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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思想及其对中国梦建设的启示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11-13 共3761字
论文摘要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关于“道”,“一二三”和“万物”的精辟认识,既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认识,又有认知世界的方法。

  《道德经》中老子虽然没有直接提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但不少篇章都在解释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在“有物混成”的时期,世界的本质是众说纷纭的,从而有了神话和宗教等,但是老子没有转向神话和宗教,而是立足万物,洞察一切,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通过《道德经》,论述其思想观点,显示了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深邃性。

  老子思想有瑕疵,但是这阻碍不了他的影响。

  一

  两千多年前,老子能够脱离俗世,看到具体形态的万物时,能够想到其中隐藏的“道”。在一切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社会,在功利心态占主导的环境,或者在心智蒙昧落后的时代,老子思想难免会成为一个笑柄,荒诞不羁。正像钱钟书所言“最初翻阅《道德经》的人一定会大笑”。眼见为实的训诫蒙蔽了很多人的心智,“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看似老子很愚昧很昏庸,实际上却是精明无比洞察秋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从而发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

  道的论述出现在老子《道德经》里有 75 处,其意义不同。“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一个“道”就是老子倡导的,最根本的“道”义,即是虚无的,不能言明的。这是老子思想的高明之处,在纷杂的万物众相中提出抽象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和“道者万物之奥”。虽然“道常无名”“道常无为”,但是“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而无不为”。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有法可循。如:“道生之……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还有一种意义是具体规律或方法,如“天之道…人之道……”。虽然二者都是抽象的,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前者在具体事物发展中的延伸意,懂得“同于道”。道是“无”,并不是一无所有,它存在于万物发展中,万物又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如:“道者万物之奥”。纷杂众相的万物与道也是矛盾的,万物是道的外在形式,却阻碍了人们对于道的认识,所以“为道日损”,“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出现,世界万物丰富起来。

  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各个国家发展如此,中国梦的发展也是如此。当今时代要求我们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道”,是我们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然。社会主义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纷杂众相的万物。认清和把握好社会主义的“道”,就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有“道”可循的,客观规律不可违。我国以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等都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今天我们发展和实现中国梦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所以我们从老子思想中借鉴的不是“玄之又玄”的“虚无思想”,更不是消极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观点,而是其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眼光,超凡的见地,独特的方法,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之道是有运行规则,所以,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国梦,必须认清社会主义的运行规则和发展规律。

  二

  “道生一”是客观世界从虚无抽象到具体客观实在迈开的重要一步,“道生一”不是零到一的简单递增。“数为万物的本质,一般说来,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

  一是道的表现形式,是道从抽象到具体的重要阶梯,是人们认识道的门径。世界万物是个体开始体现的,有个体就有整体,有整体也应有个体,个体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的出现预示着世界“名”的开始。国家的出现使世界更加丰富。一国或一个国家的个体的出现,对应了他国或一群国家;第一个国家的使用则昭示国家序列的排名。这就是国家发展的“道”。那么在世界各国发展中,出现了纷杂的国家众相。我们就从中国出发,看看国家间的各种关系。

  国家的“道”对内是是阶级服务的工具,是阶级统治或治理的工具;对外是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

  这成为对外关系的“道”。这些“道”是无形的、抽象的,却时刻存在于国家行为中。只要有一个国家出现,就会显示出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告诉我们,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特征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具体表现在国家行为上。今天,发展中国梦是历史的使命,是时代的召唤,是我国的“道”。我国同样承担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特征,在国家行为上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一国出现后,众国会同时或相继出现。一国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催生出的诸多因素使另一个国家诞生,继而多个国家。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必然与他国有联系,那么处理这些联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把一、二、三和万物理解为国家概念。“二”在《道德经》中论述颇多,显示了丰富的“二”的关系。那么笔者以我国为一,把其他国家为二或三进行梳理国家关系。

  国际关系中,国家众多,关系多杂。我国始终坚守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这一原则使我国与他国交往中地位等同。我国与别的国家共存于世界,一贯主张各国平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国际交往中各种国际关系变化不定,有时世界“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此时我们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形势,全力发展自己。有时利益冲突,形成相互否定的关系,在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我们当然首取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舍他国利益。如钓鱼岛问题,我们绝不退让。有时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否定之否定的关系。国际交往中,能应对各种国际关系是国家成熟的表现,树立危机意识,合作意识和发展意识,从而实现大国梦。

  危机意识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发展势在必行,什么都阻挡不了的国是国事;合作意识告诉世人,我国是友好的,重视和平发展的,愿意与任何有诚意的国家合作;发展意识警醒我们,不能为眼前利益迷失未来,不能因一时不幸或风光而裹足不前。在国家发展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今世界,冠军国家是一(老大),亚军国家是二(老二),其他国家属于三的范畴。当然处于每一个梯队的国家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两个或多个。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这种国家排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发展中,潜在冠军(亚军)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冠军(亚军)国家。”

  当今世界,美国是冠军国家,短期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替代它。中国是亚军国家,在警惕他国的同时,意识到自身不足,直追美国,成为世界冠军国家。可见,国家实力序列的改变是客观的,但是又有随机性、不确定性,这种特质印证了老子的“三生万物”的观点。

  四

  我国发展大国梦,必须做到内外兼修。

  在对内方面,人民是根本,政治是途径,经济(军事)是保障,治理是关键。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主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国政治的特色。在国家管理中,“以正治国”,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治大国若烹小鲜”,先富必带动后富,全国人民都能享受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性。“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人民都安居乐业,全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世界还不太平,军事力量是必须的。但是发展我们的军事,应明白“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过度发展军事,搞军事竞赛,必会伤人伤己,“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国家发展中要做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搞好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国家治理上,依法而治。如“常有司杀者杀。”在对外方面,我国在国际交往中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 发展自己是根本。世界各国可谓“众人熙熙”:有富足、享乐,还有危机、冲突、动荡、战争和制裁等。中国把握稳定第一,发展经济第一的根本,保持和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成为更大的经济体,可以催进世界经济的稳定,造福全球。

  2. 要有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我国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要厚德载物,“宠辱不惊,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与他国交往中,要“和其光,同其尘”,发展自己,即使很强大,也要搓掉锋芒,消除与他国的纠纷,否则会成为众矢之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与他国交往中,刚开始吃点亏又如何,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如在与非洲各国交往中,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奉献,这是融入世界的措施和大国魅力的体现。

  3. 要“不以兵强天下”。军事实力在大国发展中是重要的,但是我国发展军事,不是搞军备竞赛,不是为了与他国一较长短,更不是为了称霸。邓小平曾说,“中国越强大,对世界和平越有利。”

  总之,一二三是相互联系并可以转化的,在国家关系中,我国一定要利用好,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内外出现矛盾时,“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从内出发,完善自身。看问题要“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发展自身。处事方法妥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正如“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遇事多思,“祸尚福之所倚。福尚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化弊为利的心智和居安思危的意识。从点滴做起,“天下难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细”;“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无论何时都记得“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如此,我国定能实现大国梦,达到中国时代。

  参考文献:

  [1]韦明辉.道德经智慧新解[M].北京:地震出版社,2011.
  [2]巍玉昆.老子道德通译——关于自然之道和意识之德的古典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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