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任自然之养生和游心之逍遥

　　庄子具有艺术化生命情调的逍遥游人格理想是基于自然本真并指向自由的。为解倒悬的时代困惑，庄子主张顺任自然的养生之道：自然之道由物及人，人性之美尽在于真诚无伪的顺道而行。庄子以“游”的姿态对待人生，面对现实的残酷，提倡心灵的超越，他怀着一种无奈、悲痛的心情为解世人之苦超然而与道游，为世人树立了游心的逍遥自由之榜样。

　　一、悬解而朝彻

　　庄子思想的着力点，应是“悬解”，《大宗师》中说道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人所谓悬解也。从此点出发庄子多言养生，意图将生命提升至逍遥的境界，如此言语往复之间，便生发出了庄子的美学思想。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言：“道是蕴藏在庄子《逍遥游》一篇寓言之中之形上学意蕴。”

　　这样一来，我们便可沿寻庄子从“养生”到“逍遥”的文字略窥其道体思想之一二。然而，悬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因此庄子认为若想达到悬解的目的，势必得接触那些有结之物。《知北游》有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郤，忽然而已。如此短短一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可见于此生而活之人，大多哀戚不已，不知何所从。又《田子方》云：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可见人于此生当中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身生心死：生却不知己所以生，不知其生之价值和意义，忙忙碌碌却不知何所来、何所从、何所往，如此则妄有一副躯壳，反倒为之所困锁。

　　庄子正是有感于此，才认为人必须超越现况，这种超越并非在于躯体安置的现实，而在于心境，即心灵的超越。在庄子看来，若心灵死寂，即便是躯体再怎么完好都没有意义。在此点审美上，庄子是大异于常人的。《德充符》中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驼， 跂支离无脤和瓮盎大瘿这些人个个丑陋残缺非常，然而他们无视自然禀受，与物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并且与德为友而内德充足，因此远比世俗所谓的美人更美。以至于孔子、子产、惠子与他们相比都无不汗颜。在此，庄子以他夸张的语言所呈现出的强烈视觉落差意在向我们说明，外表远无法与内心相比，所以内心的超越对人生而言要比现实中色相声貌、功名利禄的满足更加有效。这种对形体的超越，提示人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内心和德性上面来。庄子撰出五个形体残缺不全的畸形丑怪之人，表现了道家的一种独特的行残而德高的道德观。这种深含遗形忘精、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的“德”之审美标准，不可不谓是庄子美学思想的一大创举。

　　如此看来，处于“倒悬”状态的人，即所谓的“倒置之民”，大都“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并且，他们颠倒于俗思之中而不自知“，囿于物而不知返”（《徐无鬼》），还在迷途之中“以物易其性”（《骈拇》）。如此身为物役、心为物役，残生伤性，以身殉物，丧失了生命的最高价值。

　　二、任自然之养生

　　面对外物之劳役、躯体之荣辱、生死之哀苦，庄子提出了他超越于此的养生思想。《达生》中直接批评道：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行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可见，养生绝不可以从身体层面做起，从这一点可看出，庄子对后世道家以修丹炼药执着于长生不死的观点根本是反对的。其所提倡的则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的养生之道。盖身体发肤乃父母所生，而禀与天道，于人则无从变其本质，因此只能从精神层面着手进行改造，以求达到复归自然并与之融浑一体的境界。

　　在操作方法上，庄子的养生思想首先是从道出发而衍生的处世方法。《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其《天道》篇中则将尽言天道、帝道、圣道。《在宥》篇亦言：无为而为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这与《老子·二十五章》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所差异。盖可知，庄子是宗法于天以及其背后的自然的。《养生主》中讲“缘督以为经”，强调顺循天然正中的道以为常法，则可看做庄子顺道而行的总章法。

　　从庄子的道之本意出发，可知必须忘情释智、顺应自然。庄子的“游”是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游，是超越于行和知的精神绝对自由“，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建立在齐万物、一死生的基础之上的。

　　心斋、坐忘便是体道的不二之法。《人间世》中庄子借颜回与仲尼的一问一答，道明“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而所谓“坐忘”，即《大宗师》中所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是谓坐忘。

　　心斋与坐忘的目的便是虚静。在此过程中，需要做到“丧我”而成吾，也就是说从形态我和情态我的层面上升到泯物我的状态，即实现“吾丧我”。如此则“参日而后能外天下”“七日而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境界日益提升，最终达到“朝彻”之境，而后能体道“见独”，之后便可以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的破生死状态。只有虚静之后，才能够化解一切仁义礼乐之束缚，让自己重新回归到自我之本真状态，忘却了生死，从而“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大宗师》）的齐万物之境界。

　　循道则能够“技近乎道”。正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所言，做事情时应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强调顺循自然，处于己虚，通过实践之训练，累久而熟，方能够游于无有，不为外物伤身，如此才能越“官知”而行“神欲”达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自由境界。另有“宋元君将画图“”津人操舟若神“”佝偻者承蜩“”吕梁丈夫蹈水”等故事，都揭示了技艺必须依循事理本身的自然之道，顺道而行才能够超越技术的物质性、功利性而进入自由无阻的境界。这一点被后世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当中，尤其山水国画，更见其离形去知、独与道游的高深境界，此足可见庄子思想对美学的重大启发作用。

　　从庄子所言之道的体用出发，则有其无为的思想。《外物》中庄子说道：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就像在“象罔得珠”（《天地》）中所表明的那样，寻求大道不能依靠聪明、言辩，而恰恰是要以无为自然为宗，破除“迷于知“”困于文”的境况，即在实践当中不再受到来自自身欲求和外界事物的诱惑和压迫，纯任自我，顺其本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

　　可见，正因为道体虚无，不可问、不可见、不可言，所以顺道而行只能是无为。自然之道可体而不可说，得道的圣人之所以有本于天地长养万物的功德，并且能通晓万物自然变化的道理，就在于他能够观察体会天地的自然变化，浑然与天地为一，虽然无为，却是在顺应天道而无所作为，因此无所不为。

　　除此之外，庄子的养生思想尤其重视守气全神这一方法。清人宣颖云：“盖神者，人人具足，不知养之，则生而昏，死而散；知养之，则生而湛然自得，死而与化为体。此庄子惓惓欲养生者之必养神也。”

　　足可见养神之于养生的重要作用。正如“梓庆削木为”这则寓言所表明的那样：梓庆削木为 ， 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臣将为 ，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而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达生》）。

　　若为一事，需以不伤物性为第一要义，包括不伤己之本性和外物之本性两方面。而后方能守气全神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如此才能达到巧夺天工的效果。再如望之似木鸡的斗鸡，之所以能够使“异鸡无敢应”而德全，就在于它重视养气，摒除了虚浮的傲气和无旺盛的斗气。

　　不难看出庄子的养生之方是在道体至虚的基础上，从纯然任性、无为而无不为和守气全神等方面着手，从而达到的一种破生死、齐是非、泯物我的心灵超越之效果的不二手段。在达到心灵超越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庄子所言的逍遥游的人格理想。

　　三、游心之逍遥

　　庄子的逍遥是诗性的逍遥，因为在提出人的生命安顿的道路上，他的养生方法是直指心灵超越的而非现实的，因此又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性而非道德性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那个时代仕人知识分子所普遍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实现功利性价值的同时实现解救世人于倒悬之态的观点，更没有为天下苍生奋不顾身而请命的伟大抱负。在这一点上后世对庄子颇有微词，认为他没有现实之担当而使其心灵超越之说流于虚无。

　　然而庄子的逍遥是否真如流俗所言，是虚无的浪漫主义吗？

　　首先，庄子着笔之时秉持的是一种无奈的悲痛。他看到了人生于世的短暂犹如白驹过隙，看到了生命的短中又有诸多痛苦，人们苦恼于生死、是非和物我之间，被物、文、知等一系列周遭的环境迷困着，在其中忙忙碌碌无从逃脱。如此的生命不可不谓之悲剧。而庄子极欲解除人这场悲剧，可是，现实的无望却使他无法实现心愿。若言庄子无现实之担当那么其甘受其清贫而不仕，以为人们解脱之榜样的那份巨大付出又当作何解释？

　　这种付出丝毫不亚于贤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安贫乐道，宁为漆园吏而不为千金相位所动的庄子言尧让天下于许由，以及不甘为衣以文绣、食以刍叔的大庙之牺牛，宁愿做《秋水》中曳尾于涂中的乌龟，而不愿做仅为一副骨架而藏之于庙堂之上的神龟。对惠子误以为自己要夺其相位的看法不齿，他自比为鹓刍鸟，对鸱得腐鼠嗤之以鼻。出仕为官一方面根本有损于庄子绝对自由的目的，更为重要者乃是这样一来庄子便不可能对最大多数者的生命有共同体验，更不可能现实地为生命之最大多数找到出路。如此为苍生请命不知是不是一种伟大呢？

　　其次，庄子所提倡的，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人间世》）。若不然，则犹如如关龙逢、比干之流，只因好名而得身死的下场，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以死换来的只是芳名流传，而对其赴死献身的目的却丝毫无益，更无奈于夏商被后来者推翻的命运。此外，令独有一番风骨的庄子难以忍受而断了他出仕以救人的念想的，更有当时宦途风气。秦王有病召医。破癕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列御寇》）。所以，庄子对待出仕的态度是：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秋水》）。司马迁作《史记》时引此句以描述庄子人格，足可见庄子思想当中以出仕为官为不屑的情结。

　　再次，庄子的绝对自由并非是只关一己之私的“自私”之学。在这种注重独善其身超然独化之境之中，若人人独化则全部独化，如此何来“自私”之言呢？这种不为建功立业之一己之私而达到匡正世道的胸怀，岂是那些以匡正世道为实现一己之私的手段者所能比的啊！因此可以说，庄子的济世之方，乃是世人各自养生独善其身而逍遥，进而消融掉一切外化之阻碍，人人朝彻而天下大化。如此宏大的思想体系恐怕无人能与之比肩了。再谈庄子逍遥游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芸芸众常通过以上所提之养生之道，可以渐渐接近这种理想人格。其表现即为：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

　　圣人之所以能够得道是因为他们能随自然变化而运动，其死离人世则随万物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不从事琐细的事务，不追逐私利，不回避灾害，不喜好贪求，不寻求道的缘由；没说什么又好像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因而遨游于世俗之外。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忘我的至人用心犹如明镜，他能够做到物去不送，物来不迎；物来自照，不留藏妍丑之境。

　　古之真人，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可宗而师之的有真知之人，无动于生死，无拘无束，不忘生命之源，守而不失；不寻求归宿而一任自然。受生之后常自得，忘其死而又复归于自然，不以欲心背自然之道，不以人为助天命之常。因此可见，庄子的逍遥乃是纯任自然的绝对自由。这种貌似无关他人的逍遥游，正是在引导世人之整体进入一种人人逍遥、天下大美的境界。

　　四、静观默赏之自然美

　　正如庄子在“轮扁斫轮”（《天道》）的故事中所讲的那样，轮扁的高超斫轮技艺，之所以不能传给其子，就是因为他的斫轮之技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因而他“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庄子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若为强言，则已不为道；可以言传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

　　强求而为，只能是管窥蠡测、邯郸学步，根本无关道体之真。因此，庄子所言之道，在体而不在得，体有深浅、正偏而得则有多少和得与不得之别。若不知无用以为用的道理，逆其天性而为之必然适得其反。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浑沌之地，浑沌代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可见天地本身所具有的美即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世间一切方圆曲直皆为自然天成，未经雕琢的美才是美的极致。《刻意》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由此可见庄子美学，力主自然，追求本真。处于倒悬状态的人，若不能做到纯任自然、虚己顺时，去掉矜能炫知之心而急功近利地一味地伤害自然之道，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而不能自拔。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知道，庄子所主的独与道游的逍遥游人生乃是一种包含艺术化生命情调的姿态，如同与惠子的“濠梁之辩”之将物融于“我”当中，《齐物论》中亦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如此物我两忘的“物化”之艺术境界和审美情态绝非常人所及，这也体现了庄子任意游走于天地物我的绝对自由状态，也正是这种至高博大的认识境界奠定了庄子诗性的逍遥游之基础。庄子自然美的体悟亦不外乎此道理：“自然之美表现于无言，庄子乃由大自然的默察中而引申其无言之美。”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由其“道”生发而来，其中又多含有“无为”的思想因素，既然自然美是由庄子于无言之处体自然之道而获得的，那么对庄子美学的体悟自然也不是强求可得的，因此对庄子自然美之美学思想的体察方法应以“静观默赏”为不二之方。就庄子的广博思想和任意的文字来说，没有什么已成之法能够依循来学习，因此只有顺从他的思想展开的方法，重在体悟而非他所抨击的知识性的学习，才能够较为真切地体悟到庄子的美学所在。所以，唯此静观默赏之中，我们才能默默地体会出庄子那份胸怀苍生、包罗万象、翰宏天下、冥思精进的自然之美。

　　综观庄子思想之整体，我们不难发现，他含弘光大的思想系统和汪洋恣睢的语言文字是一种饱含现实关怀的展开，为解救世人于“倒悬”，他甘愿放弃一切可得富贵荣华的机遇，生活在最大多数的贫苦大众当中，从养生到逍遥，不仅在文字上，更在个人的生命实践上，向世人展示了逃离于乱世的出路。同时，在这条出路上，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独与道游、真诚无伪、静观默赏的自然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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