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

　　摘要：“社会教化”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政教风化、舆论活动等使民众受到社会的影响《。管子》蕴含丰富的社会教化思想《。管子》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政教风化、教育感化、职业教化三个方面发挥作用。政教风化方面，由统治者言传身教，将“礼义廉耻”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教育感化方面，学院内先生影响弟子，推进启蒙教育；职业教化方面，士、农、工、商四民分居，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职业的子弟。这都对后世社会教化思想的产生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管子》;社会教化;趋利避害;

　　教化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中国的社会教化思想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对教化的论述，西周时期已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教化，强调“教化以礼”，以及“教化”本身安上治民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特点。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儒、墨、法诸家，而对《管子》社会教化思想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管子》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管子·小匡》载：“建贤施教为礼，出令民正为法，礼法并重，则民知耻而守法”，强调将法制规范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对百姓进行有效的社会教化，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管子》社会教化思想的特点是德法并重，政教合一。《管子·侈靡》载：“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鸯然若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此书所提倡的“教化”，是从细小之处入手对百姓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般使百姓在良风美俗中自然而然地感受着启发感化，提升道德素质和修养，以维护国家统治，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社会教化是为政者维护自身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对人类的思想行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管子》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本身无所谓善恶优劣。百姓对统治者政权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管子》认为统治者施行教化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顺应民众本性，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社会教化。鉴于此，《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可以从政教风化、教育感化、职业教化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政教风化

　　《管子·版法》中强调统治者治国牧民“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以及如何对实施有效的道德教育来进一步规范百姓的行为，最后达到长治久安、政通人和的效果。

　　《管子》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管子》描述四维的重要性，也就是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对国家的重要影响。《管子》在分析这四个方面的影响时提到，当国家出现倾斜、危险、倾覆的情况时，都可以一定的手段挽救、扶起，对国家都还不是致命的，但如果“四维”都绝了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到尽头，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什么力量都无法改变。所以对国民进行社会教化十分重要，不仅要从大方向上予以引导，而且也要从点滴的小处予以强调，对百姓身上所反映出的哪怕是微小的邪恶亦要保持警惕。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和制止，任其泛滥，就极有可能危害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应从细小之处入手对百姓进行教化，培养百姓的道德观念，维护国家的“四维”。《管子·权修》载：“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伤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而对百姓进行礼仪规范的教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在乡里通过培养德才兼备的贤士，使他们对百姓进行教化和训诲，让百姓懂得从小处入手，从点滴做起，这也是治民的根本。

　　《管子·七法》载：“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对统治者来说，充分了解法治规范才能治理好民众，充分了解社会教化才能进行移风易俗。因此，统治者要充分了解社会教化，通过广泛地“化”的方式来教化人民。《管子·七法》中这样解释“化”：“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管子》认为教化作用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渐渗透、逐渐扩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君主通过教化的手段来营造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使百姓潜移默化地受到长期熏染，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接受各种礼制的约束，以“礼、义、廉、耻”为重点，形成积极的荣辱观，并将此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行动和实践，做到“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体现社会教化的影响。

　　二、教育感化

　　《管子》对学生的教化思想主要来源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东汉徐干的《中论·亡国篇》载：“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由此可知，齐桓公田午时期，稷下学宫开始创建，齐国广泛招揽贤士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前后经历一百余年。作为当时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创立，不仅有助于巩固齐国的政治统治，其招揽和培养的稷下先生的学术交流也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稷下学宫是先秦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中心之一。齐国国君为稷下学宫提供了优厚待遇，加上学宫内开放的学术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了方便管理求学者，《管子·弟子职》应运而生。《弟子职》不仅是一部学院管理学生的守则，还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教化思想。

　　《弟子职》比较全面地论述稷下学宫内弟子的学习、生活规则和行为纪律，提出弟子对先生应有的礼仪。古人对少年学子的教育，除学业之外，还十分重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礼貌仪态以及良好习惯的教育和培养，要求学生从小具备良好的心理品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弟子职》对学生的言语、行动都有明确规定，教育他们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礼仪规范。《管子》十分重视对弟子道德品行的培养，《弟子职》开篇就提出了弟子学习的态度、志向和品德修养：“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专心遵守这些学习礼仪的要求而不懈怠，这就是学习规则。

　　《弟子职》也详细规定了学生在各种场合下对老师的行为举止和语言的规范要求，敬重师长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早作、受业、对客、馔馈（侍奉先生就食）、用餐（学生集体就食）、洒扫、执烛、请衽、复习等等，时间从晨起一直持续到晚饭之后。晨起后，学生要先给先生打水漱洗，擦拭座席。先生授业时，“危坐乡师，颜色毋怍。受业之纪，必有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对待客人时，也有确定的规矩：“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侍奉先生就食时，学生挽起衣袖洗漱干净之后把饭菜呈给先生，“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拼前敛祭。”洒扫时，“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箕其膺揲，厥中有帚。人户而立，其仪不贷。”“凡拼之纪，必由奥始。仰俯磐折，拼毋有彻。”晚饭后学生仍要遵守这些礼仪。黄昏时分准备点燃火把，学生举着火把坐在屋的一隅，“错总之法，横于坐所。”先生将要休息时，学生都要起来服侍，“敬奉枕席，问所何趾；俶衽则请，有常则否。”先生休息后，学生分成小组，“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周而复始，是谓弟子之纪。”《弟子职》通过这些具体的规矩和礼节，培养出学生文明礼貌的品行和尊师重教的道德观念。

　　《弟子职》的学生守则中对于学生的要求，为后世的学院及学校管理学生提供了借鉴，也对中国古代的学院教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严格要求学生，使学生在尊师重道、遵守日常守则的同时修身立德、刻苦学习，因此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贤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齐国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职业教化

　　《管子》认为要保持社会稳定，使四民安居其位，就要对他们进行职业教化，通过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对社会进行教化。《管子》提倡“四民分业定居”理论，即将百姓按士、农、工、商不同的阶层分别安置在适宜他们生活和生产的环境里，与社会分工相互依托，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就要“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百姓按照自己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各行各业世代相传，随之就产生了富有特色的职业教化。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士农工商四民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基本结构，“无论从管理还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不宜杂乱居住。因为四民杂乱居住,将会导致四民之间的言谈混乱事务杂沓。如果使他们以职业定居,必会促使他们相互间进行职业技术交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提倡人们根据职业的不同分别集中居住，不同职业所自有的环境会促使某个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探索自我进步和职业发展的道路。这样不仅会使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安于所在的职业，减少因职业不同而产生的不平衡心理所带来的各种纷争，还有助于社会职业教化的发展。

　　《管子》将“士”列为四民之首，“士”由文士和军士共同构成，这两者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危。《小匡》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这里提到的“士”，主要是对文士的教育。让士人居住在一起，加强士与士的交流，闲暇时父辈间谈论仁义，讲究慈爱，子辈间探讨孝悌之道，“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以此提高士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在士阶层中，父辈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子辈学习礼义，使他们逐渐认同和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规范，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从而做到心思安定，“是故士之子常为士”，因此形成有一定修养的稳定的文明阶层。

　　《七法》中也强调了军士的重要性：“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可见，在以“正天下”的目标为前提下，“士”是主要的实施者，“财”“工”“器”只是“士盖天下”的基础。同时又提出“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的观点，强调了对军士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对军士的教育分为“政教”与“服习”两个方面，“政教”，即管理与思想教育，主要通过将帅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军士的内心对国家和父老乡亲形成持续的、强大的热爱之情，这种热爱促使他们保持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在战场上转化为奋勇杀敌为国争光的动力；“服习”，即军士训练方面的教育，《幼官》中明确规定：“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九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兵法》中强调：“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着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如果“三官”“五教”“九章”都没有错乱、明确清晰，那么即使遇到危险的环境，也不会太可怕，会有逆转战胜的机会。

　　《管子》在讲治国时还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农业甚至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政令实施：“不生栗之国亡，栗生而死者霸，栗生而不死者王。”“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因此，《管子》对农民的劳作也有严格的要求。《小匡》载：“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比耒耜枷芨。及寒击蒿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槈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让农民居住在一起，一个显着的优点即可使他们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耕作技术，提高农技水平。相较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农民因为经常与农田耕作打交道，在以农为本的环境熏染中，农民的后代在先辈的教导下自然而然都具有一定的农业知识和耕作技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不难看出农业教化亦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管子》的经济学思想中十分重视工、商。《小匡》一篇中提到了对工、商的教化方法：“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格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誓贵。是以羽旎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工匠和商人分别集中居住，使他们的子弟聚在一起学习制作工艺的技巧和经商的要领，有助于形成集中的“市”，从而促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日常需求，也为工匠和商人集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是故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管子》书中大量的工、商思想对后世经济思想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通过四民分业定居的环境影响，运用职业教化的方法，使士农工商者后继有人，不仅满足了齐国政治统治的需求，又方便了不同职业的日常管理，促进了《管子》职业教化的开展。

　　四、结语

　　《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是齐国社会教化思想的重要代表，在先秦具有很大独创性，先秦很多学者的教化思想都吸收借鉴了《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这对后世乃至近代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研究《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教化思想以及古代社会教化思想的形成和基本特点，而且还能为现代社会提供借鉴。《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社会教化思想的经验总结，在我们当代社会，如果运用辩证的方法对《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进行分析，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必将推动道德教育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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