵襄子在处死自己之前成全他“死命之义”,于是拔剑三跃，猛击赵襄子衣服，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自杀[6]。豫让为实现个人心中狭隘的“义”,伤残自身、抛弃一切，甚至舍弃生命。看似义感天地的报恩之举，实则忽略了侠义行为的合理性，严重缺乏理性思考。因此，宋以前的武侠被称为“游侠”“豪侠”。

　　宋之后，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融摄宋明理学义利观中“义”的伦理思想，强化“义”的价值引领，使习武者言行举止、为人处世皆秉义而行，提高了对行为合“义”与否的理性思考能力。比如，宋人孙立为好友王实报父仇，先大声斥责其所犯“恃富而淫良人家妇”之罪，以示杀张本合情合理，并给予其公平决斗的机会，“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将其杀死之后“投刀就公府自陈”[8]。可见，与之前较少受社会秩序约束的武侠相比，宋之后以孙立为代表的侠士，以“义”为行侠仗义的最高准则，促使其在追求公平和正义时，能更多思及社会准则，约束个人行为，做出合“义”的选择。因此，宋之后的侠被称为“义侠”,自称谓转变便可看出历代习武者“侠”行为的变化。

　　宋明理学义利观“义”之道德伦理意义的拓展，强化了传统武术侠义精神道德的“应当”性，使作为道德评价尺度的“义”逐渐内化为习武者心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处事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习武者的思想，促使其提升思维理性，从而积极遵循以“义”为主导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持续践行侠义之举。

　　2.2 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推动习武者加强道德修养

　　欲望存在于包括习武者在内的每个人身上，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9]。“义者，天者之所宜也；利者，人情之所欲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将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关联起来，是宋明理学义利观的创新。所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理学家看来，人维持生计的本能欲望是必需，但为了满足私欲要求更多，就有违天理。理欲问题可以说是义利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理学家认为“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必损于人”(《论语解·里仁》),故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即以道德调节人对利益的欲求。诸如周敦颐指出的“圣可学乎?曰：可……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通书·圣学第二十》),王守仁强调的“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传习录上》)等，皆重在“存天理，去人欲”的义利思想，主张以道德约束人们获利的思想与行为。

　　传统武术是一门技击术，本身并无道德可言，道德所规范的是习武之人。习武者若仅依己之欲运用武术，必然会走向道德的对立面，故习武不仅是学艺，更重要的是修德，如“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修德”“拳以德立，德为艺先”等武术谚语，均体现出德于武的重要性。依据理学家的说法就是要顺“理”而行，即习武者的行为对“理”应有“高度自觉意识”[10]。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宋明理学义利观“存理去欲”思想影响下，强调习武者的“应当”之举，主张以道德主导欲望，加强习武者“义”的自律，提高道德修养。传统武术的诸多门规戒律对此有鲜明体现，如《苌氏武技书》初学条目提出“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虚，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11];《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的“十二规条”和“十不许规条”均针对习武者的道德规范，如不准贪图渔利，盗人财物，不许恃有本领，欺负良善[12]等；《永春白鹤拳拳谱》授徒之法讲“持四善”,即“善修其身，善正其心，善慎其行，善守其德”[13]等。

　　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个“欲”字，正如朱熹所说：“人欲者，此心之疾疚，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若习武者任凭欲望使然，其言行动止定会以满足自我欲望为目的，与以义为导向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相违背，最终对个人、门派乃至社会造成危害。因此，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宋明理学义利观“存天理、去人欲”思想的积极影响下，强化了习武者“义”的价值取向，使外在道德律令的被动接受逐渐转化为习武者心中的主动认同，推动习武者加强道德修养，彰显出德于武的重要性。毕竟，有德有武才是大众所推崇的“侠”,有武无德只能是“莽夫”。

　　2.3 注重心性修养的存养之法，助推习武者追求君子人格

　　人若可成君子，自能淡化对功名利禄的欲求。理学家将理欲、性情等纳入义利观体系，旨在“进一步淡化乃至消释人的利益欲求，把社会导向惟以义理为价值追求的和谐境域”[14],于是如何求“义”便成为理学家必要解决的问题。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在理学家看来，心性与天理是同一的，他们以性为本或以心为本，提出“性即理”“心即理”的观点，探索出格物、主敬、省察等求“义”之法，将“人们认识、把握、践履‘天理’的行为由外在转向内在，成为一种主体诚己的内在自觉行为”[15],强调通过存养心性去寻求“义理”,净化过分的利欲思想，如张载主张“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经学理窟·气质》),即期冀人们以义理修习助推成就君子人格。

　　宋明理学义利观心性修养思想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在不断集义的过程中，涵养完美人格。从宋明理学义利观的视角看，“武术之理就是天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习武者通过身体各种形体动作去体会武术中所蕴含的理”[16],便是在通过拳术感悟世间万物之理的同时，修心养性，复其天性之本。正如形意拳家宋世荣所说“练形意拳术者，是格物十二形之性能，而得之于心，是能尽物之性也，亦是尽己之性也”[17];少林妙兴大师《罗汉拳诀》亦有“出于心灵，发于性能”[16]之言等。可以说，传统武术的习练就是习武者明心见性的过程。在心性存养思想影响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更加注重习武者人格的完善，促使习武者技艺在长期追求武术之“理”的道路上不断提高，更是“将天地和生命之‘道’复现、践行于武术习练与使用中”[18],通过身、心、性的全面涵养，铸造理想的君子人格。

　　习武者为“侠”不仅需要高超技艺，更需优良人格。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宋明理学义利观心性存养思想的影响下，强调外在技法修习与内在德性修养相统一，进一步推动习武者塑造君子人格。比如，苌家拳《初学条目》规定：“学拳宜发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平心气和，善气迎人”[11];吴图南《国术概论》强调：“当以修德养性为唯一目的，至于养成勇敢奋斗团结御侮之精神……皆自修德养性之中相演而生”[19];佟忠义《武术须知》云“满招损，谦受益，古训昭然，信不我欺……当虚怀而潜修。所谓良贾深藏若虚，大勇恂然若怯，盖造诣愈深，其涵养力度愈大”[20]。这些均体现出心性修养在习武者追求君子人格过程中的重要性。习武者追求“以德服人”,真正能如此者均经长期心性修养而形成了高尚人格。总之，在宋明理学强调心性修养的思想影响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更加推崇君子人格，使习武者时刻保持思想与行为的“应当性”,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顺“义”而为，最终成就君子人格。

　　2.4 反对行义以获利的观点，引领习武者成就民族大义

　　宋明理学义利观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利益，反对与“义”相背驰，甚至借“义”谋利的行为。因此，理学家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二程遗书》卷十七),倡导公利、反对私利，表现出“去私立公”的价值观念。宋之后，社会风气一度败坏，如《五杂俎》载“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九仕，而贪虐恣睢者”,指出人们读圣贤书不以修身治国为目的，而是为了一己之私。为净化社会风气，理学家普遍主张凡事毋以个人利益为目的，要胸怀民族大义，以公利为先，如胡宏谓“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知言》卷三)。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不断汲取“去私立公”思想精髓，“使习武者摒弃个人恩怨，不再局限于个体行侠仗义的行为，将视野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3]。这一转变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得以升华，凸显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忠义观，“忠”即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突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比如，少林拳“捶把十要歌诀”中强调“习武绝非图私利，保国为民称英豪”[21];八极拳谱明确提出“武术者，本为锻炼身体，保家卫国也，不可恃血气之勇欺压乡里，犹不可贪图小利，害及同胞”[22]。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之“忠”是习武者的重要价值导向，李贽所言“忠臣挟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焚书·杂述·昆仑奴》),便蕴含着对习武者忠义之举的高度赞赏。历史上习武者以身卫国的壮举不胜枚举，如两宋时期为抗辽反金，各地习武者聚集形成秘密会社；明朝李邵闻《云间杂志》中记载“侠丐”张二郎应募御倭，“数泅水入贼巢，得真耗。且时斩倭首以献，有银牌犒金之赐，俱不受。请归府库”。待平息倭乱，“应世袭百户，郡县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愿乞食”[8]。这些均彰显出武侠忠义之士不为功名利禄，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对这些胸怀民族大义的侠人义士为国尽“忠”精神的描述。可见，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在宋明理学义利观的引导下，淡化了习武者的功利追求，而使习武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融合，使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得以彰显。这种精神始终激励习武者为之奋斗，引领习武者成就民族大义。

　　3 宋明理学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主要内容

　　3.1 重义轻利，以义为本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概括的“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承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23],多维展现了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核心精神则为“义”。“义”是侠的最高行为准则，侠视“义”如生命，此诚如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所言，“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故“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历来为习武者所推崇。但宋之前，武侠之“义”多为私义，即多以个人价值倾向界定“义”的涵义。宋明理学义利观则在传统的基础上对“以义为先”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层次论证，进一步提升了“义”的价值地位。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受其影响，强化了“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精神特质，使宋明理学义利观中的“义”在传统武术中充分表达，推动习武者由“义”的自我认知逐步向自我与社会双重认知的过程转变，时刻以“以义为先”为警醒，甚至将“义”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宋明理学义利观着重突出的是对私利、私欲的摒弃，强调“义”“理”的道德属性，在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中体现为伸张正义、厚施而薄望等“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高尚道德行为。比如，《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之“十愿”中载有“二愿学此本领，抑强扶弱”“四愿学此本领，锄恶除奸”“五愿学此本领，保助孤寡”“六愿学此本领，仗义疏财”“七愿学此本领，见义勇为”等[12],充分彰显出习武者以义为本的高尚品行。此外，小说、戏曲、评书等描述武侠之“义”的内容比比皆是，如以“义”字贯通全书描写宋代武侠的《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尽管是小说，但却与当时社会现状相呼应，习武者易被其呈现的道德高尚的武侠形象所折服，“以其中的英雄人物为思想标杆和行事模范”[7],将“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体现于实际。因此，宋明理学义利观始终秉持“以义为先”的思想，与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相吻合，而宋明理学义利观中“义”所表现出的伦理意义，使“义”在习武者眼中“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守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指自己行动中必须崇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乃或超道德的根本性准则”[24],使“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表现出新意蕴。

　　3.2 重诺守信，淡泊名利

　　诚信在传统武术中历来被视为习武者立足于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首要培养目标。朱熹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朱子语类·中庸三》),指出“诚”是天理之本然，是“真实无妄”的，故理学家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使世人“实然”与道德“应然”相统一，复现人“真实无妄”的样子。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融摄这一思想，要求习武者凡事不要被欲望所主导，要以“重诺守信、淡泊名利”作为为人处世的基础准则，如武术谚语“人讲信义，拳见正义”,或《武术须知》强调的“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德之源。昔季布一诺，楚人许以千金；关公三约，匹马终于归汉，可见古人守信赴义之道，虽利诱势胁，不能变其志也……深望武门同志，各自振拔，务须一言既出，努力躬行；大义当前，至死不顾”[12]等，均凸显出这一精神。

　　从社会现实来看，武侠之士的行为风范也确实体现了“重诺守信、淡泊名利”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及认可。比如，宋人刘斧《青琐高议》之“王寂传”记载，义侠王寂“不妄然诺，尤重信义。里人云‘得千金不如寂之一诺’,其为乡闾信重如此”[6],是习武者“重诺守信、淡泊名利”的代表。镖师也非常突出该精神，其一旦与雇主达成承诺即严格遵守，如大刀王五、神拳无敌张黑五等的诸多侠义事迹，均是该精神的生动写照。总之，在宋明理学义利观的影响下，习武者更加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即使面对巨大利益诱惑，也追求以道德克制个人欲望，顺“义”而为，重诺守信、淡泊名利，彰显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所推崇的高尚品格。

　　3.3 匡扶正义，济民救世

　　宋明理学义利观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重视内在“义理”领悟向外在道德行为转化，主张人们不断加强心性修养，不断完善道德素质，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从而转变社会不良风气，维持社会良性运转。这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形成深刻影响，促使诸多习武者不再只局限于自身的“舒适之乐”,而通过涵养、躬行，更加注重由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社会的忠勇之士。比如，《国术概论》指出：“无论劳心与劳力，均感舒适之乐。再能以德为心，以礼为行。果能持之以恒，自能在乡间为安善之民，入社会为忠勇之士。”[25]这个层面的习武者抛弃了自身的私义、小利，以传统武术技法为手段维护社会正义，将武术之道践行于社会之中，为黎民百姓谋福利，使“匡扶正义、济民救世”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得到强化，诚如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之赞赏：“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26]

　　武侠之所以深受百姓敬仰，除却因其本身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更多的则是因其侠义之举符合万千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诉求。在古代社会，对于深受封建观念压迫且毫无反抗之力的底层百姓而言，面对统治者暴政、贪官污吏横行等黑暗的社会局面，“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惩恶扬善、扶弱济贫的侠客成为能够解民于倒悬的惟一希望”[27]。宋明理学义利观对心性修养的重视，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推崇君子人格，使众多心怀苍生的习武者，以“匡扶正义，济民救世”为行事准则，在百姓遭受苦难之际挺身而出，剑指社会种种不公与弊端，将“救民于水火”视为当仁不让的义务和职责。比如，武术谚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匡扶正义，扬善除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等；《少林歌诀》“永为百姓解困苦，普度众生扶危困”“惩治恶霸和歹徒，解救黎民济良善”[21]等，均表现出习武者不谋一己之私而一心为民的大“义”。可见，在宋明理学义利观倡导的心性修养思想影响下，习武者追求自我价值的更高实现途径，展现出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彰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对“匡扶正义、济民救世”侠义精神的深刻诠释。

　　3.4 忠肝义胆，保家卫国

　　宋明理学义利观的总体落脚点是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公之大“义”,否定与公利相违背的私利，如张载言：“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这种义利观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之“义”得到升华，国家与民族之大义成为习武人的最高追求。比如：少林宗法第二时期之戒约第一条规定：“肄习少林技击术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意，朝夕勤修，无或稍懈”,第八条规定“恢复河山之志，为吾宗第一目的。倘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12];奉民族英雄霍元甲为创始人的近代着名武术组织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28];《武术汇宗·概言》指出“中国武术，可谓精神已极，小之防身护己，强筋壮骨；大之扞御外侮，为国效命”[29]等，均彰显出习武者不计功利，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稳定的大“义”。

　　自古以来，传统武术与军事战争的联系便极为紧密。中国历代的战争、动乱、变迁，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时，都在不断激起和强化着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18]。宋以降，内忧外患的现状使各路侠人义士纷纷投身疆场，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完成了从“私”至“公”、从“小我”至“大我”的转变。这个层面的习武者更多追求成为的不是只知江湖义气的世俗侠客，而是保家卫国、守卫社稷的忠义之士。如宋钦宗时期的侠客王伦，与李彦仙、孙益两人，奋死效力于地方抗金，奋勇当先，一直到战死为止，其志节不逊色于古忠烈之士[30]。又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讨伐倭寇，血染疆场；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收召四方健儿”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这“健儿”中就多为习武者[30]。众多不图功名的侠人义士于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武术技艺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利益，深受百姓敬仰。可见，受宋明理学义利观“公义、公利至上”思想的影响，习武者“开始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在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将原有的个体单一的侠义精神融入到国家整体的时代使命上”[31],将保家卫国视为最高追求，彰显出“忠肝义胆、保家卫国”的侠义精神。

　　4 宋明理学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特征主要表现为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结构，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主导原则不是法律而是情义，重义务而不重权利[32]。但随时代变迁、社会更替，当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格局，改变了“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侠义精神也随当代义利观的改变而有所淡化。而传统武术中包含的“仁义、信义、正义、公义”等侠义精神，象征着一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超然的道义精神和理想的人格品质，在助力当代社会塑造理想人格、改良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弘扬爱国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4.1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仁义”品质，助力塑造心怀仁义的君子人格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仁义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内容，“在仁的最高原则下，正当行为以义而行，不正当行为以利而行”[33]。宋明理学义利观强化了“义”的伦理内涵，将“义”视为获利的前提，甚至视作伦理道德的评价尺度，主张利之合义、存义去利，以道德制约利欲，追求事事合“义”。在其思想影响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推崇君子的“仁义”品质，始终秉持“重义轻利、以义为本”的品格，见利思义，甚至舍生取义，将“义”视作为人处世的重要道德标准。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推崇君子的“仁义”品质，可助力塑造心怀仁义的君子人格。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新征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尤为重要，而这些内容将最终反映或集中展现为“人格”的确立。人们为更好满足物质需求而追求利益并没有错，但如果以“利”为第一要义，便会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社会也就因此而出现问题。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对于仁义的推重，不仅有助于营造重仁尚义的社会氛围，对部分人利字当头的功利人格尤具警醒意义，可遏制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抬头，消释人们过度的功利欲望，提高“义”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地位，继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人们获取利益的方式，提升利益获取的合理性，强化人们践行“义”的自律性，加强道德修养，引领树立心怀仁义的君子人格。

　　4.2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信义”品质，助力构建诚信友善的人际关系

　　健康人际关系能增进人们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对促进社会建设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义利关系问题在人际关系调节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在功利主义者眼中，人与人的关系却只剩下利益交换”[34]。程颐认为“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诚信既是道德问题，又关乎利益的获取，而功利思想使信任成为人们之间的“消耗品”,人际关系因利益驱使而渐趋冷漠。宋明理学义利观主张合“义”之利，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获利行为，营造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气氛。受其思想影响，传统武术侠义精神更加重视“重诺守信、淡泊名利”的精神特质，强调为人处世不为个人名利得失，惟看义之当为与否，只要在合“义”的前提下，定会尽心尽力，以诚信为本。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信义”品质，可助力构建诚信友善的人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在此基础上，以“重诺守信、淡泊名利”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为追求利益的出发点，进一步突出“信义”于人际交往的重要性，消除人之于利益的过度欲望，强调人们获取利益的正当性，既可避免公民道德素质滑坡，导致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现象发生，又可淡化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促进传统“信义”观念的现代重塑，与我国所倡导的正确义利观相吻合。可以说，无论是在古代、现在亦或未来，“信”都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倡导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信义”精神，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消除因利益而产生的“信任”危机，推进构建诚信友善的人际关系。

　　4.3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正义”品质，助力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

　　公平正义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有重大意义，人们获利的思想及行为的正当性对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起着关键作用。但人对利益的巨大欲求，也导致与公平正义相背驰的行为时有发生。宋明理学义利观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强调道德践履、克制私欲，以树立社会公正，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35]。受此影响，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突出“匡扶正义、济民救世”的责任意识，要求习武者不计个人得失，在自身的道德践履中助力人们实现道德的自觉与自律，培养立身中正、崇尚公平、维护正义的良好品质，进而提升理性看待利益的能力，规范获取利益的正当性。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正义”品质，可助力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一方面，可强化公平竞争、合理取利的观念，并将其纳入道德的范畴加以考量，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使人们正当合法地求取利益。另一方面，可强化维护正义、造福人民的观念，突出正义对社会发展的显着价值，深化正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以义为先、互利共赢”的幸福局面。总之，在当代社会倡导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匡扶正义、济民救世”的品质，可促使人们将“公平正义”作为行事标准，时刻衡量利益获取的正当性，弘扬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

　　4.4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公义”品质，助力成就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精神。个体利益服从国家、民族整体的利益，是我国始终坚持的义利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当下部分人受功利主义影响，“追求个人幸福基础上的公共幸福，满足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利他主义，以实现个人幸福、个人利益为前提”[36],与我国倡导的义利观、道德原则相背离，甚至可能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宋明理学义利观对“义”意义的强化和拓展，以及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义利思想，使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之“义”升华为“忠肝义胆、保家卫国”之公义，充分体现出宋明理学义利观“去私立公”的思想精髓，故而，扞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便成为习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最高理想追求。

　　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公义”品质，可助力成就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以民族大义为最高原则的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可激发习武者内心深处的家国意识，促使其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最高处，展现出“忠肝义胆、保家卫国”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国”观念相吻合，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之一。因此，当代社会倡导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公”之大义，不仅可给功利主义者服下一剂“良药”,亦可深层激发大众道德观念，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们将国家和民族“公利”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于内心深处不断增强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于外在行为则勇于扞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5 结 语

　　宋明理学义利观归根结底秉持的是一种“去私立公，义以为上”的观点，当道义与利益、私利与公利、人欲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摒弃个人利益与人欲需求而致力于追求道义和天理。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融合并改造了宋明理学义利观的相关思想，使习武者注重提升思维理性、强化道德修养、追求君子人格、成就民族大义，加深了传统武术侠义精神“义”的内涵，使其上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伴随时代更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面临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冲击”[18],功利主义对我国传统义利观发起挑战，致使部分中国人义利观与道德观扭曲，本文就此也提出于当下倡导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意义。显然，从宋明理学义利观视野下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展开系统研究，其意义已不仅停留在武术精神和武术哲理的理论探讨层面，而扩展至道德理论与价值观念如何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层面，彰显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丰厚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建新.侠文化与中国武术内在关系探究[J].体育与科学，2013,34(05):102-105.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3] 陆小黑，唐美彦.中国武术侠义精神历史变迁的理论诠释[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05):132-138.

　　[4] 郭玉成.武侠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新时代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06):50-58.

　　[5] 宋志明.义利之辨新解[J].学术研究，2004(02):17-21.

　　[6] 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169,23,173.

　　[7] 李守培.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28,40.

　　[8] 董跃忠.武侠文化——雅俗文化书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34,35.

　　[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4.

　　[10] 郭玉成.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49.

　　[11] 徐震.苌氏武技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67.

　　[12] 徐才.武术学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105-106,106,99,103-104.

　　[13] 洪正福.永春白鹤拳[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4.

　　[14] 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140.

　　[15] 李守培，郭玉成.中国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历史形成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12):77-84.

　　[16] 崔乐泉，杨向东.中国体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1,242.

　　[17]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18] 封又民.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9:73,78,141.

　　[19] 吴图南.国术概论[M].北京：中国书店，1984:1.

　　[20] 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262.

　　[21] 栗胜夫.少林拳珍诀秘要[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60,77.

　　[22] 田学建.人学视野中传统武术价值思维方式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7:64.

　　[2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杭州：浙江数媒，2015:23.

　　[24]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63.

　　[25] 吴图南.国术概论[M].北京：中国书店，1984:5.

　　[26] 章炳麟.訄书[M].刘治立，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7.

　　[27] 谢惠蓉.武侠文化兴盛的历史原因[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06):755-757.

　　[28]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33.

　　[29] 万籁生.武术汇宗[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30] 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4,58.

　　[31] 杨洋.中华武术伦理精神和中华魂的塑造[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99.

　　[32]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8.

　　[33] 曾誉铭.义利之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30.

　　[34] 周建标.君子人格的当代意义[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4):12-16.

　　[35]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9:7.

　　[36] 尹海燕.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异同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0,28(06):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