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指导下丹溪医学的发展与嬗变

　　摘要：纵观医学的发展历史，发现明代医学发展大都与丹溪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朱丹溪、张景岳为代表的处于发展嬗变过程的丹溪学派，均受理学思想影响较大。朱丹溪、张景岳二人均运用阴静阳动的辩证思想由一源而执两端，导致医理观点差异巨大，从某种角度可看作丹溪学派发展嬗变之成果，而宋明理学正对其过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通过广泛搜集并整理丹溪学派、明代医学及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结合时代思想背景，以朱丹溪、张景岳二位医家为代表，对比二者医理思想的异同，探讨宋明理学的发展变动对丹溪医学发展、嬗变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宋明理学; 丹溪学派; 发展; 嬗变;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nxi School from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WANG Ci CHEN Ji-xin SHEN Tu-wei YUAN Wei-l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Makeing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overall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we found that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mostly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Danxi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Danxi School,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ZHU Dan-xi and ZHANG Jing-yu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 of science. Both ZHU Dan-xi and ZHANG Jing-yue used the dialectical thought of yin and yang which is controlled by one source, led to a huge difference in medical views.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it can be seen a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Danxi School, and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was having a huge impact on its process.Through extensiv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anxi School, Ming dynasty medicine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ombined with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aking ZHU Dan-xi and ZHANG Jing-yue as representatives,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edical theo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Danxi Medicine.

　　纵观医学的发展历史，元代末年着名医家朱丹溪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延续到整个明代影响依旧巨大，私淑医家在历代中数此期为鼎盛，明代末年许多新的学术思想的诞生几乎都与丹溪医学有密切的联系。回顾明代社会背景，除去政治、经济、文化、气象等因素，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在此阶段达到鼎盛，朱丹溪作为一名理学大儒，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其所创立的丹溪学派在明代能如此广泛地传播发展、嬗变新生，与明代理学的发展与变动必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明理学发展脉络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佛家、道家思想而成的产物，它开创于北宋庆历年间，南宋时期集各家之大成，元明时期作为官学占据统治地位，在明代中期有了新的发展，从明中叶后到清初，逐渐解体于清代的启蒙思潮中。理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宋、元、明，集诸学之大成，吸收自然科学之成就，构成一个宏大的体系[1]。

　　1.宋元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如果说宋代的理学思想是一种自由的知识和思想，明代的理学思想是统治者的工具与枷锁，那么元代在宋明之间，则完成了理学的制度化过程。

　　元代将儒学“世俗化”，在这种社会情况下，被称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也自然而然地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紧密连接起来，而许衡也许就是那个使理学意识形态化的最关键人物。他使理学在元代异族文明统治过程中成为广泛普及的知识和掌握权力的思想，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过了宋代，但他只是起到了推广理学的作用，没有让理学迈向更广阔的发展境地[2]。

　　2.明代理学的发展与流变

　　代理学思想史整体走了一个“理学-心学-理学”之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替几乎都要历经一个最初的思想酝酿期，完成统治思想的替代或轮换，而明代的创立者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直接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当理学依靠政治强制力登上统治地位后，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生命力，一段时期过后，由包容开放逐渐走向封闭与僵化[3]。明代的思想发展史则在以理学为官学的前提下拉开帷幕。

　　宋濂、刘基作为元末明初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人，对于明初确立理学为官学及理学在明代的深远影响起到重要作用[4]。在明代的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阳明心学产生以后的内容更受关注，这实属正常，但初期的思想发展状况必定会为后来的发展趋势指明原因[5]。明中期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思想世界也已产生了深刻危机，心、理的结构关系早已悄悄发生了变化，许多思想家希望对儒家思想的传统形式进行改造[6]，心学的发展渐渐从“始入精微”至“至阳明而后大”，王守仁终于捅破思想大变化的窗户纸[7]。阳明之后，其后人或传承立说、或流于“异端”、或走向禅宗化，渐渐发展到末流。明代末年，思想界继续发生着改变，宋明理学终究走上衰微，新的思想也正在酝酿，思想界纷纭复杂。

　　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丹溪医学的发展与嬗变

　　在历史的时间长轴中，丹溪医学的发展流传过程正处于理学思想的不断成熟、内化时期。丹溪医学从元代末年朱丹溪起始，由入室弟子、再传弟子到明一代300年间已经遍布全国的私淑弟子，经历了一个由最初启蒙到逐渐发展、鼎盛，之后逐渐衰落融合的过程。

　　丹溪医学从元代末年形成到明初建立，丹溪医学在学术思想上以继承为主，处于学术的酝酿与提高阶段。经历百年的积累酝酿，明代中时期的丹溪学派，已逐渐完善、发展到鼎盛时期，大量着名医家诞生并且着书立说，既继承发扬丹溪学说，也结合其他学术思想及自身思考形成自己的医学体系。及至明末，由于瘟疫、气候、思想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丹溪学说逐渐受到医家的怀疑与否定，而在丹溪学派基础上衍生或壮大的温补派、新安医学等流派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不同医家的学术思想已然不同甚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却也是给丹溪医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8]。因此，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大多医学流派基本都可追本溯源至丹溪。丹溪学术思想历经一个朝代之久的发展演变，已经融入中国医学思想的血液之中。现总结归纳出丹溪医学的发展轨迹与阶段大致如下。

　　1.丹溪医学的起始开创（1320—1405年）

　　从朱丹溪在世直至戴原礼逝世,以《局方发挥》《格致余论》等着作的产生为标志，此阶段朱丹溪提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及“相火论”等主要学术观点，为“滋阴派”的建立打下基础。戴思恭作为朱丹溪的得意门生，较完整地传承其学术思想及经验，着有《推求师意》，着力阐发和修正朱丹溪未尽之意[6]。

　　此阶段处于元明之际，除却纷乱的战争等因素，宋明理学思想尚未被束之高阁，思想界依旧是自由的。师徒一袭人既对丹溪之学有了很好的继承发扬，又敢于突破牢笼，丹溪学术渐传渐广，丹溪学派自此开创，整个明初医学界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2.丹溪医学的积蓄酝酿与总结提高（1406—1481年）

　　此期经历了丹溪的再传、三传乃至四传、五传弟子，直至成化十七年程充编纂《丹溪心法》，距丹溪逝世已100年左右。此阶段的丹溪学派已不断在理论、实践上反复验证、传播百年之久，丹溪学派在平稳发展中稳步前进。

　　放眼同时期的社会思想背景，明初阶段的程朱理学直接被封建统治者确立为统治思想而渐渐失去了生机与活力，理学原有的人文精神和理性思维受到限制。由此观之，不难理解在思想受限的社会背景下，丹溪学派的发展处在虽也稳中有升却没有较大创新与变化的“平稳发展状态”了。

　　3.丹溪医学的完善与巅峰（1482—1539年）

　　此期以朱丹溪的私淑弟子汪机、虞抟、王纶等医家的医事活动为中心,至嘉靖十八年汪机逝世止，以王纶、虞抟及汪机弟子等所着着作的诞生为标志。王纶、虞抟及汪机诸人在长期实践和自我思考发挥的基础上，对丹溪学说进行了较多创新和发挥，如，王纶发挥阳有余阴不足之观点而创“补阴丸方论”，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养阴学说的理论方药；薛己作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自称阐发王纶已想而未说之意补助《明医杂着》；汪机作为新安医学“温补派”的创始人，在阐发朱丹溪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融合李东垣与朱丹溪思想之精华，创立“营卫一气说”[9]。

　　此阶段背后的明代思想界恰逢阳明心学的兴起与鼎盛，“致良知”的认识使医家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始怀疑，不再一味拘于滋阴思想的他们迈出创新改变的重要一步。由此可见自王纶这一代人始，丹溪学派的医家思想已逐渐各成体系，针对社会及医学现状有深入思考并努力完善修正、进行学术上的发挥与创见。而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奋力冲破思想压制的心学努力几十年带来的改观。

　　4.丹溪医学的没落、融合与嬗变、新生（1539年之后到明末）

　　此时期正值明末清初社会思想纷繁混乱之际，思想的融合与碰撞一方面孕育着新的思想，一方面也带给那个时代以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不同的后学研究者有不同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明朝末100年内，丹溪学派已走向没落，无着名医家及名着产生，另有一些则认为丹溪学说依旧在繁衍发展且范围影响不断扩大，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丹溪学说发展到明代末年，虽然越来越多受到质疑与否定，其思想与灵魂却早已渐渐融入中医学的各个流派之中。因此，丹溪医学依然是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源源不断地散发着活力与生机[9]。

　　丹溪医学的“常”与“变”

　　针对丹溪学派发展与嬗变过程中典型的“常”与“变”，本研究各选一名代表医家：朱丹溪（丹溪学派的创始人）与张景岳（温补派的代表医家），研究并对比两位医家的医学、理学思想及临床诊疗特点。历代着名医家很多，之所以选择朱丹溪与张景岳做比较，主要是因为此二人均受理学思想影响较大，理学认为“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朱子语类》卷七十一），这种阴静阳动的辩证思维极大促进了后世医家对于阴阳水火动静的思考与讨论，朱丹溪、张景岳均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10]。且二者所处时间跨度几乎相距一个明代，其思想主张的不同可以体现出时代的变化与特点，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研究目的。张景岳最初私淑朱丹溪，后期经过自己的实践思考反对滋阴派、强调阳气的作用，这是此二人在辩证思维过程中由一源执两端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丹溪医学在历经明代发展嬗变的基础上诞生的另一个理论。

　　1.“常”：朱丹溪（元代末年）——程朱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朱震亨，世称“丹溪先生”，元代末年丹溪学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称“金元四大家”。

　　朱丹溪主要继承了宋代大儒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将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许多着名理学家的思想融汇贯通，对于中国的哲学史、经学史和理学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1]。朱熹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了“格物”说，提出“一物格而万理通”；对于建立“太极”哲学体系的问题，他解释太极即为“理”；他改造了张载的气学理论，详细论述了理气关系等等。从训诂、辨伪的角度上说，朱熹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但其宗旨却与考据绝然不同[5]。理学发展到宋代朱熹之时已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作为朱熹四传弟子许谦的学生，朱丹溪的几乎所有医学思维都渗入了朱熹的理学思想，由此不难得知宋代理学思想对朱丹溪的深刻影响。

　　1.1医理思维

　　处于一个理学思想盛行的时代，医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及理学观念的启发，由儒转医的朱丹溪更是虔诚的理学信徒。作为“金元四大家”最晚的一位，朱丹溪得受三家之学，师从罗知悌。

　　作为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之徒，丹溪医学、理学思想体系中几乎处处体现出朱熹严谨完备的理学思想。许谦继承并发扬了朱熹“格物”的观点，更加强调心的认识作用，朱丹溪则也以“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为目的研究医理，他通过不断的积累学习推进“心知”，正所谓“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朱子语类》），因为站的角度更高，所以他对医学道理的体悟也更加深刻，理论层面的丰富助他达到常人所不能及的高度[8]。

　　朱丹溪作为朱熹的师门子弟，承袭了自朱熹就重视的训诂考证以通经明理的治学方法，而非凭空妄断不求甚解。朱丹溪在这种疑经改经的思潮影响下，读《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自然产生许多疑问，而他在此方面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局方发挥》的出现，《四库全书总目提纲》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为明代的江南医学开创了一条迅猛发展的道路[9]。

　　1.2学术思想

　　1.2.1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有余阴不足”论作为朱丹溪的中心学术思想之一，出现于朱丹溪的《格致余论》养生专论之中。朱丹溪以《黄帝内经》《原病式》《脾胃论》为本，结合当时人们疾病类型以及局方温燥伤阴之弊，受理学思想的启发，运用取向比类之法以自然界阴阳来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12]。

　　1.2.2相火论：同样受理学思想的启发，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念指导下，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论，明确了相火的概念、功能等。他认为相火不可妄动，加之阴常不足，易损耗，应当滋阴以降火。这两种观念为他创立“滋阴学说”奠定了基础[13]。

　　1.2.3气血痰郁论：朱丹溪以《黄帝内经》为本，提出六郁学说，认为一切杂病无非气血痰郁所致，其中尤重气郁。《丹溪心法·六郁》谓：“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诸病，多生于郁”[14]。因此创立了如越鞠丸、六郁汤等着名方剂。

　　1.2.4顾护脾胃、正气观：朱丹溪求学于罗知悌，罗知悌旁学李东垣、张子和等当时的着名医家，因此朱丹溪也受到脾胃论的启发，认为脾胃可受纳水谷，以养阴气，从而补阴以配阳。若脾胃受损，则阴无从生，则发为疾病。不同于李东垣，朱丹溪认为脾胃为清纯冲和之气，用药应当清养以顾护脾胃[15]。

　　1.2.5养生顾护阴精：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虽然在理论上承认人心中有合理的部分是天理，但实际上被肯定的“人心”是少之又少的。理学的“人欲”被朱丹溪引入医学则主要指代食欲、性欲和情欲[16]。他同时根据阴常不足的观点，提倡顾护阴精，“节饮食、节情欲”的养生观点是其养生思想的核心，针对控制食欲和性欲写过《饮食箴》和《色欲箴》两篇文章。对于情志因素的影响，他认为“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认为情志过激会引发相火妄动，耗损阴精，主张以静制动[17]。

　　2.“变”：张景岳（明代末年）——理学的嬗变与心学的发展

　　明代末年温补派代表医家张景岳同时也是位理学大家，他最初私淑朱丹溪，却在后期经过自己的反复实践思考后，反对滋阴派成为温补派代表人物。

　　张景岳所处时期正值明末清初社会思想纷繁混乱之际，心学趋于末流，理学思潮想要再起。明中叶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及其他一些思想家兴起，提倡程朱理学，从封建正统思想的角度反对空谈禅宗心性的王学末流，也有人企图以二学的联合来救世[18]，这是他们最后的努力。东林学派的大力讲学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王学的势力，但百年的兴盛不可能说尽就尽，因此明代末年的思想界纷乱混杂，理学家或陆王学派或程朱学派都各执其词。这种矛盾反映了宋明理学的衰微，也预示着新的思潮即将诞生。思想的融合与碰撞往往孕育着新的思想，也给那个时代带来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张景岳的新思想新理论的提出也是历史使然。

　　2.1医理思维

　　博学广智的张景岳对诸子百家无不通晓，尤其深受宋代理学大儒的思想影响，《景岳全书》开篇即为“明理”，可见他对理学的重视。和朱丹溪同样受到阴阳动静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张景岳基于阴阳互根之理更为细致地提出了求阴于阳、求阳于阴、求汗于血、生气于精等真知灼见[10]。张景岳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他创造性地将“理”“太极”等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气”中，他的“气”具有3个特点：物质基础性、先天本体性、能动性[19]。

　　张景岳青少年之时正是王学大盛的时期，因此其思想受到所处时代主流思想的很大影响。阳明心学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产生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鼎盛影响，其思想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和“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认识方法论[4]。其中张景岳主张“心法”诊病、通常识变的感悟即是刻上了阳明心学之印迹，即明代的独特印记。王阳明强调本心对外物的认识，重视“以我观书”“我注六经”的这种于内心处下功夫的认知方法。运用到医学的认识上，张景岳展示了极高的造诣，悟到以“心法”诊病：“夫医者一心也，病者万象也……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20]，概括即为以心求病源。

　　此外，张景岳注重精神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他不同意朱丹溪所言“相火妄动”是真正的火，认为“阳有余”也不是真正的阳，是阳之邪，此言事实上肯定了人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可看出是受心学之风影响，相较于朱丹溪认为的修养以寡欲为要所体现出的很深的程朱理学思想，可发现两位医家的认识确实存在理学心学之异[21]。

　　2.2学术思想

　　2.2.1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虽然与朱丹溪同样受到理学阴阳辩证法的启发，明代末年的张景岳却是提出了与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相火论”相反的“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观点，他认为“命之所系，惟阴与阳，不识阴阳，焉知医理?”（《类经附翼·大宝论》）[10]。朱熹强调阴阳之中更有阴阳，层层对立无穷，张景岳重视真阴真阳的重要性，主张补阴扶阳、阴阳共补，认为阴阳互根互藏[22]，并由此创制了着名的左归丸、右归丸。在强调真阴真阳的同时，张景岳强调阳气的主导性，成为温补派的重要观点，而阴阳互根、阴阳互求的观点与临床应用令其无论是在滋阴还是在温补方面都更为显得略胜一筹。

　　2.2.2命门学说：朱熹理学中提出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并运用佛教理论说明他的“理一分殊”论。在太极之理的启发下，张景岳以太极生两仪而水火、消长具备来言命门，将命门称为人身之“太极”，认为命门为“性命之本”，可看出张景岳将“理一分殊”论成功应用到了医学上[22]。张景岳的命门理论创立“真阴”概念，与同时代的孙一奎、赵献可一起为命门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一方面，医家所处时代环境、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医家理论思想的形成与整体治病思路；另一方面，朱丹溪、张景岳均运用阴静阳动的辩证思想由一源而执两端、明各理，正如“太极生两仪”“一物两体”，各执一词。理学发展了董仲舒的阴阳之形而上观点，强化了阳大阴小、阳尊阴卑、阳主阴从的认识，朱熹说“月但受日光明”，朱丹溪由此阐发出“阳有余阴不足”论述，张景岳则强调阴以阳为基，认为阴从于阳、“阳来则生，阳去则死”[10]。由于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出现是以反对程朱理学为由，因此王学带着摆脱传统束缚的不拘精神，又因为思想的影响通常带有一定的滞后性，不难理解王学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典型莫如张景岳。

　　因此，阳明心学本身带有的更加强调思辨、挣脱束缚的思想流传到张景岳所处时期已经深入人心，张景岳必定也受到王学的此方面影响从而开辟出医学理论的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孙广仁,金鑫,邢玉端,等.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05-213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3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81-292

　　[3]陈谷嘉.朱元璋与明初理学.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2):43-53

　　[4]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2-247

　　[5]蔡方鹿.朱熹理学与经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2):14-19

　　[6]肖毅.清代考据学对温病学形成发展研究.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

　　[7] 黄宗义.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10:220-221

　　[8]刘时觉,林乾良,杨观虎.丹溪学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109-138

　　[9]刘时觉.丹溪学派活动大事年表.医古文知识,1999(2):26-30

　　[10]常存库.丹溪景岳,两端一源——滋阴与温补学说的历史原因和哲学依据.中医药研究杂志,1986,3(2):17-19

　　[11]张学智.儒学发展历史简述.船山学刊,2017(3):83-90

　　[12]周艳杰.朱丹溪学术思想举要.四川中医,2014,32(2):27-29

　　[13]陈伟,许宝才.朱丹溪学说思想及其渊源探析.中国现代医生,2018,56(19):142-145,149

　　[14]田思胜.朱丹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59

　　[15]毛其州,张翼宙.浅谈李东垣与朱丹溪之脾胃学术思想.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5,38(2):24-25

　　[16]姚春鹏.宋明理学理欲观与丹溪医学.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11):54-56

　　[17]马小艳.朱丹溪养生思想研究.郑州:河南中医药大学,2017:13-16

　　[18]冯天瑜.明代理学流变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2):37-45

　　[19]朱汉民,肖巍.张景岳医哲思想的理学渊源.现代哲学,2007(6):117-122

　　[20]尚力,姚洁敏,李明,等.理学“形而上”特征对张介宾学术理论的影响.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5(5):22-26

　　[21]肖巍.张景岳医学思想与宋明理学关系之浅探.文史博览(理论),2007(1):36-37

　　[22]叶瑜.浅探理学对张介宾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年会论文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