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沦为西方的手下败将。在中华民族为反抗外来侵略、救亡图存而浴血奋战期间，一种崇西、媚西的心态在一批人中潜移默化地滋生起来，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民族xuwuzhuyi、历史xuwuzhuyi和文化xuwuzhuyi思潮的流行。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民族xuwuzhuyi者的答案描绘的是一幅“全盘西化”的蓝图。无疑，它显示了一种丧失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精神状态，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百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对一些国人的大脑所实施的有效洗刷。如果不走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 又称西方主义) 的迷宫，自然谈不上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理想和信念。
在中西哲学研究以及两者的比较中，由于西方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某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似乎成了真理，它在学术思想界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如果不清除迷雾、走出迷宫、还原历史真相，就不利于树立民族自信心，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具体来说，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走出西方主义为我们设置的几个迷宫，即“哲学是希腊人原创”的迷宫、“中国没有哲学”的迷宫和“全盘西化”的迷宫。当我们走出这些迷宫之时，就是西方主义神话的破产之日。
一、走出“哲学是希腊人原创”的迷宫
打开哲学教科书和各种相关着述，你总能获知:哲学( philosophia) ，意为“爱智学”，原产于古代希腊，或者说是希腊的特产，后来扩充到整个西方世界，然后通过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哲学、近世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理念主义哲学、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及英美分析哲学等等，一直发展到当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其间迢迢远远，不绝如缕。
这里面有二个迷团: 1. 哲学果真是古代希腊的独创吗? 2. 近现代的欧洲人果真是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吗? 抑或: 他们与希腊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第一个迷团本来并不是一个难题。早在欧洲的中世纪，没有人认为希腊是哲学的故土，如公元 5 世纪即西罗马后期教父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 “例如，像柏拉图本人和那些完全理解他的人们———即持有与其相同观点的人们; 无论意大利学派是否因为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以及这一地区见解相同的人的缘故，也有着相同的看法;抑或发现在别的民族中，那些被尊为智者或哲学家的人物，已经发现并传授了同样的真理，无论他们是亚特兰提克的利比亚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斯基泰人，高卢人，还是西班牙人，我们都认为他们高于其他人，并承认他们最接近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显然，在罗马人奥古斯丁那里，哲学不是希腊人的独创和专利，其他的民族也有“智者和哲学家”。希腊是哲学的故土———这在欧洲，只是一个到了 18 至 19 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观点，但一直受到质疑。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希腊哲学曾从非西方思想那里获得过决定性影响，这种认识应该更具有合理性。
对此，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马琳博士曾经撰文指出: 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西方的这一观念，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这种观点具有如下问题: 完全忽略了古希腊文明产生的历史与地理因素; 抹去了古代亚非文明中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对古希腊文明之繁荣所起的重要影响; 把哲学当做是一种具有不变内核的实体，忽视了哲学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而多变的历史。
她写道: 1738 年，主教威廉·瓦伯顿就指出希腊人的智慧与学识直接地从埃及引进; 1742 年出版的舒伯特的《哲学史》指出，哲学的内容包括了迦勒底、波斯、腓力基、阿拉伯、犹太、印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塞西亚等古代文明的成果在内; 19 世纪的尼采也认为，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原发( autochthon) 性的文明，而在根本上受益于其他文明，他把埃及、波斯等近东和中东文明称为“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认为希腊人的长处只不过善于学习和借鉴这些东方的异族文明罢了。在此意义上，尼采甚至称希腊人为“亚洲最好的继承者和学生”，称狄奥尼索斯是转化了“阿波罗希腊文明”的“亚洲”之神。
在欧洲学术界，怀疑“哲学”产生于希腊的声音一直没有绝迹。20 世纪英国着名的科学史专家 W．C． 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一书中，就推测希腊哲学有可能经由小亚细亚而间接地受到了印度思想的影响。正像“印度数码代替笨拙的罗马数码以后，人们会把这种数码的发祥地忘得一干二净，反而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一样，后人很有可能也把印度人发明的哲学称为“希腊哲学”了。
第二个谜团在研究西欧历史的学者们头脑里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因为自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被蛮族入侵灭亡之后，近代西欧的主流民族———日耳曼的诸民族才开始登上欧洲大陆的历史舞台。因此，谈到欧洲的文化史，一般应该分为四个阶段: 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欧洲近代( 延伸到现代) 。所谓欧洲的“中世纪”、欧洲的“近代”，其实只是日耳曼人的中世纪和日耳曼人的近代，而不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中世纪”和“近代”，因为从那时以后便开始了日耳曼人在欧洲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
区别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以基督教为象征性符号的日耳曼文明，只是欧洲的继发性文明，也是欧洲近代文明竖立其上的直接基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历史，实际上仅指日耳曼人的欧洲、日耳曼人的历史，即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其中当然不包括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古代罗马，尤其不包括古希腊。
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曾经没有文化、也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他们从罗马人那里自觉自愿地接受了一个基督教天国来铸造其灵魂，从此揭开了基督教欧洲的千年序幕。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途径就是学《圣经》，为了读《圣经》，教士们就必须学习拉丁文，从此又开始了拉丁化与基督化并行的历史进程。起初，这仅只是教士和教会的事，世俗统治者和军事首领仍然不识字，如查里曼大帝，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他们自称“罗马人的皇帝”或“神圣罗马”，但正如伏尔泰所说，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土地上众多的日耳曼人的城邦国家即诸侯国，就是现代欧洲各国的雏形。他们用拉丁字母拼写各诸侯国的方言，遂形成了现代西欧各国的文字。他们素以罗马的继承者自居，只不过是想攀借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祖宗而已。千年以来，希腊在他们头脑里都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公元 11 世纪到 13 世纪长达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才使他们结识了东方文明，尤其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十字军远征，通过对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掠夺，才使欧洲人得以发现堙埋已久的古希腊文明，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
认为希腊是哲学的故乡，尤其把欧洲近代哲学与希腊哲学挂起钩来，这是西方主义的精神导师黑格尔的贡献。黑格尔认为，只有希腊哲学才称得上是最古典的哲学，他说: “谈到古典理想在历史上的实现，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应该在古希腊人那里去寻找。”同时，黑格尔又暗示他本人就是希腊哲学的传人。如说: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的这些话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遥远的希腊都不是欧洲人、尤其不是德国人的家园。黑格尔在这里指的是“精神家园”。
然而，日耳曼的精神家园也只是罗马、拉丁文和基督教，似乎跟希腊也不沾边。黑格尔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 “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而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而且，“它又通过昔时的普遍教会传来，这个教会本身也是导源于罗马的，就在今天它还保持着罗马人的语言。”正因为如此，欧洲人“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自己的家园，也就转向了希腊人。”
数百年以来，日耳曼人都以罗马的传人自居，到了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又续上了希腊这个古代的远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本来不是自己正宗源头的希腊哲学，自黑格尔始，成了德国哲学的“正宗”源头。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 19 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耶拿大学、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系中，希腊哲学是怎样的一种如日中天的情境。我们也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什么要写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了。
二、走出“中国没有哲学”的迷宫
“中国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哲学是从 1914 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才在中国得以确立的。”
———这并不是一人一家之言，它似乎已经成为哲学界的一种共识，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早已被写进各种教科书、专着和论文中去了。细究起来，这话似是而非。如果说，1914 年北大首创哲学系，中国最早制定了符合西方标准的学科体系，这没有错。然而，这种现象不仅是哲学一家之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文学、语言学，等等，所有近代科学门类的划界都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任何“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莫不如此，即使连中国近代化的大学也是效法西方样板建立起来的。问题在于引文中的前半句话———“中国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显然，这里就有误导作用了。事实上，中国本来不是没有“这个东西”，而是早就有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出现至少不迟于希腊。只是它具有中国特色且在中国与希腊的命名或称谓不同罢了。
中西方在近代的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双方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翻译问题。在翻译外来名词和术语中，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借词，一种是译词。
对于一件实物或指称对象，如果人有我有，一般就用译词。如椅子，我们叫“yizi”，英语叫 chair; 对于人有我无的东西，常常用借词，如西方的 sofa，中国没有，我们就借用人家的叫法，模拟其音译为“沙发”。可见，所谓借词，就是音译。
“哲学”不是一个音译的借词，而是一个实意相应的译词。最早把拉丁文 philosophia 翻译成“哲学”的日本学者西周曾经把 philosophia 翻译成“希贤学”，后来才改译成“哲学”。他指出: “孔孟之道与西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东西相通、符节相合，此原本于人理而立，四海古今相同也”
“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 Philosophia 音译词) ，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
显然，在他看来，希腊的斐卤苏比( Philosophia) 在中国的学说体系中，本来就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十分发达，它就是“儒学”、“理学”、“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东西方在追求人生宇宙的真理上，其心其理是相通的，只不过大同小异罢了。西周最后取“哲学”两字，正是源自中国古典中的“明哲”、“知人则哲”的意思，这与希腊的“爱智之学”在义理上殊途同归。
哲学界许多人都把西周称为用中文古典词汇翻译philosophia 的第一人，其实有误。用“哲学”二字翻译 philosophia，西周确是第一人，但用汉字翻译 phi-losophia，西周则晚之又晚。早于西周二三百年前，就有人把 philosophia 翻译成汉文词汇了，最初从事于这种翻译工作的学者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即不是汉字文化圈中人，而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
1595 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首次将西文的 phi-losophia 翻译为“理学”，同时，他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也把中国的“理学”和“性理之学”翻译成 philos-ophia，这是欧洲人始知中国有哲学的最早记载。1623年，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介绍欧洲大学所授各科的课程纲要，计分六科: 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 Theologia，神学) 。其中理科( 理学) 即斐禄所费亚( Philosophia 哲学) 。理学又分为( 1) 落日伽( Logica，逻辑学) ; ( 2) 费西加( Physica，物理学) ; ( 3) 默达费西加( Metaphysica，形而上学) ; ( 4) 马得马第加( Mathematica，数学) ; ( 5) 厄第加( Ethica，伦理学) 等五支。艾儒略是这样界定“理学”的: “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
这样，艾儒略就在“格物穷理”和形上形下的意义上即本体论的基本共性上把西方哲学( Philosophia) 与中国哲学( 义理之学、性理之学) 等同起来。
“理学”作为对斐禄所费亚的一个对应的意译词，实际上非常契合哲学的思辨特征，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这个时期，译词和借词，即意译词和音译词是同时并存并用的。如在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中，毕方济于引言中写道: “亚尼玛( 灵魂) 之学，于费禄苏非亚中，为最益，为最尊。”这里，毕方济就使用了“费禄苏非亚”的音译名，同时又解释其义为“格物穷理之学”。值得一提的是，在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寰有诠》与《名理探》中，对Philosophia 一词又使用了“性学”( 超性之学) 、“爱知学”之译名，如说: “爱知学者，西云斐禄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 名，则知之嗜; 译 义，则 言 知也。”
这比后来西周翻译的“哲学”，更贴合“斐禄琐费亚”( Philosophia) 的本义。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间，Philosophia 的翻译除有上述名称外，还有“智学”、“格学”、“格致学”等种种译法，但最流行的是“理学”一词。中国本来就有理学，中文叫理学，西人就叫“斐禄琐费亚”( Philosophia) ，相反，西方人叫“斐禄琐费亚”( Philosophia) 的东西，中国人就叫做“理学”，真可谓心同理同也!
这里，有一桩历史公案应该得以彰明，即，当中国的“斐禄琐费亚”被传教士翻译并介绍到欧洲去之后，它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莱布尼兹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等着作，都是当时着名的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传播欧洲所做出的回应。中国哲学对欧洲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伏尔泰认为: 第一个哲学家不是任何一个希腊人，而是中国的孔夫子。这种观点在今日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头脑中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正直的欧洲人并没有忘却这段史实，如英国编写的《剑桥 17 世纪哲学史》，书中就公开承认欧洲哲学形成于 17 世纪，它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 第一个是制度背景，欧洲社会体制处于一个由中世纪向近代化变革的阶段; 第二个是知识背景，主要是讲希腊哲学的发现与传播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第三个就是“欧洲对中国哲学传播的回应”。除去第一个社会制度背景之外，它实际上把近代欧洲哲学产生的思想资源归结为两点: 其一是希腊哲学的发现，其二是中国哲学的传入。所以，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人们喜欢把黑格尔说成是“中国无哲学”的始作俑者。的确，黑格尔的生活时代正值中国国势日衰、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在欧洲趋于退潮的时期，也是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
虽然黑格尔本人对中国哲学有诸多偏见，但基于德国哲学根源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并长期受其影响，当时德国主要的哲学家几乎都多多少少研读过中国哲学，包括康德和黑格尔。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演讲录》中，可以看出他是承认中国有哲学的。他列举了四个哲学的民族: 近代欧洲，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尽管阿拉伯人在哲学上对欧洲的贡献巨大，但黑格尔却把阿拉伯人排除在哲学之外。当讲到中国哲学时，他认为“思辨哲学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的”，但同时又承认孔子的哲学是“道德哲学”。德国人在否定中国哲学方面，后来的海德格尔比黑格尔更极端，他甚至认为没有“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分，哲学只能是西方的，中国的那种东西是“思”而不是“学”。德国人秉承近代才萌发的“日耳曼人优越论”的传统，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高度评价和迷恋，也不知道当他们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时候，中国就已做出了伟大的哲学成就。
西方人的西方主义并不足为奇，而中国人的西方主义情结倒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是一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和xuwuzhuyi的表现。把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说得一无是处，那么，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出路就只能是“全盘西化”了!
三、走出“全盘西化”的迷宫
“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本质就是xuwuzhuyi。xuwuzhuyi内含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但都可归结为民族虚无。内在的虚无需要外在的补偿，“全盘西化”就是最佳的补偿方式———实质上是把西方中心主义提升到一种信仰层面，用西方的标准检视自我的一切，把“全盘西化”既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或普世价值，又当作中国哲学走向的定盘针。民族虚无与民族自大是相互转化的。民族自大———华夏中心主义，是数千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所共有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意识和外交意识，他们素以“夷夏之辨”看待四邻，以“尊夏攘夷”来构建“中央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局限在东亚地区。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西方的国力不足以征服远东的古老帝国，而对于 15 世纪大航海之后西方伸过来的触角，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威胁，仍然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那些金发碧眼的“西夷”。明朝末年，虽然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已经从西方来华传教士那里看到了“西学”的实用价值，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甚至意识到了中国学术的落伍，提出了“欲要超胜，必先会通”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观，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泰西( 欧洲) “精于质测而拙于通几”———承认西方人长于科技知识，而否认其哲学能力。这种傲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末，当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华时，清朝当局仍然强迫他行跪拜礼，压根儿没有意识到此时的“西夷”已非千年不变的僵化的古老帝国力所能比。
还是由于 1840 年鸦片战争那一役，中国突然间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英国人开来了几艘老式的战舰，派来了数千水兵，在中国的海岸架起几门大炮，就轰开了有着四亿人口和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的大门，迫使清朝政府签署了“城下之盟”。震惊之余，中国的有识之士悟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理，从此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后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那些能够“放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搬来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的“西学”，包括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英国的经验论和 19 世纪时髦的实证主义以及逻辑学，等等，不料在这种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却滋生了日趋强势的西化思潮。
平心而论，近代以来，后发达国家“向西方学习”是一个符合全球化的普遍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论证了其必然性，指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9 世纪的中国，既属于“农民的民族”( 农业社会) ，又恰在“东方”的土地上，其“从属于西方”的命运注定在劫难逃。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从属于西方”之势，其中内含是一种必然性还是逻辑悖论? 中国的志士仁人认定，“从属于西方”和“向西方学习”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如果中国“从属于西方”，就必然会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向西方学习”，就有可能“师夷以制夷”。
换言之，“向西方学习”目的是为了摆脱“从属于西方”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所说: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这里的“外国”，即是指的西方。然而，学习西方仍然存在着“化中为西”的危险。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宣称“脱亚入欧”，所以“西化”就成了“欧化”。历史的诡谲往往就是如此，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果真形成了一个声势显赫的“西化派”或“欧化派”。如果说，19 世纪的严复只是列举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那么，20 世纪一批“醉心欧化”的西化派首领们的精神特征则认定中国“百事不如人”，如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既然“百事不如人”，就只有“西化”一条道走下去。于是，重估一切价值，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用“西方哲学”取代“中国思想”，“全盘西化”首先要从洗脑开始!“全盘西化”论者排斥任何折中的路向。胡适曾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的。”
此言一出，立遭反击，有人指出胡适的“全盘西化”不够正宗: “与其满足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信条，我们应当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信心，至少，我们也要有‘取法乎上，须得其上’的精神。”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全盘西化”论再度泛起，并通过电视媒体将xuwuzhuyi意识散布到千家万户，结果不但没有丝毫提升中国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所谓“信心”与“精神”，相反，却使民族自卑意识达到了极点，甚至有人以打着美国的星条旗上街为荣。进入 21 世纪后，“全盘西化”与西方主义思潮充分聚合，汇成了思想和文化哲学领域中的一大显像，在论坛、微博等现代的网络媒体中，麇集着一批奉行西方主义信条的无形群体，他们拼命丑化自己的祖宗、民族、历史和文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全盘西化”论的根本症结在于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有共同的方向，也有其因各人类共同体不同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和区域差异而形成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如拿科学技术来说，公元 5 世纪，中国的祖冲之已经推算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圆周率 π 的近似值，前此 200 年，刘徽已经发明了“割圆术”，再早刘徽 200 年，张衡在公元 1 世纪就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发明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地动仪、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至于中国的哲学，在二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很高水平，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至唐宋时期在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哲学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同时的欧洲主体民族，尚未摆脱蒙昧状态，不但没有学校和教育体系，而且也没有文字。虽然灭亡了西罗马之后他们开始学习罗马的遗产———拉丁文字，但直到公元 8世纪，伽洛林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至于古希腊的哲学，在当时的西欧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而西欧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化浪潮的推动却大步向前。至 16世纪，中国已经落后了。须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进步就像一场你追我赶的接力赛，后来者居上是一种常态。后来者必然要对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加以继承和吸收，就像牛顿所说，他仅是“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小孩”。因此，我们唯有走出“全盘西化”的迷宫，才有可能达到对西方的超胜!
四、破除西方主义的神话
走出百年设障的思想迷宫，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终将破除。
首先，人类的文明成果具有流通性和共享性。
中西文化在数千年的交往中，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某些方面难分彼此。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些发明传入欧洲后，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如培根所说，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 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 竞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马克思也说过: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加上造纸术，“三大发明”就成了“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使人类的文明程度获得了质的飞跃和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仅此四项发明。在中西交流和人类历史上，中国还向西方输入了丝绸、磁器、漆器、茶叶、算盘，等等。
除此之外，中国原创性的思想、哲学和制度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近代化进程，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其次，当代欧美文化虽然暂时处于领先地位，但他们并不是在历史上一贯领先。切不用说如今的欧洲主体民族长期以来被罗马人视为野蛮人，即使他们以“基督教文明”自诩，基督教也不是他们的原产，而是受惠于西亚文明，直到公元 5 世纪被罗马人立为国教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日耳曼部族信奉基督教。只是到了公元 496 年，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克洛维( Clovis) 才正式宣布接受罗马天主教教义，在他的压力下，勃艮地国王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 也宣布接受基督教教义，至此，日耳曼诸族才真正开始了其“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进程。如果说，西欧各国在精神上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基督教洗礼为时很晚，那么，他们接受希腊文化的教化则更晚，那是十字军远征之后公元 13 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前，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诸王国还没有真正开化，文化仅见于修道院，“野蛮粗暴是此时社会的特征”。正是对近东的侵略性的远征才使那些来自日耳曼诸部族的战士大开眼界，他们在东罗马的土地上不仅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也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乡村，还有那炫人眼目的艺术品和闻所未闻保留完好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作品。
他们把这些文化瑰宝带回了欧洲，还带回了伊斯兰世界先进的数学、医学、建筑术、航海术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原创于印度的“阿拉伯数字”。而今，中国人到欧洲旅游，看到一些宏大的砖石建筑，误以为这是欧洲人的传统，孰不知那时的日耳曼人普遍住在小木屋里，连城堡也是木制的。
他们没有货币流通，没有超过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农民既贫困又受封建领主奴役。正是由于跟东方的直接接触，才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开化了他们的头脑，把欧洲推向了文明的路口。人们通常有一种误解: 欧洲直接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文明历来发达，亘古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有人说: “你看我们用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从西方传来的! ”孰不知，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吃饭就使用了筷子，而欧洲人直到 15 世纪才发明了双尖的金属食叉，17 世纪才出现了三尖和四尖的食叉，在此之前，他们吃饭普遍用手抓; 中国人自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穿上了裤子，然而直到十八世纪，巴黎妇女还不知道穿内衣。当你看到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英国士兵穿着苏格兰男裙，2004 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希腊男女身着他们传统的服饰，你才明白欧洲人的民族服装原来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所谓“西装”。“西装”正式形成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它是在 18世纪西方水手服装的基础上，综合了东西方各民族礼服的特点而形成的。人们知道中国人现在已经习惯于穿西装了，却不知中国的服饰也影响着世界。
且不说古代的丝绸使罗马人趋之若鹜，就是近代中国妇女的旗袍，早已成为西方妇女流行衣裙中的重要设计元素。至于人们住的房舍，巨石建筑被公认为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惠及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在日耳曼人的祖居地，至今仍然流行着小木屋。中国的房屋虽然是土木建筑，但却遵循着框架和榫卯结构原理，这一原理至今仍被建筑学界所推崇。可见，近代西方的领先地位，得益于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并不是他们孤独无根的“原创”。
再次，“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更不等同于“全盘西化”。人类历史不论任何种群，都遵循着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规律，“现代化”既意味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相较往昔的高级发展阶段( 但不是终极的最高阶段) ，也标志着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即，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现代化标准。我们平时所说的“现代化”也可称作近代化或工业化，它是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的。正因为如此，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把他们即时的现代化称为“后现代化”。由于欧美各国早于中国数百年实现了工业文明，一方面，这使延宕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后来居上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和赶超的样板，故使某些人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全盘西方化”。
这种认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可能抛弃民族固有的传统和文化，现代化无疑涵盖着对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继承和提升，对传统文化只能扬弃而不可抛弃。即使被称为“全盘西化”样板的日本，日本人也没有完全抛弃他们固有的传统和文化，不仅日语和汉字被保留下来，就连安倍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也是在打着尊重日本民族宗教传统的招牌下堂而皇之进行的; 这种认识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看到人类各民族的发展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特征，民族性即为其个性，现代化、全球化是其共性，对于共性的东西，很难说它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在朝着共同方向的迈进中，寓共性于个性，以个性显共性，尊重各民族自己的传统，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由此而知，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不仅在哲理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
破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迷信，是当下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学术研究应当秉持的一种科学态度。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西方、抹黑西方，而是要消除民族自卑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既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国在文明程度、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上仍然落后于西方，但是，只要我们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虚心向西方学习，坚持“综合创新”的理念，着力打造和构建民族本位文化，那么，中国文化重新领先于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天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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