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突破与创新

　　摘要：主旋律电影是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承载着国家形象和使命的独特电影类型。我国主旋律电影走过了诞生、发展、探索、崛起、扩展的过程。其从内容单一、人物脸谱化、教条、刻板等困境中实现突围，在逐步拓展影片类型后，形成产业化类型片生产模式。虽然我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实现质的飞跃，但为了进一步突破和创新，将主流意识与时代发展进行有机结合，需从国家政策研究、对社会现实的关照、思想性的拓宽、国产类型影片的实践与发展、电影观众心理学研究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国产影片;

　　中国电影创作经过一个又一个“浪潮”，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多样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领时代风气，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主旋律电影体现了当下时期的电影精神风貌，在主流文化上的回归也极具代表性。笔者在此背景下研究主旋律电影的成长轨迹，在长期创作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主旋律电影创作未来应强化的五个方面，为后续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发展提供思路，为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属性上的突破与创新注入活力。

　　一、国产主旋律电影的重要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时代主题。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正式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1989年的《开国大典》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作品。主旋律电影，即以“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和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为特征的电影作品”。进入21世纪，主旋律电影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注重弘扬家国思想，贴近人民群众生活，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经过长期探索，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如《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真实还原了不同时期平凡而英勇的中国人民的生动故事，激荡红色力量，以阳刚之美、正气之神、睿智之思、厚重之情，一扫泛娱乐化时代的萎靡之态，振奋人心。主旋律电影的推出与其说是政治环境需要，不如说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需求，以及影视产业相互作用影响的共同结果。如果仅是出于功利目的，那么主旋律电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国产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探索

　　（一）诞生期

　　1949年—1966年期间，我国涌现出近450部主旋律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将当时的时代风貌、革命精神、真实历史事件融入故事题材之中，如《小兵张嘎》《地道战》《青春之歌》《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这一时期的电影被称为“十七年时期电影”，又称“人民电影”1，它们质朴、清新、生动，贴近生活，很受大众追捧。

　　（二）发展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主旋律电影迎来高速发展期，代表作品有《庐山恋》等。《庐山恋》在当时风靡大街小巷，演员的服装、自由恋爱观受到观众极大的认可。《黄土地》《红高粱》等电影作品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中的地位，也是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期的象征。与此同时，好莱坞电影随之涌入，我国商业电影的创作也步入阶段性高峰，代表作品有《神鞭》《京都球侠》等。

　　（三）探索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影娱乐产业迅猛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电影不断涌入国门，这一时期，我国电影种类不断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主旋律电影单一的叙事模式和手法。受传统制约的主旋律电影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人物脸谱化和“高大全”的概念逐渐偏离观众。为此，主旋律电影不得不尝试向商业电影学习，将商业元素融入主旋律电影之中，在制作理念上进行改革。这也促成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出现的《横空出世》《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等成为热门电影，它们逐渐淡化传统历史叙述化口吻，更关注小人物在历史语境或现实处境的表达，更生动具体，充满命运感。此类电影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红粉》《红樱桃》《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商业电影的成功给社会资本带来极大信心，民营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为了进一步占据市场份额，中国电影生产模式开始向产业化、品牌化、市场化、舆论化的“工业化电影”转变，以此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消费体验、获取资讯、社交娱乐、视听体验等需求，但其本质仍以盈利再生产为主要目的。2002年，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的《英雄》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商业大片时代，中国商业电影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

　　（四）崛起期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制作的飞速发展期。从2006年26亿元的年票房收入，到2019年已突破640亿元大关（参考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国家电影专资办公布的数据），主旋律电影逐渐进入市场主流电影的阶段。主流商业电影开始运用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在故事制作上大胆学习西方国家电影的制作理念，大片感不断呈现。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影集团出品，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电影《建国大业》爆发出巨大的口碑和市场价值。该片更符合当下时代观众的审美，也为主旋律电影市场化、大众化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之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接连上映，“建国三部曲”奠定了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观影地位。随着电影市场环境的变化，更多新的主旋律电影向多样化方向尝试。真实还原战争场面的《南京！南京！》、将爱国情感融入谍战的爱国主义电影《风声》、将灾难和亲情结合的《唐山大地震》等影片的接连上映，显示出主旋律电影制作思维的再次突破。

　　（五）新时期

　　这一时期，真实、本土化强成为电影表达的重点。这些电影不再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注重市场性、人物平民化、真实感。博纳影业邀请拥有大量动作片制作经验的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根据真实原型改编的《湄公河行动》，开启了主旋律电影动作类型片模式。中影股份、博纳影业、春秋时代等电影公司相继推出《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打造了新时期的“中国英雄梦”类型电影。博纳影业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探索主旋律灾难片类型。紧接着，中影股份公司不再拘泥于一条线或一个故事，而是再次突破常规，打造出《我和我的祖国》影片。该片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突破，几位导演从“大历史”（大情怀）“小人物”“正能量”来着手讲述故事，迅速拉近了观众和主旋律电影的距离，使现代观众更易共情入心。这种新思维再次颠覆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中影股份公司出品的《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用喜剧类型填补了主旋律类型片的空白。2022年春节档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狙击手》，更是位列春节档票房前五名。

　　新时期，主旋律电影在不断填补自身类型化、题材、内容空白的同时，不断结合主流商业影片经验，善用多元化的人才、创作思维，以新的视听语言、叙事模式、审美标准、人物形象、价值取向、运作方式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表现范式。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主旋律影片在题材多样性和类型片制作经验上还有一些局限，表现为商业精品电影数量比重仍较低，内地有成熟经验的制作人才及团队稀缺，电影产业链发展不均衡，电影的回收渠道受限，等等。因此，主旋律电影还应进一步打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空间局限，关注小人物命运、大情怀的家国情怀叙事，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参与商业竞争，做好中国电影，传递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

　　三、主旋律电影的再突破与创新

　　（一）注重国家政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时代课题，也是新时代电影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政治性是国家制定各项电影文化政策的重要考量，也是国家通过对电影产业结构把控、产业扶持、内容引导、从业规范等采取的举措，实质上也是国家宏观、微观战略的重要体现。当前，电影从业者大多集中于研究电影的艺术表现、市场金融动态，少有从政策解读、主流发展、文化环境、国家举措等角度对电影发展进行持续有效的理论格局构建，更缺少从政策结合落实到电影创作的研究。做好主旋律电影，需要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脉搏和动力，持续输出有利于表现中国先进文化魅力特点的人、事、物。同时，应主动解读政策的时代特性，要熟知当下的政策目标、阻力、矛盾问题是什么，还要从发展脉络，甚至各个环节的内涵联结、实施效果等方面做好分析和调整，将政策导向的宣传与观众需求紧密结合。电影从业人员既要做好主旋律电影的生产者，又要做好“解读者”，还要读懂“接受者”。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主旋律故事。

　　（二）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照

　　从主旋律电影的定义和特点中不难看出，根植于社会现实是主旋律电影的价值体现。应关注发生在百姓周边喜闻乐见的，或是“痛点”或是“难点”或是“热点”的事件，以此来丰富主旋律电影创作，因为这亦是主旋律电影类型、题材的宝贵来源。国产优秀故事片《我不是药神》聚焦医疗制药供应问题，《亲爱的》《失孤》聚焦打拐的故事，《我是路人甲》聚焦小人物在电影圈的逐梦过程，《百鸟朝凤》聚焦我国优秀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滚蛋吧！肿瘤君》聚焦对抗癌症的励志故事，等等。这些作品贴近百姓生活，不是用概念说教的方式和观众进行交流，而是和观众的观念进行“碰撞”，使其产生共鸣。这些电影焕发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内外引发较为普遍的关注、思考和讨论。主旋律电影的作用在于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场上越是出现急功近利、“三俗”、跟风及缺乏内涵的产物，主旋律电影就更应引领国产电影回归理性、关注现实，回归对生活的体验，抒发真情实感，驱散思想迷茫，将价值观引上正途。

　　（三）注重思想性的拓宽

　　在全球资本普及化、观众选择多样化、思想阵地复杂化的今天，主旋律电影更要代表主流电影市场声音。主旋律本身并不会过时，但有些主旋律电影艺术形式僵化、视听语言老套、人物刻画扁平、传播理念陈旧、营销手段单一，难以适应观众的审美发展需求。主旋律电影要实现突破，当务之急是进行思想性的拓宽。要拍出既有历史传承担当，又有典型模范，还有普通人的故事，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都是从小人物反映大历史，回归真实、情感、个人价值，在国家意志和集体主义中平衡并关照个人的情感价值，在爱国之情、爱家乡之情、爱家园之情中寻求符合情理的抒发和表达。又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均根据真实重大事件改编，既关注重大历史，又关照现实和当下。在主旋律电影中，“国家”不再只是过去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具体成为公民的强大后盾，成为拯救、保护公民和扞卫正义的执行者。由此，主流价值变得真实可感。

　　（四）注重国产类型影片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历来有武侠片、动作片、言情片、喜剧片的基础2，但是都未形成类型影片生产体系。这些影片在创作过程中过于依赖某些编剧、演员、导演的个人魅力，一旦脱离该创作者，该“类型影片”立刻面临瓶颈。传统中国电影的思维里只有商业电影或艺术电影的区分，“类型影片”概念不强3。国产类型电影的实践和发展，要求电影工作者必须熟悉“类型影片”的生产规律，并在不同类型影片特点上不断总结目标观众的反馈，不断进行同类型影片的“迭代”和拓展。经过长期探索，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从导演的“艺术创作”走向商业类型化发展，并不断拓展国产主流电影的类型。它们朝着战争、史诗、动作、冒险、悬疑、警匪、科幻、喜剧等类型进行尝试突破，形成具有明确商业辨识度的电影产品，并很快获得市场的认可，同时推动了主旋律电影产业化的进程。比如，《我和我的家乡》就是主旋律与喜剧类型结合的一次探索，开辟了主旋律影片加入喜剧元素的商业道路。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不能再单靠某个题材的稀缺性或演员流量来带动。换言之，主旋律电影不仅要弘扬主流文化，还要追求市场效应的主流化，必须学会运用商业类型“讲故事”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寻求与中国受众审美的契合点。类型片是观众审美经验的总结，是一种稳妥有效的叙事策略，也是电影工业化生产的运作机制，是制片公司和观众不断形成默契的方法论，也是为后来培养新的电影工作者俘获观众市场心理运作规律的一套抓手。

　　（五）注重电影观众心理学的研究

　　电影观众心理学是电影观众学和电影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研究观众的学科。电影的表达，必须从接受的意义上进行考量，而非单向传播。早在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伯格就发表了《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一文，强调电影是“一种心理学游戏”。然而，即便在近百年的理论研究基础下，基于电影的心理学、观众学等学科支撑仍不容乐观：首先是学科界定不明，概念模糊；其次是从事学科研究的力量薄弱，人才数量少；最后是发展相当滞后4。因此，要收集观众的欣赏反馈，把观众对电影的反馈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分析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电影的历史和观众密不可分，观众的观影需求推动着电影艺术向前发展。

　　四、结语

　　我国主旋律电影走过了产生、发展、不断自我修正、提升、扩展的过程，发展到如今，已进入既注重国家意志又关注人文情怀的阶段。其从内容单一、人物脸谱化、教条、刻板，无法满足观众预期，不注重宣传，观影人次逐渐减少的困境中实现突围，在逐步拓展影片类型后，形成产业化类型片生产模式。我国主旋律电影突破传统单一的叙事模式，在电影技术的不断创新中有了新的收获。从近年来《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金刚川》《长津湖》《狙击手》等影片重新夺回市场主流份额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我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实现质的飞跃与进步，但为了进一步弘扬主旋律电影，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追求，将主流意识与时代发展进行更有机的结合，需进一步解决国家政策研究、注重社会现实和观众心理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书写好人民心中的故事，使主旋律电影不断赢得观众和时代的认可，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 安燕.“政治地拍电影”：20世纪50年代“人民电影”美学阐释[J].文艺研究,2020(11):112-126.
　　2 周强.中国电影分类理念与类型电影特性研究[J].电影文学,2021(09):39-42.
　　3 王樱洁.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建构策略[J].戏剧之家,2022(06):170-171+194.
　　4 韩薇.电影心理学在我国发展现状浅析[J].今传媒,2011(04):140-141.